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亲的礼物

阴雨连绵的梅雨时节，张竞生从新加坡铩羽而归，心里郁郁寡欢，寻思着只有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引，继续北上求学，才能走出重重困境，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时，父亲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张竞生。对于张竞生北上求学的要求，父亲表示坚决反对。父亲的道理很简单，张竞生读的书已够多了，管财理账已绰绰有余。他希望张竞生子承父业，在家乡学做生意，不要往所谓读书这个无底洞再扔钱财了。

父子关系一贯形同水火，原来一个在家村居，一个在外读书，倒也相安无事。这下子短兵相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毕竟父亲虽是原来的父亲，儿子已非原来的儿子！张竞生悲愤地想，这些年，因为庶母的挑拨离间，父亲一度不接济他的学费，使他的学业几乎难以为继，因此，内心里对这种“父亲过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作为父亲，又对自己儿子的前途横加阻滞，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张竞生血气方刚，盛怒之下，跑到三饶镇县衙门口击鼓鸣冤，状告父亲。

张竞生的忤逆行为，在饶平县引起轩然大波。开明者誉之为有志气，保守者骂他是不肖子。但不管如何，张竞生的这次反抗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县令龙朝翊的调解和劝谕下，父亲不得不勉强同意张竞生继续外出求学。但，真要继续求学，必先娶了老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否则，就是告到京城去，老子也要奉陪到底！

二哥江楼担心张竞生犟脾气上来，又跟父亲顶牛，就婉言相劝，要张竞生顺了父亲的意，把亲事办了，也是给老父亲一个台阶下。

只要能读书，即使委屈自己也在所不惜了。张竞生决定顺坡下驴，热热闹闹地把婚事办了，仿佛不为自己，只为父亲。因为那是父亲送给自己的绝无仅有的“礼物”。

张竞生十岁的时候，曾按照父亲之命、媒妁之言，与邻村年仅八岁的姑娘许春姜订婚。那时少不更事，也没有一面之缘，全凭父亲一句话，就订了终身。

一位美国汉学家在谈到中国五四那代人时曾感慨地说：他们在思想上猛烈地反传统，而行为上却十分的传统。的确，他们是旧时代的遗腹子，又是新时代的早产儿。他们的前脚也许已迈上世界潮流的快车道，可身后却往往背上了家庭的重负与情感的重负。与张竞生同时代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同事的鲁迅和胡适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同一种命运。

操办婚事的那天，张竞生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而揭开新娘盖头的那一刻，张竞生更是如被一瓢凉水兜头淋下，登时就冷了半截，仅有的一点热情和幻想都被抛到爪哇国去了。张竞生不禁哀叹道：“我前世不知犯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

这份强加的“礼物”对他的心灵造成创伤，给他的人生留下阴影，都变成了他今后家庭生活的隐患。当然，这一枚无意结下的苦果也为张竞生日后思考妇女观、婚姻观，直至人生观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材料和思想资源。在反思这一场由父兄包办的婚姻时，张竞生颇有切肤之痛：这是小孩子式的夫妻。不久，这样的小孩子又生出许多小孩子！这是小孩的世界。小孩式的夫妻结合后，也就在小孩式的生命间死去了！

结婚一个多月，名为夫妻，却形同陌路，新娘矮胖的身材、俗不可耐的谈吐，都让张竞生感到索然寡味。他记挂着早点外出读书，于是独自到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学习。

震旦学校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是法国天主教挺进中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他们到中国办学的目的，并非为了开启中土民智，发展华人教育，而是为了宣传西方宗教，输入殖民文化。因此，学校的教师全部由法国教士担任，除国文由中国教士任教外，其余的课程全部由法国人教授，尤其注重法文的课程。而所谓法文课程，实际并无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老生常谈的宗教中的教义。学校的组织，也完全宗教化。他们希望学生通过中规中矩的学习而成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或者至少为法国人所用，成为他们控制中国的工具。张竞生虽然对这种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极为反感，但是他真心喜欢法文，唯一的志愿就是学习法文，特别是在黄埔陆军小学学习了二年多的初级法文后，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常以不接济学费相威胁，如能通过进一步的法文深造，掌握了这门语言，可为书馆翻译书籍，也算是开辟了一条谋生的道路。

震旦学校原址—— 徐家汇天文台

这是张竞生的如意算盘。经历了求学的曲折和身世的漂泊，张竞生深感潜心向学、业有专攻，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扎实地掌握一门学问，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是多么来之不易，因此格外地珍惜，也格外地用功。可是，进学校不久，张竞生就感到深深的失望，这些所谓的法国老师不但不学无术，徒有虚名，而且装腔作势，为师不尊，把肉麻当有趣。他们不但身穿中国长衫，足蹬敞口布鞋，头上留起了垂垂的豚尾，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而且私生活极不检点，作为教士规定不能结婚，暗中却逛窑子、养情人，其乖张怪诞的行为令人侧目。更为离谱的是，他们以办学为幌子，却不务正业，凭借法租界的势力大做地皮生意，开办出版社、印刷厂，还有气象台和教堂等等，为教会攫取巨额财富，在徐家汇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乘兴而来，败兴而去。遭遇了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老师，张竞生只好自认晦气。在震旦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后，张竞生再也待不下去了，就辗转到了北京，准备投考京师大学堂法文系。

京师大学堂始创于1898年，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和维新变法的产物。其开办之初在京师设立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医学馆，后来添设进士馆和实业学堂，旨在培养和储备经邦济世的各类英才。取消科举制度后，新学兴起，人才辈出，为适应培育英才的需要和富国强民的情势，学部奏请清廷准许京师大学堂遵循西方大学通例，开办各分科，以扩充科系，整齐学制。得到清廷照准后，京师大学堂即行文各省，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就近调考咨送预科新生，符合条件的考生也可自行赴京投考。张竞生带着京师大学堂公布的招生告示，从上海的震旦学校来到京师大学堂，从后门进去报名，他渴望成为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的一名学生。

离入学考试还有半年。初到京都，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瑰丽，香山有诱人的秋色，八达岭有壮观的长城，昆明湖有粼粼的波光在闪耀，甚至八大胡同也有许多神秘的故事，这些对年轻人都是不可抗拒的诱惑。然而，张竞生不为所动。他找到了宣武门内的一间巍峨的大洋楼，又进入了法国教会所办的法文高等学校，继续争分夺秒地学习法文，虽然教材教程和授课方式与上海的震旦学校如出一辙，一样令他难以忍受，但他想着要考进京师大学堂，不抓住时机学多一点，学深一些，却斤斤计较于所谓僵化的教条，岂非舍本逐末，不得要领？于是他更加发奋地学习，整整半年，没有走出宣武门一步！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文科教学楼遗址

1909年2月23日至25日，张竞生参加了京师大学堂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中文文论、外国文论、中外历史、代数算术、平面几何、物理化学等。张竞生有备而来，以自愿投考的身份，过关斩将，顺利地考进了京师大学堂法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