引言
交谈可以增进理解，孤独却能造就天才；一部作品的风格一致往往意味着艺术家的独立创作。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吉本所言的确如是。大多数诗人、小说家、作曲家，以及一些画家和雕塑家都必然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独处时光，吉本便是如此。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始终需要他人的爱与陪伴，这种观点广受各种精神分析学派的追捧。人们普遍认为，就算亲密的人际关系不是唯一的幸福源泉，也一定是主要来源。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的生活似乎往往与上述观点背道而驰。比如，世上有很多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建立家庭或拥有亲密的个人关系，比如笛卡儿、牛顿、洛克、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莱布尼茨、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等。这些天才中，有些人曾与他人有过短暂交往，有些人则始终独身，比如牛顿。不过他们全都没有过婚姻，而且大多数人一生中有过半岁月是独自生活的。
非凡的创造天赋并非人人可得。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往往让人既敬畏又羡慕，他们通常被视为特别的存在，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感知苦乐。从精神病理学的意义来讲，这种异于常人的特质是否属于病态？或者再具体一点，创造性天才对于孤独的偏好是否可以证明他们本身没有能力建立亲密关系？
不难想到的是，的确有些天才的人际关系波折不断，而且他们深受精神疾病、酗酒或毒瘾的困扰。因此，人们容易将创造天赋与精神不稳定以及缺乏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挂钩。从这个角度来看，获得天赐之才未必就是好事，也许具有两面性——可能带来名利，但也因此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快乐。
人们通常认为，天赋异禀必然伴随精神不稳定，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问世以后，这种观点更加普遍。但这不可能是全部事实。并非每个创造性天才都会有显著的精神困扰，也不是所有孤独的人都不幸福。吉本在早期恋爱受挫以后，仍然享受了足以令人羡慕的平静、愉快的生活。他这样写道：
当我思考死亡这一问题时，我须得承认，这一生幸运之至有如中奖……我生来性格开朗、温和感性，秉性好静恶动，即使有些许顽皮嗜好或习惯，也都叫哲学或时间磨了去。对学习的热爱和热情不断地生出乐趣和活力，使我每时每日都能享受独立而又理性的愉悦，从未察觉心神衰减……按照瑞士的标准，我可被算作富人行列，而我的确富有，因为我的收入高于支出，所支出者亦能满足我所愿。幸得我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热心相助，使我无须烦心那些违我性情之事。此外或须提及，自早先情感受挫以后，我不再认真考虑建立婚姻关系。[1]
著名传记作家利顿·斯特莱切（Lytton Strachey）在其文中这样描述吉本：
一想到爱德华·吉本，“幸福”这个词就立刻涌上心头，而且还是最广义的幸福，不只是物质上的好运，还有精神上的愉悦。[2]
或许会有人指称，在听从父命放弃初恋苏珊·屈尔绍（Suzanne Curchod）以后，吉本就主动切断了幸福的主要来源，因此应该被归为病理学范畴。在吉本的生命里，性爱或许微不足道，其他的人际关系收获斐然。虽然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部巨著需要长期独立研究和写作，但吉本也享受了陪伴的快乐。他在伦敦的时候社交活跃，曾是伦敦布铎斯俱乐部（Boodle's Club）、怀特俱乐部（White's Club）、布鲁克斯俱乐部（Brooks's Club）以及文学俱乐部（The Literary Club）的会员，大家都认为他风趣又健谈。此外，他对照顾他、养育他的姨母波滕太太（Mrs Porten）有着深厚感情，而且他极善交友，他和谢菲尔德勋爵多年的深厚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吉本偶尔也会在信中哀叹自己的孤独，还曾戏言要收养一个堂妹。但关于结婚的想法就像白日梦一样很快被他抛于脑后了。
我曾幻想婚姻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当即如梦初醒，又欣喜于从中逃离，并为自己仍然享有生来的自由而无比感恩。[3]
如今有人主张，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亲密关系中，特别是性满足之中，可是这种主张无法解释像吉本这样的情况。可以明确的是，虽然吉本不乏友情，但他的自我价值和快乐主要源自他的工作，正如他的自传最后那句名言所说。
垂暮之年里，希望的慰藉是父母的温柔以待，给予孩子新生；是基督教徒的信仰，高唱“哈利路亚”的歌声飘入云霄；还是作家的虚荣，相信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将永垂不朽。[4]
吉本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他的语言充分显露了对人类的愚蠢和奢侈的讽刺与摒弃。因此，像卢梭和柯勒律治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对他便颇有嫌恶。吉本的作品里极少出现对人类的同情：性通常只是娱乐的一种，而宗教不过就是迷信。不过，保持这样的态度，才使他能够完成如此鸿篇巨制。他把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且纷繁复杂的历史写得井然有序，这需要足够高远的目光。吉本的人性光辉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在他的历史长篇里，但他与朋友之间的温润情谊足以体现他的人性。按照过去的大多数标准，像吉本这样可以说是非常均衡的状态了。但自从弗洛伊德强调异性爱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以后，人们会怀疑吉本是否真的比常人要快乐和成功。
