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续）
理论和功能化
阅读材料：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见《批评传统》，904—914页。
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见《批评传统》，874—877页。
亨利·詹姆斯和安东·契诃夫著作片段。
在第一节课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受到了怀疑主义的影响，但在我们讲怀疑主义时，我们事实上也介绍了另外一种与它同样重要的理论，即决定论。我们说过，在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首先你会遇到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距离的关注，这导致人们怀疑我们是否能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认识它。但是，随着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推进，你有了更深的疑问，不仅仅是我们能否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而是我们如何才能相信观察者的自主性。假如意识事实上可能—根据上面几位的看法，这是非常可能的—是被隐藏的因素所主宰、控制、决定的，我们怎样才能确定意识是独立的呢？在文学理论的争论中，决定论至少和怀疑主义一样重要。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联系，但在这节课里，我想集中在决定论的问题上。
在上一节课里，我根据利科的说法提到，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是开启理论的否定性氛围的主要人物，然后我加上了达尔文。在我们开始考虑人的能动性在20世纪遭到围攻的情形时，提到达尔文可能是切题的。每一种情况都对我们拥有自主性的想法产生了威胁，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独立行动，或者至少以我们个人为一个整体行动，而不是像木偶一样被牵着走。尤其是在达尔文之后，我们对遗传基因和其他这类因素的理解让我们开始想知道，我们怎么能觉得我们自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是自由的能动者。这样，除了人文学科中的观点，当科学界的观点也在回应如天谴一般不可避免的历史灾难时，能动性的危机加深了。
在这个时代的黎明时分，我们发现了我上节课介绍过的安东·契诃夫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片段。让我们先从契诃夫开始。你们都知道，《樱桃园》讲的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即很快导致了1905年孟什维克革命的环境，对一处地产带来的威胁，以及各种角色人物在面对这个威胁时产生的不同反应，包括逃避。在这些反应中，来自一位仆人的更为有趣，但他不是主要人物。叶彼霍多夫是家里的管家，像是一个自学者。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却了解了知识界的潮流。他满怀自怜，他的言论最典型地反映了契诃夫作品中晦暗的社会思想环境。他说：“确切地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读过各种各样的名著，但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我引的这一小段独白中，请注意他不断谈及语言，以及他自己受制于语言的变幻莫测的方式。他在寻找一种“确切地说”的方式。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觉得自己陷在了书本学习的迷阵之中。他完全受到了不属于他自己的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可能不知不觉地引用《哈姆雷特》经典台词的时候。“我该活着还是饮弹自尽？”—或者确切地说，“生存还是毁灭”？就这样，他把自己塞进了一个戏剧传统之中，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个角色。他以此表明自己来自这个传统中吸引人的著名桥段，只不过是以一种次一级的形式，并流露出与主人公类似的想法。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陷入语言陷阱中的角色。“确切地说，也别管其他问题，我必须说……”这意味着，他被强迫去说。如果这些陈词滥调能够让他拥有属于他的自我，那他将是一个自我主义者：“我必须说，对于我和其他事情，命运对我很无情，就像风暴对待小船一样。”①在这一段的末尾，他说：“你们读过巴克尔的书吗？”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如今早已被人遗忘，但在那个时候，他和写出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一样有名。巴克尔是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西方文明解体的问题，他是19世纪晚期主张一切都在迅速恶化的代表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叶彼霍多夫读过的一本著作决定了他也是一个巴克尔。