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与圣雷莫

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

首先，我是天秤座。因此，在我的性格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制衡。我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之后决定回到祖国，我就在此时出生了。由此，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我在里维埃拉，在那个独有的小天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那里海湾拥着大海，崇山峻岭峥嵘而崔嵬，似天然屏障护佑着我。狭窄的沿海公路将我与意大利分隔开来，近在咫尺的国界线将我与世界分隔开来。走出那方天地是我在重蹈出生的创伤，只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成长于独裁时期，等我到了征兵年龄，战争全面爆发。我一直认为，和平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脆弱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再次夺走。

在兵荒马乱中，政治可能成了我青年时代过多焦虑的来源。过多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其价值的事物而言。而看起来与政治相去甚远的事物，我则更多地考量它对人民和国家历史（甚至政治）的影响。

战争甫告结束，我就感受到大城市的呼唤，这一呼唤比我故乡的呼唤还要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犹豫不决。选择都灵当然有其原因，而且并非没有后果。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因果，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我很快尝试了写作。发表对我而言很容易，我立即获得了支持与青睐；但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说服自己这绝非偶然。

我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在别人的书上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自己的书上花费的时间多。对此我并不后悔：所有精力的消耗都是为文明社会而服务。恰巧，我从都灵那座严肃而悲伤的城市，经常也十分容易地来到罗马。（此外，我所听到的唯一不以否定形式谈论罗马的意大利人就是都灵人。）因此，罗马会成为我未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并且又无须问自己什么。

对我而言，理想的居住地应该是外国人生活得自在的地方，巴黎就是这个理想之地。我在这里娶妻成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我妻子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皆可改变，但我们内在的语言不会改变，甚至它所包含的内在是比母亲的子宫更加独特和权威的一个世界。

我意识到，在这部自传中，我用了大量笔墨来讲述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几个阶段，现在我甚至倾向于更进一步地回到我出生前的世界。这就是自传对起源进行探索的风险。比如《项狄传》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长辈的生平经历，而等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无话可说了。（1980[1]）

“在我的家族中，只有做科学研究才是光耀门楣。我的一个舅舅是化学家、大学教授，他的夫人也是化学家（其实我有两位化学家舅舅，并且两位舅母也都是化学家）；我的弟弟是地质学家，也是大学教授。”（1960）

1985年夏天，伊塔洛·卡尔维诺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他在《美国讲稿》中如此热情洋溢地写道：写作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解释事物的感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遗嘱性质的陈述，同时也是在宣告自己忠于工作的原因。很少有作家会像卡尔维诺这样，几乎在每部作品中，都不断地对自己的创作意义发出疑问：可能的策略，选择的内在必要性、合理性和连贯性。这种对精确的追求，这种确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无穷系列关系的前提，正是“母胎里”就镌刻下的、卡尔维诺携带的遗传密码。这是来自父母双方以科学思维为主导的密码：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正是因为共同的科研兴趣使得他们在一次科学交流中相识），舅舅埃菲西奥则是化学家。如果不从卡尔维诺父母出版的那几百本小册子开始讲述，那么就无从理解卡尔维诺。他将这些小册子存放在家中的一个具有“自由风格”的旧橱柜中。换句话说，我们要从这些丰富的出版物的摆放方式去理解卡尔维诺：他试图将顺序、名称、系列关系、因果关系等等框架归结为自然的连续组合创造，归结为永远变化发展的、持续而严格的实验，这一空间似乎受到某个幻想事件的无限灵感的支配。谈到家人的科学天赋时（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也极具科学天赋，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也是热那亚大学的教授），卡尔维诺用他那典型的自嘲式口吻评判道：“我是家族的败类，家族中唯一的文人。”事实上，他作为作家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追随父亲的脚步，力图将一种由精确方法支配的反思和研究嫁接到文学这一古怪而多变的主干上。因此，这是在用其他语言，用同样取得丰硕成果的其他规则继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恰恰是科技兴趣与文学研究的交融成就了意大利二十世纪最真实的新兴作家——加达、卡尔维诺、普里莫·莱维，尽管他们的落脚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游刃有余地超越了对现实的纯印象解读。

马里奥·卡尔维诺出身于圣雷莫一个古老的家族，但他对农业学的热情促使他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奔赴墨西哥与古巴，并在那里旅居三十年之久，在墨西哥首都担任农业实验站主任。

马里奥·卡尔维诺与妻子埃维莉娜（埃娃）·马梅利通过书信相识，随后他短暂地回到意大利，二人于1920年10月30日结婚，并在婚后一同前往古巴。马梅利一家祖籍萨萨里；乔万尼·巴蒂斯塔很可能是国家机关职员，与妻子马达莱娜·库贝杜育有五个孩子：埃菲西奥、埃维莉娜、安东尼奥、朱塞平娜、罗穆阿尔多。乔万尼·巴蒂斯塔英年早逝之后，马达莱娜坚定地撑起了整个家。几个孩子要么成为行业翘楚，要么担任军事要职（比如罗穆阿尔多）。特别是埃娃，她从帕维亚大学自然科学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卡利亚里大学植物学专业的讲师。她的意大利语非常精准，完全不受口语交流中存在的语言、语法、句法近似问题的影响——这一重要细节完美地解释了其子伊塔洛·卡尔维诺语言表达精准的原因，他拒绝不准确、含糊不清的内容。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不喜言谈与他散文的晶莹剔透也源于此。他写给多梅尼科·雷亚的一封题为《论简练》的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问我为什么总是简洁明了。原因不止一个。首先，这是出于我的需要，因为我从事文职工作，所以受制于工业生产的狂热节奏，它支配并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其次，这是出于风格的选择，我力图尽我所能保持对经典作品的忠诚。再者，是性格使然，这是我的利古里亚的先辈们的宝贵财富的延续，是从不容忽视的血统。最后，最重要的是，出于道德信念，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流与了解的方式，比任何不受控制和欺骗性的传播都要好。但是，我要补充一下，这也是争论与宣传的需要，因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这种方式转变：但愿那些谈论自己的面孔或“自己的灵魂”的人能意识到，他们所说的内容空洞无物，不合时宜。不赘，你的朋友。（1954）

