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务院给出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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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14日，波黑外交部部长西拉伊季奇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谈。这次会谈决定了波黑后来的命运。
1992年4月9日，纽约，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FK）机场，波黑的外交部部长哈里斯·西拉伊季奇降落在欧洲线的航站楼里。
彼时，他的祖国波黑一个月前刚刚诞生于欧洲边缘的巴尔干半岛，其命运如风中残烛。西拉伊季奇的双肩上担负着这个仅有300多万人的小国的未来。
不过，他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次访问将会左右南斯拉夫内战的成败，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持续受到世界的关注，拉开“信息战”的序幕，而他本人将成为主角。
当时，看到走在到达大厅里的西拉伊季奇，估计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部长来美国访问。
首先，他的容貌与风采跟政治家相去甚远，反倒更像个演员。后来有位联合国的高官评价他的外貌，说他“像阿兰·德龙”。他的五官轮廓分明，脸上写满了忧郁的神情，据说“感觉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哈姆雷特”。西拉伊季奇独自走向出租车乘车点，身边没有任何随行的工作人员。这便是波黑外交部部长的第一次美国之行，非常孤单冷清。波黑政府与邻国塞尔维亚大战在即，没有余力给访问美国的外交部部长配备随行人员。
“去联合国总部。”
西拉伊季奇坐在黄色出租车的后座上，用发音清晰的英语告知司机目的地，车子便向曼哈顿驶去。
同一时间，在位于JFK机场西南方向300公里处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隔窗望去与白宫近在咫尺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名男子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从西拉伊季奇的祖国发来的通讯社电报。
民兵在萨拉热窝向要求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造成5名市民死亡
这个新闻暗示我们，于一年前爆发的巴尔干民族纷争终于要将战火烧到波黑了。一旦战火蔓延到波黑，那一定会引发激烈的战斗，和之前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该男子知道，身在当地的各国外交官一致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该男子名叫吉姆·哈弗，是美国大型PR企业罗德公关公司(1)的一名高管。PR是“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的省略说法。由于它是极富美国特色的概念，至今在日语中仍没有贴切的翻译(2)。PR企业的业务是动用各种手段向人们宣传，制造舆论来支持客户。在日本，大多是由广告代理商来完成这项工作。不过，与日本的广告代理商相比，美国的PR企业采取的手段层出不穷。通过电视或报纸打广告自不必说，还会聚焦媒体、政界、官方的重要人物，直接借助他们的力量，或者发动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另外，他们还会动用一切能想到的手段为客户谋求利益。美国共有大约6000家PR企业，罗德公关的排名在前二十之内。哈弗作为国际政治局局长，负责管理华盛顿分公司。
哈弗在一个特殊领域独领风骚，罗德公关公司中无人能出其右。PR企业的客户一般是国内外的民营企业，PR企业要做的是帮助其提升企业或产品的形象以增加利润。而哈弗最擅长与外国政府打交道，也就是说把整个国家当成客户。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会像企业那样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行动，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哈弗会帮助成为自己客户的政府，为其在国际政治领域谋求国家利益。有一些振兴贸易或招揽游客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有时候也会面对纠纷或战争，在那些与该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场合，替该国政府出面公关。
自1991年起，哈弗就和波黑的邻国克罗地亚签订了合同，开展公关业务。当时克罗地亚为了从南斯拉夫联邦独立出来，正在和掌握联邦实权的塞尔维亚人打仗。哈弗以前对巴尔干地区一无所知，但是自从和克罗地亚签订了合同，他多次前往当地，不但了解了纠纷的现状，还掌握了大量与巴尔干的文化、历史相关的知识，连研究人员都自愧不如。他运用专业的公关技巧，向全世界宣传克罗地亚的独立战争多么正当、塞尔维亚人多么卑劣。
如今，波黑宣布独立，即将发动与塞尔维亚人的战争，和哈弗以前的客户克罗地亚有了共同的敌人。这条新闻勾起了哈弗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预示着可能会出现一个叫波黑的新客户。
哈弗吩咐属下：“今后波黑那边的消息，事无巨细，都要整理存档。”
4月12日，西拉伊季奇从纽约前往华盛顿。他脸上的神情又添了几分忧郁——他在纽约的活动以失败告终。西拉伊季奇原以为联合国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因此，他游走于各国代表处和联合国总部的高官之间，向他们控诉塞尔维亚人想要将他刚刚独立的祖国从地图上抹杀掉。然而，对于波黑即将发生的悲剧，人们的反应很冷淡。
