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学好英语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三个字在中国可能比今天的博士生还要金贵，但施正荣与当时坐等毕业包分配的同学不同，他的志向是搞研究，做一个科学家、大学教授或者研究人员。大二那年，刚17岁的他就决心报考研究生——既然本科读的是光学专业，他就相中了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以下简称“光机所”），因为上海离老家更近。在央视后来的访谈中，施正荣说：“我觉得可能和性格有关，我好像从来没有对自己满意过，总能发现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1983年，施正荣考取了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生，主要做激光与薄膜材料相互作用的研究。等到1986年硕士毕业时，他成了一块“香饽饽”，中科院激光研究所、上海纺织大学都向他抛出橄榄枝，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光机所。只是毕业留校后他渐渐发现，这里科研机会少，发展空间小，于是他开始寻找出国发展的机会。同年，施正荣的托福（TOEFL）考试考了590分的高分，但光机所没有出国的名额，施正荣甚至考虑过辞职出去闯。苦等一年，1987年光机所里有了几个公费出国的名额，到国外访学1年，报名的人很多，最终施正荣在选拔中过关斩将拔得头筹。

“批文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是哪个国家？”“美国。”工作人员由于太忙，没有去查就信口告诉了施正荣。施正荣马上着手去做准备，一口气把学校、导师、护照都办妥了，还开始学习美国文化知识，结果突然被告知是要去澳大利亚，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当时对澳大利亚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法在世界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但很快他就接受了这一点。他接到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三所院校物理系的邀请函，最后他选择了昆士兰大学，因为这所学校邀请函中写道：“我校将给你提供助教的工作机会。”1988年春天，他告别新婚4个月的妻子张唯，踏上了远赴异国他乡的旅程。但从飞机落地那一刻起，施正荣就被“拮据”二字紧紧缠绕着，他的口袋里只装了100澳元，当时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落地后，原本上海光机所的一位李教授该来接他，但不见其踪影。施正荣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急得在机场扯着嗓子大喊老李的名字，引得老外纷纷侧目，他只好自己打车去找。无奈当地出租车很贵，他不得不蹭上同航班一个北京小伙的顺风车找到老李的住处，坐在门口台阶上等。

当晚老李回家，满脸写着愧疚：“本来说好了要去接你的，结果店里突然要我过去，我也是身不由己，快进屋坐吧！”原来老李在一个意大利餐馆刷盘子，一个小时能赚6澳元。施正荣这才知道，一个中国教授来到澳大利亚，也要靠打工挣钱来贴补家用，而老李的房子还是跟留学生合租的。“光是为了吃饭我每天至少要打工3个小时，我还要付房租，还要坐车，还要……”老李语重心长地说，“一句忠告，赶快去找一份工作吧！”

施正荣把老李的话记在了心里，但他并没有立马行动，他在等待学校的“补助”兑现。到了学校，他开始跟导师进行二氧化碳激光器及相关物质转换的研究，干了一个多月，省吃俭用之下，生活费也已经花了60澳元，眼看就要见底，可学校的补助还不见动静。囊中羞涩的施正荣这时才开始做临时工挣钱——上房顶扫落叶，一小时给10澳元，但这些钱很快又花光了。

他找到导师，询问补助的事情，却倍感失望。原来所谓的“校方补助”是助教一类的工作机会，助教的工资就是“补助”。当时助教名额已满，导师让他再等等，可他的肚皮已经等不下去了——有一次口袋里只有几澳元的他还得留着钱第二天去坐车，只能选择不吃晚饭。再加上昆士兰大学实验室设备陈旧，科研实力也有限，不甘心的施正荣开始另寻出路。

他翻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邀请函，马上拨通了导师迈克的电话，迈克很热情，要他尽快过去，于是施正荣跟昆士兰大学匆匆告别，在车站见到了迈克。但施正荣万万没有想到，这所大学里有两个迈克教授，直到上车他才发现联系时把名字搞错了。

教授笑了：“我就知道你找错人了，我们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两个迈克（迈克尔的昵称），我叫迈克尔·鲍克斯（Michael A.Box），我想你要找的可能是迈克尔·加尔（Michael Gal）教授。”

施正荣诧异地问：“那您还来接我？”

“没关系，我和加尔教授是同事也是朋友，再说你已经联系上我了。”