那个孩子于1923年10月15日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名为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的村庄出生（后来，圣地亚哥也成为他参加游击队时使用的名字）。他取名为伊塔洛，这个名字“源自移民对他们的守护神的虔诚，但此名在家乡却非常响亮，有着卡尔杜齐之风范”。卡尔维诺一家于1925年返回圣雷莫。父亲买下了庞大的梅里迪纳别墅，它高耸于整座城市之上，藤蔓环绕，一棵巨大的九重葛爬满了整个内墙，并探出墙外。他受命领导着“奥拉齐奥·雷蒙多”花卉实验站，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经常光顾此地，但之后为实验站提供资助的加里波第银行破产，他就将别墅的花园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场所。花园里满是奇花异草，其中包括那棵“假胡椒树”——柔毛肖乳香，后来成为《树上的男爵》中的树木的原型。

如果人们想要对世界和历史做出一个普遍解释，那么首先要考虑我们房屋的位置。它所处的地区曾经被称为“法兰西之角”，位于圣彼得罗山的半山腰，就像两块大陆的边界。山下，只要踏出我家的栅栏，走出那条私家小道，熙来攘往的城市便近在眼前，人行道，橱窗，电影院的广告牌，报刊亭，还有科隆博广场仅一步之遥，再向前便是海滨；山上，只要走出厨房的门，走到那条山上修建的又流经屋后的水渠[……]瞬间就来到田间，再向上便是鹅卵石铺就的山间小路，掩映在石墙、葡萄架与绿树之间。（1962）

我父母最惹眼的特立独行之举就是他们豪迈的决不妥协的反教权主义：自小，在学校，我就学会了要拥有不同于他人的想法，而为了不盲从官方的思想，就要忍受来自上级和同伴的猜疑、歧视和嘲笑。因为我不去做弥撒，我没有像我同学那样受坚信礼，没有去上宗教课，在档案的宗教信仰一栏中，我父母填了“无”，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我父母从小向我灌输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仇视君主制，这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具有共和党与马志尼思想的家庭的意识。（未曾出版的手稿，1953）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女性，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固守她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也很严格，脾气粗暴，但他的严厉更多表现为嗓门大、易发火，而且不是时时严厉，而是间歇性地严厉。无论是作为深深扎根于故乡的老派利古里亚人，还是作为曾周游世界并经历过潘乔·维拉时代的墨西哥革命的人，我父亲都更适合做叙事人物。他们二人个性都十分强硬与鲜明。绝对的世俗教育可能比天主教的教育更具有压制性。对于孩子而言，为了不遭受强势个性的碾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防御系统进行反抗。但这也会带来损失：所有本可以由父辈传给孩子的知识就失传了。

但我必须说的是，我的性格造成我在表示拒绝时总是游移不定，从不会彻底拒绝。我表示赞成时也是如此；每当我赞成某事，相信某物时，我又总是有所保留，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从外部对其识别。（1980a）

我母亲从来不认可生命就是浪费这一说法；对她而言，生命就是激情。因此，她一直过着植物园、家、研究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植物园里满是贴满标签的植物，家里九重葛爬满了墙面，如同一层挂毯，而研究室里全是植物标本，还有一台放在玻璃罩里的显微镜。她做事向来井井有条，不会犹疑不决，她将激情转化为责任，并以此为生。（1962）

伊塔洛在圣乔治学院上幼儿园，随后在瓦尔德西教会学校上小学。“我的童年没有什么悲惨的经历，我的生活环境优渥舒适，宁静祥和，色彩斑斓。虽然小矛盾不断，但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这就是当时我对世界的所有印象。”（1960a）

在一些短篇小说中，他会追忆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那些承载了父亲记忆与他的童年记忆的地方。比如，在《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与《圣约翰之路》中都有体现。

[……]我睡不着，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这时，父亲已经起床，绑好绑腿，穿上猎装，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工具。我隐约听到他在依然漆黑寂静的屋里走动，把狗叫醒，安抚它，跟它说说话。他在燃气灶上为他自己和狗热了早餐，他们就在寒冷的厨房里一起吃早餐，然后他把一个大篮子斜挎在肩头，另一个拿在手里，裹上围巾，连同他那白色的山羊胡子一同裹进去，随后大步走出家门。于是，山间小路上便回响着他沉重的脚步声，狗脖子上的铃铛声，还夹杂着他不断咳嗽和咳痰的声音，这些声响犹如报时器，沿路而居的人家在半睡半醒间都知道是时候起床了。他踏着第一缕阳光到达农场，叫醒农民，在他们开始干活之前，他已经挨个地头巡视了一番，检查过已经做完的活儿和还需要干的活儿，就开始大喊大叫，骂骂咧咧，整个山谷里都回响着他的声音。他年纪越大越愤世嫉俗，具体表现就是要早起，他总是第一个站在田间地头，不断指责所有人，孩子、朋友、宿敌全是一群好逸恶劳之徒。或许他唯一的幸福时光就是拂晓时分，他与狗一起走过那些熟知的街巷，咳出压迫了他一整夜的痰液，在晨光熹微中，看着成排的葡萄与橄榄树枝头的颜色逐渐鲜活起来，辨识着晨起鸟儿的各色啁啾啼啭。（1954a）

