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868-1945 女性意识萌芽
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对日本女性是把“双刃剑”，它一面将女性的从属性、依附性更加固化，一面又让女性意识萌芽开出几朵小花，稍后再将其泯灭在刀光剑影之中。
谁怜一身节烈
一个国家，某个时期女性的集体意识，不是孤立产生的。
日本女性意识萌芽的产生，要追溯到使日本走上近代国家道路的明治维新（1868年），而此前推翻德川幕府的倒幕运动，正是女性意识的开端。
这场运动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恰好印证了她们当时的地位和处境。
倒幕运动的发起者，清一色都是男性，他们大多出身显赫，主体是武士阶层，属于世袭的半贵族。武士阶层的人数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七，鄙弃任何生产和经济活动，却热衷左右国家的命运。对这场运动影响最大的女性，则是专侍服务男人的——艺伎。
那时，德川幕府已统治日本二百余年，想要将其推翻，将大政奉还天皇，实现尊王攘夷，性质等同于谋反。天皇本身不具实力，倒幕武士全靠单薄之力抗衡，早期活动冒着极大风险。
艺伎馆比较隐蔽，倒幕武士将其作为“地下活动”主要据点，整日躲在其中密谋，随时可能遭到逮捕。身处恐怖氛围的人，最渴望寻求精神寄托，与他们厮混的艺伎俨然是最佳寄托对象。久而久之，艺伎做了他们的情人，甚至妻子。
那时的武士崇尚游乐，醒来，谈论天下大事；醉后，枕在美人膝上，正是志士本色，也是武士追求的境界。对这些男人来说，与女人之间的缠绵和改变历史的豪情，相互交织。他们享受性爱之乐的同时，又用性爱去激励视死如归的斗志！
自诩开明的武士，对待女人的方式，却和千年以前的平安时代如出一辙。
经典文学《枕草子》当中，对此有着细腻描写：“古旧的木屋、纸拉门，烛光闪烁，身穿和服的武士、发髻高簪，对着他的情人哼了一声，那女人头颈低垂到完全看不到脸，迅速爬了过来，武士矜持地坐下，然后……”
一个“爬”字囊括一切，此字多用在婴儿身上，现在特指武士的情人。有女性主义者曾这样讽刺：“当女人用媚态来操纵男人，娇媚地依偎在男人身上，以45度的倾斜往上看时，男人的鼻孔正好位于女人视界的正中。”
男人喜欢成为英雄，女人喜欢英雄的男人。武士和艺伎这种特殊的情感寄托，自然被利用和服务于现实当中。
“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的妻子就是艺伎出身，她多次利用艺伎馆为掩护，帮助丈夫躲过幕府追杀。
艺伎君尾则直接“投身”敌方阵营。她本是维新武士井上馨的情人，两人好得难舍难离，可偏偏她又被负责追捕维新派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看中。为了爱情，君尾坚决不从。井上馨却派人找到她，希望她为维新大业考虑。君尾便含泪嫁给岛田，以身体做诱饵，借机刺探幕府机密，套出大量情报，帮助许多维新志士逃脱。
后来，维新派武士根据她的情报，成功刺杀了岛田，除去了维新路上的心腹大患。
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弥留之际，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看艺伎表演。他去世后，宠爱的小妾削发为尼，终身守在晋作的墓旁，四十多年青灯黄卷，直至去世。帮高杉找艺伎的伊藤博文，他的妻子梅子夫人也出身于伎馆，相识于倒幕运动期间，聚少离多，伴随终身。
倒幕运动中，日本女性默默隐藏在男性身后，关键时刻出手，偶尔露峥嵘，用身体和性来激发男人原始的本能，也用智慧和牺牲，为男人要达到的目的服务。像中国的秋瑾、唐群英（注解）那样，与男性并肩投身革命的女性却是没有的。日本女性以一种被动和隐晦的方式，参与到历史当中。
艺伎为明治维新燃烧了自己。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将要改写。”
然而，这些女性的价值是由男人的选择决定，男人的价值却不是由女性的选择来定。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只是历史的旁观者。倒幕运动时，日本女性的思维非常传统。
开眼看世界
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引进，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传入日本。
1871年，在内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明治政府派出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其中就包括五名女性，她们全部系出名门，年龄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六岁。她们的原藩主都曾忠于德川幕府，反对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注解）中被击败，身为战败方武士的女儿，构成她们“自愿”出洋的原因。
临行前，专门安排五人觐见皇后，皇后通过女侍传话，你们将来要成为全国女性的榜样。她们被任命为女性启蒙的先锋。五人要留在美国生活和学习十年，成为跟男人一起开眼看世界的代表。
使节团乘坐的“亚美利加”号蒸汽轮在海上持续航行，气氛沉闷。日本男性精英中竟有人按奈不住，一名男士醉酒后，突然闯入年龄最大的女孩吉益亮子的船舱，扑了过去，若不是四个女孩回来及时，亮子差一点遭遇性侵。那名男士只受到象征性的审判，此事没有被正式记载。男人在暗处进行的勾当被认为是小事。
