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写作肇端于1998年，当时我尚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进行候选资格考试时，我告诉考试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殿村仁美，迄今无人就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一事撰写过英文专著，不免有些奇怪。[1]她回答：“你何不自己来写？”我早已对军事历史产生兴趣，听闻此言，仿佛醍醐灌顶。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主要研究前近代的中国史，学术训练多来自汉学。我的第一导师张春树博士认为，我的论文应该侧重于中国。在那个学期，他开设了一个史料研读班，我和其他学生可以在班上阅读自己所选择领域的基础史料。我决定着手阅读关于明朝对日本入侵的反应的基础汉文史料，目的是将这场战争放入明朝军事衰颓的广泛背景中进行考察。

然而，至少可以说，我的发现颇令人惊讶。明朝入援朝鲜，是所谓“万历三大征”的第二役。第一役是平定西北边境要塞宁夏的兵变，从前的蒙古降将哱拜试图勾结草原势力，某种程度上复兴蒙古帝国。第三役是平定世袭土司杨应龙发动的西南夷叛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将万历三大征贬为晚明文人的“历史虚构”。尽管如此，仔细研究存世的主要史料，不难发现，有必要对这些战事进行更准确的解释。[2]张春树博士认为这个题目不错，我的博士论文便由此诞生。

阅读了小部分万历三大征的基础史料之后，我对三大征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尽管黄仁宇认为，将这些战役拼凑在一起毫无根据，但事实上它们多少是同时进行的。对于明代国家来说，三大征皆是宏大战略设想的一部分。就某一场战役进行的廷议，常常涉及其他战役的需要，同一批明军将士往往参加了三大征的一次或几次战役。要成功进行这些战役，意味着要在遥远的距离和迥异的地形上调集数十万大军。任何近代早期军事史的研究者都懂得，有能力在任意距离上动员、装备和供给如此庞大的军队，足以显示高水平的军事和行政效能。此外，朝鲜和日本的史料记载并未将明军斥为一无是处、技不如人，相反的说法倒是不少，尤其是关于明军火器的威力。

此后，我继续阅读了数千页的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数百年来几乎无人问津，由此我愈加确信，明朝在三大征中取得的成就，其实属于范围更广的一次军事复兴，这次军事复兴自16世纪70年代延续到17世纪前十年。这数十年间，明帝国沿着全部边界采取了积极的，甚至是扩张主义的军事姿态，不是满足于防御，而是愿意深入蒙古地区进行精准打击，掳掠马匹和其他牲畜，扰乱敌对的游牧民。明朝还鼓励汉人移屯边疆，这一举动也涉及蛮夷的文化归顺，尽管时而适得其反。

上述改革的推动力，似乎一方面源自1567年解除长期海禁而造成的有利的经济环境，由此，美洲白银大量输入，刺激了加速货币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有远见卓识的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在1572年至1582年当权，他还是年轻的万历帝的老师。张居正坚信强兵的重要性。张海英指出，张居正的政治目标，以及他推行的行政和经济改革，都源自强兵的愿望。[3]一手史料显示，张居正将这些观念传给了他的门人，而门人接受了这些观念，并在张居正逝世和因党争遭到污蔑后，仍然试图效法张居正。

同样，一手史料也表明，应该重新审视万历帝的个性及其统治。明末以降的流行见解认为，万历帝贪婪、懒惰、吝啬、任性，沉溺后宫美色，不理政事。事实上，《明史》编纂者断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后世历史学家，深受几乎普遍贬抑万历帝的史学传统的影响，往往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一论断。[4]这种敌对情绪，似乎源自如下事实：万历帝（如本书后续章节中所见）积极追求自身对明代中国的愿景，常常支持和庇护武官，使他们免遭文官的弹劾，而文官集团在晚明朝野有压倒性的影响力。[5]

因此，我的博士论文从探寻明朝军事和政治衰颓的原因，转向重新评价万历帝以及他在促进16世纪晚期的明代军事复兴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启发我用比较视角来审视东亚军事，将三大征和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趋势进行比较。博士论文篇幅有限，未竟的工作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得到了延续。

本书的第一宗旨，在于为广大军事史研究者讲述第一次东亚大战的始末。涉及这场战争不同方面的英文论文和著作不少，然而，迄今尚无人广泛利用参战三方的民众和文人留下的一手和二手资料。我对关于这场战争的中、日文研究论著（原文）进行了广泛而批判性的审视，又对三方产生的基础史料（通常用文言写成）进行了比较阅读和评价，由此写成了本书。我不懂韩文，韩国学界的同仁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让我了解了韩国对这场战争不断变化的解读。