我父亲总是从那儿（厨房门）出门，他穿着打猎的服装，打着绑腿，然后你就能听到他穿着钉鞋走过水渠的脚步声，狗脖子上的铜铃声，还有朝向圣彼得大街的栅栏门吱嘎作响。对我父亲而言，世界始于此，并向上延伸，而向下的那一部分世界不过是附属，偶尔需要去那里处理一些事情而已，但总归是毫不相干且无关紧要的世界，需要大步流星，逃也似的离开那里，绝不会东张西望。我则恰恰相反：对我而言，这个世界，这颗行星的版图，恰恰是从我家向下走的那部分，其余的部分都是空白，毫无意义。我希望从下面那些街巷与夜晚的灯光中破译未来的密码，它们不仅仅是我们这一隅之地的街巷与灯光，而是这座城市，是窥探所有可能存在的城市的一个窗口，如同它的港口已然成为各大洲的港口。我从我们家花园的栏杆探出身去，所有吸引我、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都触手可及——却也遥不可及——所有东西都深藏不露，犹如核桃壳里的核桃仁，未来与现在，以及港口——它们都在那一栏之外，我现在也不确定我说的到底是哪一段时光，究竟是我从未出过花园的日子，还是总是逃出去四下转悠的时日，因为现在这两段岁月已然融为一体。光阴流转，留下的只是一些地点的记忆，而这些地点也面目全非——港口已经看不见了，被萨尔迪广场和布雷斯卡广场的高楼大厦的屋顶遮挡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段防波堤，几只小船的桅杆顶端；甚至连街道也被遮蔽无遗，我完全无法从那些连墙接栋的屋顶中辨认出道路的走势，也辨认不出任何比例与透视效果：那边圣西罗的钟楼，阿梅黛奥亲王时期的市立剧院的锥形穹顶，这边老加扎诺电梯厂的铁塔（现在，它已荡然无存了，只有名字还倔强地、不可替代地留在史册中，真所谓名存实亡了），还有被我们称为“巴黎屋”的阁楼，那是一栋用于出租的公寓楼，是我几位表兄弟的房产，当时（我指的是1930年左右）它矗立于圣弗朗切斯科河的悬崖之上，是遥远都市的孤独前哨……旁边“烛台门”的河岸高耸，如同舞台侧幕，河流从罗里奥桥下淌过，芦苇、洗衣女，以及垃圾秽物都尽掩桥下。在那里我家有一片陡坡园地，它紧邻“松果老城”。老城如同刚出土的骸骨，灰暗且遍布孔洞，上面布满或黄或黑的环状焦油污迹，间或生长着几丛杂草。就在老城的圣科斯坦佐区——该区毁于1887年的地震——还坐落着一座公园，十分整洁，但略显凄凉，公园的植物篱笆与沿墙种植的果树缘山而上，尽头是建在木桩上的业余舞蹈俱乐部；还有一栋以前医院的小楼，以及十八世纪的海岸圣母教堂，它的外墙上大面积的蓝色十分显眼。母亲们的呼唤声，姑娘们或酒鬼们的歌声，都会按照不同日期和时间段，从城市高处的斜坡上响起，划破寂静的天空，清楚地落入我们家的花园里；而在城市接连不断的红鳞瓦上方混杂着有轨电车与锤子的叮当声，还有德索纳兹兵营院子里孤独的军号声，贝斯塔尼奥锯木厂的嗡嗡声，以及圣诞节时，海边旋转木马的音乐声。每一种声音，每一个形象，都与其他的声音和形象交织，单靠视觉或听觉都无法获取它们的全貌，唯有靠猜测才行。（1962）

在1960年（卡洛·博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和1973年，卡尔维诺详细介绍了他与利古里亚及其居民的深厚渊源。

利古里亚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恋自己的家乡，就像礁石上的帽贝，你永远无法移开它们；一类是以世界为家，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像在自己家一样。但即使是第二种人——我就是第二种人——也许你[卡洛·博]也是——他们定期回乡，他们对家乡的依恋并不比第一种人少。我的家乡位于西里维埃拉，十五年来此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无法认出原来的面目，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混凝土森林中重拾记忆中利古里亚的面貌，是较之恋爱中的忧虑更令人回味的故乡“爱恋”。就像从盛行的商品化思维中挖掘出我们家庭昔日的道德传统，对于你来说，亲爱的博，那将是一种隐约带有詹森主义的天主教，对我而言，是一种世俗的、马志尼的、共济会的传统，全部面向“行动”的伦理。对我父亲与日俱增的怀念将我与我的家乡，特别是圣雷莫以北的乡村联系在一起。他是具有最为独特品格和人生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后复兴运动的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使实际上他在大西洋彼岸度过了他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时光——他还是不复存在的那个利古里亚的最后一个典型的利古里亚人。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感性因素，而我一直理性地尝试从最先进的生产世界，对人类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关生活领域的视角来看待事情，无论这些生活领域是处在欧洲的工业界，还是美国抑或是苏俄。在我年轻时，这种矛盾经常让我思索：既然我知道有价值的世界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世界，而里维埃拉是靠一种夹在旅游业的虚假繁荣和大部分地区处于贫困的农业之间的辅助经济过活的，为什么我还要在创作上与里维埃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以里维埃拉为背景进行创作时，我脑海中会浮现出纯净的、精确的图像，而在创作工作文明的故事时，一切都很模糊、苍白。因为那些容易被描述的事情是被我们抛诸脑后、盖棺论定的事情（然后会发现其实它仍然悬而未决）。

[……]我们始终必须以事情的本原为出发点。社会学评论，与其继续笼统行事，不如做点比较具体的工作：从它的视角去定义每位作家的本质，发现其真正的，甚至与其外在对立的社会背景。关于我，他们或许会发现，剥开表层后，在最下面的是一个小农场主、个人主义者、对工作吹毛求疵、吝啬、国家和税务机关的对头，为了应对无利可图的农业经济和将土地租给租户的愧疚，提出了诸多解决自身危机的通用方案，比如共产主义，或工业文明，或背井离乡、四海为家的知识分子生活，抑或寄情于文字，以期在文字中重拾泯灭于现实中的天性与和谐。（1960b）