西拉伊季奇说：“没有人搭理我。在国际政治领域，波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国。我们人口少，也没有核武器和石油。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较大的国际政治舞台，都掌控在美国等极少数大国手中。那些国家的外交官忙于处理世界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的各种问题，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纠纷之类的小事。”
西拉伊季奇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的洪流中，自己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只不过是欧洲后院里发生的“一件小事”。
但是，他不能就此罢休、直接回国。
大约一个月前，西拉伊季奇离开祖国时，波黑政府的首脑们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事关该国今后的命运。
彼时，在波黑的中心城市萨拉热窝，还没有战争爆发的迹象。市民和往常一样，喜笑颜开地走在大街上。谁都想不到，几个月之后，要想上街就得冒死穿过狙击手的枪林弹雨。
当时，波黑总统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女儿萨维娜·巴布洛维奇担任父亲的首席助理。听到总统和部长们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回忆那时的心境，她说道：“那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萨拉热窝的普通市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个和平的城市竟然会发生流血事件。所以，当我看到父亲和他的部下认真讨论战争爆发时的对策时，感到很奇怪，心想他们为什么要考虑这样的事。”
不过，总统和外交部部长西拉伊季奇等人能接触到机密信息，他们心里很清楚，塞尔维亚人估计不会放任他们独立，他们也不会屈服于压力，一定会抗争到底，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们决定了一项国策，那就是让不可避免的波黑战争“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
萨维娜清楚地记得：“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将那场战争作为自己国家内部的‘内战’来处理，还是使其‘国际化’，也就是说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卷进来。父亲作出的决定是让纠纷‘国际化’。”
在此，我必须讲述一下波黑及其周边国家还有住在当地的民族遭遇的悲剧。
波黑战争成了20世纪90年代最糟糕的民族纷争，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恐怕找遍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能百分之百客观地讲述这件事。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原本同属南斯拉夫联邦，在这两个城市打听这场战争，就会听到正派和反派完全颠倒过来的两个故事。即使咨询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各国的研究人员和记者，由于他们的立场不同，各自的主张也大相径庭。
举一个例子，1994年2月5日发生的“露天市场炮击事件”，被称为波黑战争中最悲惨的事件。有人朝位于萨拉热窝市中心的市场发射了迫击炮弹。那天是星期六，天气也很好，人声鼎沸的市场一瞬间血流成河。死亡60多人，大约200人受伤，断臂残肢、在地上挣扎爬行的重伤者等悲惨的景象被拍摄下来，传遍了全世界。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这枚炮弹是战争当事者中的哪一方发射的。死者大多是波斯尼亚人，因此当时有些媒体报道说是敌对方塞尔维亚人的罪行。不过后来经过联合国的详细调查，人们又开始怀疑是波斯尼亚人干的。实际上，当时联合国部队的指挥官当中也有人支持波斯尼亚人是真凶的说法。而且，直到现在，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仍在相互谴责，都说是对方搞的鬼。
不止这件事，波黑战争中的几乎每一次争端，都存在截然对立的说法。是谁先开炮、谁挑衅的、谁对谁错，彼此相争不下。只有数十万市民无辜丧命的事实不容置疑，但是他们为什么必须死去呢？真正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
尽管很难查明真相，我还是尽量从不偏不倚的视角总结了波黑战争爆发前的状况，整理如下：
在伟大的领袖铁托的带领下，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邦”持续存在了40多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死后，紧接着冷战局面终结，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对于民族独立的渴望苏醒了。1991年，组成联邦的6个共和国当中，位于最西部的斯洛文尼亚率先独立，随后克罗地亚也独立了。联邦政府和联邦军队想用军事力量阻止它们独立，与各共和国的军队之间展开了战斗。当时的联邦政府实际上并不是各民族共同的政府，而是由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总统米洛舍维奇等塞尔维亚人掌管，联邦首都贝尔格莱德就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因此，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全貌就是，塞尔维亚人想要维持以自己为中心运营的“南斯拉夫”的版图，而其他各民族试图从中脱离出来。
