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强迫症

在感染这一范畴，恐惧可以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有可能涉及恐惧自己被感染，但有时也会出现恐惧感染他人。大多数人表现出针对感染的某些焦虑，如惧怕传染病等，但其他一些焦虑则显得奇怪、反常。例如，有一些人，害怕自己被某一概念感染，如吸毒成癖、同性恋、贫穷。有一部分人，恐惧被某个特定的人——某个亲戚、某位办公室的同事——或是一些他们认为负面的或令人反感的人感染。还有其他一些人，恐惧被非传染性疾病感染，如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在部分情况下，由于患者的一些念头，他会认为自己是污染物。一般情况下，患者自己也十分批判这种感染强迫症，可他却无法阻止自己进行清洗和去污染强迫仪式。

一座被污染的城市

丽塔是一名教师，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孩子在巴黎生活。她在图尔度过了她的童年，她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强迫症始于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记不清当她初中还是高中时，在宗教学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自从孩子出生，这件事便又在她记忆中复活了：从那时起，所涉及的初中或高中就成了感染源，一切来自图尔的东西均是感染物。这导致了她和父母间的很多问题，她非常爱他们，可是避免去看他们。事实上，每次她从图尔回来，所有人都必须立刻去洗澡，所有的物品必须清洗或清洁。必须给汽车、童车消毒等等。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她是绝不可能让她父母来家里的，那完全无法设想。

我们采用了使用抗强迫药物的药物疗法，也进行了认知行为疗法，她勇敢地配合治疗。丽塔带来一些被污染物件（一些在她家里但是她从来不碰的东西），例如她想读给她女儿听的她童年时代的书。有一天，我受邀参加一个在图尔的洗礼仪式，我没忘记带回一包糖衣果仁，丽塔也勇敢地碰了它们。随后，她能够使用她父母给她的钞票了。要知道钞票通常是被视作重度污染的。最后，她甚至能跟那些受污染的物件一起在她的床上睡觉了。到了某一阶段，强迫症被瓦解、击溃了。她又能在参加完在奥尔良或布卢瓦举行的家庭聚会后返回巴黎，且不做出任何“去污染”举动了。再然后，她在自己家招待了整个大家庭。她甚至能够让父母在她不在场时待在自己家里了。

目前，丽塔已不再受强迫症的折磨。

我有机会治疗过好几例认为会被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感染的污染强迫症。对于某一位患者来说，她姐姐是污染源；对于另一位来说，则是其父亲——弗朗索瓦·勒洛尔（François Lelord），曾在他的书《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诊疗故事》（Contes d’unpsychiatre ordinaire）中清楚地描写过一个类似案例。有时候，我们会在发生冲突之后把对方视为“污染源”。这正是我一位女病人的情况：她和她的上级领导有过一次争论；渐渐地，这位领导和她所居住的城市，还有所有跟她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成了污染源。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病人所惧怕的是他很喜爱的一个人，而其中原因仍未知晓。

显然，相对于细菌或健康有关的强迫症的发病数量，这些惊人的污染强迫症算是较为罕见。在细菌或健康强迫症中，与“污秽”的、被视为脏或受到污染的东西的所有接触，都会引发极大不适，并促使病人用不同的去污剂来清洗或消毒，有时甚至会用强腐蚀性的去污产品。由于过度清洗，皮肤磨损严重，甚至会看到有血渗出。同样还需经常给家里的物件甚至是亲人去污。所有这类强迫症患者都惧怕灰尘、肮脏和细菌，洁癖是人们反复看到的明显特征，以至于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就是强迫症的典型。