“这种永恒的不安全状况体现在利古里亚的城镇形状中，它们的房子就像松果的鳞片一样挤挤挨挨，皮尼亚（Pigna，意即“松果”）是内尔维亚山谷的一个村庄的名字，与古老的圣雷莫的城市居民区［如图］的名字一样，城市为防御而建，街道狭窄，遍布拱门，就像随时准备击穿敌人的包围。”（1973）

“有时，一个人会觉得自己不完整，他只是还年轻。那时我马上要告别童年，迈入青春期，但我仍然喜欢躲在森林里大树的树根之间，给自己讲故事。对我而言，一根松针可以代表一名骑士，或是一名贵妇，再或是一名弄臣；我拿着它在眼前晃动，然后完全沉浸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之后，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让我感到羞愧，我就逃开了。”（1952）

我们进入内陆就会发现隐藏的村庄：昨天隐藏是出于防御的需要，今天隐藏则是被沿海的繁华遗忘。只需走几公里，你便会从大海来到大山，从花园与橄榄园来到松树林、栗树林、山毛榉树林。亚平宁山脉的巨大山脊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让里维埃拉东海岸变得遥不可及。在里维埃拉西海岸，阿尔卑斯山在海边耸起高达一两千米的陡峭悬崖。巴亚尔多传统的“扁舟节”体现了这种山海相依的思想。巴亚尔多位于圣雷莫北部，坐落在海拔九百米的山巅之上。“扁舟节”的仪式、歌曲及其传说融合了诸多异教和中世纪的古老文化：植物的春日节、年轻人的成人礼、从父权部落到外婚制过渡的神话、反封建的公民代表制、农民团体的史诗……每年的圣灵降临节那天，村里的年轻人走进森林，砍下一根高大松树的树干，将它抬回村子，在广场中央用绳索竖起。一截较短的树干横向固定在较长的树干上，如同船桅一般，姑娘们则手拉手唱起歌，唱的是恋人出海时姑娘的哀叹。“我爱人的船——啦弹滴隆嘚啦，啦弹滴隆哒——我爱人的船啊今晚出发啦……如果我是金翅雀，如果我会飞，我会落在那船桅上。”姑娘们合唱的第二首歌讲述的是伯爵的三个女儿站在城堡的阳台上，向正在广场上踢球的恋人赠送爱的信物——一个苹果、一个柠檬、一个柚子或苦橙，这是对古老的利古里亚柑橘林的追忆。一首歌接着一首歌，串联起一个故事：传说中，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巴亚尔多的伯爵将自己的木材出售给比萨海上共和国，用于建造两桅帆桨战船，以便将十字军运送到圣地。比萨的三名年轻人来巴亚尔多收取木材，却闯入了伯爵的三个女儿心中。离别的日子到了：最小的女儿安杰丽娜逃出城堡的花园，逃到森林去追随自己的恋人；伯爵随后追来，并对她进行威胁。第三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悬念。跟其他歌一样，依旧由巴亚尔多的姑娘们合唱，一部分姑娘绕着广场上的树干围成一圈跳舞，而另一部分姑娘绕着她们又围成一圈，朝相反的方向跳舞，给令人窒息的结局带来一丝喘息：伯爵的女儿被父亲斩首，两个姐姐收起她的头颅，为头颅穿上长斗篷，并将其供奉在广场上。在这个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中，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故事从贸易契约、森林砍伐、海上运输和建筑工地的世界中脱颖而出。甚至可以从中窥见山海之间的经济相依，不过没有任何诗情画意：无论靠山吃山还是靠海吃海，都需要劳筋苦骨，拼尽全力。山与海是辛苦劳作与精打细算的世界的两面，它们之间素来少有货物交换。（1973）

如今，虽说里维埃拉的动物种群不怎么具有异国色彩，但植物种群欢迎来自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最多样化的物种，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植物样本。可以说，只要我们的文明所强加的统一性给植物种群留有空间，那么它就会欢迎异国植物。在幸免于难的花园中，棕榈树的叶子继续在风中摇曳，在陡峭的海崖之上，龙舌兰锋利多肉的叶子直插云霄。（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的一首诗中写道：“百丈峭壁悬剑草。”）在里维埃拉西海岸，就在那片仍被称为橄榄园区（不过，七十多年前该地区的橄榄树就逐渐消失，一则因为收益不高，二则受到周期性的虫害即油橄榄果实蝇的威胁）的土地上，鲜花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玫瑰、康乃馨、银莲花、菊花、大丽花。在给花卉命名时，文学语言总是习惯编织出精致而华丽的辞藻作为建议；但是，在这里，花卉则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花卉种植区，为确保花田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的照射，容不得任何的遮阴，因而风景变得乏味而单调。梯田坡度平缓，筑有围墙。这些围墙比以往坍塌的矮墙笔直得多。花卉行垄规整，人们用绳子将花茎绑在木棍上以保持花茎直立；给花卉喷洒灰色杀虫剂；冬季时，给它们覆以玻璃板或草垫保温防冻。因为气候剧烈变化、病虫害的侵袭等原因，小型花卉种植园一年四季劳作不停，且担惊受怕。因而花卉市场是从事风险业务，充满无情竞争、紧张局势和争执吵闹的交易所。工业生产法则被强加于贫穷的农业之上，因而在利古里亚，花卉成为艰辛的代名词。（1973）

“笨重的三齿钉耙，俗语称之为‘马加油’，是数百年来人们最得心应手的农具，能够开垦山地最坚硬的土块。它需要农人有非常结实的臂膀，双脚抓牢地面，以及顽强的毅力。”（1973）

