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一套纪念丛书期间，小林尚礼提出疑问，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在意？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些含糊，没有让他，也让我自己满意。然而，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并延续至今，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

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即把世界划分为有灵性的“人”（human）和无灵性的“自然”（nature），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发端于15世纪的探险运动，其主旨是“文明”对“荒野”和“原始”的探索和操控；而借壮阔山水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亦成为探险运动的核心价值观。

20世纪70到90年代，针对喜马拉雅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逐渐脱离了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进入到群雄逐鹿的竞争时代。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激进的一波，却在物资充沛、准备周全的情况下遭遇惨败。其受挫的根源，是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而这种威力，不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更以当地神山信仰的形式呈现出来。

梅里登山的挫折，和眼前这场蔓延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它们都借死亡，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人类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

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梅里”的雪山峰，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的雪”（卡瓦格博）。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他不仅具有岩石、森林的自然形貌，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博的庇护，也因此划定了人与神圣世界不可逾越的边界。所谓“山神”，正是那个拥有庞大力量，能够赐福，也能够毁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的象征。然而，放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自认为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无所不在地侵入神圣的森林、冰峰、湿地、海滩，“荡涤”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同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伤害。这冲突的焦点，恰恰是我们面对灾难，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问：自然是否有神性？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

探险家们欲在山野中修炼自身，却莫名卷进如此剧烈的冲突中，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作为一个怀抱理想，却又身陷“莫斯肯大漩涡”[1]的登山者，小林虽得幸免，却没有躲开。当然，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了解神山为何物，其实日本人也相信山神，但在他们的文化里，朝圣者是可以登到山顶，对神灵祈祷的。他原本是去搜寻友人的遗迹，就像《缅甸的竖琴》中的水岛一样[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骸，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1999年8月5日，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3]、村民达娃和小林尚礼前往冰川，拍摄他们寻找罹难者遗物的过程。那时，小林对藏族知之甚少，乃至心怀疑虑。等一个月以后我再去大扎西家时，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一岁的松吉品初[4]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天，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信仰的基础知识。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和深厚的传统，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如同高更[5]和洛克[6]，那个逃避都市，却又受困于山野的叛离之人，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

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在探险史上并不多见。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上见证这段传奇，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山改造的故事。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也能在文化与文化、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透进一丝希望之光。

山难带来了绝望，却也带来一个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确切地讲，小林尽了人事，而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命，则来自那座绒地的山神，他会无情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但最终解救了他们的灵魂。

郭 净
2020年9月19日

飞来寺观景台附近的慰灵碑

[1] Moskenstraumen，世界上最强的大漩涡，位于挪威莫斯克内斯岛和韦岛之间的无人岛莫斯肯岛附近，属于罗弗敦群岛，被记载于许多历史记录中，1841年爱伦·坡小说《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将其引入英语。——编者注（序言中注释均为编者注）

[2] The Burmese Harp，竹山道雄小说，讲述了侥幸存活的上等兵水岛以僧侣身份在东南亚收集并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同胞遗骸的故事，1956年被改编为电影。

[3] 明永村有两位扎西，村长较为年长，故被称为“大扎西”，书中仍依照日文版称“扎西”。

[4] 即书中扎西家的儿子“弟弟”。

[5]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1891年高更厌倦文明社会，一心遁迹蛮荒，来到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更于1901年前往马克萨斯群岛并在该处离世。

[6] 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奥地利裔美国人，“纳西学之父”、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