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与世界

亨利三世的宠臣来自外族这一事实提醒了我们，中世纪的英格兰从未与外界隔绝。虽然从地理上看，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是分开的，但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世纪所有主要的文化运动(加洛林文艺复兴、十字军东征、12世纪的修道院改革等)都深受英国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对于英国的创造艺术，尤其是文学、宫廷文化和视觉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在早期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公元600年之前，英格兰东南部就与法兰克王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肯特东部的墓穴中发现了来自法兰克的商品，在肯特宝库中还发现了来自波尔多地区的墨洛温王朝金币，这都说明了两国之间早已存在贸易往来。两国政治往来始于6世纪60年代，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Æthelbert)娶了墨洛温王朝国王查理贝尔特一世(Charibert Ⅰ)的女儿伯莎(Bertha)为后。6世纪90年代起，奥古斯丁(Augustine)前往英格兰传播福音。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后，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愈加频繁。英格兰(或英国)传教士为欧洲大陆的福音传播做出了贡献。6世纪90年代，一位英国修士圣高隆邦(Columbanus)曾前往法兰克的吕克瑟伊莱班(Luxeuil)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修道院。7世纪90年代，诺森布里亚的威利布罗(Willibrord)在弗里西亚(Frisia，现今的荷兰)建立了主教辖区。8世纪初期，比他更年轻的卜尼法斯承接了先辈的工作，在德国布道并建立了富尔达修道院(abbey of Fulda)。上述由传教士们建立的宗教联系和外交往来往往是在建立起贸易联系之后才形成的。至中世纪早期，英国商人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布了欧洲所有地方。通过萨顿胡(Sutton Hoo)船葬中的随葬品，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时货物贸易的种类有多么丰富。随葬品中包含了来自罗马的金属牌、墨洛温王朝的金币和拜占庭的银质勺子、餐盘。不列颠群岛虽然地处欧洲边缘，却一直参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并与大陆国家进行物品互换。

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对外交往的方向有所转变。此前，英格兰与挪威和丹麦来往频繁，如今减少了与它们的联系，转而加强了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语国家的往来。这种转变既是诺曼征服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席卷欧洲的各种运动的产物。一方面，诺曼征服将英格兰与其南部邻国结为一个政府；另一方面，自教皇格雷戈里七世(Gregory Ⅶ)起，教皇权力越来越大，并确立了自己处于精神王国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前往罗马与教皇做生意并寻求他们的支持。欧洲大陆建立起“学校”，即最初的大学，也吸引了人们从英格兰前往南方。例如学者罗伯特·普伦(Robert Pullen)在巴黎教学，而后来成为伊夫舍姆(Evesham)修道院院长的莫尔伯勒的托马斯(Thomas of Marlborough)则在博洛尼亚学习。我们不应脱离大环境孤立地看待诺曼征服及其影响，诺曼征服很有可能只不过是加速了已经开始了的进程而已，因此有人认为诺曼征服最大的影响就是拓宽了贵族和普通教徒的眼界。此时出生于英国的人其实可以在安茹王朝的非英语地区任职，例如索海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Thornham)曾先后被亨利二世派至安茹和阿基坦地区负责当地事务。此外，亨利二世多次通过联姻结盟，为效力于他的普通信徒创造了机会。例如亨利的女儿琼安(Joan)与西西里岛的威廉(William of Sicily)结婚后，塞尔比的罗伯特(Robert of Selby)成了西西里王国的大法官、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成了锡拉库萨(Syracuse)主教。

后来安茹王朝终结，但其对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往来影响甚微，英国国王仍然是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地区的统治者。而且自1259年起，英国国王的地位同法国国王相当。后续继任的国王都通过血缘关系或婚姻联结同欧洲各王室保持了联系，例如：亨利三世娶了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为后；爱德华一世娶了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e)的公主为后，1299年后又迎娶法国国王的妹妹；十年后，爱德华二世与法国王室联姻，爱德华三世则与埃诺伯爵的女儿联姻。通过联姻，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家族融入了英格兰的统治之中，以与亨利三世具有一半相同血统的吕西尼昂家族为例，13世纪40年代至14世纪20年代，该家族都活跃在英格兰政界；14世纪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萨瓦骑士(Savoyard knight)奥托一世(Odo de Grandson)及其侄子约翰成了政界的活跃分子。除了政治联系，文化交流也将欧洲统治阶层的精英们联系在了一起。国王和贵族们常具有同样的品位，阅读同一类文学作品，保留着同样的礼节。他们无意间都接受了骑士精神，所以在彼此打交道时想法相近或相同。骑士精神的广泛传播促使欧洲精英阶层横向形成了团结一致的阵线；而从纵向来看，民族团结则在向着相反方向发展。

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的《大事记》清楚地表明，直至中世纪末期，骑士精神都起到了将欧洲各国上流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作用。但13世纪末，由于欧洲北部爆发了一系列血战，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传统的横向团结阵线逐渐瓦解，民族精神得以加强。在塑造英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过程中，两场战争—分别与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苏格兰抗英战争的根源在于爱德华一世企图统治苏格兰，战争自13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而我们常称为“百年战争”的英法战争持续时间更长，从苏格兰战争逐渐平息时开始，断断续续打了超过一个世纪。正是这两场持久、频繁的战争推动了英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发展。英格兰国王利用这种民族意识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以发展自己的事业。爱德华一世在君主制诰[6]中谴责法国人曾试图彻底消灭英语，亨利五世则鼓励臣民们相信自己是天选之民。民族意识得以培育的同时，骑士精神横向联结欧洲各国精英阶层的功能日益衰减，各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骑士团(order of chivalry)。爱德华三世在1348年前后设立了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要求获得勋章的骑士只对君主尽忠，该模式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设立了类似的骑士勋章或骑士团，如法国的星令勋章(Order of the Star)、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团(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等，均要求成员履行相似的职责。骑士团的成立提高了人们对王室及国家的忠诚度，削弱了欧洲各国横向的骑士精神联结。

至15世纪中后期，英国贵族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文化纽带及家族联系日渐薄弱，各国君主之间政治联盟、跨国联姻也逐渐减少。从公元200年到1420年，每一位英国王后都是来自其他国家，但此后的九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国王在选择王后时将范围限定在本国贵族阶层，除亨利六世之外，其他国王迎娶的王后均来自英国本土。这也与英国当时自身情况有关：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都起源于贵族阶级，所以君主也需要巩固与贵族之间的联系。从联姻情况改变，也可以看出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结交范围日渐缩小，曾经在欧洲占据的主导地位也不复存在。1450年后，英国国王几次试图恢复英国地位。例如1475年，爱德华四世追随亨利五世的脚步，率军前往法国。但英国参与争夺欧洲大陆的时代早已过去，至16世纪，角逐主要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和瓦卢瓦王朝之间展开，金雀花王朝已不再是重要参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