有时候，污染也会指向人体分泌物（小便、大便、精液、鼻腔分泌物、唾液、耳垢、汗液……）。最后，在部分情况下，有的患者会担心非传染疾病变得具有传播性。

会传染的癌症

R先生曾认为癌症是会传染的。他采取过上千种预防措施，进行过上千次强迫仪式为了不“被感染”。例如，他不去餐馆吃饭，因为害怕被传染。由于他的一位合作伙伴死于癌症，他便让人销毁了所有家具并重新粉刷了办公室。起初，对他使用的疗法是逆机能推理法，方法如下：我母亲死于癌症，她曾接受一位肿瘤科医生的治疗，所以说肿瘤科医生什么也不懂，还搞错了；他们说癌症不是传染性疾病，但是既然他们搞错了，那么它就可能是有传染性的。

他当时每个周六上午来内克尔医院找我。经过旨在帮助他批判其错误想法的工作之后，他同意参与到设定情境的行为疗法治疗中。他带来了一些酸奶和果泥，我们将它们在一个盘子里混合起来。病人、护士、前台工作人员和我本人都在这个盘子里品尝这一混合物。R先生参加了这个治疗品尝，即使有部分前台的安的列斯人也参与其中，且未造成任何后果，但仍丝毫没有让他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放下心来。

很容易理解，在这一类感染强迫症中，目前最常见的，构成了强迫症精神病科医生的“日常盘中餐”的，是艾滋病强迫症。

注射器恐惧症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娜塔莎穿着打扮很特别。她穿着一件非常干净、平整的女士衬衣，一套剪裁得很好的女士套装，露出了修长的腿，配上黑色细网丝袜显得很好看。出乎意料的是，与这身总体很女性化的打扮形成对照，她的脚上却穿着军人的半筒皮靴。

娜塔莎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出租车。她不能走在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无法光顾公共场所，无论是咖啡馆、餐馆、火车站、电影院、夜总会……对于她来说，只能开自己的车去上班，且条件是要将车正好停在公司大楼前，而返回时，要正好停在家门前。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每天收到的违章罚款迫使她辞了职——工作仅是为了缴纳停车罚款，这可构不成令人愉快的工作动机。

娜塔莎的症状学[1]让人想起旷野恐惧症的症状，病人试图避免处于这样的情境：感到不适时无法得到救援或无法逃脱。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无法出家门。然而娜塔莎并非旷野恐惧症，她所惧怕的是艾滋病。可为什么惧怕艾滋病，会想要避开所有这些场所呢？

娜塔莎害怕的是踩到注射器，从而使血清化验呈阳性。如果你没有这种不合理的恐惧，你就会清楚，你所住城市的街道上是不会布满注射器的。你会想，要是偶然有一个吸毒分子丢弃了一个注射器，你是看得到的。你会意识到，就算出于分心，你没注意到它并踩了上去，你被针头扎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几乎不可能，但就算你还是被扎到了，你不会不知道扎到静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可对于娜塔莎，这一系列的不可能也完全不能让她安心。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总是在避免可能出现的情境。她无法工作、见朋友、娱乐、正常生活。她几乎被禁闭在了自己家里，那是一套她祖母留给她的小小公寓。她的情况不断恶化，直至这个严峻的阶段才最终使她来找我咨询。

起初是在海滩上：无法赤脚行走，害怕被注射器扎到。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海滩上确实会有发现注射器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赤脚在沙子上奔跑。而娜塔莎则需要更加注意观察沙滩上的哪些位置可以踩上去，其他地方当然也一样。来自脚部和腿部针刺般的侵入感觉随之而来。这些感觉让她无比焦虑，并促使她折返回去：她需要检查确认没有注射器才能放心。她越是检查，就越觉得必须检查，而针刺感也越加强烈。例如，在她的思维里，若偶然地经过了那些“高危”地带（同性恋经常光顾的街区、药店附近、夜店、公厕……），就会反复有针刺感受。这很可怕，因为恐惧不断升级，检查无法停止，她开始避免去这些让她焦虑的地方。

