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讲读《政治学》
张笑宇
政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重建大陆：反思五百年的世界秩序》等。
城邦自然论
在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这个人。
亚里士多德，男，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3月7日。他跟他的老师柏拉图，以及他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里需要注明的是，西方历史上有资格跟这个“之一”并列的哲学家，总共可能不超过五个人。
亚里士多德当时写这本书有一个目的，就是探究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有一个优势，因为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亚历山大大帝很支持他的科学研究，所以他有机会收集很多地方的资料，从中把握一般规律。经过这样大量材料总结出来的规律，那一定是不一般的。据说他为了研究政治学，收集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城邦的资料，写了很多本关于这些城邦政治制度的著作。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这部分著作大多逸失了，保留至今的只有《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这本《政治学》可以说是政治科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关于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探讨对后世西方政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谈起政治学，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政治嘛，就是权力斗争，政治讲的不就是权力的游戏吗？那问题来了，作为权力的游戏有没有对错呢？俗话说，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讲利弊。
那权力的游戏到底是该讲对错，还是该分利弊？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其实质是要看那些在权力场中争夺的人，心中有没有一种敬畏，对人性、对规矩、对道德的敬畏。如果有敬畏，掌权者就会有底线，就算知道是权力斗争，有些事他也不能做。如果没有敬畏，掌权者当然就没有底线，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就敢做出任何事情。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掌权者是把政治权力当作纯粹追求利益的工具，还是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全看他心目中有没有这个敬畏。如果他觉得应该有，那这个敬畏在何处呢？
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在自然。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句话其实只翻译了一半，而且翻译得不太对。完整而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城邦是个自然物，而人从自然上来讲是城邦动物”。原文是political animal，这里的political词根就是古希腊的城邦polis，当形容词用时，翻译为“城邦动物”才是对的。
为什么说城邦是自然物呢？我们平常说牛、马、羊、树林、石头、麦子等这些是自然物。自然物跟人造物的区别是，人造物是人造的，人想随心所欲怎么改造它都可以；但自然物是自然的，不能轻易改变它，人想要改造自然就必须符合它的规律！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用意是说城邦是自然物，不能随意改造城邦，掌权者如果肆意妄为，必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这个立意其实是很高明的。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的儒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叫作天人感应，意思是说违背了道德原则，老天就要降下灾祸来惩罚人间的皇帝。但这里只是用天降灾祸来吓唬人君。亚里士多德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吓唬人，他是有论证的。
说城邦是自然物，要从它的来源，它的诞生说起。人这个物种为了繁衍后代而有两性分别，为了生存和养育，组成了家庭，进而组织成为部落。既然结合成为组织，组织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分工。在家庭里，男人负责狩猎耕种，女人负责采集和哺育后代；在部落里，有人负责对外作战，有人负责保卫家园。部落就这样自然繁衍下来，城邦就诞生了。可见城邦不是因为某个人的意志而诞生的，也不是为了国王才诞生的，它的诞生，是因为组成它的这些个体——人——需要共同生活，要穿衣吃饭，御寒抗险。城邦成了当时希腊人生活的政治共同体。
这就是城邦的自然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一种道德评判标准来确定好坏是非呢？不同社会，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往往是不一样的，古希腊哲学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评判标准，不考虑人的地域、肤色、语言、习俗、文化和信仰等，就能评判一切地方一切人是好还是坏，是伟大还是卑鄙。他们找到的标准，就是自然。符合这个标准的，被称为“自然法”，它是对一切人都有效的法律，无论皇帝还是贵族，谁也不能例外。
这个自然的概念很伟大，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普世的、适用于一切条件的道德标准。从古希腊开始，人类的哲学家就一直在为寻找这样一种普世价值奋斗着。而在政治学领域，第一个讲出城邦是自然物，自然规律最重要的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以他在这个自然法的传统里显得格外崇高，也格外重要。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自然性”的论述，简单说来就是政治有其自然规律，想要搞好政治，就必须遵循这些自然规律。
政体的三类和六种
当下说起政治学，大家常听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民主和专制哪个更好。在这个话题里，民主和专制都属于“政体”的范畴，而亚里士多德就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批系统讨论政体问题的哲学家之一。
“政体”的英文是polity，直接来自希腊文politeia，指的是城邦的组织形式。“政体”这个概念讨论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有一个公民的概念，公民就是这个城邦里有政治权利的人，这批人在城邦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公民大会时是有资格发言的。公民在参与政治事务时需要凭借一种组织形式，保证他们聚在一起时能够有效地讨论和处理城邦的政治事务，这个组织形式，就是政体。
