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对灵魂的理性研究到独立的现代科学

|理解科学|

柏拉图（Plato）认为，哲学始于好奇（wonder）。而以哲学为根源的其他所有科学，包括心理学，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几个世纪以来，大量科学门类陆续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其中，心理学是最后一门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的学科。事实上，直到19世纪，心理学仍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的奠基者们都拥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他们发展心理学的原始动机在于为哲学问题找到科学依据。

问题1

“心理学”的英文单词是psychology，由psyche（灵魂）和logy（逻辑或理性，后演化为通用学科后缀）两部分构成，其字面意思就是“对灵魂的理性研究”，尽管这个专有名词出现于17世纪，但直到19世纪才被广泛使用。全世界的哲学家和宗教人士都在苦苦探求关于灵魂的问题：灵魂真的存在吗？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与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哲学家通常拒绝使用“灵魂”一词，转而使用宗教意味较少的“心灵”，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换汤不换药；就算是声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行为而非意识的心理学家，也只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答同样的问题。

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就开始探索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被称为“认识论”，“认识论”的英文单词是epistemology，来自希腊语词根episteme（知识）和logy（学科后缀）。认识论专注于探寻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涉及感觉、知觉、记忆和思维等方面，而这些领域的集合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伦理学（ethics）是哲学家（包括宗教思想家）与心理学家共同研究的另一领域。虽然表面看来伦理学主要关注人类的行为规范，但究其本质，却逃不开对人性的追问。人之初性本善吗？人们有哪些动机？哪些动机是健康的，哪些应该受到限制？人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吗？是否存在人类普适的幸福生活法则？这些思索都涉及深层次的心理学问题，可以通过针对人性的科学研究来了解。心理学中很多领域都会涉及伦理问题。在科学心理学中，动机和情感、社会和性行为等诸多领域都涉及伦理问题。在应用心理学中，无论在工商业、行政管理，还是临床心理学或是咨询心理学等领域，都深刻地涉及人类伦理。人们寻求心理学家的专业指导，希望得到更愉快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心理学家关于动机、情感、学习和记忆的专业知识，可以为来访者带来行为调整的方法，但心理学家绝不能无底线地满足来访者的需求。一个从事商业咨询的心理学家可能需要勇敢地告诉来访者，他本人正是公司的问题所在，没有一个有道德底线的心理学家会教一个骗子如何提高他的自我展示技巧。就传统而言，科学在探求自然奥秘时是价值中立的，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知识就是力量，应用科学家必须懂得正确使用其专业力量。

虽然心理学的概念基础源自哲学，但将心理学创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灵感却来自生物学。

当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宣布心理学学科独立时，他说这是哲学心理学和新生理学“联姻”的结果。尽管这一野心当初一度被证明为时过早，但如今，它正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开花结果，该领域正尝试用冯特做梦也想不到的方法连接思维与大脑。

自古希腊时期起，哲学家，包括其他知识分子，就开始逐步接受人的心智活动依赖于大脑功能这一观点，但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观点才真正占据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开创者们希望打通一条探索心灵的生理学途径，尝试将曾经的思辨哲学和宗教引向自然科学。生物学的一个年轻分支——进化论，也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创立。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探讨，在基于优胜劣汰的进化生存斗争中，大脑的作用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拥有意识？动物也有意识吗？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心理学家感到困惑不安，但却充满活力。因此，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不仅要关注来自哲学的抽象问题，更要关注脑神经系统的科学领域，这一远溯自古典时期的猜想，如今正高速发展。

科学的解释模式

从19世纪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门科学。科学的本质——也是心理学渴望拥有的属性，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人们期待从科学的视角解释世界、思想和身体运作的规律和原理。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则专门致力于理解科学的本质（Rosenberg，2005）。现代科学解释始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见第5章）。