“你们读过巴克尔的书吗？夏尔洛塔·伊凡诺芙娜，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这些话中充满了词语、语言、言论和书籍，这正是这个角色的困境。他的言行是由书和语言所决定的，他也能够模糊地感觉到，虽然读书令他引以为傲，同时也是他的问题所在。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风格完全不同的一个段落，来自詹姆斯的《使节》。年长的兰伯特·斯特瑞塞是个十分迷人的角色，他来到巴黎想将朋友的儿子查德·纽瑟姆接回家去接管家族企业。他家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利特市，制造一种没有指明的家庭用品，可能是卫生纸。在巴黎，斯特瑞塞完全被那里的都市文化震撼了。他感到自己错失了什么东西。他去参加了一个雕塑家举办的晚宴，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小比尔汉姆的年轻人。他把小比尔汉姆拉到一边讲了一通话：“别学我。别给生活留下遗憾。尽可能好好活。不这样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他接着说了理由：
无疑，这件事—我说的是生活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了；因为它最多就是个罐头模子，要么是凹凸不平地装饰着赘物，要么就是光滑平整得可怕。人的意识像一团无助的果冻，被倒进这个模子后就“获取”了形状，就像那个大厨所说的，差不多被它紧紧束缚着：人只好尽其所能活下去。但是，人还是会有自由的幻象。②
这时候，远比叶彼霍多夫聪明的斯特瑞塞说了一段很明智的话，我觉得可以为我们所用。他接着说：“所以，别像我这样，从来没拥有过这种自由的幻象。正好在那个时候，我要么是因为太愚昧、要么是因为太聪明，从而没有这种幻象。我无法确定是哪一种。”假如是因为太愚昧，那他就应该可以无拘无束地行动。他就可以成为尼采在一本关于历史的用途的书中所说的那种“历史的人”。他自然就可以仿佛拥有自由一般一头扎入生活，尽管他可能由于太愚昧而无法认识到这自由只是一个幻象。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他太聪明，事实上就是这样，从而无法沉浸在那种幻象中并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生活，假如他是因为太聪明了而没有这么做，他将是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原型。他会是那种无法长时间忘记这一点的人，即自由只是为了避免20世纪某种思维中特有的成见的一种幻象，这种成见能够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表现出了应有的谨慎—一个被决定的存在能知道什么呢？—最后说得很好：“我无法确定是哪一种。”
这样，这些富有特色的段落将我们引向这节课的主题，即作者权威的丧失：用罗兰·巴特文章的题目说就是“作者的死亡”，这也隐含在福柯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作者？”之中。随着对人的能动性的否定，文学理论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作者、作者的观念。
现在让我来设置一下场景。和斯特瑞塞一样，我们在巴黎，但是是在70年后。也不一定非要在巴黎。可以是伯克利或哥伦比亚，抑或是柏林。这是1968年或1969年，马上迈入20世纪70年代。学生和他们大多数的教授都在街垒里，不仅抗议越战，而且抗议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对抗议活动的镇压，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标志。在巴黎，激烈的学术造反采取了各种形式，但主要围绕着一个后来很快上了美国车贴的主题：“质疑权威（authority）”。所以，在学生运动发展到最高潮时，法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的文章。
然而，福柯给出了一系列历史中产生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们绝不是直接和简单的。可能由于你预想了刚才我一直介绍的历史背景以及福柯的作用，此时发现福柯实际所说的比自己预想的更加令人困惑和沮丧。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什么是作者？》字里行间充满了你们预想到的批判精神。由于这门课是导论课，我不会在福柯的论证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上花太多时间，我只想强调你们可能已经预想到的内容。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扬起眉毛提问：这个叫福柯的人是否真的不认为他自己是个作者？毕竟，他是个超级明星。他习惯于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想说他不是一个权威，而只是一个“作者功能”吗？他是想说他自己文章的文本领域不过是一套结构上的运作，人们可以像发现一个情节或一个语法元素那样，在其中发现一个作者吗？好吧，这是一个皇帝的新衣那样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会认真对待它。但是，有许多与这个问题保持距离、甚至解除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研究。
