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疆场未宁

万历帝与明朝的军事中兴（1570—1610）

1619年4月中旬，萨尔浒之战，明朝派出四路大军讨伐不久前崛起的后金新汗努尔哈赤（1559—1626），结果三路溃败。萨尔浒地处辽东，辽东是长城外的东北地区（故不属于内地）。明朝虽一直宣称统辖辽东，但仅是依靠世袭的部落首领予以羁縻。努尔哈赤就是部落首领之一，明朝认为他忠诚可嘉，却不料他在1616年宣布在辽东建国。尽管明朝与努尔哈赤父、祖被杀脱不了干系，他却成了明军悍将李成梁（1526—1615）的养子，甚至在16世纪90年代提议出兵协助明军将日军赶出朝鲜。[1]

1619年，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剧变，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后称满洲）不断扩张他们的领土和势力，大明帝国却日薄西山。正如史家黄仁宇所言：“1619年初的辽东之役，结束了明朝在该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也让满洲能与明朝分庭抗礼。”努尔哈赤善于集中机动兵力，以约六万女真军大败十万之敌；明军却分为四路进军，结果遭到各个击破。在此战中，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自己熟知当地地形和天气的优势，他麾下的军队也善于机动。战场上唯一幸免的明军总兵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参加过援朝之战）。不出意外，朝廷对李如柏起了疑心，他被指控勾结外敌，怯懦畏战。其实，李如柏只是遵从了主帅杨镐（？—1629）军令而遭遇敌袭。李如柏不愿面对指控，自缢身亡。他死后，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为其昭雪。[2]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在满洲崛起过程中，萨尔浒之战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却鲜有人从晚明军事发展的广泛视角来评价萨尔浒之战的重要意义。这场战役常被视为是给明朝的坟墓又撒下一抷土（且作用颇大），这座坟墓则是此前数十年间一点点挖好的。不过，这一解释更多属于修正主义史观，而非审视原始史料之后做出的冷静分析。从满洲政权的角度看，萨尔浒之战必然要掩盖明朝曾经的军事成就，好让满洲显得更加强大，明朝显得更加腐败低能。[3]辽东战役确实是一场惨败，但是，最好将之视为明朝的军事中兴和对外干预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长达50年，萨尔浒之战并非明朝衰亡的另一段插曲。

在萨尔浒之战前，有整整50年时间，明朝与蒙古相安无事，数次插手缅甸的边境争端。在东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区发起袭扰和精准打击，镇压了西北要塞宁夏的一次大规模兵变，两度调遣数万军队将日军逐出朝鲜，在西南方向调遣二十多万大军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乱，还对形形色色的盗匪和土著发动了多次小规模作战。自始至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明朝仍是东亚的霸主。

然而，败于萨尔浒之后，明廷日趋分裂，陷入了寻找替罪羊、互相攻讦和党派斗争的旋涡，无休无止。例如辽东之役，文臣杨镐作为主帅，便沦为政治牺牲品。杨镐在16世纪90年代经略朝鲜军务时就曾卷入纷争。因此，杨镐在萨尔浒战败，被视为这几十年明朝典型的军事失败的一部分。对明军获胜的记录，被斥为宦官及阉党为讨好腐败无能的皇帝而进行的粉饰，至于明军的败仗，则被义愤填膺的士人夸大，目的是实现促进自身利益的政治变革。万历帝身居纷争的中心，在明代诸帝中，万历帝在位时间最长，争议也最大。一提到万历帝，人们便想到明朝的怠政、贪腐、宦祸、党争和内讧、武力废弛和全面衰败。尽管万历帝不无可指摘之处，又或是正因为如此，中国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位令人困惑的明朝君主的传记研究。遗憾的是，除了樊树志《万历传》的详尽研究外，此类论著大都拘泥于传统的解读。例如，史家曹国庆就评价万历朝是“昏庸的皇帝和腐败的朝政”。[4]

研究万历帝的西方学者也赞同这些观点，多数接受了流行的成见，将万历帝视为自私、冷漠、挥霍无度的君主。即便是比较同情他的黄仁宇也认为，万历帝“历来均以为昏庸”，其实，这一指责对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君主都适用。黄仁宇刻画的万历帝，对后来的西方研究者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一位著名史家在近作中指出：“万历帝的统治毋庸赘论，黄仁宇的著作已有中肯的描述和分析。”[5]

尽管万历帝有种种缺陷，但是，他重视并竭力维护明朝在东亚的军事霸权。万历帝延续了张居正的政策，试图遏制文官权力，打压党争，往往利用高级武官及其家族来架空繁缛的官僚体系。[6]万历帝将军事事务视为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领域之一，并常常如此行事，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前30年。即使到了统治末期，万历帝仍对满洲日益增长的威胁忧心忡忡，在1619年批准加拨银饷，调遣前述明军入辽东进攻满洲。众所周知，这次远征以惨败告终，万历帝青睐的一些武官也参与了此役。即使在惨败之后不久，万历帝也试图保护李如柏。

有必要先概述一下中国的军事文化，以及明朝的军事制度，然后再进一步讨论万历帝的政策和方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保守的儒家官僚制度，厌恶战争，帝制中国晚期尤其如此。据说，在帝制中国时期，国家和官方史学家双方的利益都要求忽略战争作为政治手段的价值或强制性效果，而到了近代，“重要的是构建一种历史现实，说明贫弱或分裂的中国最易受到外国的剥削甚至征服”。[7]