知识加油站1.1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个自发的现代运动，因此，甚至在这个术语被使用之前，它就已经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了。实证主义源自一个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离经叛道的法国人，他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相对于心灵鸡汤来说，实证主义心理学显得不那么“积极”，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实证主义的出现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是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思辨哲学中充斥着虚无缥缈的内容，比如神灵和形式，孔德试图用一种基于可直接观察的，或基于事实的，也就是实证化的哲学来取代思辨哲学（如果这种哲学存在的话）。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基于思辨哲学的。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认为人类事件是由上帝或诸神安排的，因此社会的自然统治者是神职人员，这是一群所谓通灵的人，通过对神灵的祈求或某种控制来造福百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或者至少是精英）不再相信人格化的神灵控制世界，而是相信看不见的规则和力量。因此，自然统治者变成了理解这些隐藏真理的国王和贵族，也就是精英阶层。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这些“柏拉图的守护者”们。

最后一个阶段，是现代的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神灵和形而上学被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抛弃了，牛顿式的科学能够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真正造福人类，不像那些假公济私的神棍或贵族。因此，在这个阶段，自然统治者应该是科学家，特别是那些专长于社会本身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们。心理学家也属于新精英阶层的一员，正如应用心理学先驱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所写的那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占据属于自己的位置，成为现代世界的主人”（Herman，1996，p.55）。

法则论方法：按照自然规律解释 牛顿将他自己的科学事业定义为，寻求通过少量的数学公式推论自然界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规律。在运动物理学领域，他提出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向世人展示了这些定律如何精确地解释太阳系中的天体运动。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牛顿式的定义方式是这样的（Cohen，1980）：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其强度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牛顿因未能提供任何机制来解释引力是如何运作的，而受到同时代人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说两个不接触的物体之间有力的作用简直是天方夜谭。然后，就有了牛顿那句著名的回应：“我不杜撰假说。”换句话说，牛顿拒绝对万有引力本身进行解释，对他而言，可以通过万有引力预测天体运动就足够了。

牛顿开启了一种理解自然的新哲学，这种哲学后来被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实证主义追随者们（见第7章）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编成法典。他们认为，科学之核心奥义在于遵循牛顿主义，即尽可能接近可观察的事实，尽可能远离假设和解释，因此，科学的基本工作是描述而不是解释。科学家应该密切观察自然，寻找事物的规律和可靠的相关性。科学家应该基于观察提出科学定律，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实证主义哲学家继承并发扬了牛顿不作假设的传统，认为科学定律是对已观察事物的数学总结，而不是自然的真理。

科学的首要功能是描述事实、总结定律，由此衍生出第二功能：预测。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还有三大运动定律，科学家可以推测未知事件，比如日食的出现或者彗星的回归。最终，这种基于客观规律的预测，使得控制自然成为可能。利用牛顿定律，工程师可以精算出将卫星送入地球轨道所需要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向遥远的行星发射探测器。实证主义哲学认为，“控制”就是科学的终极目标，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孔德希望将科学的法则应用于社会领域，他所引领的科学化的心理学思想，在20世纪的心理学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描述、预测和控制，是第一批实证主义者赋予科学的仅有的三种功能，他们认为，过度追问“为什么”，是使人沉溺于形而上学和神学思考的危险诱惑。然而，1948年，两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亨佩尔（Carl Hempel）和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发表了《解释的逻辑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标志着当代哲学进入关注“解释”的时代。他们“划时代的”（Salmon，1989）论文展示了一种将科学的解释功能纳入实证主义框架的方法，而且，尽管这套理论方法年代久远且并不完美，亨佩尔-奥本海姆解释模型（Hempel-Oppenheim）仍然是后续所有关于“科学解释”的研究基础。

亨佩尔和奥本海姆提出，科学解释可以被视为一种逻辑论证，在这一论证中，被解释的事件或对象，可以基于原始观察素材和相关科学规律推导得出。所以物理学家解释日食的方法是，给定日食前太阳、月球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就可以用牛顿的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推断出它们会排成一列形成日食。由于亨佩尔和奥本海姆认为解释是从科学定律中推导而来，因而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演绎-律则”解释模型，也被称为“覆盖律”模型，因为基于这一理论，解释的本质就是要揭示某个观察对象如何归属于某些科学定律之中。