所以，是的，这个听上去口气非常权威的人看上去应该是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福柯更像作者的人，但他却问有没有作者这个东西，或者如果有的话，确定作者是什么是多么困难。让我离题讲一个学术趣闻，它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明星作者和根本没有作者的想法之间的奇妙联系。我的一个前同事20世纪60年代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修一门课。这门课由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讲授，他是一位“现象学批评家”，很遗憾我这门课没有时间讲解他的重要著作。不管怎么说，普莱也是一位明星作者。他在课上会一直讲个不停，他的学生则会不时地举起手，然后说出一个名字。有人会举手说：“马拉美。”普莱会说：“是的，精确！”然后接着讲课。一会儿其他人又举手说：“普鲁斯特。”“啊，准确！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接着继续讲课。我的同事决定试一试。他举起手说：“伏尔泰。”这是个著名的作者，但理论家通常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有趣的地方。果然，普莱满脸疑惑地说：“什么？……我不懂您说的。”然后带着疑惑继续讲课。
这种拽人名的习惯事实上说明，它们不仅仅只是名字，甚至不仅仅只是明星的名字。这些名字明显还代表着作者身份（authorship）之外的东西，代表着有趣的“话语”领地或领域。普莱这种类型的理论家相信一个作者的全部作品是一个整体，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他的那些评论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他会说“马拉美的文本”或者“普鲁斯特的文本”。在这种语境中，提到一个作者就是命名一块领地。当然，我的同事已经完全弄明白了这一点，因为他很清楚，当他说出“伏尔泰”时，普莱对它没有什么反应。话语中既有与我们相关的和有趣的领域，也有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我们也许会自发地做出这些区分，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当我们把作者身份给予这样的领域时，我们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某些有意图的意识，而是许多孤立的文本现象、“签名”以及其他许多文本特征。这些文本特征不一定是作者的踪迹，而可能是超个人的语言效果或者场合的限制。
普莱和福柯时代的理论家喜欢说“话语”或者“话语性”，以反对作者的语言。我上节课说过，当人们在尝试定义文学时，有时只能举手投降，说任何人认为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什么。这些人更喜欢使用“话语”“文本域”“话语性”这些词语，而不是“文学”。像很多术语一样，这种曲折的表述有它的道理。“话语”或者“话语性”指的是话语成为讨论的角斗场的潜力，暗示了作者之间和言语类型之间的界线是易于穿过的。一个人可能会踌躇地说出文学话语、政治话语、人类学话语，即使他并不想谈论文学、政治、人类学。根据同样的理由，“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简·奥斯汀”（Jane Austen）、“乔治·普莱”“米歇尔·福柯”“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这些名字是公开的领域，不是封闭的私人领地。这是言语的习惯，从各种形式的言语之间的可渗透性中产生。这些习惯挑战了这样的观点：某种形式的言语可以被理解为被授权了（authorized）的私人财产。
这里最好先来纠正一个有时是故意的常见误解：没有人—福柯肯定没有—说过或者会说一部文稿没有一个作者，不是由某个或者某些人写成的。没错，巴特谈到了作者的“死亡”，但他也不是说作者不存在。我们被问的问题不过是：在我们要弄清一个既定话语领域的性质时，我们是否真的一定要诉诸一个作者的权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文本经验中的某处找到作者，其优势在于它来自我们正在阅读的一个文本，而不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指令。作者是一套实践、一个虚拟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福柯将之称为一种“功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首先，我们如何确认作者的存在？其次，在我们试图决定一个文本中的意义时—这是下一节课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否要诉诸作者的权威？假如作者是一种功能，那种功能就是在文本领域中的这里或那里，或许是或然出现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与演讲者、叙述者，尤其是戏剧中的人物区分开来的东西。这是你们从高中英语课以来就应该熟悉的思维转换。