1992年春天，战火波及西拉伊季奇的祖国波黑。这场波黑战争与南斯拉夫的其他民族独立战争情况不一样。
率先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他们的独立斗争只是把自己领域内的少数外人赶出去就结束了。克罗地亚共和国也是如此。但是，波黑并不存在这种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最大的民族是波斯尼亚人，却也只占全部人口的四成多一点；与之旗鼓相当的势力就是占三成多人口的塞尔维亚人；第三大势力是克罗地亚人，占总人口的不到两成。
塞尔维亚人和东边的邻国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民属于同一民族，克罗地亚人和西边的邻国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国民属于同一民族。那么波斯尼亚人是什么来头呢？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受到中世纪征服这片地域的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从信仰基督教改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那些人的后裔。波黑的三大民族当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在邻国有所谓的“故国”，而波斯尼亚人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祖国只有波黑。因此，也许波斯尼亚人心中觉得，波黑就是波斯尼亚人的国家。1992年3月，波斯尼亚人倚仗自己人多势众，强行让国民投票，决定了波黑的独立。
住在波黑的塞尔维亚人表示极力反对。波黑一旦独立，他们就会从“故国”塞尔维亚共和国中被割裂开，作为少数民族在独立国家波黑中生存下去。最大的民族波斯尼亚人一定会把波黑建成以波斯尼亚人为中心的国家，自己将会受到迫害。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塞尔维亚人从波黑政府和议会中撤回了代表，克罗地亚人也随之效仿，剩下的波黑政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三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政府变成了基本只剩波斯尼亚人的政府。访问美国的外交部部长西拉伊季奇就是波斯尼亚人，服务于这个“波斯尼亚人的政府”。他们的敌人塞尔维亚人虽然人口比波斯尼亚人少，军事方面却强大得多，因为得到了隔壁“故国”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援助。如果塞尔维亚人用武力阻止以波斯尼亚人为主导的国家独立，那就很难抵挡。
出于这种情况，波黑政府提前确定了方针，一旦战火烧到波黑，就将这场战争“国际化”，换句话说，尽可能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来，最好是把以实力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卷入这场战争，获得他们的支持，来对抗塞尔维亚人的军事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因为后来战争持续了将近四年，数十万市民丧失了性命，波黑的土地上残留着各民族间的相互憎恶，至今还无法消除。不过，至少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成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抵消了原本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塞尔维亚人的军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可以说此时的波黑首脑具备卓越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决策能力。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将国际社会卷入波黑战争中呢？
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给西拉伊季奇下了命令：“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尽可能多访问一些国家，尽可能多和一些首脑进行会谈，说服他们。”
西拉伊季奇在总统的授意之下，首先到欧洲的几个国家转了一圈，又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
在此期间，情况变得越发紧迫。
西拉伊季奇飞往美国之前，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市民和平游行遭到炮击的事件成为导火索，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连续发生战斗，进入了真正的内战状态。
西拉伊季奇没能在纽约取得期待的成果，为了直接游说美国政府，他来到首都华盛顿。
当时波黑政府既没在华盛顿设立大使馆，也没有派遣任何外交官。西拉伊季奇一到华盛顿，就给美国的人权活动家戴维·菲利普斯打了个电话。他能想到的值得依靠的人也只有这一个了。
接到电话时的情景，菲利普斯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西拉伊季奇‘你现在从哪里打的电话？’，他回答说‘从公共电话亭’。听上去他好像既没有任何下属也没有办公场所，于是我说‘既然如此，你来我办公室吧。你可以把这里当作临时的波黑大使馆来使用’。”