亨佩尔-奥本海姆模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明确了解释的一个核心和关键特征，我称之为解释的铁律：被解释的对象不能或明或暗地包含在解释之中。违反这一规则将导致解释无效。我们借用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关于鸦片的笑话来看看什么是“循环解释”。想象一下这样的提问：“为什么鸦片烟让我昏昏欲睡？”回答：“因为它拥有催眠的力量！”乍一看，这似乎是用一个外部概念（催眠的力量）来解释一件事（困倦），尤其用广告般吹嘘的语气说出来，很容易让人忽略这样的解释只是一句废话的事实。当我们意识到“催眠”的意思就是让人“昏昏欲睡”时，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空洞，这等于说：“鸦片烟之所以让你昏昏欲睡，是因为它容易让人昏昏欲睡。”作为被解释的对象——昏睡的原因，隐藏在解释之中，所以这样的解释是循环的。解释的铁律很容易被违反，因为当我们在给某事物命名的时候，比如“催眠的力量”，已经在进行解释了。由于精神世界的东西大多难以被观察，因此违反解释铁律在心理学中尤为常见。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比较害羞孤僻，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内向者”，但事实上我们只是给这个群体贴了个简单的标签而已。如果“内向”可以用来解释“害羞”，那么“内向”就不应该和“害羞”包含同样的含义，而是与其他内容相关联，比如遗传因素等。

其次，“演绎-律则”模型有一点极具争议，即它将预测和解释视作同一事物。在亨佩尔-奥本海姆模型中，对一个事物进行解释就表明它是可预测的。因此，一个天文学家可以对将在2030年发生的日食做出预测，而对1030年发生的日食做出解释。无论是预测还是解释，其逻辑都是一样的：将运动定律应用于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状态，并证明日食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解释和预测是对称的”这一观点，遇到了重大的挑战。想想旗杆和它的影子（Rosenberg，2005）。如果一个人知道了旗杆的高度和太阳的位置，他就可以通过光学定律和几何学规则推断并预测影子的长度，并且可以合理地说我们已经解释了阴影的长度。然而，通过同样的方法，如果我们已知影子的长度，尽管我们可以反推并“预测”旗杆的高度，但影子的长度显然不能解释旗杆的高度。

因果方法：仅仅有定律是不够的 用于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型，有意回避了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而更加倾向于关注如何预测和控制自然。应用为本的知识当然不需要假装深刻或真实。虽然人们直到现在才了解阿司匹林是如何起作用的，但长期以来医生们一直在用它来缓解疼痛、炎症和发烧。牛顿从不纠结为什么他的运动定律是对的，他的实证主义追随者们也一样，他们对科学解释的要求，只是为了做出成功的预测，而不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哲学家被实证主义方法的缺陷困扰，他们希望科学能够探索得更深，不仅告诉我们自然是如何运作的，还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会如此运作。

实证主义解释方法的主要对手是因果方法（Salmon，1984）。这一方法的出现源自对“解释”和“预测”之间差异的反思。尽管我们可以从旗杆阴影的长度推断出旗杆的高度，但是阴影本身不会导致任何事情，所以它不应该在解释中被引用。任何阻挡光线的物体都会留下阴影。用于预测的规律性本身并不等同于自然法则，不管这种规律性多么可靠和有用。“当气压计上的读数下降时，暴风雨就会发生”这一规律阐述了一种有用的相关性，而不是自然的因果法则。

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人们可以凭直觉接受，根本不需要援引任何定律的解释。在侦探小说的最后一章，大侦探揭开罪行，解释凶手是谁、怎么干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但他不会引用自然法则。相反，他将展示一系列特殊、独立的事件是如何环环相扣导致谋杀的，最终得知X勋爵的儿子为了偿还赌债而谋杀了他的父亲，我们对这个解释感到很满意，但绝对没有自然规律说“所有（或者大多）欠了赌债的儿子都会谋杀父亲”。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很多解释都是这种类型，在不涉及客观规律的情况下，事件以因果关系前后相连。并非所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都符合覆盖律模型。

从因果角度来看，实证主义者由于害怕陷入形而上学，所以固守于可观察的现实，这反而让他们偏离了科学的要义。就科学解释的本质而言，他们忽略了直觉的重要性。因果方法并不回避形而上学，而是欣然接受，认为科学的目标是透过现实的因果结构“发现”而非“发明”自然规律。他们认为，科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自然的运行方式，并且，科学是基于事实而非逻辑获得预测能力和控制力的。科学通过严格检验每一个假设和挑战每一个理论来保护自己免于陷入实证主义者的迷信。

