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道中衰

一个人对于国家或许不太重要，至少没有到离开他国家就无法运转的程度。但是一个人，不论职务大小，收入多寡，一般说来对于他的家庭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因一人而兴，也往往因一人而衰。梁承光以京官外放，已经具备一定的人事网络，且具有不错的能力，应该会有不错的前程，可惜卒于任所，梁家由此走向衰落。

梁承光去世时，梁济只有九岁，而梁济的祖父梁宝书则年将七十，梁家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梁家在永宁简单地处理了梁承光的后事，遂由两位太太花钱携灵柩北上，厝柩于北京良乡城外关帝庙。然后隐姓埋名，入京避债，借寓亲戚陆仁恺家。

陆仁恺字澹吾，广西临桂人，1852年进士，时任兵部侍郎。陆仁恺为梁宝书的长女婿，亦即梁承光的姐夫、梁济的姑夫。当梁家遇到这样的不幸时，陆仁恺夫妇别无选择地伸出援助之手。

只是陆仁恺此时虽为兵部侍郎，在大清王朝官僚系统中也算是不小的官，但家中徒添数人，困难可以想见。

梁家数口借住陆宅西厢三间下房，拥挤瑟缩。梁济的两位母亲除了每天侍候老人梁宝书两顿饭外，尽量不花一文钱。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梁济的两位母亲失去信心，恰恰相反，他们抓紧对梁济的教育，将所有的人生期待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嫡母刘氏直接负责梁济的教育，非常严厉，希望梁济能够像他的父祖辈一样在科举道路上走下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重振梁家。刘氏还时常告诫梁济做事不避迂拘，要有同情心和感恩意识，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甚至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这一点对梁济人生观形成影响最大，他后来的所有选择都与嫡母刘氏的教诲息息相关。

1869年，梁济一家移居西城高碑胡同。从此开始，十岁的梁济白天在愿学堂跟随表兄陆嘉会学习，晚则归家在刘氏亲督下温课。刘氏每天都将梁济的作业检查一遍，督促一番，孤灯下母子相对，责罚甚严。

沉闷的日子日复一日地度过，梁家因气象未见转机，梁济祖父梁宝书年龄越来越大，益加迟暮，生活的压力对于梁家的孤儿寡母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为了接济家里的支出，嫡母刘氏毕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遂于1875年在家中设帐课徒，前后招收约三十人，以此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并作为梁济在愿学堂的费用。

又三年，1878年春，梁济表兄陆嘉会病故。二十岁的梁济遂接替表兄担任愿学堂义塾教师。愿学堂是当时北京一个不算小的学堂，塾中分十斋，各有斋长。梁济负责毓秀斋，每月可得一点补贴。

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还不是梁济此时主要任务，他的责任仍然是继续向学，继续准备科举考试，在大关节上为重振梁家作贡献。所以他在愿学堂教书之余，改从表兄刘传祁问举业，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攀登。

刘传祁字永诗，若论关系，刘家与梁家并不是很近，只是刘传祁夫人韩浣云也算是知识女性，常与梁济嫡母刘氏谈诗酬答，问燠嘘寒，所以两家相互走动，关系也就日益密切。

在刘母的督察及陆嘉会、刘传祁两位表兄先后指点下，梁济的学问有了很大长进，1885年秋应顺天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七岁。然而在随后几次会试中，梁济运气不佳，屡试不第，不得已，只能一边自学，一边工作，期待机会与机遇。他先是开馆授徒，后又入李文田幕。

李文田字仲约，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进士，殿试点为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探花，历任乡试主考、学政、会试副总裁、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也曾入值南书房。

梁济追随李文田时，李文田可能正在担任会试副总裁的职务，所以梁济就随着李文田先后分赴顺天、直隶等地考场视察，识拔和推荐了不少青年才俊。

由于家道中衰，梁济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他的父亲梁承光不是英年早逝，凭借他的地位、能力、人脉，梁济所接受的教育肯定要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一定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踏入仕途，步步高升。这是梁济科举道路不顺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由于知识熏陶，特别是“洋务时代”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梁济和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既然已发现奉行数百年的科举体制可能有着不少问题，所学非所用已成为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顽疾，于是他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既要听从母命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又无法真的将精力全部用在举业上，而是密切关注时务，为民忧戚，为国献策，试图像康有为那样在科举道路继续奋斗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把握机会和机遇，争取特例便捷地进入仕途。然而，梁济又没有康有为的本事，整天关注时政，而无心于举业，其实也是一种所学非所用，于是梁济的科举道路更加坎坷。

在梁济中举的前一年，中国因越南的归属问题而与法国开战。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清流党骨干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督师闽中，摆出不惜与法国撕破脸皮，决一死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进行决战，而是采取偷袭手段争取主动。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在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张佩伦仓皇逃跑，不知去向。

中法战争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他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默察时局，揆度形势，反复辨别，抒写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达数十纸三千余言。