对福柯来说，一个文本就是由交互作用的功能构成的实体。对巴特来说，一个文本也是一个功能的系统，但他更强调这个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渗透性。在《作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uthor”）［874］中，巴特开篇就引用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
在他的小说《萨拉辛》中，在描写一个伪装成女人的被阉的男歌手时，巴尔扎克写了下面的句子：“这就是女人自己，带着她突然而来的恐惧，她无理性的奇想，她本能的焦虑，她鲁莽的大胆，她的小题大做和她诱人的情感。”谁在说这些话？是还不知道这个男歌手是隐藏在女人身份下的小说的主人公吗？是带着从个人经验中获得的关于女人的哲学的巴尔扎克这个人吗？是巴尔扎克这个作者在声明关于女性的“文学”思想吗？这是普遍的哲理吗？浪漫的心理吗？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好的解释是写作就是对每一个声音、每一个起点的破坏。写作是中立的、合成的、间接的空间，在那里，我们的主体/题（subject）【这是故意的双关语】滑到【“我们的主体/题”意思是说我们有时不知道说到的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主体、作者的主体、某个说话主体的真实的身份，这些才是滑走的东西】所有身份都在其中失去的否定中，这从身体写作的身份开始。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巴特正在写整整一本关于《萨拉辛》的书，叫作《S/Z》。在那之前，他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结构主义者”。在这本书里，他开始越来越关注那看起来是结构的东西中迷宫一般的无形性。尽管福柯和巴特是在同样的反权威氛围中推翻了同样的权威，但是，与福柯相比，作者在巴特那里丧失得更彻底，在福柯看来，“消失”都可能是在夸大其词。
我觉得，与巴特所设想的相比，福柯认为一个文本领域必然是一个更稳定的系统。福柯说，当我们说作者功能而不是作者时，我们不会再提出诸如下面的这些问题［913］：“一个自由的主体怎样才能渗入事物而给它以意义呢？它怎样才能从内部激活语言的规则，然后形成完全是它自己的设计呢？”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再问作者是如何把自主的意愿施加到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上去的。我们不再假设文本意义与作者原意重合。福柯接着说：
相反，这些问题要被提出：“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形式，主体这样的东西才能在话语的秩序中出现？在每一种话语形式中，它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承担什么功能？遵守什么规则？简言之，【当我们说作者功能的时候】这是一个剥夺主体（或者其替代物）【比如一个角色、一个说话人，就像我们说在《我已故的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中，说话人不是作者一样】作为起因作用的问题，是一个分析作为一个变量的主体和分析话语的复杂功能的问题。
（这种“话语”中的“主体”总是指说话人的主体性，不是指主题内容。）
关于福柯和巴特在废除作者时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可能是要为作者辩护一下的时候了。我将替你们之中所有那些想站出来为作者辩护的人代言。我想引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一段精彩的话，他在其中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作者的权威充满敬意。福柯和巴特总是暗示，这明显是一个遵从权威的问题，就仿佛权威是挥着警棍猛击他们的警察，这不仅仅是一个那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将作者视为人类的成就。约翰逊如是说：
在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能力之间，总是有一种无声的关系。人们能把自己的想法延展到多远？能认为自己天生的力量有多强？由于这种探索比我们会把某种特定表现评定为何种等级远为高贵，好奇心总是在忙于发现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审视我们的技艺，忙于弄明白哪些可以归于作者的原创力，哪些又应该归于偶然的外力帮助。③
将文本领域看作一个系统当然很好，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要注意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想说一部“作品”（某个人的作品）不仅仅是一套功能，或者像人们在实验室里会说的那样是一组变量。它是由天才创造出来的。它是让我们“高度”评价人类能力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个充满烦恼的尘世里—约翰逊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泪之谷—这是我们坚持想做的。我们尽力抓住这根稻草，是在以一种致敬的精神，而非卑屈恐惧地诉诸作者的权威。