菲利普斯的头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如今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超豪华分契式公寓拥有一处住宅兼办公室。他的房间超过了一百平米，我进去一看，发现墙上贴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的合影。其中有一张是和日本政治家羽田孜一起拍的。菲利普斯和各国的政治家、美国国务院以及联合国的官员都有关系，在他们中间牵线搭桥，发挥协调人的作用。当时他在华盛顿，对巴尔干问题产生了兴趣，曾数次前往当地。他也曾去过萨拉热窝，当时和西拉伊季奇见过面。由于这层缘分，菲利普斯给西拉伊季奇在华盛顿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
4月14日，西拉伊季奇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成功在国务院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决定了波黑后来的命运。
贝克国务卿在会谈过程中被西拉伊季奇的魅力折服，在自己的回忆录《外交的政治：革命、战争与和平》（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on，War and Peace）中这样写道：
“西拉伊季奇用柔和的口吻说‘塞尔维亚人把无辜的市民当成动物一样屠杀’，我不禁被他的语气打动了。他用直率的语言讲述了波黑人民直面的痛苦，比其他任何外交辞令都有说服力。”
西拉伊季奇的英语发音标准、语法正确，虽然缓慢，却没有停顿，很明显是外国人后天学会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他那完美的表达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感到吃惊。他的音调始终保持平静，绝对没有提高音量。这样一来，反倒凸显了波黑的悲剧性命运。
贝克国务卿被西拉伊季奇的话打动了。
于是，他给西拉伊季奇提供了一个建议。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通过新闻发言人塔特威勒对西拉伊季奇强调，利用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来争取欧美舆论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西拉伊季奇来说，这是个意外的建议。
“塔特威勒给了我更具体的建议。”
西拉伊季奇记得塔特威勒也在会谈现场，还问他：“CNN(3)的摄制组现在入驻波黑了吗？”
塔特威勒是贝克的心腹，他不只负责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还承担了国务卿顾问的角色。
塔特威勒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关于贝克建议“争取媒体的支持”的意图，这样解释道：
“全世界遇到难题的各国的外交部部长来到美国，恳求给予帮助。这种事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没有国民的舆论支持，就不能一一答应他们的请求。明明国民并不支持，却去救助那些国家，可以说是‘政治性自杀’行为。因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受议会的监管。对于国民舆论不赞成的政策，议会不会分配预算。而要想把声音传递给美国民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媒体发出呼吁。”
虽说被西拉伊季奇的语气打动了，却也不能单凭这一点就开展行动。要想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就要去发动美国舆论。要想获得舆论的支持，就要去发动媒体。这就是贝克的建议。
会见结束之后，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西拉伊季奇和贝克一起召开了一场即兴的记者招待会。这是西拉伊季奇第一次正式和美国媒体见面的机会。此次见面会由美国国务院主持。
贝克和塔特威勒的建议给西拉伊季奇带去了冲击。西拉伊季奇以前从来没有利用媒体采取对策的意识，也没有相关经验。他在成为外交部部长之前，没有涉足过政治，而是一名学者，一直在萨拉热窝以及位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的首府普里什蒂纳的大学教授历史学。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从事与媒体打交道的工作。我原来以为，电视和报纸上的记者招待会是在离我最遥远的世界里发生的事。”
当时，西拉伊季奇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句小时候听过的波黑谚语：
“不会哭的孩子没奶吃。”
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必须大声呼吁。而且，西拉伊季奇发现，发声方式似乎也有各种技巧。
不过，国务院不是好好先生，也没那么多空闲，不可能手把手地继续给西拉伊季奇指导公关对策。他们给西拉伊季奇提供的终究只是提示。
进入5月以后，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已经完全陷入了塞尔维亚人武装势力的包围圈。他们在城市四周的高地上安放了重火器，随意炮击市区，接连数日都有市民死亡。
西拉伊季奇再次前往欧洲，反复与各国首脑会谈，恳请他们救援波黑，然后他又回到了美国。但是，推动世界的国际舆论并没有风起云涌的迹象。
“不能再继续等待美国国务院为我们召开下一次记者见面会了。”
西拉伊季奇下定了决心，再次去找人权活动家菲利普斯商量。
“西拉伊季奇需要一个公关战略方面的专家。”
想到这里，菲利普斯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名叫吉姆·哈弗的男人。
(1) 原文为“罗德·费恩”（Ruder Finn），罗德公关公司是该企业在中国的译名。
(2) 中文一般将“PR”译作“公关”，日语则习惯直接使用“PR”这个外来语。后文将根据中文习惯，使用“公关”一词。
(3) 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