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1]与英格兰的“诞生”
一个国家在真正成立之前，其国家概念往往早就存在了。如今的法国和德国在中世纪时就是如此，英国亦是如此。现存的最早证据表明，“英格兰”这一概念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8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日耳曼人来到曾经的罗马行省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并建立起王国后，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详述了“英国人”的明显特点，即酗酒、通奸。诺森布里亚的埃蒂乌斯·斯蒂芬奴斯[Eddius Stephanus，即里彭的史蒂芬(Stephen of Ripon)]在其著作《圣威尔弗里德传》(The Life of Saint Wilfrid)中写道，主教威尔弗里德在里昂得以免除死刑是因为人们发现他是“来自不列颠的英国人”(de Anglorum gente ex Britannia)。7世纪末8世纪初作于惠特比的未署名著作《格雷戈里传》(Life of Gregory)中写道，末日审判当天，教皇格雷戈里(Pope Gregory)引领英国人(gentem Anglorum)见到了上帝。
英国国家概念早在8世纪就已经存在，着实令人惊讶。我们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四分五裂，而且他们的地理起源本就各不相同。比德在其著作中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分为了三个族群—源自如今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盎格鲁人(Angles)、源自萨克森州(Saxony)的撒克逊人(Saxons)以及源自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朱特人(Jutes)。他们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据比德描述，各民族有行使统治权的统治者，如同王国的国王一样，但是这种管辖权从客观事实来讲几乎并不存在，只存在于旁观者眼中而已。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中世纪英格兰，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作为国家的英国概念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教皇格雷戈里(无意间)创造出来的，《格雷戈里传》中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即格雷戈里在罗马市场上看到了几个来自英格兰的奴隶，说他们“不是英国人，是天使”(non Angli sed angeli)[2]。很有可能格雷戈里这番话广泛流传，为众人所知。不过在格雷戈里之前，入侵不列颠的日耳曼人就已经被称为撒克逊人了，后来则普遍称他们为“Angli”(English)，所以格雷戈里这样说也并非巧合。还有迹象表明，坎特伯雷的基督教会可能给英国国家概念的传播带来了影响。教会希望能够吸引所有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因此大力推动一个聚合的英国国家概念。比德在撰写《英吉利教会史》(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3]时大部分参考资料都来源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给他提供资料的诺瑟姆(Nothelm)后来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从《英吉利教会史》的书名可以看出，比德无意间受到了坎特伯雷思想的影响，而且书中谈及不列颠统治者的部分也表明比德已经将不列颠看作一个国家整体，他谈到统治者们对于整个英格兰岛具有统治权。《英吉利教会史》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其广泛传播也有助于比德及坎特伯雷的思想得到普遍认同。
8世纪、9世纪时，“英国”的概念有多么深入呢？从政治角度看，英格兰仍未实现统一，人们依然忠于当地个人首领。虽然从7世纪起逐渐形成了规模更大的政权，例如7世纪中叶的诺森布里亚王国、8世纪的麦西亚王国，但此时的英格兰仍未有形成一个统一王国的迹象。转折点出现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维京人入侵英格兰后，各王国领土重新进行了划分。此前维京人便一直间歇性地突袭英格兰，8世纪60年代，他们加大了进攻力度，英格兰东部及北部王国相继沦陷。871年，维京人转而对威塞克斯发起攻击，并在短短几年内便打到了王国内部。但878年，阿尔弗雷德(Alfred)在埃丁顿(Edington)击败了维京首领古思伦(Guthrum)，维京人投降。接下来十年，阿尔弗雷德成了进攻的一方。至9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他重新夺回了伦敦，899年阿尔弗雷德去世时，其在中部地区的地位已经得以巩固。阿尔弗雷德的儿子“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麦西亚扎稳了根基，并建立了一系列堡垒。10世纪30年代，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埃塞尔斯坦(Athelstan)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了北部，所以将埃塞尔斯坦看作第一位统一了整个英格兰的统治者也具有一定道理。与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一样，埃塞尔斯坦也以建立人民共同的身份认同感为目标，所以他没有在所“解放”的地区重建王国，而是将其纳入了威塞克斯，威塞克斯的疆土得以拓展。正是通过不断吸纳和拓展，威塞克斯最终变为了英格兰。
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一直致力于树立起自身的“英国”形象。自9世纪80年代末期起，阿尔弗雷德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rex Anglorum (et) Saxonum]。在和古思伦签订的协议序言中，阿尔弗雷德称自己的顾问是“所有英国族群的顾问”。而在教皇格雷戈里著作《教牧关怀》(Cura Pastoralis)的译本中，阿尔弗雷德在前言里一再提及“英国的”(Englishkind)和“英语”(Angelcynn and Englisc)。但除了强调英国概念，他同时一直也在强调英国的君主制根源于威塞克斯：在阿尔弗雷德影响下编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实际上就是一部赞扬威塞克斯王国先辈的赞美诗。作为君王，阿尔弗雷德其实也有些因循守旧，但他非常清楚，如果要形成抗击维京人的统一战线，就需要更广泛地激发起大家的“英国”或国家情怀。因此阿尔弗雷德将他们是“天选种族”的理念植入人心，并使人们对之深信不疑。他命人翻译了比德的作品，并由此获得了灵感。比德在书中讲述了英国人于公元600年前后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几个世纪之后，维京人袭击掠夺英格兰时，基督教的遗留产物陷入危险之中。在阿尔弗雷德看来，英国人遭受这一切是因为同以色列人一样犯下了罪过，如今他们所遭受的种种痛苦都是应受的惩罚。以色列人通过忏悔救赎自己，英国人也应当如此。上帝选择了英国人来经受这项巨大考验，如果能通过考验，便可重新获得上帝的偏爱。阿尔弗雷德在自己的著作及命人翻译的比德作品中都传递了上述信息，并在法律法规中也进行了重申。就连描述西撒克逊人、麦西亚人及肯特人风俗习惯的作品序言也摘录了“摩西十诫”。遵从上帝的训诫于是变成了遵从“英国国王”的旨意，只有这样，未来所有“英国人”才能生存下来。
阿尔弗雷德的观念并未立即就为人所接受。在英格兰中部及东部地区，人们对威塞克斯的不断扩张普遍持质疑态度。此前，在与麦西亚王室成员打交道时，阿尔弗雷德不得不圆滑处世。而且同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将维京人视为侵略者。在很多人，甚至是威塞克斯人看来，与维京人之间的战争只是权力斗争而非生死存亡之战。同国家的形成一样，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漫长，障碍重重。但在10世纪时，这个过程得以加速，与维京人及苏格兰人的抗争显然加强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促进了统一身份的构成。自阿尔弗雷德起，威塞克斯历任领导人雄心勃勃，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增强了英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此时的统治者身份已经开始具有了“帝王”的含义，伍斯特特许状[4]中将统治者称为“帝王”，表明他们对于英国人民具有统治权。至11世纪初，英国政府已经从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统一措施。11世纪20年代约克大主教沃夫斯坦起草的《克努特法》中，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丹麦或麦西亚特征。不过在此之前，英格兰教会改革的蓝本《修道院协议》(Regularis Concordia)[5]就已经是适用于“英格兰所有民族修士及牧师”(Anglicae nationis monachorum sanctimonialiumque)的规定，说明其适用于整个英格兰。四分五裂的英格兰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