但是我们谈论的是不同的时代，泪之谷的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1969年，根据巴特和福柯的说法，断言要把作者作为一种家长式的资源、一种权威去诉求的目的，就是甚至要在学术界里也要对阅读文本的方式实行管制。（索邦大学一位愤怒的大腕儿写了一本名叫《新批评还是新骗局》【Nouvelle critique, nouvelle imposture】的书来反对福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坚称，与将作者浸没于文本领域的功能性中相反，诉诸作者是一种对意义可能性的限制和管制。
让我引用两个表达了这个意思的段落，先回到巴特［877］。巴特说：“一旦作者被消除了，想要破解一个文本就是毫无希望的。”顺便再说一下，巴特和福柯在这里又有了分歧。福柯不会说“毫无希望”，他会说我们可以破解它，但作者功能只是破解过程的一个方面。但是巴特已经进入了学术生涯的一个新阶段，认为结构看起来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不再是结构了。这与解构主义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会在以后回到解构主义这个问题上来。
不管怎样，巴特接着说：
给文本一个作者就是给那个文本强加一个限制，给它提供了一个最终的所指，关闭了书写。这种观念非常适合批评【这里，批评很像管制—“批评”意味着成为一名肮脏的批评家去批评】，后者指派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下面发现作者（或者他的位格：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也就是能动性】）：当作者被找到后，文本就被“解释”了—批评家的一个胜利。
换句话说，对意义的管制成功完成了，批评家胜利了，就像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造反中警察胜利了一样。我们可以用福柯的声明强化这种态度［913］：“因此，作者是个意识形态形象，通过他，人们标识出我们害怕意义扩散的方式。”
再一次，我们可能会对怀疑主义产生怀疑。你可能会说：“我为什么不应该害怕意义的扩散？我想知道事物的确定意义。我不想知道它有一百万种意义。我来这里是想学这么多词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要告诉我，我在这里枯坐余生就是为了分析一个句子。不要给我讲巴尔扎克短篇小说中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句子。我在这儿是要知道事物的意义。我不在乎是否受到管制。无论怎样，让我们完成任务。”假如你以这种暴躁的方式回应，我是会感到同情的。原因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诉求一位作者的意识形态误用的关注，完全属于它所处的历史时刻。在那时，你很难在说“作者”这个词的时候不想到“权威”，在没想到警察的时候也绝不会想到“权威”这个词。这一切我都懂，那时我在伯克利大学上学。这就是一种甚至直到今天可能还渗透在我们许多人生活中的思维结构，而且一直在各个地方影响了很多人。我们绝不能忘了这点。但是，它现在不像在巴特和福柯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刻那样，是学术界默认的起点。
说完所有这些之后，理论家该如何为一些特定的名字，比如她自己的，恢复名誉呢？“你不是个作者，但我是”：让我们假设一下，某个人可能自欺欺人地怀着这个念头。你如何为这样一个看起来说得通的念头辩护？毕竟，福柯—他把自己放在一边，从不提起自己—非常欣赏某些作者。和许多他的同代人以及其他世代的人一样，福柯尤其欣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从整体上排斥作者身上如同警察一般的权威性是危险的—我们在其中一些人身上确实能发现独裁倾向—尤其是当我们并不觉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这样的时候。福柯是怎样论证某些有特权的作者—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引用这些作者而不觉得受到管制—能够保持荣誉地位的呢？
顺便说一句，福柯在这里没有提到尼采，他本可以这么做，因为福柯在著作中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来自尼采的“谱系学”思想。坦白说，我觉得福柯没有提到尼采是个意外。对我们来说，这本该形成一个完美的对称，因为在上一讲中，我们还引述过利科的话，大意是说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些作者是—这是利科自己用的词—“大师”。哇！大师？这是福柯最不想听到的词。那么，他是怎么绕开这个问题的呢？他发明了一个概念。他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是作者，而是“话语性的奠基者”。所谓话语性的奠基者，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话语能够引发建设性的、进步的回应。在这里，他对学术遗产的奠基者和文类发展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创新者做出了微妙的区分。他谈到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他在这里本应该提到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但是无所谓了）是一位创建了某些特定隐喻、主题和写作前提的人，这些东西主宰了此后一百年，事实上直到现在的哥特小说的写作，但她还是不应该被称为话语性的奠基者。福柯声称，她没有建立起一套话语或一个论辩的场所，在这种话语或论辩场所中，没有必然归属的思想仍然能够得以发展。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反文学的，仿佛是想说文学的影响与跟随一位“话语性的奠基者”演讲或写作并不是一回事，但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花费精力了。