因此，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吞并，学者雷海宗就提出，中国拥有一种“无兵的文化”，这种文化自秦朝（前221—前206）起就窒息了中国社会的创造力和社会流动性。[8]这种文化造就了一套僵化的政治结构，使中国易遭外族征服。相反，近代早期的欧洲来访者起初对中国的文官制度印象深刻，比起当时的欧洲贵族，中国的文官制度似乎更倾向于和平，更加文明。然而，后来，正是同样一些特征助长了某些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意图。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内地的汉人王朝不太尚武，对外偏好采取守势，奉行孤立主义。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现代历史学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轻视其武力。[9]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广泛指责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之一。与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的看法相似，史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也认为，明军是“社会渣滓，来自流氓无赖、囚犯和盗匪”。[10]明朝的军事制度显然不无弊端，但这一类看法掩盖了如下事实：在明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制度是王朝统治中一个充满活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制度有效保证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帝国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明朝官员竭力应对种种令人困惑的军事挑战，同时不懈地追求军事实力的改善。

尽管明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安宁的时期之一，史家范中义指出，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进行了约275次规模不等的战争，这还不包括晚明抵抗满人的各次战争。江忆恩（Iain Johnston）也认为，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发生1.12场对外战争。他认为，明朝实际上是一个颇有侵略性的军事强权，而明朝的作风符合“武经七书”的传统思想—“比起静态防御和绥靖政策，更偏好攻势战略”。[11]

这种作风要求军事技术持续进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纪初便创建了神机营，并在16和17世纪及时地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火器。明军进攻和防守，机动作战与静态作战，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种火枪，只是颇为有限，有些火枪是国产的，有些仿造自外国型号，例如荷兰设计的“红夷大炮”。明军或许曾用小型火器装备骑兵，因大抵无效，故数量很少。[12]明朝也用火器广泛装备水军，在与侵朝日军作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范中义认为，广泛装备火器，或许是明朝军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着更现代化的战争方式的进步。孙来臣更是提出，明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火药帝国，根据他的论证，直到1500年，中国都是全亚洲最主要的火药技术输出者。他断言，明朝应当被视为全球“军事革命”的发起者，否定了西方学者关于军事革命起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说法。孙来臣还发现，早在1450年，明朝边军就普遍装备了火器。此外，中国的火器在14世纪20年代末传入欧洲，约在同一时间，火药技术也传入朝鲜，比日本接触到火药技术还要早数十年。明朝在战术革新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早在1387年，明军就对缅甸的卯掸人进行过火器齐射。因此，正如肯尼斯·蔡斯（Kenneth Chase）新近指出的，在许多方面，明军可谓比后来的清军更“近代”，虽然清军更擅长用火器装备骑兵。[13]

明代涌现的兵书、兵论等，也可佐证明代的军事成就。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版的兵书，有33%出自明代。[14]其中重要的有1601年茅元仪的《武备志》，1598年赵士桢的《神器谱》，1562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这些兵书都包含了对军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详细介绍，并配有插画和地图。郑若曾还详细叙述了真实的战役和战斗，其他明代作家也创作了许多作品来记录具体的战争或战役。

明将戚继光创作的兵书传入朝鲜。在这些兵书中，戚继光详细介绍了小分队战术、心理战和其他“近代”技术的运用。戚继光看到，明朝当时的世袭军制亟待改革，主张招募军饷更高、训练更完备的私兵。戚继光提倡分编队进行操练，以便分出强兵和弱兵。他强调反复操练，他的兵书中包含了大量的阵图和对操练技术的讨论，水平远超当时。戚继光主张，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小队，再编成更大的哨、官、总，全军就能如臂使指，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机体”。他还强调组合使用不同兵器，擅长根据地形、技能和装备来运用不同的战术。[15]

戚继光清楚，士兵的士气和纪律最为关键，哪怕能激发出士兵一半的潜力，也能无敌于疆场。他还在军旗上广泛绘制灵兽和猛兽来鼓舞通常出身田舍的士兵。戚继光强调正心过于练气，“气发于外，根之于心”。这种训导反映了戚继光受儒家思想影响，也说明了他的思想在朝鲜为何能够流行，朝鲜对这些优点的推崇比起明朝犹有过之。[16]

晚明的另一大变革，是从世兵制转向以募兵为主的军队。明初推行世兵制，因为朱元璋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农业国家。他把社会划分为几个世袭的职业阶层，军户也包括在内。但是，没过多久，世兵制就开始崩溃，到了1500年，部分明军卫所可能只有不到原定兵额的3%，缺员高达85%，明朝想方设法纠正弊端也无济于事。[17]

在编制上，明军最大的单位是卫，一卫有5600人。卫下是数个千户所，一所有1120人。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一个百户有112人。百户下辖两总旗，各56人，每一总旗通常有5个小旗，有11人或12人。就整体实力而言，14世纪90年代的军籍显示，在册兵丁约有130万，这个数字在永乐（1403—1424）年间升至200万有余，在16世纪再升至300多万（不过，根据16世纪70年代当时的估计，明军的实际总兵力约为845000人）。至17世纪初，明军兵力据说激增至400余万。[18]