然而，因果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弱点（Kitcher，1989）。例如，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在面对一个无法观察的对象时，我们要如何确定自己已经掌握了其因果结构呢？由于我们无法直接核实我们对事实的猜想，所以这些猜想很可能只是一些形而上的空想，这些空想无论看起来多诱人，都不应该被纵容。关于科学解释的因果和认知性争论至今仍在继续（Rosenberg，2005）。

解释是“真实的”抑或仅仅是“有用的” 科学解释的法则论方法和因果方法之间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源自两者对于“科学的使命”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则论者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描述我们发现的世界；因果理论家则认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参透宇宙隐藏的因果结构。在科学哲学中，这一争论被称为科学的实在论之争。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可以通过19世纪晚期关于原子是否存在的争论窥见一斑。从18世纪末开始，原子论被广泛接受，这一理论认为，所有物体都是由被称为原子的极小粒子组成的，各种可观察的现象，比如气体的特征或化学元素的合成规律，都可以通过原子理论得到解释。但是，在当时，并不清楚如何对原子本身进行解释。针对原子理论的科学解释方法争论，其中的实证主义阵营代表人物是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他认为，由于原子是不可见的，因此，其存在只能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他说原子最多可以被看作一种虚构性的存在，其假设对数据模型的建立是有意义的，但这不是科学。原子阵营由俄罗斯化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1834—1907）领导，他认为原子是真实的存在，其性质和相互作用解释了他发明的元素周期表的规律。

门捷列夫对于推论的实体和过程持有实在论观点：在可观察的现象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客观存在，观察所见本身只是宇宙潜在因果结构的证据。而马赫持有的实证主义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这一观点认为，观察所见本身就是科学唯一需要解释的东西。反实在论者往往以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名义出现（Newton-Smith，1981；Salmon，1989）。反实在论最常见的形式是工具主义，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理论仅仅是人类用以与自然打交道的工具或手段。反实在论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能预测和解释事物，我们就认为它是有用的；如果它不能预测和解释，我们就放弃。”“我们不应该对理论要求太高。”“可能我们从科学中获得真理的想法是危险的。”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应该尽力给人们呈现一个反映宇宙因果结构的真实图像；反实在论者则认为科学的使命是发明理论工具，使人们能够处理宇宙。简而言之，实在论者想要真理，反实在论者想要有用。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分歧在于，科学解释的法则论与因果论之争的核心是什么，而这也触及了科学理论的本质。科学用理论解释世界，不管它们被认为是客观的真理（因果实在论观点）或仅仅是有用的工具（法则反实在论观点）。萨维奇（Savage，1990）提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方法：（1）句法观（syntactic view），认为理论是句子的公理化集合；（2）语义观（semantic view），认为理论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模型；（3）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观点，认为理论是思想、价值观、实践和范例的无定形集合。在本书中，我将从中选择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我们将讨论句法观的根源，那些深刻影响心理学发展的“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received view on theories）；然后，我将简要地介绍把理论当成一种思维模型的语义观，由此引出本节的最后一个主题：理论检验。自然主义的观点将在后面关于理性的章节中讨论。

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论

句法观：理论是句子的集合 19世纪末，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与逻辑及数学的发展相融合，催生了一场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见第11章），并主宰了科学哲学几十年。这场运动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主导的观点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Suppe，1977）。然而，原子论者最终还是赢得了关于原子实际存在的辩论。因此，作为孔德和马赫继承人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有哲学上的争议，还是应该把不可见的、假设的概念纳入科学的理论范畴，他们尝试在不陷入形而上的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他们的这一尝试，对其后的科学理论构架产生了重大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科学语言分为三组术语：观察术语（observation terms）、理论术语（theoretical terms）和数学术语（mathematical terms）。毫无悬念，逻辑实证主义者给予了观察术语绝对优先权。他们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仍然是描述；观察术语指的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自然属性，被认为是绝对真实的。科学的基石是“基础语句”（protocol sentences）——只包含观察术语对自然的描述。而由数据推导而来的结论称为“公理”（axioms），公理主要由逻辑或数学术语构成，附属于自然法则。