先解释一下古希腊一个城邦的规模，如果单算人口，小的几万人，大的几十万人。但是这些人里有一大半是奴隶，奴隶就没有政治权利；还有妇女和儿童，他们也没有政治权利；还有外来人口，比如为了做生意定居下来的移民，一般也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一个城邦里真正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数量并不多，大概也就几千人。有人依据这种情况就说，古希腊人的民主就是小范围内的民主，绝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这个观点不能说错，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衡量古代社会。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虽然建立在剥削压迫奴隶的基础上，但不妨碍我们辨识它的精华部分。
说回政体问题。民主和专制到底哪个好？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亚里士多德说，既然政体是由公民来组成的，那一个好政体的前提就是参与这个政体的公民是好公民。那好公民的标准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是不是好人，不同情况下可能标准会不一样，比如说好父亲的标准是对子女好，好丈夫的标准是对老婆好，好官员的标准是对人民好，但这些可能不重合，一个好官员不一定是好丈夫、好父亲，这很正常。那好公民当然也有一个独特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是理解性地服从。什么叫作“理解性地服从”？比如你是公民，但有一天可能成为统治者，当官了。那你当官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服从你，你在当公民的时候就要怎么服从别人，这就叫作理解性地服从。
这个标准是很有智慧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两个互为一体的存在，一个叫作暴吏，一个叫作刁民。前者是实施权力的时候不顾百姓的生死，后者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知道闹事，闹到自己的好处再说。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就是，作为暴吏要想一想，你若还是个老百姓，受得了自己当官时的作威作福吗？作为刁民要想一想，你跟官员调换一下位置，受得了自己的这种闹法吗？换位思考后的做法，就是理解性地服从，能做到这个标准的就是好公民。
好公民的标准确定了，接下来就是确定好的统治者，也就是好官员的标准。首先他得满足好公民的标准，就是能够善意地理解性服从。但亚里士多德说，光有这个还不够，毕竟你要当官，手里就有权力，所以你还得会带头干。能带头干的人需要什么品质呢？这个品质叫作“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简单说，有实践智慧的人懂得在符合道德标准的基础上，怎么能够把事做成。比如说，有的官员想要发展城市经济，但他引进的都是些重污染企业，把土壤和水都污染了，这就不符合道德标准，就是不智，就不是好的统治者。
好公民和好官员的标准都有了，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政体。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一个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叫贵族制，多数人统治就叫作共和制。哪种最好呢？亚里士多德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就是他的智慧。
三种政体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城邦呢？亚里士多德说，这个很简单，君主制适合这个城邦里面只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人，这个特别的人的水平比其他人高很多，那就可以实行君主制。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17世纪末的荷兰，民主政府没有能力抵御法国入侵，丢失了四分之三的国土，只有奥兰治的威廉奋起抵抗外敌，民众就推翻了议会请他做国王。倘若一个城邦里优秀的人是少数，不优秀的人占多数，那就适合实行贵族制。比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就是这样，少数贵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精英，大部分人民还是土地上的农民，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英国人就发明出来一个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国王也没有权力的议会，国家要务由贵族组成的议会决定，这就是贵族制。倘若一个城邦发展很久了，一直重视教育，公民的文化水平很高，优秀的人占大多数，那就搞民主制。
从上述就可以看得出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有智慧，因为他早就看透了政体好坏归根结底是人的好坏，而不是形式的好坏。统治者如果是为了城邦的利益，那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好政体。反过来，要是统治者只谋私利，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坏政体。亚里士多德对坏的政体也给出了概念，一个坏人统治叫僭主制或者暴君制，少数坏人统治叫寡头制，多数坏人统治叫民粹制。政体好坏跟人数和形式无关，只跟统治者的素质有关。当然，亚里士多德还补充了一条，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教育总是能够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所以整体潮流是向着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民主制发展的。
总之，亚里士多德指出了政体的三种基本形式：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然后按照统治者是不是服务于城邦利益，或者是不是有实践智慧，又可以分为好的形式和坏的形式，好的政体有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和民粹制三种。每个城邦最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政体。
阶级是本质
选好适合的城邦体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建立和维持好的政体，怎样防备好的政体变坏，以及怎样防止政体自己把政体搞死。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城邦选择的政体经常跟统治者的素质相关，一个人比较优秀就采用君主制，少数人比较优秀最好用贵族制，多数人比较优秀就可用民主制。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这个“优秀”不仅仅是道德品质方面的优秀，它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一个人权力比较大，知识比较多，能力比较强，都可以解释成“优秀”。亚里士多德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些城邦为什么采取寡头制呢，因为这些城邦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力的，而骑兵不是一般人养得起的，因为养马很贵，说明这些城邦里少数有钱人的势力很强大，他们在军队里的地位高，这也是一种“优秀”。
可见所谓“优秀”和“不优秀”，从道德上讲是比较虚的。那实在的东西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是阶级。能够在一个城邦内部划分出不同群体的根本依据是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阶级。
