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匈奴称霸

公元前3世纪，一个搅动亚欧的草原民族出现在中国的史典中。到公元4世纪，这个叫匈奴的民族来无踪去无影，如同一阵飓风，天昏地暗地跨越700年之后，消失在史料中。

俄国学者说匈奴是斯拉夫人种，法国学者说匈奴是雅利安人种，日本学者说匈奴是突厥人种，蒙古国学者说匈奴是蒙古人种……这些学者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中文史典中个别词汇的汉译音，以及发掘出的古匈奴墓的下葬方式和头骨。

给两千年前的骷髅设计一个蓝眼珠、红胡须、黄头发的模型，就说成是高加索的白色人种，自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屠耆王”的发音类似“突厥王”就认定匈奴是突厥，更不可靠。匈奴的历史是由汉字记录，自然以汉史为依据。

《史记》中记录，商汤灭夏，夏桀之子淳维带族人逃亡北方，与北方的山戎融合成匈奴。这说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存在，尧舜时代叫獯鬻（Xūnyù，也作熏粥），夏时叫山戎，商时叫鬼方，周时叫猃狁（Xiǎnyǔn），汉时叫匈奴。

匈奴无文字，与汉交往的书信是降匈奴的汉人所代笔，这一点毋庸置疑。从不同朝代的不同称谓中，可以看出中原华夏人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既恨又怕，还有一点看不起：“熏粥”，烧煳的粥；“山戎”，山中的强盗；“鬼方”，没人性的族群；“猃狁”，脸上长毛的狗；“匈奴”，包藏凶心的奴仆。

第一个出现在史书中的匈奴头领叫头曼，含义大概就是“万人之长”的意思，第一个与头曼作战的中原人是秦将军蒙恬。

事出有因。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嬴政北巡至上郡，也就是现在的榆林地区。之前派出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卢生归来，仙丹自然是没找到，于是卢生就编了一个谎言，说是在蓬莱仙境的神仙处看得一书，上面一句谶语是“亡秦者胡也”。当时，燕、赵等地常受北方游牧部落的劫掠，匈奴也被称为胡人。

听完卢生的话，嬴政错误地认为亡秦的“胡”就是北面的匈奴。为铲除这个大患，以卫咸阳城的安全，他命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驱逐匈奴。同时将原各诸侯国边境的城墙连接起来，拉出一条与匈奴的分割线，这便是长城的雏形。

第二年，蒙恬的大军将位于河套地区的头曼部落驱逐到黄河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于是，秦王朝在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设了44个悬，迁民居住。“悬”的意思是这些地方还没定好级别，先悬在那里。这个“悬”字，之后成为一级行政机构“县”。

在蒙恬的打击下，头曼带部众向北逃亡，到达内蒙古中部，一部分没来得及跑的留在了漠北。那时候，头曼的部落还没有形成王朝。之后多年，匈奴部落都不敢南下掠夺，甚至南下牧马都提心吊胆。

在刘邦统一中原的征战中，头曼部落也开始了草原地带的角逐，先后击败、收拢了其他游牧部落，头曼自立为单于。单于大概就是“天之骄子”的意思。当时，匈奴还有另外两支劲敌：一是西边的月氏，以游牧为主；二是东面的东胡，以游猎为生。

这段时间，匈奴曾臣服于月氏，头曼单于的长子冒顿（Mòdú）在月氏做人质。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文学化地记录了他听来的关于匈奴发展的一段历史，其中有“鸣镝弑父”的故事。简单概括，就是冒顿用一种会发出响声的箭射杀了父亲头曼，之后自立为单于。

这个故事与赵武灵王的经历有点相似。赵武灵王喜欢小老婆，在枕边风的吹拂下废长立幼。后来又想将赵国一分为二，关键还提前退位，于是赵国大乱，赵武灵王被困死宫中。

头曼也准备废长立幼，他将长子冒顿送到月氏后，派兵攻击月氏，准备借刀杀人，但是冒顿夺得骏马逃回匈奴。于是头曼觉得愧对冒顿，分给冒顿一万骑兵。

冒顿发明了一种带响声的箭，要求士兵，他的箭射向哪儿，士兵也必须射向哪儿，违令者斩。于是冒顿先射杀了心爱的坐骑，又射杀了心爱的女人，然后用鸣镝把父亲头曼射成了刺猬，又杀死了后母和后母所生的兄弟，之后自立为单于。这个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冒顿的军队纪律严明。