十年后，历史重演。1894年，在经历过1890年春闱会试不第的痛苦历程后，梁济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杂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于准备第二年的春闱会试。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国际国内时局又一次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当是时，远东局势因中国另一属国朝鲜问题而一触即发，中日之间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很可能因此而爆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刚刚出山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依然期待重演十年前的故事，不希望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而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以及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然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却也与十年前一样，各派政治势力虽分为主战、主和两大派，但他们的重心和兴奋点并不在对外战争，而在对内争斗。所以，以翁同稣、文廷式、志锐等人组成的所谓清流党为了内争，一再鼓吹与日本开战、决战，甚至将这些舆论向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散布，以便在关键时候由民间力量向政府施压。

时朝中大臣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的有军机大臣孙毓汶，他坚决支持恭亲王、李鸿章的主张，在战前力言战不可恃；在战中，当凤凰、九连城等相继失陷，大局岌岌可危时，力主停战议和；当日本政府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等在马关向李鸿章蛮横无理提出巨款赔款，割让大片领土时，军机大臣奉旨讨论应付办法时，孙毓汶仍极力主和，并言“战”字不能再提。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主战派的鼓噪下，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内重臣以及御使台谏纷纷上疏，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斥责主和非计。李鸿藻、翁同稣等军机大臣乘机主张暂缓批准条约，俄、法、德三国也劝告暂缓换约，独有孙毓汶力主早日批准。稍后，光绪帝甚至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闻讯后力言再战绝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并设法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光绪帝批准和约，词色俱厉，各军机大臣不敢有异词。于是光绪帝批准和约，达成和平。

现在看来，孙毓汶的判断、立场可能都更合乎实际，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是他的做派太大，又不愿将其观点向社会各阶层详细解释，于是引起士大夫的议论甚至攻击。

对于孙毓汶的观点，梁济深表赞同，以为孙毓汶的观点深得中国兵家用兵精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兵不可轻用。于是正在准备参加会试的梁济不惜耽搁功夫上书言事，支持孙毓汶。

梁济强调，近日兵事蹉跌，由于承平之久，军队长时期不打仗，已经不太适应战争环境，所以，中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整军经武，必须精选将领，必须严格纪律，真能纠察督责，临阵不跑，这样的军队才有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然而反观中国军队，当战争不得已在朝鲜开打之后，却一味望风溃退，平壤失守，战争有向中国本土转移的迹象，局势虽然日趋严重，然还不至于彻底颠覆，可是士大夫奔走相告，交头接耳，惊疑变色，人心惶惶，许多有办法的官僚不是用心于战争，争取胜利，而是利用职权，转移家人，转移财产，原本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如此不堪，中国不败，真的是天理不容。

根据这些观察，梁济的思考向更深层递进，他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未能看破红尘，惊慌失措，主要原因是他们平日里专读滥书，识见迂腐，专享安舒，不悉艰难，故万万不能图大事。于是乎，梁济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以为中国要自强，要自立，就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改造，必须将教育体制特别是科举制度彻底改造。

有了这样的认识，还怎能指望梁济用心于举业，继续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呢？所以在第二年的会试中，梁济再度名落孙山，且从此之后，彻底断了科举之念。稍事磋砣，于1898年以四旬之龄踏入仕途，任内阁中书，开始了在中央政府机关抄抄写写的世俗生活。

在梁济之前，梁家几代都是科举正途出身，他们总是在获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后踏入仕途。由于梁承光英年早逝，家道中衰，梁济在艰难跋涉至举人后，又经过几次会试不第，再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实力去继续拼搏。

梁济在1885年中举时已二十七岁，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老大不小的王老五，再加上他是梁承光留下来的一颗独苗，是梁家中兴的惟一希望，所以他的婚姻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是年十月，梁济与云南名门之后张春漪结为夫妻。

张家为云南大理翔龙村白族大姓，是汉化了的白族上层。张春漪的祖父张其仁，字静山，1862年进士，历任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湖南通省粮储道等，有《静山先生文集》传世。

张其仁有子十三人而成进士者三人，张士铨、张士镳分别为1862年和1880年进士，张士铨官至宣化知府，张士镳官至内阁中书。

张春漪为张士铨的长女，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通史书，工翰墨，与梁济同岁，参加过北京第一所女子学校“女子传习所”的创建，并在那里担任教职。但其婚事则由其叔父张士镳帮助选定的。

张士鐮的太太陆嘉年字秀珊，一字祖庚，为前已提及的陆仁恺之女。陆仁恺曾任兵部右侍郎，其太太为梁宝书的长女，即梁济的姑姑。那么这个陆嘉年就是梁宝书的亲外孙女。正是这层姻亲关系，使张士镳比较早就认识梁济，见他勤奋好学，非常喜欢，数年前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梁济。

对于张家的情况，梁家自然满意，不仅是门当户对，更是亲上加亲。只是在议婚之初，梁济担心自己家毕竟只是破落贵族，而张家依然风光，张春漪久宦娇贵，不一定过得惯穷人生活，所以拖了好多年才成婚。

张春漪当然不是梁济所估计的那样娇生惯养，他们婚后第二年冬，大女儿大元出生，不幸四年后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