福柯也非常注意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与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区分开来。这里要替福柯辩护几句，你们要注意，我们会说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弗洛伊德学说信奉者（Freudian），但我们不会说拉德克利夫信奉者（Radcliffeian）、伽利略学说信奉者（Galilean）或者牛顿学说信奉者（Newtonian）。我们以作者—中立的方式使用形容词“牛顿的”（Newtonian），就像普莱在我讲的学术趣闻中使用这些术语的方式。但是，我们不会把现在还对牛顿力学感兴趣的作家称为“牛顿主义作家”。这种用法上的区别可以证明福柯对文本遗产的理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种作者功能—如果在普莱的课上提起他们的名字，会引起热情的回应—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话语领域的地标。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巩固福柯的论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论辩和思想发展的特殊的开幕式，我们不需要向原创者的势力俯首。这当然是可以争论的。当然，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暴君，但是在他们创立的传统中，人们完全可以把他们视为策动了思维的方法的人物，但他们不一定权威性地主宰了这种思维方法。不管怎样，话语性的奠基者是福柯专为这些特权人物发明出来的特殊范畴。
很快就可以得出结论：如福柯古怪地顺便提到的［907］，作者的死亡和将作者简化为作者功能的一个后果就是作者“失去了法律地位”。什么？那版权呢？知识产权呢？没错，作者没有法律地位的说法是要把我们带回18世纪。然而，再一次的，我们需要注意福柯清楚认识到的知识背景。版权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它可以允许我说我拥有我的作品，我是我的作品的拥有者。随着资产阶级思想自身的消失，作者的消失实际上使人们将版权或者知识产权概念搁置一旁。在福柯的时代，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证明了这点，他不再是导演（作者），消失在电影公社里。所以，在福柯关于作者没有法律地位的说法中还是有一致性的。
也许在这一点上，真是到了我们要坚持己见的时候了。“我是个拉丁裔女同性恋者。我作为一名作者站在你们面前，为了自由的目的想要表达一种身份、找到一种声音。不是要管制你，不是要否定你的自由，而是要找到我自己的自由。作为一名作者，我骄傲地站在你们面前。我不想被称作一个作者功能。我不想被称作一个比我自己庞大的东西的工具，因为坦白说，我一直就是被这样看待的。现在，通过在我的作者身份中注入权威性，我想提醒你们，我不是任何人的工具，我是自主的、自由的。”
传统的作者概念，称它是家长式的概念吧—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饱受福柯和巴特著作的怀疑— 明显可以向这个方向改变。它可以被视为新发现的权威性的来源，是刚刚被解放、希望被持这样观点的阅读共同体接受的人们的自由来源。很难知道福柯会怎么回应这一点。它带来的问题使纠缠着我们这门课的许多阅读材料的一个问题表面化了，甚至或者尤其在我们称为文化研究以及关注身份政治的那种理论思考中。在这些学科中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分野：有的人肯定这里所说的身份中的自主的完整性和个体性，有的人则认为，所有的身份都只是通过社会实践的网络显示出的“主体的位置”，简单地说就是功能。在那些与身份政治不直接相关的理论形式中，也存在这种分歧。在那些觉得发现自主的主体性更重要的人，和那些认为重点是在任何或所有极不稳定的主体位置中发现自我（ego）或自由被从自我（selfhood）中抹去的人之间，迟早会发生争论。
导论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已经稍微接触了我们以后会不断谈到的重要议题。下一节课，我会转到一个有着更为严格的范围的主题：阐释学、阐释学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思考互相矛盾的阐释学前提造成的后果。我们主要的阅读材料是伽达默尔的著作选文，以及海德格尔和赫希（E. D. Hirsch）著作中的一些段落。
①Anton Chekhov, The Cherry Orchard, trans. Sharon Marie Carnicke (Indianapolis: Hackett, 2010), p. 22.
②Henry James, The Ambassado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03), p. 150.
③Samuel Johnson, Selected Writings, ed. Peter Mart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