当使节团抵达美国时，日本男人却吃惊于美国开放的男女关系，放眼望去，男女肆无忌惮地在街上搂抱，甚至亲吻，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女士优先，几个日本人跟美国女人抢电梯差点被群殴。
深入观察后，日本人更感惊讶。在家庭内，即使是日本贵族妇女也很少抛头露面。当男人们在茶室议事，女人不许进入。武士妻子的职责就是为丈夫管理家政。在日本，女性不是遵从男性，就是供男性娱乐。
但是，看看美国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对事物有自己的见解，并能毫不犹豫地表达。她们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还能主持酒会。男性为女性让座，向女性脱帽行礼，甚至帮女性做杂务。
为什么会这样？部分日本男人认为，是教育的差别。美国上层女性阅读很多书籍，见多识广，能够成为丈夫和孩子智力上的伙伴。然而，使节团里的男人并不渴望拥有美式的妻子，他们还会坚定选择日式的。
使节团来到欧洲，便不再拘谨，考察了各大妓院，痛感日本色情业的落后和含蓄。他们归国后，明治政府颁布了“娼妓解放令”，开放色情业，公开的妓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日本可供出口的物资匮乏，“解放”只为增加税收，政府把女性的身体当成赚钱工具，有意识地向中国东北、上海、南洋等地输出妓女，赚取外汇用来扩充军备。相比中国古代很早便宣扬三从四德，日本对女性贞操的重视较晚，平民女子的性禁忌更少。许多年后，“南洋姐”的公墓散落在东南亚，墓碑无一例外背对自己的祖国矗立。
同时，明治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仿效欧美教育体制，设立中小学和大学，读书成为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
但是，政府规定男生和女生学习目的不同，男孩是为了富国强兵，服务大众；女孩学习目的则是担任贤妻良母，培养科班出身的家庭主妇（今天日本的大学仍保留家政专业）。教导女生为社会及男性牺牲安宁和幸福是女性的美德。
有一点则是相同，就是给年轻人灌输军事思想，培养尚武精神，提倡忠君、爱国、顺良、信爱、威严等封建道德。告诉学生们，日本乃神之国度，天皇是活着的神！服从天皇是最大的荣耀。树立忠君爱国思想，是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使命。
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时局一度动荡。统治精英内部互相倾轧，出现严重分裂。为巩固政权，政府大树特树天皇权威，力度超过以往历朝历代。政治家重新打造旧的偶像，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直到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政局趋于稳定，政府更加注重运用统治权，掌控国民内在精神，包含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过程潜移默化，表面波澜不惊，内部暗潮涌动。偶尔也展现出一定包容性。
自由民权思想和神道教，军国主义的灌输重叠交织，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思想领域的一大特点。
女性教育先河
明治政府认识到，要追赶西方，就要建立近代教育体制。1871年，政府设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该省成立后开始关注女子教育，1872年，建成东京官立女子学校，至1885年日本开设了八所女子学校。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增加，教育没有被垄断。一些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人开设私塾，私立女校纷纷创立。这期间，从日本宫廷中走出了一位近代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她出身武士之家，自幼熟读汉文经典，十岁前便会作俳句，写和歌，才华横溢。因其父受到明治政府重用，下田歌子成年后进入皇宫充当女官，她气质端庄，能歌善文，很快受到皇后赏识，“歌子”便是皇后赐名。
她利用宫廷之便主动结交男性权贵，据传与伊藤博文有私情，在伊藤等掌权友人援助下，歌子创办“桃夭女塾”，专门招收政要人物的妻女，侧重于培养新娘，学习吟咏和歌及讲解《源氏物语》，博得了士族家庭的欢心。此后，日本第一所华族女子学校成立，歌子作为筹建人之一，统管学校教务，还被选为两位皇族公主的老师，由此获政府委派，赴欧美考察女性教育。
归国后，她意识到平民女子的教育才是“国家隆盛之基”。1899年，歌子开设“实践女子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兼任两校校长。开始大力推广其“贤妻良母”理念。她将教学目标定为“传授修身齐家所必需的实学，培养贤妻良母。”并在全国各府县陆续设立协会支部和附属工艺学校，为普及平民女子教育做出突出贡献。
歌子心中“完美妇女”的标准是：有爱国心；有身为国民的品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有健康的体格。
她所著《家政学》是其理念的集中体现，书中强调妇女“如果能管理好家务经济，就足以成为相夫教子，富国明世的基础。”该书上卷包括总论、家内卫生、家事经济、饮食、衣服、住居等，下卷涵盖幼儿教育、家庭教育、养老、医病、交际、避难、使役婢仆七章，介绍浅近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方法，具有很强实践性。