有时，她会使用一些计策来试图让自己安心。她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到她在前一夜有过“感觉”的地方，以重新检查。她会以一种无害的、天使般的方式询问她遇到的路人：“打扰您一下，请问您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注射器？我是糖尿病患者，我把我的胰岛素注射器落在这个街区了。”在那个时候，她还不清楚强迫症行为疗法的规则。她不知道当她这样做：回避、检查、提问以求放心，实则是在加重她的病情。

清洗衣物，尤其是清洗内衣也带来严重问题。在她住的小公寓里，没有洗衣机。由于患有强迫症，她无法光顾洗衣店，必须拿到距离巴黎50公里的父母家进行清洗，这会耗费掉她的整个周末。因为她要先放入漂白剂让她父母的洗衣机空转一遍。随后，要将衣物逐件洗涤——绝不可以将它们混在一起以至互相污染！她在阅读了我的第一本关于强迫症的书之后，前来找我咨询。那次阅读于她很有益，她对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决定接受治疗。她选择了认知行为疗法，即使她仍然非常惧怕这一方法。我让她放心，我提醒她，在进行行为疗法过程中，我们从不勉强病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我强调说如果治疗太让她痛苦，她可以随时中断。我还建议她配合药物治疗一起进行。由于她的恐惧症焦虑和精神药物的负面影响被扩大化，她坚决拒绝一切以精神治疗为目的的药物。即使我让她见了一位同样患有艾滋病强迫症，但服用抗强迫药物后已经大为好转的女建筑师病人，也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因此我们决定目前先停留在认知行为疗法上。第一次治疗时，还绝对不能拿出注射器，否则她很可能会立刻放弃治疗。于是一件情感负担没那么重的物品是必要的。作为行为疗法派精神科医生，在我的“阿里巴巴洞穴”里，除了除垢剂、利洁时[2]、灭鼠药、房屋灰尘、杀虫剂和其他凝结了我们现代人的恐惧的物件或产品之外，还有着与血清呈阳性相关的几件物件（一管口红、预防艾滋病与肝炎组织的资料、红丝带，还有年轻女性用来束头发的彩色皮筋，或者叫发圈）。正是借助这一发圈，我提议开始治疗。

▹ 您同意我去取来发圈并放到桌子上吗？

尽管露出了恶心的表情，但娜塔莎并没有反对。不过目前还不可能让她触碰。我在她面前把玩发圈。

▹ 您瞧，我碰了它。您认为我们触碰了某些物件就会染上艾滋病吗？在您看来，我是否没有意识到，并做出了一些危险的举动？您同意与我握手吗？

▹ 不！

▹ 可是您来的时候已经与我握过手了。

▹ 是的，但是您那时候还没碰过发圈。

▹ 也许我在治疗另一个人时已经碰过了。

▹ 确实。

▹ 如果现在我摸了这张白纸，您可以也摸它吗？

▹ 我会试试。

▹ 很好，棒极了！把您的手放上去。0到10之间（0：完全不焦虑；10：从未有过的最焦虑状态），您认为您的焦虑等级在多少？

▹ 我不知道……4或5吧。

▹ 很好，您可以拭目以待，焦虑会减弱的。很好！您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您看，焦虑并非很严重，并非难以承受。

▹ 确实是，但我过后又会想起来。

▹ 或许会，但焦虑程度不会更甚。现在，焦虑等级在承受范围之内。继续这样做，您的恐惧会越来越弱，您会重获自由。可是通过您的那些强迫仪式、回避，您是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宁的，您仍旧会感到焦虑甚至更焦虑。您还是不想握我的手吗？

她勇敢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了她的手。

▹ 很好，太棒了！我非常高兴。您的焦虑等级现在是多少？

▹ 6 ！

▹ 您等着瞧，它会下降的，这非常好，您非常勇敢。

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在一次次的治疗之后，我们在我诊所的候诊厅里关上灯，触摸了注射器，还脱掉鞋子走路。随后我们触摸了我诊所洗手间里洗手池上的水龙头，然后是冲厕所的按钮，甚至擦手毛巾。所有这一切并不因为一丁点儿的义务感，仅仅是出于对进步的渴望。