如果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目睹明军如此状况，当痛心疾首。对朱元璋来说，世袭军户以屯田自给自足，并根据需要轮番操练和出镇。在理想情况下，大多数部队都能在各地接受作战训练，熟悉不同兵器，屯驻京师的京营则接受精英训练，尤其是使用火器。这一制度几乎与明代相始终，调往朝鲜的明军，首先要在京师接受火器训练。但是，由于许多乱七八糟的原因，例如腐败的军官占役兵丁参与营建，军官勒索和欺诈兵丁，老弱兵丁阻碍及时递补，以及不遵守班军制度，等等，世兵的战斗力急剧下滑。有人提出，明朝在军事决策中不但越来越依赖宦官，还让宦官实际指挥战役；也有人指出，洪武朝胡惟庸案之后，明朝就倾向于限制武官的权力。[19]

不管原因何在，自1450年到1550年，明军的战斗力确实下降了，有学者认为这一颓势“史所罕见”。史料显示，明朝虽号称拥有300余万大军，却几乎难以凑齐30000骑兵对抗来袭的游牧民，京营中多数士兵不过是“朝官之老弱家奴”。在15世纪末，明朝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企图恢复操练和招募青壮。[20]因此，1550年蒙古俺答汗入侵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只能征调约六万人的军队，这支部队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退，丁汝夔也下狱斩首。

这一局面，令代摄兵部的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疾呼：“比寇骑深入，战守俱困”。王邦瑞接下来还提到，许多大臣的谏言遭到忽视，还有人蓄谋阻碍改革措施。刘奋明（Liew Foon Ming）指出：“明朝兵部尚书大都战战兢兢，朝廷分裂为野心勃勃的敌对党派，斗争似乎无休无止，出于一己私利而非表面上的政见分歧。结果，正派和有责任心的官员—往往也是有远见和熟悉军务的人—要么被迫离职隐居，要么由于刚直不阿，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21]

王邦瑞呼吁罢免这些不法官员，并尽快改革军制，得到了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的首肯。明朝新设了戎政府，仍受文官节制。不少人指出，武官地位低微，是中国传统王朝军威不振的主要原因。尽管军事职业化的诸条件，如军事决策权集中于君主、军事技术的标准化、军事科层制等，早在宋朝（960—1279）已初露端倪，文官的压倒性势力，加上由此造成的蔑视武职的态度，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明朝而言，司徒琳（Lynn Struve）指出：“明人不光遏制武力，还使之陷于停滞，武人不光受文官节制，品秩还遭到贬低。明人带着恐惧、猜疑和厌恶的心理看待将士。”同样，贺凯（Charles Hucker）也说：“部分由于世兵制，但更多由于最高品级的武官也多粗鄙无礼，武职远不及文职荣耀。”[22]

上述军制改革推行之际，一些官员开始呼吁扩大募兵规模，以提高战力并减轻地方军费负担。这一趋势，不妨结合其他地区利用募兵的情况一并考察。在欧洲，使用雇佣兵饱受批评，据说这种军队怯懦、傲慢、军纪涣散。[23]明朝官员经常抱怨，募兵从未受过训练，无视军纪，还经常滋扰当地甚至哗变。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训练和指挥得当，雇佣兵可能比农家征兵更有战斗力。在当时的欧洲，最强大的军队通常使用瑞士雇佣兵。如果财政能够负担得起（随着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明朝有能力负担募兵费用），国家更愿意采用雇佣兵，不过，通常是募兵与来自农村的征兵混合使用，欧洲就是如此。此外，与其他帝国一样，明朝招募“少数民族武装”作为突击部队。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当数广西的“狼兵”。[24]

鉴于明军在16世纪50年代中期早已军威不振，自1570年到1610年的中兴堪称了不起的成就。这数十年当中，除了镇压了一系列国内叛乱，明朝还击败了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之一：日军。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万历帝在政略及战略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贡献在于拔擢有才能的武官出任要职，又在猜忌的敌对文官捃拾琐事发动弹劾时保护这些武官。万历帝还多次将尚方剑赐给前线将帅，授予他们便宜行事的全权。万历帝这些举措，遵循了古来军事思想家倡导的守则，其中之一便是：将在军，不从中制。[25]

史家一度将万历帝刻画成畏葸、贪婪和任性的标准形象，其实恰恰相反，万历帝起初就对用兵朝鲜表现出积极态度，也是他亲自决策调遣军队和粮饷。一反贪财自私的名声，万历帝屡次下令拨出内帑，为战场上的明军提供额外的奖赏和补给，这是他统治初期就确立的作风。[26]此外，万历帝还批准武官出任此前仅由文官出任的高官，为此往往要压制朝堂上某些权臣的抗议。