一直以来，那些不得不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的人，其艰辛程度绝不亚于渔夫。可以说，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农业用地，人们必须通过平整丘陵和山地的陡坡，围砌干石墙，来获得“带状”梯田。这些梯田层层而上，使得利古里亚山谷犹如但丁的地狱图，但它们往往十分狭小，无法使用耕犁和农业机械。笨重的三齿钉耙，俗语称之为“马加油”，是数百年来人们最得心应手的农具，能够开垦山地最坚硬的土块。它需要农人有非常结实的臂膀，双脚抓牢地面，以及顽强的毅力。大多数情况下，这名使用钉耙的苦役也是土地的所有者。在利古里亚，农业所有权在过去极为分散，如今依然如此，许多家庭只能勉强维持生计。（1973）

1934年，卡尔维诺被乔万尼·多美尼科·卡西尼皇家高中录取。读书期间，他并不是一位特别出色的学生，也不是班级第一名。他的意大利语明显很不错，希腊语和理科则一般。当时，他的主要兴趣之一是看电影。

有那么几年我几乎天天去看电影，甚至有时一天看两场，那是1936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总之是我的青春时代。在那几年，电影对我而言就是世界。那是一个与我周围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但对我而言，只有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才拥有一个世界的特性，即饱满、必要、连贯，而银幕之外则堆积了各种成分复杂的元素，它们似乎是随便地堆在一起。我生活中的物质也堆积如山，我觉得它们不具有任何形状。[……]

我通常下午去电影院，要么偷偷地溜出家门，要么借口去同学家学习，因为上学的几个月里，我父母给我的自由时间极少。探索内心的喜好是我最大的动力，让我在两点电影院一开门就冲进去。观看首场电影有很多好处：观众寥寥无几，好像整个放映厅都是我的，这样我就可以躺在“三等座”的中间位置，将双脚蹬在前面的椅背上；看完电影还有希望偷偷溜回家，而不被父母发现，这样我还可以得到再次外出的许可（甚至我还可以再看一部别的电影）；下午余下的时光可以稍微发个呆——不利于学习，但有利于遐想。除了这些难以启齿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严肃的理由：电影院开门时就进场，可以让我从头到尾完整地看完一场电影，而不是像我经常下午过半或傍晚去电影院时，只能看半截电影或者只看到结尾。（1974）

当时有五家影院，其中三家首映影院（中心影院、超级电影院和圣雷莫电影院），另外两家是二轮放映影院或者规模更小。我主要看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那是《傲世军魂》、《叛舰喋血记》、玛娜·洛伊和威廉·鲍威尔的侦探爱情喜剧、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的音乐剧、陈查理和鲍里斯·卡洛夫的侦探电影的时代。我见证了这一切直至珍·哈露的去世；多年后，在一个更能意识到所有符号的精神寄托的年代里，我又重新经历了这一切，比如玛丽莲·梦露的去世。

“[……]在《逃犯贝贝》中看到阿尔及尔城堡之后，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观察我们旧城区的台阶路。”（1974）

“在我们的命名方式中，在各团体进行组织安排的惯例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意义，一种习俗，一种风格，一种文化。一张证件照、结婚照、家庭合影或是学校合影给我们的感觉是，每个角色或机构本身是多么的严肃与重要，但也是虚假的、被迫的、专制的、具有等级制的。这就是关键所在：明确我们每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如今这种关系往往会隐藏起来，变为一种无意识，并且认为如此这种关系就会消失，然而……”（1970）

我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如今的知识分子的“迷影”文化，但电影院是一个聚会场所，我在那里与同学、与其他少年见面。比起书籍，比起文学，电影院是一个有着更多的对话和讨论的所在。（1984）

我第一次体会到阅读一本真正的书的乐趣是很晚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当时读的是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的前两篇，第二篇让我受益颇深。我已经记不清那本书从何而来，究竟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还是别人赠我的礼物。从那时起，我就在书本中寻找一些东西：我想看看是否能够再次体验阅读吉卜林时的乐趣。（未发表的手稿）

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爱伦·坡笔下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是我童年时花了很大精力并且全部读完的作品之一。我的一个舅舅订阅了（蒙达多利出版社“浪漫主义”丛书）绿色卷，他也是每卷书带有私人藏书票的第一批订阅者；在书架上排成一排的金色书脊中，我选择了《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兴奋的经历之一：有身体上的兴奋，因为某些内容在文字上吓到了我，还有诗意的兴奋，如同命运的呼唤。（1981）

实际上，年轻时的卡尔维诺首先在绘画中实现了自发性的创作表现。伊塔洛发现了一种简洁而风格化的线条，这种线条知道如何捕捉和表现肌肉抽搐、手势、面部表情，并且通过它们来表现人物性格。从他父亲带着爱犬去狩猎的灿烂笑容到墨索里尼骑马时突出的下巴，从一个扎根于土地的利古里亚农民的尘世具象到他自己心不在焉的走路方式的自画像，卡尔维诺母亲保存的诸多家庭相册和笔记本都表明，这一切旨在通过讽刺和幽默的变形来揭示一个隐藏的真相。

书籍和笔记本中散布着以朋友和同学为原型的漫画。可见，这种讽刺的本能已经成形，成形于利古里亚方言能够运用的形象隐喻中，但却被用于自相矛盾的、近乎形而上学的幽默中，后来成为早期小说中幽默的来源。

因此，伊塔洛最初的志向是做一名幽默画家。我们知道他是杂志《贝托尔多》的忠实读者，这是由莫斯卡和梅茨领导的一份米兰的周刊，有点儿与罗马的杂志《马克·奥雷利奥》一争高下的意味，并且与扎瓦蒂尼（《贝托尔多》的创办者）和坎帕尼莱瞄准高水平的受众群体而采用超脱的且近乎超现实的幽默有所不同。伊塔洛在瓜雷斯基负责的“纸篓”专栏上发表了四幅漫画。在这个专栏中，他与另一位未来的作家，也是他的同龄人奥雷斯特·德尔博诺首次亮相。卡尔维诺还与他的朋友科苏一起赢得了“年度最愚蠢漫画”比赛。