冒顿即位，对付东胡的办法分三步走。东胡王要匈奴最好的骏马，给他！东胡王要冒顿单于最爱的女人，给他！但当东胡王要匈奴与东胡之间的一块飞地时，冒顿杀死赞成给东胡土地的下属，率兵灭了东胡。此时的冒顿，已经有了与其他部落争夺草原霸主的实力。

行国的创始者冒顿单于在位36年，为后代子孙开拓了一片广阔的生存空间。在行政布局、发展战略、攻防战术上，始终影响着匈奴之后生活在漠北高原上的游牧民族。

匈奴人被一些历史文献描绘成残暴、嗜杀。但冒顿单于在位时，降于匈奴的赵信、陈豨（xī）、卫律、卢绾等西汉人，不但没有被杀，还被重用。他们与归降中原的匈奴人一起开启了汉匈民族的大融合。

冒顿单于曾与汉高祖刘邦有过一次对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冒顿杀父自立是公元前209年。三年后，楚汉战争有了结果，刘邦称帝。统一了草原的冒顿与统一了中原的刘邦，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碰撞似乎是一种必然。

刘邦称帝后，对原本六国的诸侯后代加以任用，以笼络人心。韩襄王的孙子信，被分封为韩王。刘邦派韩王信驻守晋阳。这个韩王信到达晋阳后，发现晋阳城破败不堪，无险可守，于是要求去驻守马邑。马邑的位置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直接面对着匈奴。

刘邦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如果韩王信能抵挡匈奴入侵则是上策；如果韩王信抵挡不住匈奴被杀了，也算除去了自己心中的一个大患。可是这个韩王信没有守住马邑，也没被杀，而是投降匈奴了。

在韩王信投降这件事上，刘邦犯了疑人之错。原本匈奴入侵，韩王信抵挡不住，向朝廷求援。同时，他想了一个缓兵之计，派信使向匈奴诈降以拖延时间。结果援军到达晋阳后停滞不前，并派人质问韩王信。韩王信生气了，就真的投降了匈奴。韩王信在楚汉相争时就是个摇旗呐喊、首鼠两端的角色。他打开马邑城门，迎冒顿单于入城，并作为向导，带匈奴军队挥师南下，直逼晋阳。

晋阳离长安很近。这时候，刘邦急了，率30万大军御驾亲征。

草原战法与中原战法有明显的差异，中原的攻城略地源于天时、地利、人和与以往战争的经验教训。草原游牧民族的战术则来自狼群围攻猎物的动物生存本性。刘邦似乎并未把匈奴放在眼中，而此时的冒顿单于已给刘邦设下了一个局。先是韩王信一触即败，撤军马邑，然后匈奴左、右贤王的军队打了败仗撤退。汉军一路凯歌冲向平城。

当时，已是农历十月。北方飘雪，汉军并未携带御寒之物。到达平城附近的白登山时，刘邦所率的先头部队被匈奴的40万大军围住。

刘邦的军中有一个小人物叫刘敬，本是汉军中的一名车夫。他原本姓娄，赐姓刘。此人在汉初立国的大政方针确立中起到了三个关键性作用：一是定都长安，二是和亲匈奴，三是迁户关中。在平城之围时，刘敬随刘邦出征，为郎中，算是皇帝身边的参谋人员。

汉军初胜匈奴时，刘邦派出人员到前方侦察匈奴的动态。回来的人都说匈奴之地无强兵，可战。为了慎重起见，刘邦派刘敬再跑一趟。

刘敬回来后报告说：“两国相争，正常情况下是炫耀武力，以威慑对方。但是此次前往侦察，发现匈奴地都是老弱病残，未见年轻人。匈奴如此暴露弱点，其中必有阴谋。现在不宜出兵。”

但当时汉军初胜，30万军队已集结，依序向平城开进。一扫匈奴，消除汉北方之祸势在必行。

听了刘敬的言论，刘邦很生气，大骂刘敬，说他靠口舌当官，竟然妄言军事行动。于是，以扰乱军心为由，刘邦下令将刘敬撤职查办，发配广武。

匈奴是骑兵，机动性强，而汉军是步兵，行动缓慢。刘邦心急，只带了一部分人先行，被困白登山时，刘邦才后悔没能听刘敬之言。

匈奴军队从四面而来，西面都是白色马，东面都是青色马，北面都是黑色马，南面都是棕色马。而当时，给刘邦拉车的四匹马都找不到一色的。这让刘邦真实地看到了汉匈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

