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

从长沙市中心朝着浏阳河的方向一路东行，繁华渐远而节奏放缓，我的脚步在这里慢下来。一条穿过时空的河流依然清晰，那是一种不受时代限制的存在。浏阳河，九道湾，在流经长沙市芙蓉区、注入湘江之前拐了一道大弯，马坡岭，就在这个水汽充盈的河湾里。这是一道绵亘于长沙东郊东岸乡的低矮丘陵，原本是远离闹市的荒郊野岭，如今在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上，已为伟岸而又炫目的高楼大厦所遮蔽，然而一旦深入，就会发现，它并未消失，那一片洇染而出、弥漫而来的绿色液汁，在城市的皱褶中愈发显得鲜亮而灵动，我那高度近视的双眼感觉越来越亮了。这一小片被绿色渗透了的土地，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恍若隐藏于城市背后的另一个世界。

我三番五次探访马坡岭，每次都在三伏天，正是水稻扬花灌浆的季节，这儿有一片稻田，在省城里，这几乎是绝美的风景。这里的每一条路，仿佛都是从稻田里延伸出来的，只要不迷失方向，就会和一个伟大的灵魂走在同一条路上。我反复辨认着一个个路标与站牌，这里的路线还真是错综复杂，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和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河湾与丘岗之间构成了一个“农”字当头的金三角。如果问路，十有八九会被指错方向，一般老百姓也不知道哪跟哪，而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他们以为这一方水土全是袁隆平的地盘，只要带个“农”字的地方都是他管着的。我第一次来这儿就被指错了方向，从农大到农科院拐了好几个弯。来过几次了，才渐渐有了经验，只要看见那片长势特别好的稻田，就再也不会走错，那是袁隆平的中心试验田。紧挨着这片稻田——那一片绿得最葱茏的地方，有一道几乎被树荫遮蔽了的大门，就是中心大院。左一个中心，右一个中心，在这儿其实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特指，就像门口那两块牌子，一块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块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袁隆平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两个中心的主任。由于两个中心的名字太长，老百姓有点叫不过来，也难以记全，便很干脆地把这片试验田直呼为“中心试验田”，把这院子叫“中心大院”，又把两个中心合称为“杂优中心”。约定俗成，大院里的人也是这样叫的。这样叫其实也不错，这里就是湖南、中国，乃至世界杂交水稻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中心。

我第一次走进马坡岭，是在2009年7月，那时我正在采写一部以粮食为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那一次我就领会到了，要对他老人家做一次访谈可不容易。3月份惊蛰刚过我就开始联系，可他实在太忙了，自从投身杂交水稻研究后，数十年来，每年他都像追逐太阳的候鸟一样，在湖南、海南两地奔波育种。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活在二十四小时里，而是活在二十四节气里，追着农时走。那时，按照袁隆平提出的“杂交稻育种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中国的杂交稻事业早已从第一阶段的三系法迈进了第二阶段两系法，而且跨入两系法的升级版——超级杂交稻时代。在连续攻克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第二期目标后，他正率协作的科研团队向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发起攻关。几个月来，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面对面地采访他的机会，几经周折，经袁隆平先生的秘书辛业芸博士安排，我才终于有了一次采访机会。

当我从另一座城市赶到火炉长沙时，已经踩在7月的尾巴梢上了。大暑已过，正值中伏，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水稻长势最旺的季节。马坡岭当时还下着雨，但雨水浇不透逼人的暑气，反而漫出一股如蒸笼般的热气。袁隆平比预约的访谈时间迟了一个多钟头，尽管多年未见，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副面孔，这个形象，以那瀑布般的杂交水稻为背景，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一。这年，袁隆平先生已年届八旬，他刚去田里看过稻子的长势，进门时，他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也许是汗水），一边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的笑容”——由于长年累月扑在稻田里，他老早就得了一个“刚果布”的外号。那脸颊黑而瘦削，一笑，便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像刚果布的黑人一样率性、淳朴而快乐，有人便把他的笑称作“刚果布式的笑容”。我也觉得他这外号用来形容这笑容挺传神。一个人，一辈子，该要吸收多少阳光，才会变成这样一个“刚果布”的形象，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那犀利的眼神，依然透彻着内心的明亮。阳光不仅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也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那刚毅的、健康的色泽，来自阳光的直射，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发光体，浑身都在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光芒。

