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曾经8人“大被同眠”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前夜，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何入手？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发展？一直是毛泽东思索的问题。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给毛泽东寄来一封信，告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筹建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希望毛泽东等人能利用此次机会把湖南的勤工俭学活动搞起来。毛泽东看信后非常兴奋，马上召集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何叔衡、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商讨“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留学法国勤工俭学对学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条积极的出路，学会应尽快准备，并由蔡和森“专负进行之责”。

蔡和森很快就来到北京了解情况。经杨昌济介绍，他拜访了蔡元培，然后及时写信把有关情况通报给了在湖南的毛泽东，信中还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等20多名青年由长沙出发，经过4天的长途奔波到达了北京。起初，毛泽东与杨昌济家里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为了不过多地麻烦杨先生，同时也为了便于与其他赴法青年联络，他同蔡和森、罗学瓒等7人搬到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

这是一个窄小而破旧的四合院，北屋两端有配房。他们8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间3米多长、2米多宽的小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而“高炕”里没有生火。北京的冬天，寒风怒号，雪地冰天，奇冷无比。他们8个南方小伙子只有一件大衣，外出时只得轮着穿。到了这年年底，他们终于又搞到了3件大衣，但毛泽东仍没有为自己买一件御寒的大衣。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初到北京，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上。由于毛泽东等人来京之前已在湖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准备工作，随后陆续到达北京的湖南同学就有四五十人之多，但因为北京的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大家到京后一时无法成行，一部分人开始出现急躁情绪。毛泽东形容当时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所以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毛泽东一边和蔡和森等人安慰大家，一边频繁奔波，将湖南青年留学法国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筹措留学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毛泽东还与蔡和森、李石曾等一起制订计划，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办了留法预备班。这群来自湖南的青年虽然遭遇了不少意外困难和打击，但始终朝着救国目标勇往向前，没有一个人灰心。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学员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留在了北京。出于某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如杨昌济希望的那样去报考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虽然助理员在北大是一个微不足道、被人瞧不起的职位，但这份薪水，对于改善毛泽东捉襟见肘的处境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助理员要做的事并不多，就是清理书架、登记阅览者姓名等。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通过管理和阅读报刊、书籍，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并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再次研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北大在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思想十分活跃，各种学术团体举办的活动都很频繁。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有机会去参加这些学术团体的活动。他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还时常到教室里去旁听，因为他有“听讲半年”的证明书。其间，毛泽东结识了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邓中夏、邵飘萍等知名人士。邓中夏当时是北大革命学生的骨干、李大钊先生的助手。《京报》邵飘萍社长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品质优良，在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方面给了毛泽东许多帮助。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六为罗章龙，左七为邓中夏。

1919年春，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留学了。3月12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当时，留法已经成为很热烈的运动，长沙的报纸不断地对其吹捧，教育界也大力推动，湖南的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1919年至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有1600多人，湖南籍的学生就有430人之多。在湖南，不仅年轻人要去，连教了20多年书、已经43岁的徐特立和已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也要漂洋过海去当“老学生”。作为湖南青年赴法计划的组织者，毛泽东是完全有条件出去的，但他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但是，毛泽东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他写信给同班同学周世钊谈及此事时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儿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经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社会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