尽管如此，本书的视角仍然主要是明朝的，较多依赖中方史料，而非朝鲜或日本史料—要充分关注中、朝、日三方留下的大量原始资料，本书的篇幅远远不够。例如，新近编纂的一种朝鲜史料汇编，卷帙超过30卷，并且还未穷尽史料。日本史料或许没这么多，但同样令人生畏。相比之下，中方史料的数量要少得多，也就更好驾驭。此外，我是明史研究者，我的学术兴趣重在明代中国。

当然，我也十分熟悉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军事的英文论著，这些论著范围更广，杰弗里·帕克（Geofrey Parker）、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马克·C.菲塞尔（Mark C. Fissell）和伯特·霍尔（Bert Hall）是其代表。延续这一研究理路，全书参考了关于欧洲战争和军事实践的著述，以凸显读者或许会感兴趣的方面。我将重点关注技术、战略和战术，研究这场战争在朝鲜如何以及为何如此进行，探寻将领们如何、为何做出这些战术决策。实际上，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即使在东亚诸国也颇不充分，因为此前的不少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后勤或战场环境的讨论。

在叙述战争事件的过程中，我凸显了万历帝在明代国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强调了明朝在近代早期东亚世界中的长期主导地位，指出了这场战争对后续中国历史的影响。我还研究了中、朝、日三国对彼此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外交和内政的联系，尤其是和军事事务有关的联系。尽管学者一般假定，由于尚武的幕府在1185年至1868年统治日本，日本的内政和军事之间关系密切。不过，类似的关联常常被中国和韩国的历史学家忽略或掩盖，他们更愿意接受数百年来教化儒家官员的那一套重文轻武的陈词滥调。不过，正如龙沛（Peter Lorge）所言：“在帝制中国，名将往往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事实上，是武官而非文官才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因为王朝安危的唯一威胁就是军事危机。”同样，朴柳真（Eugene Park）最近的论著阐明了武官在朝鲜后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6]这一看法或许会让一些读者吃惊，并且容易再次引发与西欧的比较。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章概述了明朝入援朝鲜的历史背景，关注晚明遭遇的军事危机以及朝廷官员给出的解决方案。本章扼要地介绍了与在朝鲜的战事往往发生关联的另外两次军事行动，探讨这些事件在明代中国的大战略图景中处于何种位置，又如何最终汇集到第一次东亚大战。

第二章叙述了战争的前奏，即丰臣秀吉的崛起，以及秀吉征服大陆的宏伟计划的出台。除了讨论解释秀吉的动机和目的的各家说法，本章还介绍了朝鲜局势的历史背景，勾勒了16世纪早期三国之间的冲突，还有朝鲜和明朝对1592年春日本威胁的评估。

第三章叙述了战争头七个月的历史，包括日军的势如破竹让朝鲜国王在明朝边境感到茫然和恐惧，乞求明朝派兵援助。就在日军大破朝鲜官军之际，地方官甚至僧侣组织的义兵团结起来保家卫国。1592年仲夏，朝鲜水军也在南部海岸取得了重大胜利，尽管并未彻底扭转战局，至少挫伤了日军锐气。夏末，明朝派来的小规模援兵遭遇重挫，战争却由此升级。

第四章涵盖了1593年2月至1594年明朝大举出兵的时期。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了1593年上半年的重要战斗，这些战斗迫使日军退入朝鲜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倭城。第二部分讨论了朝鲜乡村地区的状况，探寻了启动和议的原因。双方决定开启和议的军事局势尤其得到了关注，因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往往忽略实际战局，一心只想找出一个阻碍本国彻底取得战争胜利的替罪羊。

第五章主要关注和议，同时也关注了朝鲜的军事改革。本章还涉及了明朝的党争，由此探讨万历君臣决定册封丰臣秀吉的原因，此举遭到了盟友朝鲜的激烈反对。本章还考察了战争期间日军在朝鲜的占领和生活。

第六章叙述了丰臣秀吉拒绝明朝册封并决定再次大举入侵的经过，这一次入侵的主要目的是报复秀吉遭受的屈辱。第二次入侵的特点是激烈的围城战。本章详细讨论了几次重大的围城战，着意于在比较语境中说明近代早期东亚的围城战。本章还讨论了标志了战争高潮并最终确保明、朝联军获胜的海战。

第七章探讨了战争的余波和回响，包括遣返俘虏，恢复朝、日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等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章还讨论了这场战争是否真的对晚明国家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同时分析了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更奇特的观点，包括认为被俘日军对现代火器传入中国产生了关键作用，等等。本章的重中之重，是讨论明、朝联军的胜利如何延续了此后两百多年对中国外交朝贡体系的信心，以及灭亡明朝的满人进一步僵化朝贡体系，最终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