问题2

原子或磁场等理论术语的出现，引发了实在论思潮，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这成了导致他们陷入形而上推理的危险诱惑。他们否认理论术语可以指向任何实体，而坚持早期实证主义的反实在论思想。他们认为，理论术语是通过明确的定义，或者更通俗地说，是通过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来赋予其内涵或认知论意义的。操作性定义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可的第三类语句——包含一个理论术语和一个与其相关联的观察术语的混合语句。由此产生的科学图景如图1.1所示：底部代表着实证主义者认为唯一与现实相对应的观察术语；顶部是被组织成公理的纯假设性的理论术语；中间夹着连接理论和数据的操作性定义。

我们来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经典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重要公式：

F=m×a

力的大小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其中力、质量和加速度都是理论术语，这些术语本身是抽象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的东西来定义它们，这个定义通常需要通过一种操作方式来实现，这也正是其被称为操作性定义的原因。例如，质量被定义为海平面高度上物体的重量。因此，在公认观点中，理论的语句（或称公理）中涉及的术语要明确参照观察术语来定义。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公认观点，或者对于任何反实在论科学哲学来说，观察并不为推断对象的存在和属性提供证据，但其可以像字典定义单词的含义一样定义这些实体。

公认观点自然而然地将科学引向了亨佩尔和奥本海姆的解释模型。自然法则属于理论术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术语推导出现象，或者准确地讲，是推导出观察术语。众所周知，从1930年到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极大影响，并且其“操作性定义”的概念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严格分离了理论和数据。实证主义者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的，观察完全独立于理论。然而，实证主义对于“感知”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简单了（Brewer & Loschky，2005；Daston & Galison，2007）。简单地说，人不可能同时观察一切。观察者对于观察对象必须先有一个概念或想法，由此决定观察的角度和优先度，也就是说，理论决定了对象的重要性。此外，心理学家也已经证明了，感知是如何受人们的期望和价值观影响的（Brewer &Loschky，2005），因而我们知道，知觉从来都不是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完美过程。事实上，我们可以颠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理论对观察的指导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罪恶。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银色火焰》（Silver Blaze）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由理论指导的侦探大师是如何战胜实证主义警察的：

福尔摩斯随即跳进洞里……俯身紧贴着地面，双手托着下巴，仔细查看面前被踩烂的泥巴。

“嘿！”他突然叫道：“这是什么？！”他捡起一根蜡制火柴，火柴烧了一半，上面沾满泥巴，乍一看像根枯树枝。

“我之前怎么没看到……”探长似乎有点恼羞成怒。

“你当然看不到，因为它埋到泥巴里了。我能看到是因为我找的就是它。”

“什么！你早知道要找这玩意儿？”

“大惊小怪。”

（Conan Doyle，1892）

通过这个小片段，我们看到了拥有一种理论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可以指导观察者应该寻找什么。福尔摩斯之所以能找到那根火柴，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犯罪理论，这使他的观察有明确的指向，而缺乏理论指导的警察，尽管搜查很细致，却一无所获。对于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而言，所有的事物既可以是有意义的，也可以是无意义的。而对于接受理论指导的研究者而言，每一个观察对象都在其理论框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和比重。

语义观：理论是世界的简化模型 语义观（Suppe，1989）以现代逻辑学的高度技术化的发展为基础。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看，语义观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赋予了科学模型中心地位，由此而建立的学说认为，理论与其解释的世界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语义观认为理论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它并不是现实世界的映像，而是一个清除了无关因素的理想化模型。

所谓理论，就是科学家建构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模型，它可以部分模拟真实的世界。只有当某个理论本身是正确的，且囊括了决定事物某个行为的所有变量时，其对世界的描述才是真实的。例如，对于物理学理论中的质点力学而言，在“块状物体沿着斜面滑动”这一事件中，相关元素——块状物体、斜面和地球——都被看作无摩擦、无体积的“质点”，在这个理论模型中，所有不相关或复杂的元素都被剔除，所以，理论模型只是显示的简单化、理想化版本，这也是理论的功能所在。语义观强调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解释某些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某些方面。科学理论不等同于我们所体验的真实世界，而是一个抽象化、理想化的模型。