卡尔维诺回忆道：“《贝托尔多》创刊于1936年，它独特的讽刺手法立即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和少年读者，他们与年长读者的幽默方式明显不同（并且与传统的机关主办的幽默报刊，即米兰的《格林·梅斯基诺》和罗马的《思想传播》截然不同）。《贝托尔多》诞生于米兰，是新兴的米兰文化产业的成功产物，它追求连贯而独特的线条、现代性、润色与轻盈。[……]在这种氛围下，《贝托尔多》力图创作一种社会体制中可能存在的幽默，因为在这种社会体制中有太多的事情和人不允许开玩笑。因此，剩下的就是开辟新的空间，创建善意的超现实喜剧——这一喜剧主要基于语言表达，而不是文字游戏和荒谬的逻辑换位。”（1984a）

《贝托尔多》还曾刊出年轻的罗马尼亚画家索尔·斯坦伯格的画作，他后来搬到纽约，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家。穆纳里在罗马的杂志《七美》上发表他的画作《无用机器》，而费里尼则与杂志《马克·奥雷利奥》展开合作。

但是，卡尔维诺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戏剧作家。戏剧作家是电影编剧的近似替代品，因为电影编剧被认为是一场不可能的冒险。此外，他还梦想有一种表达语言，能够偏向寓言故事的方向，并且这种语言具备一种道德能力，能够摆脱卡尔维诺年轻时已经意识到的现实主义的束缚。

——噢，大师，您是一位如此体贴的诗人，请您为我作一首诗吧[2]！

——噗！

——自从他们给我授勋之后，就连电台的报时信号都不敢再对我一个劲儿地“你……你……你……”了。

（收音机里发出“您……您……您……您……您……您……”的声音）

——请给我一张去米兰的票。

——几等座[3]？

——1903年入伍的钢铁战士。

1940年春，卡尔维诺以假名雅各在杂志《贝托尔多》的“纸篓”专栏上发表了四幅漫画，这是其中三幅。

“[……]突然，在1940年夏天，我写出了一部三幕喜剧，谈了一场恋爱，而且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卡尔维诺在《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中如此写道。他在《一个观众的自传》中所进行的思索也可以运用到对戏剧的热情上：对他而言，电影是对距离的需求，“电影满足了我的诸多需求，对距离的需求，对拓展现实边界的需求，对开拓无尽抽象空间的需求。这一空间如同几何体，又是具体的，那里绝对充满了各式面孔、情况和环境，与直接经验世界一起构建起自己的（抽象的）关系网络”。他后来放弃了戏剧创作，只留下了一部《卡波尼禄的兄弟们》，并在写给他的朋友斯卡尔法里的信件中留下了一连串他宣称要写的戏剧题目。他在回复《西帕里奥》杂志的调查问卷中写道：“我确信‘现实与幻想’‘见解’等问题非常重要，我也相信皮兰德娄极为重要，并且他将在我们的文化中永垂不朽。”（1952a）

1940年夏天，当战争闯入了年轻的卡尔维诺的生活时，似乎激起了他更为强烈的情感和幻想。

那是1940年9月，我快十七岁了。吃过晚饭，我迫不及待地出去散步——尽管白天除了散步，我也没有做其他事。我没有意识到，但也许正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喜欢生活，因为我那时正处在相信自己将永远拥有自己获得的每一样新事物的年龄。旅游业因为战争而停滞，我的城市仿佛完全凝结在它的乡土风貌中；我觉得它更加亲近熟悉，也更加具有可量性。夜晚很美，灯火管制似乎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时尚，而战争是一种遥远的且习以为常的风俗；到了6月，我们听说战争已经打到了我们附近，但只是短暂地令人吃惊了一下，之后它似乎完全结束了，再往后，我们不再对此抱有期待。我当时尚且年轻，完全不担心军队开拔，由于性格和见解的原因，我对这场战争感到陌生。但是每次我幻想自己的未来时，除了战争，我想不到别的：这是一场没有恐惧、清白无瑕的战争，在这之中，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何我感到幸福自由且与众不同。因此，我了解了时代的颓丧与激情，我困惑地生活着，天天去散步。（1953）

1941年5月，卡尔维诺高中毕业，所有科目均以六分通过（由于战争，期末考试取消，学年成绩有效）。他与一些同学保持着友谊：埃乌杰尼奥·斯卡尔法里、杜伊利奥·科苏（短篇小说《青年先锋队员在芒通》中比昂柯奈的原型）、西尔维奥利·迪安（小说《房产投机》中的律师卡纳尔的原型）。

对科苏来说，伊塔洛“乐于倾听，是一位细心的倾听者，但他也是一位惜字如金，不情愿讲话的人，只会用他那深沉的、近乎男中音的嗓音偶尔发表一句讽刺评论或一句冷酷的笑话，让你震惊不已。[……]他喜欢人猿泰山以及他简单的语言。他说：‘有一天我要用泰山式的语言写一首诗。’”迪安还记得在梅里迪纳别墅度过的许多午后时光，伊塔洛的母亲热心地为大家准备点心，如果马里奥教授无暇为孩子们讲解各种珍稀植物的特性，卡尔维诺家则一片寂静。

埃乌杰尼奥·斯卡尔法里与卡尔维诺同桌三年，他证实，1943年7月25日晚上，当科隆博广场的高音喇叭宣布墨索里尼下台时，伊塔洛正与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拿到一面三色旗，并且请一群待返回军营的新兵喝酒。斯卡尔法里回忆说，伊塔洛“走路姿势很奇怪，他走路时胳膊几乎不动，感觉很不自在，仿佛他不知道该将胳膊放在哪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眼睛很温柔，很像他的母亲。他很幽默。他最早的创作活动是插画和连环画。他痴迷于幽默杂志《贝托尔多》。他还喜欢戏剧。他最初的作品是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已经可以窥见《宇宙奇趣》的影子。他写过一些只有三四行的短诗。那时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蒙塔莱。那时，我们晚上常去主街上一家带台球室的咖啡馆，里面抽烟的人很多，总是烟雾缭绕的。[……]晚饭过后，我们坐在皇后大道的长椅上，讨论上帝的存在，我们亲切地称上帝为菲利波”。（1985）