所以说，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的划分还不是最本质的，最本质的还是什么样的阶级在统治。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多数人统治，本质上是穷人统治，那就是平民政体；少数人统治，本质上是富人统治，那就叫贵族政体。这个才是形式背后的实质。
为什么说阶级才是本质的？亚里士多德说，因为穷人和富人追求的原则不一样。穷人追求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平等。简单说，就是我没有钱，也没有资源，那这个城邦能不能让我赚到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比我有钱的人不能比我有特权，这就是平民政体的想法。平民政体最重要的原则是平等，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古希腊的民主制城邦经常为了平等而制定一些奇葩的法律，比如城邦怎么选官员，平民政体说，要抽签！因为抽签最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你搞选举，那一定是有钱人获胜，因为有钱人才能请老师来教演讲术，才能请人帮自己宣传。而雅典有个很著名的法律，叫陶片放逐法，大家选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人，就把他给流放了。谁会成为大家最讨厌的人？当然是有名的人。所以这条法律流放了很多人才。
那富人追求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跟平等相对的原则，差别。就是一定要把人群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有的是依据才德划分，有的是依据财产划分，但不管怎样，他们主张的是不平等。爱因斯坦研究出相对论，发现能量可以转换，奥本海默把它变成了原子弹，威力大过几百万军队，他们能跟普通人一样吗？所以好的政体就应该让这批人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地位越高，就越能为社会贡献更大价值。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好的贵族制，是按照才德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坏的寡头制，只按财富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
区分了这两种阶级之后会发现，他们简直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如果一个城邦里这两个阶级斗争得特别厉害，最后一定会引发内乱、崩溃甚至战争。所以理想的方式是把这两个阶级混合起来，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保持一个好城邦的长治久安。怎么混合呢？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方法是让贵族去做贵族擅长的事，平民去做平民擅长的事。贵族擅长的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需要才德和经验的职务。比如司法，法官这个职位需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他见识过很多罪犯，洞悉许多阴谋，非常清楚人性有多险恶，还能保持心中的那份善念。那么平民擅长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是需要表达自身利益的时候。比如一个政策会影响很多人的切身利益，这种时候少数人的决策很可能会导致失误，这时就需要多数人来发表意见，要召开公民大会来议政，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对于不同阶级，光混合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谁来做平衡者。亚里士多德回答说，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执掌政权最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求别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招致别人的嫉恨。他们较少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容易对人抱有一种比较纯粹的友情，不像穷人有时候是怀着攀附的目的去结交，富人有时候是因为利益和算计去结交。中产阶级掌握政权，会给城邦增添一种友爱之情，增强凝聚力。
到这里，关于一个政体如何建立和维系，以及怎样防止它毁灭，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方案就差不多了，我们来整理一下：
首先要看这个城邦人民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一个阶层的数量比较大或者实力比较强。如果这个城邦里富人力量比较大，或者少数人掌握非常关键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还非要建立一个平民政体，那就很危险。反过来，如果这个城邦里穷人数量非常多，富人很少，却要建立一个贵族政体，也走不通。所以，要先按城邦的阶级比例确定一个基本政体。然后要在这个政体里设立一个保护少数阶级的制度，比如在平民政体里要设计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司法机构，它没有特别大的权力，但能够让少数贵族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是受到照顾的，而不是随时可能被多数平民吞噬，这样他们就会安定下来，而不是夹起细软跑。最后，要做两件事来发挥中产阶级的稳定器作用：一是施行经济政策，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二是要让中产阶级处在关键的仲裁位置上，比如关键的行政机构，或者决策部门，来平衡贵族和平民。只有这样，城邦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总之，政体分类表面上是以人数划分，本质上是由阶级决定的，穷人统治和富人统治追求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前者追求公平，后者追求差异。要维持城邦的长治久安，需要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让他们起到平衡器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不同