万历帝对军务的兴趣，源于张居正的教导。张居正曾任万历帝的首席大学士（即晚明的首辅）和老师。张居正亲历了16世纪50年代可怕的蒙古侵袭，同时看到，16世纪60年代末自己主政后，局势依然岌岌可危，乃“致力于重振理想中太祖开国之精神，恢复王朝之元气”。当时许多人对张居正不满，因为他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一位传记作家指出，张居正还推崇颇有争议的法家思想，法家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一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法家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这是许多张居正的同时代人无法认同的，他们认为，君主应该在他们的指导下垂拱而治。张居正则斥责这些官员不关心朝廷的实务，只想着如何“维系奢华”和体面：“近来人心不古，好生异议，以其媢嫉之心，而持其庸众之见，惟欲偏徇己私，不顾国家便否。”[27]

尽管张居正颇为欣赏古老的法家思想，却绝非古板的保守派，而是坚信要应时而变，他坚定推行以货币为基础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张居正恢复了旧的军事野战体制，全面整饬边防，并努力确立（乃至扩大）稳定的防线，为万历帝树立了榜样。然而，张居正在各级官府都有批评者，不少人指责他宣扬节俭，却生活奢靡，扶植党羽。但是，有年轻的万历帝的支持，张首辅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大部分涉及税收、强兵和加强中央集权。当时一些记载指出，张居正当国，纯是为了伸张国权，却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他本希望平息的异议。[28]

因此，尽管张居正取得了许多具体成绩，他的影响却好坏参半：“张居正的政策和行事，有力地形塑了万历帝的个性”，也引发了困扰万历朝的党争，促成了内廷特别是宦官势力的伸张，这是以流官的失势为代价的。[29]

张居正死后，他的众多门生党羽都遭到弹劾罢黜，但是，他提拔的几位武官仍受到皇帝的赏识和庇护。这类举措帮助万历帝将明军士气提升到了15世纪中叶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助于开启汉蒙关系的新篇章（明朝从此不再总是采取守势），还有助于鼓励万历帝全面采取更积极的军事姿态。此外，自万历初年始，明朝便确立了唯有熟谙军务的官员才能进入兵部任职的通例。[30]

边务是万历帝可在相当程度上贯彻自身意志的领域。当代史家樊树志认为，万历帝最终乾纲独断之时，“他把相当多的关注投入到‘边事’上去，力图改变祖辈们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倾向，重振天朝雄风”。万历帝自己在蒙古袭扰的边报上批示：“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31]

在万历帝鼓励下，明朝采取了更为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在万历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明朝同时面临多项军事挑战。由于拥有一批才干非凡的将领，自1570年前后至1610年，明军之强盛，自永乐朝以来未睹。因为，事实证明，明朝不仅维护了国内安定，还有余力投送兵力达成政治目的。这种军事实力，明朝后来再未重现。因为1592年至1600年的“三大征”标志着万历朝的巅峰，在探讨朝鲜之战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另外两大战役，由此了解明后期的整体战略形势。[32]

史家通常认为，隆庆和万历两朝对明蒙关系史产生了重要影响。1571年，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重开榷场，蒙古部从此不再虎视眈眈，西北边境的局势大体安定。然而，不应该忽略这一事实：明与蒙古诸部之间的冲突，在明朝存续期内长期持续，双方交战的兵力有时甚至高达数万。同样也不应该忽视明朝“和平三角”的第三条边—武力。自16世纪最后数十年直到17世纪，明朝对蒙古（及满洲）地区发起了一系列袭扰式的小规模突击，明军烧毁营寨，杀死构成威胁的虏酋，俘获有价值的牲畜。1591年，李成梁的一次突袭摧毁了一个蒙古营地，斩杀280名蒙古人，击溃1000多人。[33]这类行动多由张居正设计，并得到万历帝的批准。

张居正授予明朝边将很多便宜行事的权限，若他们遇到媢嫉战功之辈飞章弹劾，张居正也偶尔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作风从处置哱拜叛乱中可见一斑。哱拜（？—1592）是蒙古察哈尔部*人，嘉靖末年因本部纷争，投奔明朝。哱拜带来了数百名部众，后成为其战斗力主干。当时就有人指出，这说明哱拜首鼠两端，暗藏野心。尽管如此，多数明末将领的亲兵中就有这类“马弁”，往往构成明军精锐。[34]

不到十年，哱拜升任花马池的守备，此地靠近边陲重镇宁夏。明朝随后授予哱拜一系列晋升和赏赐，有大臣开始抱怨哱拜及其子和党羽滋生事端，难以驾驭。或是因为信任哱拜，或是担心激怒哱拜，张居正对这些抗议置之不理。万历帝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拒绝惩罚蒙古人。重结果而轻訾议，这是万历帝一贯的作风。[35]

1589年，哱拜升任宁夏副总兵，其子哱承恩也“凶猛好战”，承袭了乃父旧职。此时，哱拜据说有多达三千名“苍头军”，他打算致仕，将军职传给其子。但宁夏巡抚党馨反对，担心哱拜“尾大不掉”，对边境安全形成紧迫的威胁。接下来三年中，党馨和哱拜在西北军政和战事等方面冲突不断，尤其是党馨拒绝为哱拜所部发放冬衣和粮饷，认为此辈是私兵，不能由朝廷支饷。哱承恩因私通官员妻妾，遭党馨当众鞭责，党馨还下令逮捕从西征归来的哱拜部众，局势更加恶化。[36]