相反，伊塔洛对于那段时光的记忆是这样的：

[……]与我最亲密的一位高中同学是南方人，埃乌杰尼奥·斯卡尔法里，他是罗马人。那时埃乌杰尼奥在罗马上大学，假期时回到圣雷莫。可以说，我们的“政治”生涯始于与斯卡尔法里的讨论。他原是“法西斯大学团体”的反对派成员，后来遭到除名，接着他又成为几个意识形态模糊的团体策划人。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要我加入一个尚在筹备、暂且命名为“贵族社会党”的党派。就这样，通过与埃乌杰尼奥的通信以及夏日讨论，我渐渐地注意到反法西斯主义的觉醒，并在阅读上找到了方向：赫伊津哈、蒙塔莱、维托里尼、皮萨卡内；那些年出版的新书标志着我们混乱的伦理文学教育的不同阶段。

当时，我们也经常讨论科学、宇宙学和认知基本原理：爱丁顿、普朗克、海森堡、爱因斯坦。[……]在某个夏日，我和埃乌杰尼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生命冲动的哲学。第二天，我们发现，海森堡早就创立了这套体系。

那时，我也写一些略带政治色彩、无政府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超短篇小说或寓言故事。我把它们寄给还在罗马的埃乌杰尼奥，他把其中一篇发表在“法西斯大学团体”的报纸上，似乎惹了一些麻烦，但没有人知道我是谁。那时，我的政治思想和创作都偏向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所支持的无政府主义。1943年7月25日，与斯卡尔法里和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创立了我们的党纲，称我们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主要依据德·鲁杰罗的《自由主义的历史》），这与我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含糊不明。我们围坐在我家农场附近那条小溪里的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成立了MUL（大学自由运动）。那时，政治还是一场游戏，不过为时不长。那些时日是后来被称为“四十五天”的狂热时光。被迫迁往别地的共产党员回来了，我们围着他们七嘴八舌问个不停，讨论，向他们提出异议。

9月8日，埃乌杰尼奥回到罗马。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地下共产党组织。（1960a）

1941年，卡尔维诺在大学学业上不断做出抉择：他出于家庭责任，选择就读都灵大学农学系（1936年至1938年他父亲在该系任教）。第一年他参加了四门考试，数学考了两次之后也通过了，但在1943年1月，他转到佛罗伦萨大学，并参加了三门考试。9月8日，卡尔维诺为逃避萨罗共和国的征兵，被迫中断了学业，“过了几个月躲躲藏藏的日子”，正如他在一段从未发表的片段中以第三人称写道：“据他证实，这几个月的孤独与拼命阅读对他的职业生涯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放弃科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以决定性的方式推动了文学生涯的起步。从1941年春天起，卡尔维诺创作了一些“超短篇小说”，随后将它们整理成册，题为《我疯癫还是他人疯癫》，并亲自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审核。“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是当今最杰出的出版社之一，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写给他的朋友斯卡尔法里的一封信中他如此描述他（1942年5月21日）参观都灵的兴奋心情。不出意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拒绝了他的投稿，但这并没有扼杀这位年轻作家的抱负，从1943年6月起，他再次拾笔写“关于未来的超短篇小说或存在主义的寓言故事”，对此他承认，他深受扎瓦蒂尼的影响。这些作品谈及烦恼、存在主义的荒谬、难以理解的生活、难以捉摸的身份，但也不乏政治主题，例如反对国家干涉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以及群众的聚集本能。凭借他一贯的构建才能，卡尔维诺将这些早期文章进行整理，计划编撰成一本题为《知足》的文集，并附有序言，其中解释道：“寓言故事诞生于苦闷时期。当人无法清楚地表达他的思想时，他就会通过寓言表达出来。这些超短篇小说源于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闷时期，一位年轻人的政治或社会经历。”他补充说，只要时间允许，作家就没有必要再讲寓言故事了，就可以转而做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种哲学故事，带有十八世纪反思的基调，优雅地摆脱了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自白、心理学的桎梏，并且如同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以人为中心的描述已初见端倪，昭示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四十年后这一方式在《帕洛马尔》中得到充分运用。

“我发现我无法融入周围的世界，它陡峭且如同灰浆一般，仿佛我深陷其中，我也无法接受那些充满近乎阴郁的活跃性色彩，犹如尖叫或大笑一般的裂缝。尽管我力图在自己与事物之间加上文字，但我找不到恰到好处的词语来修饰它们。因此，我所有的文字都坚硬而破碎，书写出来就如丢下许多石块。”（1943）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很好，弗洛里亚诺也很好。我们离得不远。我们希望能尽快回家。吻你们。

伊塔洛

1944年9月

1943年8月至10月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创作爆发期，之后事情急转直下，创作被迫中断。1944年秋天，尚不清楚出于什么机缘，伊塔洛和他的弟弟弗洛里亚诺加入了“加里波第”突击部队第二师，该师主要活跃在利古里亚滨海阿尔卑斯山区，并以阵亡的年轻共产党员医生费利切·卡肖内命名。伊塔洛似乎因阴谋活动的罪名于1944年11月15日被捕，被关押在圣雷莫监狱。伊塔洛深信第二天将被枪杀，为了克服心中苦痛，他整夜都在默念蒙塔莱的诗句。隔壁牢房一群缆车工作人员在齐声高唱，黎明时分他们被杀害。伊塔洛则被带上卡车，送往萨罗共和国的一个征兵中心，但在途中停车时他设法逃脱了。我们目前可以知道的是，12月9日、10日和11日他躲在一个隧道中，该隧道可能在他父亲位于圣约翰的农场中。他从那儿翻山越岭，设法找到了游击队。在1945年6月6日写给斯卡尔法里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经历了一系列难以言喻的危险与艰辛；我体验了牢狱与逃脱，我数次濒临死亡。但是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过，我希望我做得更多。”同时，他父母长时间被德国人扣为人质，敌军曾经三次在他母亲面前假装开枪射杀他父亲，但他母亲在纳粹党卫军和士兵面前依旧坚定不动摇，正气凛然。伊塔洛的反法西斯主义正是源于他母亲“朴实无华的严谨性”与“道德、世俗、科学、人道、反战、爱护动物的严肃性”，这些首先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庸俗化。