其实，不只天才能从非个人关系中找到人生的主要价值。我认为，不管是写历史、养信鸽、投资股票、设计飞机，还是弹钢琴、做园艺，只要是有兴趣，就能够因此获得幸福，而且程度远超出现代精神分析学家及其拥趸的预料。伟大的创造者们是证明这一论点的最好例证，因为他们的作品可以流传下来，相对不那么显山露水的普通人则很难证明广泛而深刻的兴趣是他们生命中的主要关注。富人可能会收藏很多其他人的杰作；园艺家们可能会将他们的创意和热情转变成园艺作品，即使不能像书籍或画作那样长存，至少也可以保持数年之久。可是，如果爱好是风车或者板球的话，也许什么都不能留下。但我们一定见过这样的人，无论他们的人际关系如何，他们的人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爱好而充满意义。如今我们给人际关系附上过高的价值，这会让人际关系本身不堪重负。我们期待完美的亲密关系都能带来幸福，一旦不能带来幸福，那么一定是关系出现了问题——这种想法本身似乎就有点夸张。
当然，爱情和友情是让人生有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绝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更何况人类本来就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等到年老时，人际关系通常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这也许是上天赐予的恩惠，让我们在与所爱之人死别时痛苦能够少一些。不管怎样，人际关系中总会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以防人们将它过分理想化，把它当作满足个人需要的必需条件或唯一通途。也许正是因为人际关系在西方被理想化，才会使婚姻这种被认为是最亲密的关系反而变得很不稳定。如果我们没有指望婚姻成为幸福的首要来源，那么也许就会少一些以眼泪收场的婚姻。
我认为，天性决定了人类同时需要个人关系和非个人关系，这一特质是人类适应能力中珍贵而重要的一部分。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基本的生理需求是维持繁衍，确保基因存续，尽管我们并没有做到。人类漫长的生命里，除了主要的繁殖期，其他时间同样具有意义。这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非个人关系对普通人而言意义更大，其实这种需求早已根植内心。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创造者会因为某些不利因素而难以亲近他人，使他们摒弃人际关系，选择投身个人事业。但这只是一种侧重，而非完全替代。有些精神分析学家会认为，投身创造性工作一定是人类关系的替代选择，然而非也。有人可能会认为，只有配偶和家庭而没有长久爱好的人智力有限，就像那些没有配偶也没有孩子的人情感存在缺陷一样。
很多普通爱好以及大多数原创性工作都不需要人际关系。在我看来，一个人独处的过程和他参与人际互动同样重要。无论如何，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要在独自睡眠中度过。我们的生命里会出现两种相反的心理动力：一种是对爱与陪伴以及亲近他人的渴望，另一种则是对独立自主的渴望。如果一味听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学说，那么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有效性就无从得来。按照这种说法，只有同他人产生相互关系、成为某种角色，比如配偶、父母或邻居，我们才能产生价值，即所谓的自体仅存在于与其他客体发生的相互关系当中。
不过，个人生命体验越丰富的人，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就越有限。上文提及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有些人是比较自我、疏离或者说“自恋”的，相比于关心他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很多作家、作曲家和画家也是如此。有创造才能的人总是在寻求自我发现和自我改造，通过创作来探索世界的意义。他们觉得这样的过程很有价值，就像冥想或祈祷，虽然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但自有其意义所在。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时刻是有了新的见解或发现，而这些时刻不一定全是，但主要是发生在独处的时候。
虽然天才少见，但天才和普通人有着同样的需求和渴望。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和感知记录在作品里，将人类的追求以一种醒目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这些做法人人都有，但在普通人身上却无法引起注意。或许创造性天才对于孤独的需求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可以为我们揭示那些正在被忽略的平凡的普通人的需求。
[1] 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 edited by G. Birkbeck Hill (London, 1900), pp. 239-41.
[2] Lytton Strachey, Portraits in Miniature (London, 1931), p. 154.
[3] Edward Gibbon, op. cit., p. 236, note 3.
[4] Ibid., p.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