为了进一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观点，需要进一步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和环境。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三位是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个区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雅典人，但亚里士多德不是。所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其实都跟雅典有很紧密的相关性，但亚里士多德的眼界更开阔，他更像一个有世界视野和眼光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地方叫作马其顿，马其顿这个地方出了个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30岁的时候就征服了跨越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亚里士多德的爸爸尼格马库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爷爷的御医，亚里士多德本人则当过亚历山大的老师。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给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当老师，说起来也是一段佳话。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出身很不错，他18岁时就被送到闻名古希腊的雅典学园，也就是柏拉图的学园去读书。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在那里待了20多年，毫无疑问，他是柏拉图最优秀的学生，但他与柏拉图有观点分歧。比如在政治学方面，柏拉图非常讨厌民主制，因为他就是雅典人，而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为不合理的民主制度，犯了很多致命错误。前面谈过，民主制度的原则就是追求平等，雅典人为了追求平等，把一些很优秀的政治家给赶跑了，由此导致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柏拉图非常痛恨民主。但亚里士多德不是雅典人，他没有柏拉图那种切肤之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更客观。他认为民主共和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制度，而且更适合那些发展比较久的、人民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城邦。后来亚里士多德在解释与柏拉图的分歧时讲了一句话“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句话被中国人译成“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用来表达对真理追求的态度。
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就离开了雅典，先是去了小亚细亚，然后又被马其顿国王菲力二世召回国，报效祖国。亚里士多德成了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学生对老师也非常爱戴。
菲力二世后来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被刺杀身亡，亚历山大即位，不久就把雅典给收服了。于是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因为他非常喜欢在花园和走廊里一边散步一边给学生讲课，所以他的学派被人称为“逍遥学派”或“漫步学派”。
此时的亚历山大已经开始南征北战，但他还是不忘给老师提供各种资料，派人抄写老师的著作，还给老师收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大帝的支持，亚里士多德才能完成如此庞大的研究。关于他们俩的关系有个很有意思的八卦，说亚里士多德有一次公开出版了自己关于形而上学的讲稿，亚历山大知道之后有点着急，就写信给亚里士多德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秘传学说公之于众呢？要是让我的敌人看到，他们不就可以来对付我了吗？亚里士多德回信说，这个秘传没有我亲授，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一般人就算读到了，也理解不了。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我们就可以猜想，亚历山大那么年轻就能征服那么大的一个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天才，可能确实是从这个世界第一的哲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很有用的东西。或许最伟大的领袖都应当从最伟大的哲学家那里汲取思想。
亚历山大从20岁当国王到33岁去世，13年间都在打仗，而亚里士多德13年间都在持续搞科研。亚历山大死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雅典人开始反抗马其顿人的压迫。作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不得不逃离雅典。离开雅典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亚里士多德基本上研究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他也几乎是所有这些学科公认的奠基人。在科学上，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和动物学。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则研究了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神学。他对教育、文学以及诗歌的研究直到18、19世纪还被奉为经典。到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某些学说才被推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亚里士多德理论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加起来几乎就是一部希腊人的百科全书。
还有个说法是从古希腊之后到近代之前，所有哲学著作都是在为两个人做注脚，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法论还影响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中世纪晚期，欧洲一些地区在思想上冲破神权和宗教的藩篱，开始产生对人性的崇尚，随后才在意大利有了早期科学革命的突破。而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西方世界对亚里士多德著作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中世纪时，伊斯兰文明占领了希腊的很多地方，他们获得了许多保存在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还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且刺激了像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那这样的阿拉伯大学者的诞生。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书又被中世纪的欧洲学者从阿拉伯文重新译回拉丁文，所以在科学史上对阿拉伯文明也有个说法，称其为“科学的养父”，指的就是阿拉伯人在保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上功莫大焉。
亚里士多德一辈子写了很多著作，但基本都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都是他的讲稿。如果大家读过柏拉图的著作，就会有个疑问：他们俩的风格为何这么不一样？柏拉图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对话，读起来像剧本似的，亚里士多德的就枯燥得多。亚里士多德其实也写过公开的对话录，但基本都失传了。我们今天读到的他的讲稿，是被学生和奴隶记录下来整理过的。当时哲学学派有个习惯，就是把自己的学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开内容，一部分是秘传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就是这部分秘传内容。