意外的是，尽管哱拜一党恶名昭彰，他和部下却忍辱不发，反而按照正常程序向朝廷伸冤，甚至上书罗列党馨罪状。此举只能激怒党馨，让关系更加不可收拾。结果，1592年春，哱拜卷入了汉人军官刘东旸策划的宁夏镇兵叛乱（不过，哱拜及其子通常被视为主谋，或因他们是蒙古人）。叛军杀害了巡抚党馨和副使石继芳，烧毁城内官署，迅速占领了河西四十七堡等地。叛军威胁朝廷交出当地兵权，不然将同河套蒙古部联手犯边。[37]

1592年4月19日，陕西一名监察官员向朝廷报告了叛乱，报告称陕西全省陷入骚动，唯有一军官（驻守平虏城的宁夏参将萧如薰）坚守抵抗叛军。万历帝知晓事态严重，当即召见兵部尚书石星（？—1597）。他们决定迅速平息叛乱，以免滋扰西北全境。明廷下诏，自宣大和山西调拨7000名精兵星夜驰援。万历帝还向兵变中遇害的官员家属表示慰问。继而，万历帝选拔了不少文武官员，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边军名将麻贵，麾下兵强马壮。[38]

同时，三边总督魏学曾是一位有同游牧部落作战经验的文官，被万历帝委以全权，他奉命按常规策略，捕获乱首，驱散余党。魏学曾迅速行动，派遣诸将占领当地的关键据点，确保叛军无法在黄河南岸立足。在不到数周时间内，明军重新夺回了边堡，叛军仅占据宁夏。萧如薰还设下伏兵，射死了哱拜之子哱云。[39]

尽管明军初战告捷，但魏学曾却诉苦说，自己缺乏平定叛乱的物资和人力，只好采取守势，皇帝和朝中主战大臣对此深表不满。魏学曾虽有劳效，朝中许多官员却对他能否平乱表示怀疑。在一次朝议上，万历君臣决定在局势恶化前增派兵力。魏学曾考虑到宁夏镇城内百姓的安全，继续主张招抚。浙江道御史梅国桢激烈反对魏学曾。梅国桢进士出身，但和许多同时代人相似，他也颇有尚武之风，据说少时擅长弓马。[40]

接下来6周时间，明军肃清了宁夏镇城外围，但无法将叛军逐出，同时，明军还不断遭到小股蒙古骑兵的骚扰。朝堂之上，官员们激烈争论平乱之策，以及如何应对蒙古大举进犯的威胁。农历四月，明军集结攻城，击溃了一支约有3000人、配备了炮车和火炮的叛军，夺回了约100辆炮车，并将众多叛军驱入湖中淹死。数名明军将领追敌至镇城北门，但后继乏援，损失惨重。

受到这场胜仗的鼓舞，叛军催促蒙古部酋袭击附近城市，切断明军的补给。魏学曾被迫撤军，却发现明军陷入敌军包围。众臣僚继续抨击魏学曾平叛不力。梅国桢率先上奏：“思督臣魏学曾边事浩繁，不得专于讨贼。必得名将以专其任。时虽豪杰如云，而各有镇守。”他还补充说，陛下应断自宸衷，“兵机所在，关系重大，惟陛下自以疑信，决其用舍”。[41]

梅国桢建议任命当时的宁远伯李成梁为宁夏提督，因为他久经战阵，尤其有与蒙古部作战的经验，且纪律严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皆为名将。幼子李如樟、李如梅，以及侄子李如梧，皆有军功。李家在北疆威重一时。梅国桢希望借助李家将的威名，震慑叛军，正如古兵法的攻心之计。[42]

这个提议很快引发了争论。李氏父子近来在朝野树敌颇多，因为他们盘踞辽东，还蔑弃儒家礼教。张居正倒台后，李氏父子也受到牵连。何况，提督之职向来是文官巡抚的副衔，兼提督便可临时而全权处理严重的军事威胁。兵科给事中王德完反对委付李成梁，李成梁不仅遥居辽东，且已离任，起用他不合法度。其他官员认为，李氏父子狼子野心，不可担负平叛重任。[43]

对此，梅国桢一一反驳，以为“拒虎进狼”有时也是必要之举。他补充，正是李氏父子的猛悍才能获胜。他还指出，授予李氏父子权力只是暂时的。梅国桢在奏疏末了恳求万历帝：“用人之道，疑则勿用，用则勿疑。”其他一些官员也为李氏父子担保。万历帝反复权衡，决心以平叛为重，委任李成梁为提督，梅国桢随同出任宁夏监军御史。不过，李成梁年事已高（66岁），同时日本入侵朝鲜的消息传来，朝廷需要他坐镇辽东，最终未能成行。其长子李如松继任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负责平叛。有明一代，武臣为提督自此始。[44]

万历帝甚至打算御驾亲征。他当然未能成行，却在京师始终对平叛保持关注，发出新的谕旨，鼓励自告奋勇者勠力平叛，同时敦促援兵火速驰援。[45]其中一名自荐前往平叛的官员，是右副都御史叶梦熊。他响应万历帝号召文武干臣协助平叛的号召，上书自请赴宁夏平叛。