就这样，施正荣通过“假”迈克找到了“真”迈克，还找到了两个中国师兄一起合住，总算是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西装革履的他开始“扫街”，凭借着出色的美式英语得到了一份麦当劳的服务生兼职工作，每小时薪水12澳元。

从第二天起，施正荣凌晨5点起床，6点上班，干到早上9点再去学校上课，晚上7点到美式咖啡馆里做汉堡包，再赶到印度餐馆里做服务生，经常干到深夜一两点，然后开始下一个凌晨5点的循环。

3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澳洲靠打工攒下了2000澳元。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把妻子接过来团聚。岳父岳母很不理解，一个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为什么要拖家带口。但在施正荣眼里，他在澳洲的“使命”还远没有完成。

1988年年底，张唯摆脱了家里和工作单位的重重阻力，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施正荣说：“留学时天天靠打工给我和妻子交学费，开始那段时间自然过得相当节俭，学理工的我也就逐渐变得特别精打细算，养成了好的习惯。没想到，这习惯后来还能在做生意上用到。”留学时，施正荣省下的澳元数以千计；办厂后，施正荣省下的人民币数以千万计。

虽然思念近一年，夫妻二人才好不容易团圆，但很快，施正荣的访问学者身份就要到期了，他想继续留在澳大利亚。他去请求迈克教授，教授也很无奈：“施，我很欣赏你，非常想把你留下，但我的研究经费已经用完了。我没钱了，所以我很遗憾！”但迈克又提及：“说起经费方面，还是马丁·格林教授的研究所最充裕。他的太阳能电池研究在世界处于一流水平，所以每年都会从政府和企业那里拿到很多研发资金，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这位马丁·格林教授是世界光伏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全球范围内获奖无数，被誉为“现代太阳能之父”。他带领团队将硅太阳能电池（以硅为基体材料的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提高到他研究前的150%以上，他的团队从1983年至2022年的39年中保持了30年的硅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面对这样一位精英，施正荣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婉拒了迈克教授主动帮忙引荐的提议，要毛遂自荐去试一试。一番交谈下来，他出色的英语口语和物理光学知识让格林教授非常满意，但格林教授告诉他：“我这里中国人太多了，而且我没有工作给你了。”

施正荣说：“我并不是要找一个全职工作，一年哪怕只给8000澳元生活费就行了，主要是想有一个深造的机会。”格林教授同意了施正荣的提议，给他一年8000澳元生活费，签一年合同。

进入格林团队不久，他就向教授提出申请攻读博士。格林教授为了考验施正荣，要测一测他的英文水平，就让他自己先起草一份推荐信，格林教授在他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任务，而格林教授开始对这个中国小伙子刮目相看，在给校方的推荐信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施先生的英文水平远远超过了一个博士生应有的水平。”

格林教授对中国学生的好感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批公派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实验室里展现的出色科研能力给格林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他还受到一位中国学生的邀请，访问了华中科技大学，开授了一个为期3周的光伏课程，教室里上百名学生座无虚席。整个20世纪80年代，格林教授多次在中国发表演讲，参加学术会议，与中国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把日益廉价的光伏产品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发展中的大国可以利用光伏而非化石燃料推动工业化进程持续发展。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学费每年要15000澳元，当时折合人民币45000元左右。这并没有难倒施正荣，他向校方申请学费减半，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从这时起，他改变了自己的作息，工作日每天拿出12个小时以上来学习和做科研，然后从周五下午4点开始在咖啡吧干到周六早上8点，连续工作两班16小时，每班8小时可以挣100澳元，这样经过周六的休息，周日一天还可以继续在实验室做科研。

毫不夸张地说，进入马丁·格林团队深造，既是施正荣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中国光伏产业的一道分水岭。全球光伏产业竞争的“马拉松比赛”至此已跨越近40年的时间：其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取得过产业领先优势；而从此时此刻开始，中国光伏产业的知识积累开始提速；到21世纪初施正荣回国创业之后，中国光伏的产业化速度一骑绝尘，此后便超越了其他所有国家。但在开始讲述这“一骑绝尘”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回到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起点去看一看。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都曾经是光伏赛场上遥遥领先的选手，可它们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中途“掉队”了呢？为什么20世纪光伏产业发展水平远不如它们的中国，反而在21世纪大器晚成，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