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日，拜读君喜教授的新作《西方传播思想史》，先睹为快，获益匪浅。全书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写起，直至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跨越三千多年，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长卷。

粗粗读来，我感到，该著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要性与基础性。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活动之一的传播，与人类如影随形，因此，两者的历史是同步的，也因此，所谓“传播思想”即有关传播活动的思考、观念、理论、学说，自然源远流长。

有意思的是，“传播思想”并不等同于“传播学”，后者的内涵远远大于前者。这里，最为关键的差异在于，“传播学”以人类传播的一般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于传播结构、过程、媒介、效果研究，而其他相关学科的“传播思想”或“传播研究”，则以人类传播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即传者、受者）、传播技巧以及信息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的研究。

由此可知，一方面，广义的传播思想、传播研究，构成了传播学的来源；另一方面，传播学在此基础上，通过抽象化、体系化、科学化，将传播思想、传播研究提炼、上升为一门规范化、建制化的社会科学学科。也就是说，“传播思想”与“传播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同源和水、本和木，相辅相成，伴随始终。

既然如此，广义的传播思想其学习和研究对于传播学的重要性、基础性就不言而喻了，而后者持续不断地从前者汲取发展的动力、创新的灵感，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丰富性与启发性。从根本上说，自古至今的传播思想本身的丰富性，预设了此书的丰富性，但实际上，史料的浩瀚、文献的庞杂，对作者的学术功力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

人类传播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纵贯整个历史，横跨全球社会，相关的各种传播思想，数不胜数，怎样取精用宏？如何谋篇布局？作者的主张是：“从有关人类传播活动的思想和观念的核心问题入手，进而探寻这些核心观念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前因后果的勾连，呈现基本的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并由此解释思想观念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按我的理解，这一思路其实就是基于各种“传播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与政治、宗教、语言、符号相关的传播思想），及其与“传播学”的相关性（即与一般规律、结构、过程、媒介与效果研究较为相关的传播思想及其流派，如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来加以铺陈、阐释、回顾、总结；同时，有一部分篇幅本身就是“传播学”的主干内容（如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理论、传播批判理论）。

如此，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传播思想”这条大河源于何方，及其绵延数千年的大体形貌，而且还可以体悟到，“传播学”这条干流的前世今生——何以及如何从广义的“传播思想”大河中孕育成型、应时而生。这样一种整体、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说和解析，无疑让读者大有收获。

三、严谨性与可读性。统观全书，作者既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又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言之成理，言而有据，实事求是，客观公允，而且，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史实与史识、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结合，难能可贵。

兼具美学、传播学学科背景的作者，善于思辨，长于表达，使得这本厚重的著作结构合理、脉络清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可读性很强，还为每一章提供了延伸阅读书目，有助于读者拓展思路、开阔视野，这也可以说是作者依据“受众本位”原理而展开的一种传播实践吧。

综上，君喜教授的这部新著，堪称匠心之作，作为一位资深传播学者多年来辛勤教学、潜心研究的结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特向广大同行及各界相关人士郑重推荐。

是为序。

张国良

写于沪上明珠苑

2023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