在白登山，汉军被困七日，陈平出了一个见不得人的计策，方得解围。

作为帝王，这一计策说出来太丢人，所以《史记》《汉书》并无记载，但是根据后来的和亲政策，在《资治通鉴》中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说是陈平让画工画了一群美女，派说客去见冒顿单于的阏氏（Yānzhī，汉代匈奴称君主的正妻）。对她说：“你看，汉地的美女都长这样，汉帝准备送给单于。”冒顿的阏氏怕失宠就收了贿赂。于是，在枕边风的作用下，冒顿开了一个口子，刘邦乘机突围。

其实，历史走向根本不会因为阏氏的枕边风而变，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如果没有冒顿单于的允许，说客怎么可能见到单于的阏氏？

也许，真实的原因是，匈奴是信鬼神的，信鬼神者多猜疑。

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情况：韩王信投降后，他曾经的一群部下——赵利、王黄等人聚集韩王信的散兵，拥立赵利为王，形成了一股有规模的军事力量。这些人已派信使给冒顿单于上书，要投降匈奴，并约定会合时间，共同击汉，且正在向平城合围中。但是约定合围的时间已过，汉军也被困了七天，这帮人也没见来，倒是汉军的后继部队不断在向平城开进。于是，冒顿怀疑其中有诈，怕被夹击，加之威胁刘邦的目的已达到，阏氏也收了重礼，估计还有很多撤兵的条件和今后的承诺，入主中原也不是冒顿的理想，于是引兵而去。

汉匈之间数百年的大征战大融合就此开始。

对汉帝国来说，居高位者未必是爱国者，一个小士卒的眼光也未必不能左右历史的走向。

刘邦白登山解困后，灰溜溜地引兵南返，路过广武时，立马释放了娄敬（即刘敬，下同），封为关内侯，食邑两千石。

刘邦原本是二流子出身，以一县之精英打下天下，其格局、胸怀并非汉后世君主可比。娄敬是个小人物，按刘邦的说法，齐国的半吊子，靠口舌之巧为官。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这个小草般的人物其实改变了西汉王朝的走向。在汉匈争霸时期，娄敬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初刘邦原本想定都洛阳，因为洛阳是东周的国都，历时数百年，而长安只秦二世就亡国了，风水不好。在刘邦决定建都洛阳时，那些依附刘邦的官员都敷衍“皇上圣明”。那时候娄敬只是被遣往边境戍边的小卒。路过洛阳听到这事，就托人引他见刘邦。破衣烂衫的娄敬见到刘邦时，直言劝谏，说刘邦应该建都长安。

项羽进关中时，谋士韩生就曾建议项羽建都长安：“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霸。”但是项羽想着衣锦还乡，建都长安不就是锦衣夜行嘛。提出建议未被采纳的韩生出门小声嘟囔了一句：“沐猴而冠。”结果韩生被项羽煮了，肉分给下属吃掉了。

刘邦听了娄敬的话，犹豫不决，于是问张良的意见。张良更透彻地告诉刘邦：关中，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长安、咸阳、宝鸡等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洛阳方圆不过数百里，土地贫瘠，灾荒不断，无险可守，不是建都的好地方。于是，刘邦决定建都长安。也因此事，娄敬被赐姓刘。白登之围，刘邦并未杀刘敬，更在侥幸解围之后重用刘敬。

回到长安的刘邦面对匈奴的军事压力，问计刘敬：下一步该怎么办？

刘敬建议：一是每年给匈奴急需的黄金、酒、粮、帛以换取中原的平安，降低匈奴人南下掠夺的频率；二是与匈奴和亲，远嫁公主，这样公主所生的孩子就有可能被立为接班人，汉匈融合，成了亲戚，则汉室就有了安全的保障，以利发展；三是战乱之后的关中地区，人丁稀少，为充实关中，可将六国后裔、豪门名家等十几万人移民关中，既可防止他们造反，又可防备匈奴入侵。

看来刘敬的计谋不是为了改造冒顿，而是寄希望于冒顿的后代，利用亲情达到共存。但在利益面前，亲情未必可靠，最好的办法就是铆足劲儿，迅速发展，壮大实力。

从汉匈和亲这件事来看，《资治通鉴》中推测，当年白登之围，陈平使画工画美女图，借此贿赂阏氏之事并不靠谱。匈奴阏氏既然可以制止战争，当然也可以挑起战争。既然当初汉使答应不送美女，现在又送公主和亲，这不是失信吗？