现实世界比理论模型要复杂很多，无法完全通过理论来解释。举一个心理学的例子，比如配对联想学习法，这一理论将学习者描述为一个不会受到一天中时间或个人压力因素影响的个体。事实上，这些忽略的因素肯定会影响学习者的记忆表现。模型的建立可以让科学家更加专注并清晰地思考他们感兴趣的事物的某个方面。对于一个研究学习理论的专家来说，虽然压力的确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因素，但却是一个需要减少其干扰甚至通过统计手段消除的因素。相反，对于一个研究压力的专家而言，压力就成了他的主要关注点，而配对联想学习法只是作为其压力研究的一个背景或手段。不同的理论专家会从不同的视角建构模型，尽管这些理论所关注的可能是同一个事实：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是如何学习的。

理性：科学家何时何故会修改他们的理论

古希腊人将人类定义为理性动物，但这一论断越来越令人怀疑（Ariely，2008；Mele& Rawling，2004）。然而，科学却似乎是一个符合古希腊人理想的存在，其取得的成功显然宣告了它是理性的典范。科学的理性问题十分重要，因为理性和道德一样，是一种标准，是人类理应追求的东西。多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建立理性的标准，让人们可以像参照道德标准一样遵循理性标准。放弃理性标准就如同放弃道德标准一样危险，缺少了这两个基石，人类何以指望走出无政府、暴政和无知的状态？我们是如何分辨是非善恶的？如果科学都不是理性的，那还有什么是？

传统的科学哲学，如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信科学的理性，并用形式化、逻辑化的结构阐述了科学的理性方法论。而且，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描述是试图超越内容（content-free）的，他们认为，对于任何时期的任何学科门类，科学都有唯一的逻辑结构。然而，当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科学的发展历史，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一个绝对抽象、永恒不变、超越内容的纯理性方法论集合。科学家也是人，尽管是一群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但他们的感知和推理能力仍像普通人一样存在限制和误差。科学家们通常会在一个科学群体中接受训练和工作，不同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目标、价值观和标准。科学领域也像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对某个人来说它可能非常理性，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不值一提。

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被错误地看作了纯粹的科学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元科学运动”（Daston & Galison，2007）一直在挑战这一错误的观点，即科学是由一种固有的理性所定义的，这种理性使科学有别于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这场新运动带来了被称为“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观，这一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制度，而不是恒久不变的哲学真理。这场新运动得到了众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心理学家的支持。自然主义科学方法论有很多分支，本节我重点介绍其中的两种，一是以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为代表的世界观理论，这一理论在过去的30年中对心理学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另一种是达尔文主义，其认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智力进化过程。

还原和取代 当我们去对比两种理论对相同事物的解释能力时，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叫还原（reduction），也就是说，这两种理论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解释相同的事物，用相对复杂的理论解释更加具体的对象；用相对基础的理论解释更加普遍的对象。在科学家试图描述自然的统一规律时，他们会倾向于放弃更加“高级”和复杂的理论，将其还原至更加基础的版本，因为复杂理论都是从简单的基础理论中衍生而来的。“降级”后的理论仍然可以做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释。另一种可能性叫作取代或淘汰，也就是说，所对比的两个理论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错误的理论应该被抛弃。

关于“高级”理论的还原，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理解，一个是将经典气体定律还原为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另一个是将孟德尔遗传学（Mendelian genetics）还原为分子遗传学。18世纪的物理学家认定，气体的压力、体积和温度，可以通过一个称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数学方程相互关联：

P=V×T

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合覆盖律的例子——物理学家可以用精确而实用的方式描述、预测、控制和解释气体的行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是“高级”理论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描述了复杂物体，即气体的行为。而原子假说的早期成功之一是气体分子运动论，它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做出了因果解释。分子运动论认为，气体（也包括其他状态的一切物体）是由像台球一样的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的活跃程度或运动速率，是由其包含的能量，尤其是热量决定的。例如，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加热气球中的空气，气球就会膨胀，如果我们冷却空气，气球就会收缩（如果把气球放在液氮中，体积甚至会收缩至趋近于零）。分子运动论解释了气体体积变化的原因，当我们加热空气时，组成空气的粒子更活跃，反弹到气球的表面，推动气球向外膨胀；当我们冷却空气，原子的运动减速，撞击气球的力度变小，如果减速的幅度足够大，就不会产生任何压力。