7月14日，叶梦熊率领400余辆炮车，连同一支西南苗军抵达宁夏附近的灵州。[46]围城的明军一分为五，每军各守一门，麻贵则率军游击，抓捕逃卒，震慑敌援。叶梦熊抵达两周后，哱拜率军自北门杀出，与麻贵军交战。双方损失颇重，明军最终用猛烈的炮火将叛军逼回城中。此前，叛军邀结蒙古盟军袭击明军后方，蒙古部拒绝了。

围城持续一夏，李如松携梅国桢于7月底抵达，梅国桢抱怨补给严重不足。不久，李、梅二人部署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但未见成效。8月2日，李如松之弟李如樟尝试攀城而上，但被击退。次日，游击龚子敬率苗军攻南门，李如松欲攀城，但所部被矢石击退。当晚，明军夜袭失利，叛军开始处决俘虏作为报复。此时，城内粮草开始短缺，居民开始因伤病和饥饿而死亡。[47]数日后，一名叛将尝试媾和。

就在此时，明朝获悉日本入侵朝鲜，攻占半岛大部。魏学曾主张以官衔收买蒙古部，避免宁夏战事拖延不决，让万历帝倍感失望。皇帝继续申饬魏学曾，指责他总是偏信懦愚之辈，招抚之策是大辱。随后，万历批准了石星提出的策略，筑堤围城，若叛军不降，就利用30多里外湖泊和河流的水将城池淹没。到了8月下旬，明军已决水灌城，万历帝也对魏学曾的招抚路线彻底失去了耐心。魏学曾遭弹劾，着锦衣卫（皇家秘密警察）逮系回京。[48]

叶梦熊代行平叛之责，他也被赐予“上方剑”。叶梦熊颇为胜任此职，他在1562年撰写了一篇兵论《运筹纲目》，详细讨论了火攻水战，参考了历史上著名的战例。他指出：

愚按：水可以浸灌，可以漂流，可以陷溺，可以圜围，可以济渴。故古之善用兵者，多借水势以立奇功。昧者必用船舫方谓水战，不知能得其意，备其物，乘其机，则攻战奇策无出于此，何俟船舫哉？[49]

罢黜魏学曾，与朝鲜局势的变化不无关系。8月下旬，首批入朝的明军在平壤被歼3000余人，明朝显然不得不进一步干预，以防日军侵入中国。就在李如松部在宁夏周边筑堤时，边境告急：日军已渡大同江，在鸭绿江畔义州避难的朝鲜国王宣祖（李昖）正打算举朝投奔辽东。万历帝让宣祖坚守，以待明廷决定派兵多少支援朝鲜。1592年9月，万历帝任命宋应昌（1530—1606）为朝鲜经略。不过，明朝清楚，宁夏之叛必须首先平定，本来镇守辽东的李如松部就能东归。[50]

8月，叶梦熊任命一名将领负责决水灌城。23日，大堤环城，据说长达1700丈（19975英尺）。夜半，哱拜派义子再度出城求援，遭李如松伏击，义子及其所部29人皆死。叛军还试图招揽蒙古领主卜失兔（Bushugtu），送去了黄金和官服。李如松则派麻贵、董一元进攻卜失兔，另遣别将把守东面的沙湃口。尽管明军稍有失利，还是击退了蒙古人。[51]

9月6日，城外水深八九尺。当夜，叛军首领乘小船出城，企图决堤，被明军击退。有俘虏透露，城内岌岌可危，军官食马肉，百姓剥树皮为食，死者相枕。[52]次日，城东南的大堤崩塌百余丈（1175英尺）。负责该段的军官被斩首，叛军再次乘船突围未果。城内饥民开始乞求叛军投降。9月17日，梅国桢呼吁叛军开城，让明军拯救饥民，未得到回应。五天后，叛军图谋从城墙上发炮突围。

9月25日，蒙古领主著力兔（Jorightu）扬言率18000骑来援，遭遇李如松等部阻击。蒙古人掠城北，攻张亮堡周边，双方激战自晓至午。李如松、麻贵率明军反击，包抄敌军。此战，明军共杀虏敌军120名，获马驼若干。更重要的是，叛军此时已知外援断绝，城外水位渐升，士气日落。10月12日，大水冲塌北墙，明军用绳索和梯子登上了南墙。[53]

眼见明军破城，哱承恩绝望乞命。明军离间幸存的叛军领袖，假意赦免，令他们自相残杀。明军将领趁机率部队登城。城北城楼火起，然而哱氏子弟仍未被捕。次日清晨，哱承恩向杨文投降，哱拜在被捕前自焚。明军最终找到了他的尸体并斩首，并活捉了其余叛军领袖。当年冬，万历帝在紫禁城午门庆祝大捷。哱拜和哱承恩被斩首†，其他叛乱领袖被斩首。[54]宁夏之役终。

凯旋的将帅获得了封赏，李如松晋升为都督，萧如薰晋升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叶梦熊授右都御史，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世袭。众多将士奉命赶赴朝鲜，包括李如松，他出任东征提督，讨伐日军。万历帝后来释放了魏学曾，恢复了官职，他在家郁郁而终。[55]