当然，第一位和亲的并不是刘邦之女鲁元公主，因为吕后不愿意，只是一位宫女而已，所以也就没有留下姓名。

那么，汉匈之争，匈奴方面是怎么看的呢？

白登之围后，对于匈奴来说，已无南忧。冒顿单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营西域上。西汉已屈服于匈奴，每年定期提供匈奴地所不产的物资。而西域则有更大的利益，掌握西域，可使匈奴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早在西汉之前，中原与广义范围内的西域就有贸易往来。当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之路控制在月氏人手中。

冒顿单于早年曾在月氏当质子，在月氏期间可能并不受待见。月氏的势力范围在敦煌、祁连山之间，西域的东端。而月氏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曾控制匈奴。冒顿单于决定经营西域，必将与月氏有一场大冲突，也必须积蓄力量。于是，西汉已不是匈奴单于的假想敌。

白登之围至吕后掌权第五年（公元前182年），十几年间，汉匈之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因为这时候，匈奴还没有实力同时面对西汉与月氏两大政权集团。

到了公元前181年，冒顿已在位28年，他成功地从北面控制了西域诸国。于是，匈奴军队立刻南侵西汉边境的狄道（今甘肃省定西市一带）。此战，匈奴俘获了两千多当地居民北上。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需要汉地的能工巧匠和可以耕种的农民。

冒顿单于在位33年时，刘邦已驾崩多年，汉地经历了汉惠帝、前少帝、后少帝、汉文帝四任皇帝。汉文帝刘恒，刘邦的第三子，此时25岁。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在周勃、陈平的支持下诛灭诸吕势力，此时西汉的军事实力还无法与匈奴抗衡。此时，曾与刘邦以兄弟相称的冒顿单于57岁，相对西汉皇帝他已是长辈了。在攻灭东胡，西击月氏，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gé）昆、薪犁后，冒顿单于开辟了匈奴最强盛的时期。

南侵中原，又列入了冒顿单于的议事日程。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越过黄河，入侵河套南地。原本汉文帝准备派丞相灌婴率兵从高奴攻击匈奴右贤王，不料此时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为避免腹背受敌，朝廷只得先平刘兴居之乱。汉匈之间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汉文帝的上策也只限于派使者前往匈奴问责扰边之事。

白登之围后，对冒顿单于来说，统一草原地带、向西发展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在西域与漠北之间的月氏。

打击月氏不仅因为草场之争，还因为月氏占据着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而这条道上的贸易有着巨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贩卖玉石的巨大利润。

在游牧部落看来，玉石就是好看的石头而已，没什么用。但在中原的文化中，玉是一种“德”的代表。有文字记载，从商代开始，玉就成了祭祀、王权的象征。春秋时期，人德与玉德开始对应。玉德是天然形成，质地坚韧、光泽莹润、色彩柔和。君子之德是仁、义、礼、智、信。于是，就有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既然人人都想当君子，君子就得有玉，中原人口众多，对玉的需求量就大。小小的一块玉籽，其价值可能要大于牛羊。

月氏人当时控制着昆仑山到中原的玉石贩卖之路。

月氏人不知是什么时间段游牧到这一带。在中国的史典中，并没有说月氏人与华夏有什么渊源。

那时，月氏的势力非常强大，权威远达匈奴。王城在现今新疆哈密东部天山下的巴里坤草原一带，控制范围在阿尔泰山至祁连山的牧场。于阗国的玉如果要进入中原，必须经月氏所在地。

冒顿单于在夺取匈奴王权之后，开始谋划吞并月氏之战。首战便是“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这一次作战其实只是把月氏人从与匈奴接壤的敦煌一带赶跑，匈奴控制了西域进中原之道，也有效地限制了月氏人东进的势头。

与第一次战争相隔20多年后，匈奴第二次西击月氏是在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国书中称匈奴右贤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匈奴的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与中原汉帝国完全不一样的设置。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下设左、右贤王，之下各设左、右谷蠡王，之下各设左、右大将，之下各设左、右大都尉，之下各设左、右大当户，之下各设左、右骨都侯。这些都是单于直管的机构。往下再分设二十四长，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不同于汉朝的行政机构，匈奴的这种机构是纯粹的作战序列。

匈奴以左为贵，所以左贤王居东，管辖的土地在上谷以北，东接朝鲜。而右贤王居西，管辖的土地在上郡以西，与月氏相接。出兵驱逐月氏的就是右贤王的人马。

匈奴与月氏都属于游牧民族，习俗相近。游牧民族并没有常备军，而是全民皆兵，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因为游牧，所以人口分散，不群居，战争动员需要的时间长。