7月25日，我感到失望透顶，出离愤怒，因为像法西斯这样的历史惨剧竟然以大议会的一纸普通行政公文而宣告结束。我那时还一心梦想着革命，梦想着意大利在战斗中获得重生。9月8日之后，当这个模糊的梦想成真，我才明白，实现梦想如此之难，达到梦想的高度更是难上加难。我选择共产主义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支持。我觉得有必要从一张“白板”开始，因此我将自己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苏联，我有诸多疑问与异议，这在当时很普遍，但我又受到我父母始终坚定地支持苏联这一事实的影响。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那个时期行动才是关键，而共产党正是最活跃、最有组织的力量。（1960a）

游击战争成为卡尔维诺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我而言，抵抗运动将我带入世界，在写作上也是如此。我所写所想的一切都是从这一时期的经验出发的。”（1957b）回忆起那段时光，他写道：“那时我们处在意大利抗战战区的最外围，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盟军支援和权威的政治领导；但这里却是那二十个月内战斗最激烈也最残酷，阵亡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如何以第一人称讲述游击战往事，于我而言一直是一道难题。或许我可以依据事实以不同的叙事风格进行讲述：追忆面对痛失所爱、危险、焦虑、抉择、死亡的心潮起伏，或者采用喜剧英雄式的叙述，着重描写一个刚刚离开家庭的呵护、毫无政治准备，也没有任何生活历练的资产阶级青年的遭遇，讲述他的犹疑、不断出错、慌乱与不幸。”（1960a）

游击队作战的那片山林，我小时候就在父亲的带领下领略过，游击战让我加深了对那片风景的认同，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水深火热的人类世界。（1960）

“费烈拉出生于山区，是一名工人，他一向沉着冷静，头脑清晰。现在听大家讲话，他面露微笑表示支持，但同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该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分配重型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

“而吉姆是一位大学生，他追求极强的逻辑性，要求明确的因果关系，他的头脑里时时刻刻充满疑问。”（1947）

我认为，如果我重写那个题材，如果我能重新忆起，那么，将不是从宏观层面，而几乎是微观层面的，一种局势，一个小事件，一个生死之间的刹那，那时生活中绝对日常的或者可以说是经常的刹那，就像我们习惯了在任何时候都有死去的可能一样惊人。我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瞬，根据决定这一瞬的诸多条件编织而成的网络。首先是物质条件，生物条件，跟植物环境有一定关系。在春天等待灌木生长对于游击队员、对于他们在户外行动的可能性而言是生存条件——不像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1945年的冬天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人们在叶子的生长中窥探春天——为了驱除霉运，人们总说不相信战争不会结束，我们有太多的不如意；但对于灌木，灌木在我的方言中叫作矮树林，覆盖在山谷上的厚厚的绿毯能让我们隐藏行迹。游击队员与杜鹃共生。还有可怕的粮食问题，在我们山区，整个冬天除了板栗没有其他可吃的，维生素缺乏症困扰着游击队员，腿上长满疖子。疖子在方言中叫大疮疙瘩。游击队员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从来没有人说起，而能够确认一个游击队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些流着黄脓的巨大的紫的红的疖子。磺胺类药物非常罕见。从来没人写这样一部小说，它也是一部静脉血液、生命机体、食物的历史（它体现了所有的基本政治问题、各国人民关系、进退维谷、对牲畜和油的征用）。因为靴子结冰变得坚硬如刑具，脚上伤痕累累，游击队员与虱子共生，每根毛发上都挂着虱卵，无产阶级或山区出身的年轻人比较干净，但是学生——他们是游击队员中的少数——通常是最脏的，虱子长得最多的，我所说的是普通的游击队员，不是司令官。然后武器方面，所有世代的武器形成了样品展，王室军队的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从共和党人和德国人那儿得来的新的自动式武器、那些（少量的）盟军的武器，也许还有些经过德国人的手又到了我们手里的武器……我确信，我曾经肩上扛了个反坦克火箭筒，但当时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每种武器都有一段并不次于人类历史的生动历史，就像《疯狂的罗兰》一样，游击战争就是武器从这手到那手、从这个战场到那个战场的连续不断的传递，物品、衣服、背包和鞋子也是如此。此外，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中，主线就已经是一把枪的历史。如果我现在写一部关于游击队员的短篇或长篇小说的话[……]应该是两种方式的交会点，即某种抽象的、演绎的、近几年我构建故事的方式，以及具体经验、详细描述对象、地点和行为的方式，后者是我时常感到必要的写作方式，尽管我很少能将其付诸实现。当然这需要一种比我的记忆更精确更具逻辑分析的记忆。这个故事会被看作非事件的故事，但是通过动植物群、气候、生理学和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武器、板栗、军需品、鞋带）之间的相互影响，逐步转移到当地的军事条件、盟军和德军的总部、与国际政治策略相关的意大利政治策略，伴随着焦面场以及语言密度、语言不同层次的搭配的不断扩大和集中，将用单独的小插曲突出自然、文化和历史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网络，在这插曲中一些普通的无名战士赌上了自己与他人的性命。（197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