不妨以宁夏之围为例，审视一番当时明军的战术和实力。有人抨击平叛之战旷日持久，不过，明军其实较为迅速地克复了叛军攻占的周边堡垒。宁夏镇城本身属于设防要塞，居民多达300000，受到30000余名叛军挟制。镇城城墙厚约20英尺，高39英尺。哱拜及其党羽是当地的高级武官，数十年来颇有劳效，所以比典型的农民起义更善于煽动和延续兵变。无论蒙古人是否真心支持叛军，他们毕竟投入了数以万计的骑兵，李如松不得不加以重视。明军一边调遣四万余人的大军围攻镇城，筑堤灌水，一边派出人数可观的部队震慑蒙古部，切断叛军补给，截获通信，遂行这些战斗任务绝非易事。

批评者还强调，明军饱受武器短缺、补给困难的折磨。后勤问题确实存在，但最终都得到了解决。最后，官军集中了数百门炮来进攻镇城，甚至临时建造了船舶，在城外的湖泊发动水战。有些后勤困难是明朝制度的分权特征造成的，这种制度将补给之责下放给地方官。由于叛乱蔓延迅速，人员和物资皆需时间方能就绪，由于作战对象是遥远的边镇，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此外，官军还都调自其他远方边镇。不过，一旦大军抵达，明军将领便有效地运用火器、招抚、游击（对付蒙古部）和水攻，最终获得了胜利。明军将士展现了勇气和智慧，许多人获得了宝贵的军事经验，这将对他们第二年在平壤作战大有裨益。

“三大征”的第二大征是平定西南播州苗人土司杨应龙之乱，此役耗时最长。这个军事问题，自1587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明朝，直到朝鲜之战后才获彻底解决。播州杨氏自唐代以来就是当地的世袭土司，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时期首次授予杨氏播州宣慰使之职。杨氏家族并非本地人，然而，数百年来，杨氏与当地土人不断通婚和交往，逐渐同化于苗人。[56]

有明一代，播州必须每三年进贡2500石（200吨）木材和军需，包括马匹。时移世易，朝廷的需索可能越来越重，有人认为，播州之乱正源于此。杨应龙在隆庆年间承袭父职，起初代表明朝同土人和蕃人作战，声威颇著。与北边的哱拜一样，杨应龙不断展现军事才干，每战必躬擐甲胄，犯冒锋刃，还为公共工程和宫殿营造献上良木美材，讨好朝廷。[57]

尽管有迹象显示，杨应龙是潜在的威胁，并且他与其他地方豪强早有冲突，明朝仍一心奖赏那些有实际劳效的边军将领。结果，杨应龙获赐黄金和飞鱼服，并被提升为都指挥使（正三品）。现存史料揭示，上述奖赏并未餍足杨应龙日益增长的野心。据说，杨应龙生性残暴好杀。他认为大多数官军不堪一击。明朝向来依赖招募土兵镇压西南叛乱，杨应龙由此更加轻蔑朝廷，目无法纪。[58]他擅用阉宦，劫掠妇女以充“宫女”，俨然一方土皇帝。

尚不清楚，如果杨应龙只是被指控傲慢无礼、僭越仪制，明朝会不会对他下手，这当然有可能。但是，这些情节也可能是史官添油加醋的结果，显示杨应龙无恶不作。不管怎样，杨应龙卷入了一系列本地权力斗争，只好同当地那些憎恶汉人侵逼的苗人同气连枝。起初，朝廷对平定播州的请求置之不理，认为播州僻处一隅，无暇顾及。甚至后来指挥平叛的山东巡抚‡李化龙（？—1612）也抱怨，自己暂无暇深入察访，认为应该允许杨氏戴罪立功。[59]然而，朝廷已经考虑改土归流，下令兵部勘问并提出建议。

几经交涉，杨应龙赴渝受审，结果却被判处斩首，这出乎许多人意料。杨应龙提议以巨额罚金赎罪，并自愿率军5000远赴朝鲜征倭，由此获得减刑。不过，杨应龙欺骗了朝廷，一经释放，他就逃入山寨，再举叛旗，劫掠近旁州县。1595年，杨应龙再度听勘，结果又逃脱了死罪。明朝令其子杨朝栋世袭父职，另一子杨可栋留重庆充当人质，确保杨应龙恭顺。万历帝认为，播州已经无忧，提拔并奖赏了负责招抚杨氏的官员，转身应对朝鲜局势。然而，不到一年，杨应龙故态复萌，袭掠邻近省份，自称播州皇帝。§往后三年，杨氏和他麾下十万余名苗人横行无忌，当地惊扰不堪。当时万历帝正集中精力应对日本威胁，只好暂时安抚叛苗。1599年初，万历帝才终于着手平叛。[60]

此时，万历帝补充任命了一批官员，并批准对杨应龙进行反击。明军出师不利，万历帝只好委派当时的名臣郭子章（1543—1618）出任四川巡抚。李化龙晋升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地军务。¶[61]万历帝还下令，经历了朝鲜之役的能征善战的将领纷纷火速驰援四川。1599年7月，李化龙抵蜀，着手从各方调集军队，筹

措军饷。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明军持续展开战斗，叛军一度占据上风，还袭击了重庆、成都等要地。万历帝只好亲自过问，将几名文官革职为民，并赐李化龙“上方剑”。[62]