今天我们可以试着推测一下匈奴驱逐月氏的过程：

按当年匈奴人的习俗，五月的某一天，冒顿单于召集众王在龙城会集，祭祖、祭天、祭地、祭鬼神之后，单于对右贤王下达了出击月氏的命令。

于是，回到属地的右贤王下达战争动员令。这种动员其实就是抢劫令。杀敌一人，奖酒一壶，谁抓获的月氏人归谁为奴，所有缴获归个人。

于是匈奴右贤王部的人马在兴奋中迅速地集结……

在诗经《小雅·采薇》中有这样一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是一首3000年前的军旅民谣，大意是：在漫长的边防线上，我们看着野草从发芽到开花，为了跟猃狁去厮杀，没得一点空闲。眼看一年又要过去了，年初想，打胜就能回家，但如今，有家难回呀。心里郁闷，满腔愁绪。沙场多变，家书难捎。转眼年底要到了，作战令再次下达，唉！

这里的“猃狁”也叫“犬戎”，是指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和乌孙都被归为“犬戎”。

在汉代之前，祁连山的草原上，东边生活着月氏人，西边生活着乌孙人。乌孙人的草原部落间断地延续到了伊犁大草原上塞人的草场，蒙古草原生活着匈奴人，呼伦贝尔大草原则属于东胡人。数千年前，这些原始草原居民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至今也无法厘清。乌孙人就是生活在古老的中国大陆边缘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出现在中国史料中，是源于汉武帝刘彻与博望侯张骞的对话。

张骞给刘彻讲了一段关于乌孙人的故事。那时候，张骞已在匈奴地生活了12年。在这12年里，张骞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不但精通了匈奴语言，而且了解了匈奴帝国所有的运行体系、实力、生活习惯以及西域诸国的名称、人口、风俗……

在大汉的边境，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有一段极为狭长的地带，我们称之为“河西走廊”。沿着这条走廊，那里有座绵延的山脉，高不可攀，常年积雪，匈奴人称为祁连，就是“天”的意思。在祁连山一带，之前生活了两个部族，一个是月氏，另一个是乌孙。大汉的对手冒顿单于就曾在月氏人那里做人质，在冒顿弑父自立为单于之后，一直视月氏为仇敌，于是派兵攻杀月氏。月氏被击败，大部分民众开始向西迁徙，称为大月氏；小部分民众向南逃亡进入羌人地域，称为小月氏。

向西迁徙，就必须要越过乌孙人的领地。于是，月氏人攻杀乌孙部。乌孙人来不及集结，于是大败。月氏人就杀了乌孙人的首领难兜靡，并占有了乌孙人的牧场。难兜靡当时有一个孩子叫猎骄靡，乌孙人四散逃难时，这个孩子的老师布就翎侯将他抱着逃出。看没有追兵时，布就翎侯就将这个孩子用布包好，放置在深草中，去给孩子找食物。当他回来时，发现乌鸦在给这孩子喂肉，母狼在给这孩子喂奶，布就翎侯非常惊讶。于是，他抱着孩子投奔了冒顿单于，把明显是编排出的故事告诉了冒顿单于。乌孙人以乌鸦为图腾，而匈奴人以狼为图腾。匈奴单于也非常惊讶，认为这孩子有天神保佑，就安排人好生地抚养他。那个时间段应该是文帝三年，匈奴大举西征驱逐月氏人，势力进入西域。正是在这一战中，乌孙败于月氏，民众降于匈奴，而月氏占领了塞人的草原。

后来，这个叫猎骄靡的孩子长大了，他率军作战，屡有战功。在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匈奴再次对月氏的驱逐之战中，这位已成长为匈奴少年将领的猎骄靡成了主帅。他跟随右贤王，带领着当时已归降匈奴的乌孙民众出击月氏，将月氏人驱逐至大夏。乌孙人占领了月氏人的草原地带。

乌孙人的风俗与匈奴相同，随水草而居，他们的天性就是掠夺，善于马上的争斗，有利时就不惧生死，不利时则四散奔走。从首领到民众，以食用腌制风干的畜肉为主，用皮革做衣服，用毛皮做被褥。吃饭时并没有老幼尊卑之分，年轻人先吃好吃饱，老年人吃剩余的食物。他们没有姓氏，只有名字。为了保证家族的财产完整，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长死后，兄弟可以娶嫂为妻。