亚里士多德几乎是许多学科公认的奠基人，我们讨论的这本《政治学》毫无疑问是政治科学的奠基著作之一。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学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古希腊人的观点是，作为一个人的荣耀和美德是需要在城邦里实现的。这本书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探讨影响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思路。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主要的两部分学说——政体理论和阶级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是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不是政体分类的最早创始人，但他是最早系统讨论政体理论的哲学家之一。他之前的柏拉图也对政体分类进行了探讨，但亚里士多德的提法更加科学化。后来西方讨论民主、专制的这些哲学家，几乎都受到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分类体系的影响，甚至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西方政治学才建立起两个基本信念：第一，政体决定一个城邦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混合政体比单一政体要好。
为什么混合政体更好？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好的政体就是要把不同的制度，比如贵族制和平民制的优点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长处。后世的政治学者几乎都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比如稍晚之后，罗马帝国统一了古地中海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就认为，罗马的强大就是因为采取了混合政体，或者说是共和制，共和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混合了各种政体的优点。它的混合之处在于，罗马有一个军事领袖——相当于采纳君主制的元素——负责保卫国家；有一个元老院，集合了最优秀、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相当于采纳贵族制的元素——负责决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相当于采纳民主制的元素——负责讨论立法和决策的范围。波利比乌斯认为，正是这些优点相加，促成了罗马的成功。
共和制的理论对后来西方人的影响非常巨大，比如近代的三权分立学说。近代提倡三权分立学说的洛克就说，政府有三种权力，分别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这三种权力其实就是对混合政体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就是民主负责立法，精英负责行政，君主负责对外。之后孟德斯鸠的提法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当然这已脱离了古代混合政体的框架。再比如，美国的建立。18世纪晚期美国刚建立的时候，它不认为自己是个民主制国家。因为那个时候民主并不是个好词，它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民粹。如果你在那时跟美国人说，你们搞了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或许会说，谁会搞民主，我们建立的是真正的共和制。这一点在美国国父们搞的制宪会议记录里说得非常明确。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搞一个新罗马出来，要把这一最成功的共和政体复制过来。所以美国搞了一个总统，其实就是君主，因为总统是军队最高指挥官；搞了一个参议院，英文叫作Senate，这个词就是直接从拉丁文里的“元老院”复制粘贴过来的，拼写都没变，一模一样；搞了一个众议院，就是吸取了民主制的元素。
我们再来看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应该说阶级学说是个非常犀利的分析方法，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实践有强大的指导意义：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革命派，只要熟练掌握阶级学说，都能达成自己想要的目的。比如罗马所采取的共和政体是最好的一种政体，但是它最后也蜕变了，堕落了，为什么？就是没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罗马在不断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那些当将军的贵族不断打仗，不断获得战利品，越来越富，平民却越来越穷。后来罗马内部有政治家就提出应当改革，要给穷人分战利品，结果贵族就群起攻之，直接把这个政治家谋杀了。穷人一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被谋杀了，立刻起义造反，罗马就这样在内斗中逐渐衰败了。而同样是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果断采取措施，由国家投入资金给穷人找工作，当时有人抨击他搞社会主义，他不在乎，最后避免了阶级分裂，美国的共和制度也就保存了下来。
最后，我们摘录《政治学》的几个片段，体会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政治思想：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了。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进行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家务重在人事，不重无生命的财物；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资的丰饶；重在自由人们的品行，不重在群奴的品行。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
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
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灵魂诸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行，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
凡德行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仅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和思想，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
思考题：
请说说你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思想。
为什么说“人从自然上来讲是城邦动物”？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有哪几项标准？试着把几类政体分别排列组合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应当是由中产阶级执掌城邦政权呢？
写下你对亚里士多德“共和政体”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