李化龙久练边务，官声斐然，擅长和衷文武同僚。受命赴蜀前，他曾在辽东与李如梅密切合作。他和郭子章齐心协力，调遣汉军和土兵，在杨应龙盘踞之地周边部署防御。李化龙运筹帷幄，不断奏请兵部增派兵力和补给，同时对兵器、装备和粮饷精打细算。他迫切希望委派更多久经战阵之将赶赴前线，抱怨“川省不但无兵，亦无一知兵之人”。[63]李化龙尽心竭力，陆续下令地方官府组建土兵团练，并严令当地一切兵马恪守军纪，切勿扰民。

万历帝下诏兵部征兵陕西、甘肃、延绥、浙江，平息叛乱。他还下旨昭告杨应龙的叛乱及其罪孽。在诏书中，万历帝谴责杨应龙悖逆天道，忘恩负义，罗列了他的全部罪状。万历帝谴责杨应龙及其党羽是造成100000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威胁要调遣天下兵马500000平叛。如今杨应龙的暴行已昭告天下，连累杨氏祖宗也香火断绝。万历帝还警告杨氏家族及其党羽，他们会因为参与卑劣的叛乱而玉石俱焚。若能捕斩杨应龙及其亲信，反叛苗人或有一线生机。万历帝警告其他协助杨应龙的人，杨应龙毫无信义，随时可能反戈一击。万历帝指出，毕竟，杨应龙将他们所有的土地都视为己有，不吝牺牲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自保。万历帝申诫臣民，一人造反，九族皆诛。最后，万历帝劝诱：“你们若杀了他的，还做宣慰，天大富贵只在眼前，为福为祸，在你自取。”[64]

1599年10月，朝廷命李化龙赶赴重庆，调集四川、湖广、贵州的大军。万历帝还与当地土司谈判，敦促他们协助平叛。与杨应龙有世交的名将刘綎从朝鲜归国后，被请至李化龙的府邸，李化龙晓之以忠义。刘綎的到来令明军士气大振，因为刘綎及其父镇守西南边陲数十年。正如李化龙所言：“闾阎细民，无不知有刘大刀者。”刘綎发誓为大明尽心竭力，对杨应龙“愿食其肉，寝其皮”。[65]

1599年底至1600年正月，叛军与官军之间小规模冲突不断，官军源源不断从各地集结。万历帝对选将调兵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亲自简拔了众多文武官员，又在朝官猜忌这些官员平叛期间活动的时候保护他们（如刘綎被指控行贿）。据说，明军总兵力最终达到24万余人，包括来自各地的军队以及在朝鲜俘虏的降倭。2月下旬，李化龙在重庆进行了战前动员，颁给各总兵和监军令剑和便宜行事之全权。[66]

1600年3月1日，明军兵分八路展开进攻。诸军于山林莽谷间与叛军苦战四月之久，最终围困杨应龙于海龙囤。杨应龙自焚，叛乱平定。明朝官方记录显示，明军斩杀叛军22687人，俘叛军及胁从1124人，虏平民5539人，招抚苗民126211人，释俘1614人，缴获牲畜767头和兵器4444件。万历帝宣告胜利实属天佑，蠲免了叛乱波及地区的赋税。1601年1月，万历帝举行了献俘礼，磔杨朝栋等人于市。[67]

以平定播州为标志，明朝在相距遥远的三方边境上同时击败了三大强敌，不妨认为正在经历中兴。尽管万历帝在其他领域失败了，却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在16世纪90年代取得的军事成就感到自豪。的确，在播州之乱后十年中，明朝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在西南，杨应龙之乱引发众多小规模叛乱先后平息，有利于汉人进一步开拓边地。[68]同样，麻贵等人也继续维持北边安定。

尽管万历朝内外饱受党争之患，皇帝仍然庇护着他青睐的武官。但是，随着这些人相继谢世，除了满人的威胁，军务不复迫在眉睫，万历帝甚至对严惩那些挑衅他的人也失去了兴趣。朝鲜一战，他稍有振作，因为有众多爱将参与了这场战争，包括杨镐、刘綎和李如柏。在李如柏自杀后，万历帝还于1619年命其弟李如桢袭镇辽总兵官，表明他始终垂青李家。[69]此时，明朝16世纪末的军事辉煌显然已成往事。明朝的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同舟共济，再铸辉煌，反而日益分裂，无人再能和衷勾心斗角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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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描述哱拜为蒙古察哈尔部人（Chahar Mongol），查其主要引用的樊树志《万历传》，仅云哱拜为蒙古鞑靼部人。哱拜为鞑靼部人并无异议，但具体为鞑靼部之下的何部，中国学界主要认为属兀良哈部，并非察哈尔部。详见王雄：《关于“哱拜之乱”》，《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27—29页。日本学界同意此观点，详见岡野晶子：《万暦二十年寧夏兵変》，收于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第600页。

†如前文所述，哱拜本人自焚后被明军斩首。查作者所引《明通鉴》及《明史纪事本末》，午门受俘后，被斩者为哱承恩与哱承宠。

‡李化龙并未任过山东巡抚。播州之役前，他曾任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

§未见任何史料提及杨应龙称帝之说。

¶查《平播全书》《万历起居注》《国榷》《明史》等知，1599年，郭子章转任贵州巡抚，而非四川巡抚。李化龙除上述官职外，兼任四川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