当初月氏人西迁进入了塞王的地界，月氏人的突然袭击让塞人措手不及，于是塞王带人败走。乌孙人攻杀月氏之后，占有了西域之北的草原地带，猎骄靡后来自称昆弥，也就是乌孙王。此时冒顿单于已死，昆弥带着自己的部落占有了月氏人的地盘，击败了周边的小部落，远离匈奴的领地。因为路途遥远，于是昆弥不再朝贡于匈奴。

继位的老上单于曾多次派使者质问，也曾派军讨伐。但是进入西域的乌孙人已将未随大部远迁的月氏人、塞人和部分匈奴人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士兵达数万。匈奴多次进攻，但乌孙人越战越勇，并自立复国，不愿再屈从于匈奴。

在张骞与汉武帝的对话中，乌孙只是祁连山下河西走廊西端的一个小国。任何一个古代民族，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并为与其相邻的民族或部落联盟大致承认的活动地域。汉以前，月氏与乌孙分居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大致以今天的张掖与酒泉间为界。而月氏也并非小国。乌孙昆弥率其众远迁，西迁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从敦煌西北行进入哈密绿洲，然后再循天山山脉西进。离开河西走廊西行，有两条道路：一是沿疏勒河西行至罗布淖尔，至汉代楼兰；二是由敦煌斜向西北，穿越一段戈壁，进入哈密绿洲，自哈密循天山西进，天山北麓或山谷中都不缺少水足草茂的牧场。往西南翻越天山，可以通往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流域。那里将成为乌孙人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张骞所言小国，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大汉王朝而语。当年汉王朝的任何一个诸侯国，人口及实力都大于西域众城邦国。乌孙或许是单一民族，乌孙国则是多民族。猎骄靡初占天山之北的游牧地时，骑甲数万，而到武帝时期，乌孙人口已迅速增长，成为西域第一大国。乌孙西迁复国是西域史上的一次大事件。或许乌孙人原本就游牧于这一带，只是过于分散，败于月氏。

那么乌孙的地域有多大？政治中心在哪里呢？苏联考古学者认为，当年乌孙的政治中心赤谷城在伊塞克湖附近，也就是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并认为建城时间为公元前161年。伊犁河流域至伊塞克湖，这是大致的一个范围。

从地理角度上来说，乌孙人并没有“天子守边防”的信念，所以不会将政治中心放在国境边与康居为邻。而且，游牧民族并没有建城的传统。赤谷城应当建于解忧公主和翁归靡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01年至公元前64年之间。因为在解忧公主之前的细君公主的《黄鹄歌》中，细君还住在草原的毡房中，看着大雁思念故乡呢。游牧民族有冬、夏牧场，这个政治中心要建定居的城，就必是在冬夏牧场之间。

我们再看史料中对赤谷城的描绘：“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入、过、涉、至”是一条漫长的线。从中也可见中国文字的奇妙之处。

温宿城至赤谷城的距离在史料中是610里。汉代的1里相当于现在的415.8米，也就是说温宿至赤谷城是约254千米。从破城子出发，那里有一条穿越天山的峡谷叫“夏塔古道”，从都护府出发，翻越天山后，先到达赤谷城，然后过乌孙的领地，到达康居的边界，至阗池。这里的“阗池”是指今天的伊塞克湖。

背靠巍峨的天山为障，面对广袤草原为生，旁有丰沛的河流为源，这符合中国建城的基本方略。于是，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这个位置，就是特克斯河流域昭苏、特克斯一带。考古发现那里存有大量的南北走向的乌孙贵族墓地。昭苏、特克斯一带有一座山，我们今天依旧称之为“乌孙山”。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走现今的乌什别迭里口岸，穿越此道抵达赤谷城。

在中国史典中，乌孙人是长这个样子的：男人青眼，红胡子，也就是说乌孙男人长着络腮胡子；女人深目，黑肤。跟中原人不一样。

乌孙人和匈奴人也明显长得不一样。

在汉代与匈奴频繁作战时期，史料中没有对匈奴人外貌的记录。也许，那时候匈奴人已大量进入中原，汉匈开始混血，除了服饰、发型的差别外，匈奴人与当时的汉朝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因为以肉食为主，匈奴人明显比汉朝人粗壮。

汉武帝与张骞关于“西域之问”长达数年。史料记录武帝之前的乌孙，内容不过三四百字。公元前119年，也就是元狩四年，武帝决定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月氏是靠不住了，联合乌孙共抗匈奴成为战略。这次出使就是著名的“断匈奴右臂”之策的具体体现。

这一年，乌孙王猎骄靡58岁，汉武帝刘彻37岁，博望侯张骞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