接着在我的街区，我们走到室外进行治疗。我让娜塔莎走在我旁边，下巴下顶着一份档案夹以阻止她朝地上看。如果有“感觉”她也不能返回。再然后我们开始借用树木的围栏来治疗。在娜塔莎看来，莫扎特大道上这些围着树木的围栏简直就是朝天竖着的注射器针头的窝点，就像一些导弹似的。路人大概在寻思这两个人在做什么。手牵着手，伸出胳膊，四目相对，围着树转圈。娜塔莎觉得背部有针刺感，想要查看的倾向很强烈，这很艰难，她抵抗着。当她下了公交车并看着车走远，那是尤为艰难的时刻：永远无法检查了，她不得不待在怀疑中。这是要好起来所要付出的代价。治疗继续着。那些军事用途的装甲鞋被脱了下来，她换上了更加优雅、女性化但却没那么大保护作用的皮鞋。针刺感变少了。娜塔莎又可以搭乘地铁，和朋友去餐馆吃饭，甚至去灯光昏暗的夜总会了。

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会去罗丹广场旁小公园的草地上散步。当然，禁止查看。在拉内拉格街上洗衣店的一两场治疗之后，娜塔莎已经可以正常地将衣物混在一起洗了。最棒的是，那是在一台公用洗衣机里！

现在，娜塔莎正常工作，已婚，育有一个孩子。尽管她仍有一些强迫症，但都在容许范围之内，强迫症不再糟踏她的生活了。

在惧怕患上或者传播艾滋病的强迫症之外，还有其他传染性疾病也会前来增强我们的“强迫症软件”。随着时间流逝，我遇到过疯牛病强迫症、弓形虫病[3]强迫症和包虫病[4]强迫症。我的一位女病人在道德强迫症尤为严重的前提下，惧怕巨细胞病毒。在她看来，巨细胞病毒是引发严重胎儿畸形和妊娠终止的罪魁祸首。她避开孕妇，在家里给一切消毒，且一有机会就洗手。

有的病人不怕肮脏，却正相反，他们怕肥皂或去污剂。我的一位男病人在洗澡时可以花上一个小时来漂洗。他不停地产生“没有洗干净”的强迫感觉。我也有机会见到过洗发露强迫症、洗洁精强迫症（在年轻女性中最为常见，她们怕伤害眼睛），利洁时、杀虫剂、洗涤液及很多其他产品的强迫症。

同样的，有人总是要多洗五分钟，多刷牙五分钟，多漂洗五分钟。强迫症患者淋浴或者盆浴花费的时间可以是惊人的。

通信和音乐污染

埃莱娜是奥尔良一所高中的体育老师，已婚。来见我时，她的生活已经十分艰难。她的公寓里有几间房间是禁止使用的，她无法踏足一步。厨房是尤为令她不舒服的。在厨房橱柜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把剪刀，该剪刀用来剪过从一家商店里买回的花，而这家商店的售货员可能是同性恋，可能艾滋病检查血清呈阳性。另一间房将会在以后成为她儿子的房间，同样被禁用了。房间里有埃莱娜曾经负责过的一个协会的资料。她已经无法再常去该协会，因为有一名会员可能是同性恋。

埃莱娜大量使用漂白剂来给手或她认为感染了的物品消毒。例如，她去看她的妇科医生时，被带领着路过一家同性恋经常光顾的餐厅，她回家后就忍不住要用漂白剂洗一遍鞋子。当她进入一家商店，而店里正在播放皇后乐队的音乐，她就必须将她所有衣服送去洗染店。治疗初期，如果我给她打电话并提到了“乔治男孩”“佛莱迪·摩克瑞”“皇后乐队”“同性恋”或“艾滋病”这些字眼时，她必须把电话听筒用漂白剂洗一遍。

