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特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根本要求。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成现代化的经济目标要求,我们需要深化对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规律遵循和实现方式的认识。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这首先是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了2035年的人均GDP目标。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组标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1 13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 136~4 46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 466~13 84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3 84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1]在多数情况下,GNI与GDP的差别不大,所以常常可以按照人均GDP作为分组的依据。从人均GDP的口径理解,把高收入国家进行三等分组,跨过其中较低收入组与中间收入组的门槛,便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志或最低标准,在22 000~24 000美元。观察近几年的数据可以发现,葡萄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系,可以充当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标识。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还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等要求。可见,设立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目标,并不意味着以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作为唯一的标准。全面准确刻画基本实现现代化任务目标的内涵和路径,需要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要求,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及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和理解经济发展预期的目标和面临的挑战,决定了我们能够多么有效地破解难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对这些发展的新要求进行概括,我们就能深切了解,金融可以从哪些关键方面支持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就意味着在2022年的基础上,到2035年前的这段时间,年均GDP增长率需要达到4.66%。这要求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从而予以保障。随着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口发展新常态相会合,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新常态增长轨道。一方面,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减少,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和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等情况,都将进一步降低GDP的潜在增长能力。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也使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稳定住潜在增长率,或者不能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就会使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向下偏离合理和合意的区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应该适应供需两侧的这种新常态,以应对由此产生的新挑战,特别是在支持对象上,从项目本位和企业本位转向居民家庭本位。
其次,追求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高质量发展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不再由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而是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和生产率的提高。与此相适应,金融发展的基础功能应该从动员资源转向支持创新,从培育和积累产能到创造性破坏,从以间接融资为主到更加倚重直接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从重点支持大项目到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2]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重要,既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予以保障,也要求金融转变功能和服务模式予以支持,特别是以创新向善的姿态,运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增强金融的普惠性。
再次,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在以下方面施力,从而调动各种市场主体的活力和潜力,使发展成果得到充分的分享:一是保持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与GDP增长之间的同步关系;二是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显著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三是增进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城乡发展的均衡性。这就要求金融摒弃嫌贫爱富、趋大避小的天然倾向,以普惠金融思维挖掘“金字塔”底层的潜力。为小农户、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千家万户提供金融服务,并不必然意味着“以小对小”的金融模式。在金融科技、(移动)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平台金融等金融的新发展模式下,大量涌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业态,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特有的趋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业务的物质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业务范围在以往难以抵达的领域成为常态,从内涵和外延上扩充了金融的服务内容。
又次,加快绿色转型,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2035年做出了如下的目标描述: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无疑也是金融发展的目标和金融模式转变的方向。为绿色发展、绿色转型服务,以及更广义而言为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目标服务,涉及一系列金融理念的转变和金融内涵的拓展。一是这些领域具有私人收益与社会效益并存、外部效应特别突出的特点。例如,相比于经济学曾经广泛讨论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问题足以被称为一个“地平线悲剧”,显现出超越传统经济领域和商业视野的巨大外部性。[3]二是绿色转型和ESG投资始终伴随着创新活动,或者说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只有以金融的创新适应和引领,才能有效支持这些领域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三是仍然需要加强监管,高度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起步很快,在绿色债券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及绿色金融国际化方面进展迅速,也逐渐成为一些投资和融资的热点。与此同时,需要把握好加快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平衡,特别是要借助金融科技发展成果来提高监管水平,防范和应对超常规绿色发展可能伴随的超常规金融风险。
最后,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为涵盖面广泛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与改善设施联通条件,建设的重点通常集中在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倡议本身、指导原则和建设内容,都决定了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更高的质量标准。同时,由于涉及极其复杂和多样的问题,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风险控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互惠互利的合作原则、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有效结合。
围绕上述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立项了一系列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成果,如今将这些专家学者的深入思考集合在一起,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大多同时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务经验以及部门或地方的领导经历,这使得这批成果不仅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更突出了切合现实挑战和实践要求的特点。我不揣冒昧地认为,从事经济和金融研究以及实践工作的读者,一定能够通过阅读和参考本书获益。
是为序。
蔡昉
2023年10月
[1]World Bank,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世界银行官方网站,2023年10月21日浏览。
[2]田国立:《大众金融:商业银行的进化之路》,中信出版社,2023年。
[3]Mark Carney, Breaking the Tragedy of the Horizon: 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Speech, Lloyd’s of London, 29 September 2015.英格兰银行官方网站,2020年9月25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