相比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气体分子运动论所处的层面更加基础，因为它涉及组成气体的粒子，可以解释所有由分子构成的对象而不仅局限于气体，气体的行为状态只是所有物质性状变化规律的一个特例。气体分子运动论通过假设一个潜在的因果关系解释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原理，因此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以还原为分子运动论。理论上，我们可以废除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但我们认为在一定应用范围内它是有效和有用的，它仍然是一个科学理论，只是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加普适的理论体系中。

孟德尔的遗传学也有类似的还原故事。孟德尔提出了一种遗传传递单位——基因，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假设。孟德尔的基因概念为群体遗传学提供了基础，但是从没有人见过基因或者知道它的样貌。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被发现，并被了解到其是遗传信息的载体。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DNA模型上的编码序列才是真正的“基因”，其组成也远比孟德尔以为的复杂。尽管如此，孟德尔遗传学对于其主要的解释对象——群体遗传现象是有效的，但是，如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一样，孟德尔的遗传学已经被还原整合进分子遗传学体系。

在还原的情况下，旧的理论被认为在其应用范围内仍然是科学有效的，只是其在科学谱系中的序列变得相对次要。与之相对的是，一个被取代的科学理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一旦证明某个理论是错误的，就要把它从科学谱系中剔除。在这种情况下，旧的理论由更好的理论取代。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将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恒星都在各自复杂的轨道上围绕地球旋转，这一理论被天文学家们接受了好几个世纪，因为它可以对天体运动做出有用的精确描述。通过这个理论，天文学家们可以描述、预测和解释日食之类的事件。尽管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具有描述性和预测性，但经过长期的斗争，托勒密的理论最终被认为是个彻底的错误，被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哥白尼的理论将太阳置于宇宙中心，而太阳系的其他星体围绕太阳旋转。作为一个过时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被彻底排除在科学体系之外。

理论还原或取代的问题在心理学领域显得尤其重要（Schouten & Looren de Jong，2007）。心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生理途径联系心理和生理过程。然而，对于我们现有的某个心理学理论，如果我们发现了其潜在的生理依据，那么这个心理学理论会被还原或取代吗？一些观察家认为，心理学注定会像托勒密的地心说一样消失；另一些人则认为，心理学将沦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但他们中的一些乐观主义者也承认，至少某些人类心理学是既无法被还原也不能被神经生理学取代的。我们会发现，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

知识加油站1.2 心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

对于心理学，很奇怪的一点是，人们不确定应该把它划归科学体系的哪一部分。在大多数大学或学院里，心理学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尽管有时它也被认为是“生命科学”，与生物学混为一谈。在其他一些地方，心理学被分割成若干部分，例如，某个关于认知科学的研究部门会研究心理学的相关领域，其他部分也被切割归属于相应的交叉学科。同样地，尽管大多数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生项目都安排在心理学系，但有时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专业也会招收临床心理学研究生，咨询信息学的研究生则通常被安排在教育学院。

图书馆则不同。现代图书管理员喜欢以系统方式对图书进行分类，他们对待心理学与大学院系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图书馆使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心理学书籍是放在BF区域的，这是包括哲学在内的B类大分类的一个子区域。当然也有部分心理学书籍会被放到科学所属的Qs区域、精神病学所属的RCs区域，或者教育学的LBs区域。你永远不要指望在社会科学区域找到心理学书籍，而且，如果你去看一本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书籍，也根本别想找到心理学相关的内容！事实上，至少有一位作者明确否认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如彼得·马尼卡斯（Peter Manicas，2006），尽管他在早期的一本著作（Manicas，1987）中提到过心理学。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心理学是否有统一的主题，看起来把它归于任何现有领域都不合适。