既然恐惧的是被感染，那么除了艾滋病强迫症，她还患有与之紧密相关的攻击性强迫思维或者说冲动恐惧症。她后来向我承认，当她第一次同她母亲一起从奥尔良过来时，她特别请求她母亲不要让她和我独处（这一点对其他男性也适用）。面对一名男性，她害怕受到某种冲动驱使，她会不由自主地想发生性行为。正如我们上文中读到的攻击性强迫思维的例子一样，这显然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当我去候诊室叫她时，她并未思考，独自跟着我走。埃莱娜很聪明，她可以流利地陈述她的困难，于是一种合作关系立刻得以建立。在经历必要的教学评估、治疗意愿评估阶段，并确定好配合的药物治疗后，我们便着手进行认知行为疗法。很快她便能够触摸我留存的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物品，而不需要立刻洗手。当然，我本人会在她之前先把玩这些物件。她知道我们并不会因为碰这些物品而染上艾滋，无论它们是何种物品。起初，焦虑略显强烈，随后逐渐减弱。她可以听皇后乐队的歌而不把衣服送去清洁了。她成功地把皇后乐队的CD放进汽车的行李箱，随后是驾驶室，跟着是手提包，后来是放在饭厅的餐桌上，然后是床头柜上，再然后是她的床上！她触摸《执拗》（Têtu）杂志上或者同性恋网站上的男性和艾滋病病人图像时，起初感到非常焦虑、恶心，随后不适感逐渐减弱。治疗末期，埃莱娜能够接受同一位艾滋病女患者握手了。

渐渐地，埃莱娜重新获得了如从前一般什么都能做的自由。她可以正常地使用厨房，又能重返她的协会了。她甚至同意去她曾经如此畏惧的同性恋餐馆用餐。如今她有一个15岁或16岁大的儿子，住着那间曾经被污染的房间。她一直感觉良好。

起初，她的强迫症表现为害怕感染艾滋病，但逻辑牵强。每个人都明白这些恐惧是错误的，我们完全清楚该疾病的感染途径。此后，强迫症“扩展”成了一些忧虑，一些连病人自己都百分之百批判并承认其荒谬性的反常行为。她很遗憾无法换一种行为方式。比如，因为某人在120公里以外的地方说出了污染性的语句就要用漂白剂给自己的电话消毒，或者因为听见了与艾滋病或同性恋相关的音乐就要把衣服送洗……

病人自己百分之百批判的强迫症，也同样存在，表现为：认为会受到某一概念，或某种个人特性的污染。

会传染的毒物癖

我有过一位女病人，是位证券交易从业人员的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孩子，她没有去工作。她患有“毒物癖强迫症”——一切与毒物癖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是具有污染性的。如果她在广播里或电视上听到了毒物上瘾者这个词，她就必须洗手。如果在她阅读的文章里出现了毒物成瘾者这个词，就必须扔掉报纸，打扫所有报纸接触过的地方，然后以一种“强迫症的方式”洗手。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尝试过一个过于困难的练习，初次尝试时患者都未能成功完成。那是什么练习呢？精神病科医生经常收到与他们职业相关的、主题多样的各类邀请函、折页、小册子。我自己收到过一个毒物癖研讨会的折页。和这位病人一起，我们决定将折页放到她汽车的后排座椅。她需要将它留在那里直到我们下次见面。但她没能做到，并且忍不住把整个驾驶室都用酒精擦了一遍。

所幸，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她成功地将毒物上瘾者的药盒留在车里，而没有给车消毒。

会传染的贫困

我的另一位男病人患有“贫困和社会失败”的强迫症。在涉及迷信强迫症的同时（他进行一些强迫仪式以祈求不要变得贫穷）也属于污染强迫症：一切与贫困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是具有污染性的。

我的一位朋友曾送给他自己已经不再使用的一张小桌子。几年后，这位朋友失业了，这张桌子突然变成了污染源，这位病人做出了与治疗相悖的错误举动，将桌子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