采访之前，辛业芸已给我打过招呼：“有么子问题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袁隆平说什么从来不打草稿，他是‘老演员’，不需准备……”她这话似是半开玩笑，却又格外认真，那笑意中还透出几分苦涩。我一听就有几分惭愧，真不该来打扰袁老师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我和他面对面的访谈，没想到，袁隆平一进门，呼啦一下就被一大群拥上来的记者给包围了，那摄像、照相、录音的长枪短炮顷刻间就塞满了他那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室，我被挤进了一个角落，连袁隆平的面孔也看不清。不过这位睿智的、善解人意的老人，又打着手势把我叫到了离他较近的一个位置。一个上午，从中央电视台到湖南卫视，包括我在内，这么多人围着他，沉闷、憋闷、喘息，这让老人怎么受得了？实话说，连我也受不了，但他却自始至终地面对镜头，一道灯光一直明晃晃地罩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第一千次讲述，而他每说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甚至引起争论的焦点。令我感动的是，他一边对着摄像镜头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边转过身，扭头朝我这边张望，偶尔还冲我点头微笑，他生怕冷落了任何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双阅人阅世八十载的眼睛，依然有一种不染尘埃的纯净，哪怕瞬间的掠过，也让我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让我升向一个明净之境。

对于我们，袁隆平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又是一位陌生的熟人。熟悉，只因他离我们的饭碗太近，尤其是我这种乡下人，感觉他就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稻田里忙活的农人，一如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陌生，是因我们还不了解他，哪怕天天与他打交道，也觉得眼前这位老人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当时，有个记者就忍不住说：“真没想到，您和那个课本里的杂交水稻之父完全不一样啊！”袁老就故意板起一副深沉而严肃的面孔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搞研究的都是这样子啊？”这句话把很多人逗乐了，袁老也乐了。

如果你看见了这个真的袁隆平，还真是很难把他和想象中或印象中的那个“杂交水稻之父”对上号，这可能是由于媒介传播造成的失真。很多人都觉得，在袁隆平身上有两个“对不上号”，也可谓是两个不对称，一个是他的学历同他崇高的科学地位对不上号，另一个是他那模样和知识分子形象对不上号。袁隆平也确非那种学院派或实验室里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书卷气息和学院情调，更没有一点儿大科学家的模样。其实，这两个“对不上号”恰好最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个最逼真的袁隆平，或者农业科学家。我见过的很多农学家或农业科研人员，包括袁隆平的助手和学生，一个个都是浑身黝黑、大手大脚，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个模子就是天地和田野，若要用一个最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们，那就是天地造化。

除了袁隆平的两个“对不上号”，他还有一双特有的大手和大脚，这和他的瘦削的身材也有点不对称。

若要真正认识他，兴许就要从他这双手开始。那手掌特别大，轻轻一握，就让我直接感到一股如我那农民父亲般的力量，但这双手厚重而温软，没有农民手掌中那种粗粝而突出的老茧。这让我找到了对这双手的最真切的把握，这绝非一双普通农民的手，而是一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科学家之手，那一粒粒神奇的种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双手来显示的。如今，这双阔大的手，早已为人类世界撑起了一片辽阔的天空，人们甚至觉得这只手会变魔术，又不知它到底有什么魔法。

这双大脚，是他几十年在水稻田埂上跑出来的，不知跑烂了多少双鞋子。但越跑脚板越大，越跑越结实，比最结实的鞋子还结实。有时候，鞋底跑掉了，他就干脆光着一双大脚板。一个泥腿子科学家的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人曾经估算，若把他这辈子跑过的田埂连接起来，足以绕地球几圈了。

这样一个人，最适合他的地方自然是稻田，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在有生之年为人类再多打一些粮食。但他活到这样大的年岁，却依然不能按自己的心愿而活着，这无疑是一个老人的苦衷，更是我们的错误。当时我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是否过多地打扰了这个老人忙碌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他也一再直率地表示，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啊采访，每天都有人纷至沓来，没完没了的采访，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可他又无法拒绝。无法拒绝，其实也是一种理解，这么多人来找他，围绕着他团团转，只因谁都绕不开一个最简单又最关键的问题，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早已设问又回答了的一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