作为世界观的科学

具体的和普遍的知识 我们日常的关注点和知识大多集中在具体的人、地点、事物或事件上。例如，在选举投票中，我们会收集具体的竞选议题和有关候选人的具体信息，以便决定投票给谁。随着时代的变化，议题和候选人来了又去，我们又开始了解针对新问题的新事实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和特定的人相处，并像对待特定事物一样，逐步深入了解对方。我们倾向于寻求直观而实用的知识。

然而，科学要回答的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普遍性问题。例如，物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电子，至于电子是否存在于我们的拇指中，是否存在于鲸鱼座τ星中，是否存在于宇宙大爆炸后的前6分钟，或者存在于数百万年之后，这些都不是物理学本身的任务。同样的，物理学会试图描述像万有引力这种在宇宙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普遍存在的现象。

虽然科学区别于人类的日常实践性知识，但它也并不是寻求普遍真理的唯一途径。虽然有争议，但哲学有时也被认为是致力于寻找普遍真理的学科。

科学是从观察具体的事物和事件入手，最终归纳总结出解释客观世界的一般性规律或假设。例如，心理学家针对民众对待某位政治人物的态度进行了归因实验（Jones &Harris，1967），他们不关心该政治人物其人，不关心实验对象对该政治人物的具体看法，也不关心如何改变人们对待该政治人物的态度。他们试图探索的是人类如何对某种行为进行解释的一般性规律，不管这种行为具体是什么：可能是某种政治态度、对朋友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猜测，或是对自己上次数学考砸的归因。心理学的研究任务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专注于人类的行为，以至于要屏蔽很多环境因素，从而揭示与人类思维和行为相关的普遍规律。由于科学关注的是获得普遍性的规律，而非人类的主观想法或需求，因而科学观点是一种“本然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

作为“本然的观点”的科学 这也许是自然科学中最奇特、最令人生畏的部分，但也正是这一部分赋予了科学纯粹、严谨和力量。科学寻求最纯粹的客观知识，避免任何人为干预和主观臆测。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他的著作《本然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1986）中将自然科学的这一特征描述为“客观的物理概念”：

（本然观点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对科学的认知都比前一阶段更加客观。第一阶段是认识到，知觉是由客观事物对我们身体产生的某种影响而引发的，我们的身体本身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认识到，那些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并带来知觉的物理属性，同样会对其他客观事物产生各种影响，但这些影响未必产生知觉，也就意味着客观的物理属性与主观的知觉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存在并不取决于主观知觉。第三个阶段是形成一个独立于我们自身或其他主观知觉者的客观概念。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不应该从个人主观角度去思考物质世界，甚至也不应该从更普遍的人类共同感知的角度去思考它：不要去思考研究对象看起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闻起来如何或是什么味道。将这些主观属性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中清除，只保留诸如尺寸、形状、质量和运动方式等客观属性。

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策略，（它成就了科学）……虽然我们的感官为我们提供了初始的证据，但科学方法的独立性，让我们即便在感官缺失的情况下，也可以仅通过理性把握规律，并且能够理解物理客观概念的数学和形式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和其他生物分享对物理学的理解，只要它们也具备理性和数学能力，即便它们在对事物的感知上跟我们完全不同也无妨。

这个客观概念所描述的世界，不仅是排除主观干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毫无偏见的。虽然有属性的描述，但这些属性都不是主观的。所以主观属性都被归于意识层面……物质世界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观点，也不存在任何只能以特定观点出现的事物。

（Nagel，1986，pp.14-15）

科学的本然观最重要的历史渊源是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关于意识与世界关系的论述（见第4章）。和其他早期科学家一样，笛卡儿明确地区分了意识（他认为是灵魂）和物质世界。意识是主观的，它是我们每个人观察世界的视角，是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主观体验。科学在描述世界时排除了灵魂，也就是意识和主观性。科学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上描述自然，就如同自然界中根本没有人的存在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本然观。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们赋予科学的其他具体特征都由此衍生而来。科学通过量化手段消除任何观察者或理论家的主观立场。同行审阅可以进一步清除原创科学家的个人观点。实验的可复制性确保了任何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对其他人都是通用的。其所追求的宇宙普适法则甚至超越了物种的界限，人类可以发现的自然规律同样可以被其他拥有理性的物种发现。科学的本然观对于自然科学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它对人类相关研究的适用性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一点，你将在本书随后的内容中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