此书影响波及海外。1902年至1903年间，该书出现三个中文名家译本，其中包括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的译本。当时清政府正欲废除科举，实行新式教育，它成为此间最早的教育类官方推荐书籍，用于清末女子学堂教学。
教育事业需要极大投入，又不会立刻见到产出。歌子游刃有余地从掌权的男性那里获取资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她提出的“和魂洋才”贤妻良母主义，与明治政府的主流教育理念吻合。1890年，明治天皇亲自签发《教育敕语》，以涵养贞节、孝悌淑静的妇德伦理教育取代明治初年的智育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核心。这使她本人被奉为楷模，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总体而言，她倡导的教育仍多半根植于儒家思想。至于背诵英文、法文，学习科学、历史和哲学只是成为优质家庭主妇的点缀。她虽有赴欧美考察的经历，但未留在那里深入学习。
歌子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渴望培养的却是大量一生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
如果要面向女性传播西方理念和文化知识，需要受过先进教育的女性投身其中。随岩仓使节团出访的五名女性，境况又如何呢？她们中年龄大的两位到美国后不久便返回日本，年龄小的三位完成学业。永井繁子和山川舍松归国后结了婚，繁子嫁给留学时认识的，在美国读海军的男生瓜生外吉，此人后来是日本海军大将，日俄战争时任战队司令。舍松作为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成为政坛元老、陆军元帅大山岩的继室，年龄相差17岁，她坚持要先和对方相互了解（约会），才能谈婚论嫁。两位女性实践了美国式的婚姻观，也由于家庭的建立，使她们未能充分践行自己的使命。
年龄最小的津田梅子，却希望创立自己的学校，永远不结婚。她留美学习十一年，所在的布林茅尔学院校长曾对学生说：“我们之中，除了婚姻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将是失败者。”归国后，她感受到西方和日本对待女性的巨大差距，即使面对已算西化的父亲，仍强烈体会到男尊女卑意识。
在华族女校任教的同时，她在报刊上发表见解：没有文化修养、教育和经验积累，女性在丈夫的生活中只是卑微角色，这与贤妻良母相距甚远。她鼓励所有女性拥有一技之长，一旦形势所迫，就可以养活自己。任何爱好和擅长之事都可以发展成一项技能。
梅子希望培养一批兼具日本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与宗教精髓的优秀女性。于是，她创办“女子英学塾”（女子英文私立学校），对女性教育走一条更纯粹的路，但并不完全突破世俗，也不疏远权贵。
为赞助学校，她的美国友人慷慨解囊，有出国经历的日本女性自掏腰包。最初的校舍，只是一栋租来的房子中的一间小屋，还有一架破旧钢琴，梅子的藏书就是简易图书馆。她提醒学生，一所成功学校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师生热情、耐心和努力，以及追求人格和知识培养的精神信念。梅子希望这里成为学生的家，在一个屋檐下，师生同吃同住，实行小班授课。她悉心对待每个学生，就像每个人长相不同，脑力和道德水平也不同。学校注重锻造学生的性格，培养女性尊重彼此个性的学风，让她们学会思辨，成为独立思考的个体，而非只知死记硬背的玩偶。
时至今日，学校已改称：津田塾大学，仍在蓬勃发展。梅子的骨灰埋在校园一处安静的角落，周围栽种着一片梅树林。
正是这些私立女校，让部分中上层女性获得了学习自由民权思想的机会，萌生了日本早期的女性意识。
少女们进入学校，穿上前所未有，仿水兵服样式设计的校服，披肩领的颜色和条纹用来区分学校和年级。与厚实严密的和服相比，“水手服”清新大方，窈窕多姿，成为女性竞相追捧的流行装扮。1902年，第一本以少女为目标人群的杂志《少女界》创刊发售。集中展现少女迷思、幻想与欲望的少女文化，悄然发芽。
此后，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经历了从重视智育到加强修身，直至将女德教育引向极端的过程。
自由民权与女权
明治时期，随着西化的开展，女性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不得进入寺庙神社和爬山等禁忌逐渐废除。妇女有了离婚诉讼权。但社会整体而言，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属物的传统文化未被触动，社会仍习惯认定女性的最终归宿是丈夫和家庭。“制服时代”反而成为青春女性自由度最大的阶段。
为了冲破保守意识，包括岸田俊子、福田英子、楠濑喜多等著名女权活动家开始在全国组织团体，发表演说呼吁男女平等，妇女参政议政。
为了壮大声势，女权活动家与自由民权运动（注解）结合，和主张自由民权的男性政治家形成同盟。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活动方式包括集会演讲和上书请愿。女权活动家通过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改革。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妇女领袖非常活跃，在各种自由民权运动的集会上，宣传自己的主张。
岸田俊子口才极佳，她公开指责“蔑视妇女，独尊男性”的观念，并描绘出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蓝图，女人和男人有平起平坐的政治及经济权利，在家庭内部男女关系平等。
她举办巡回演讲，大批家庭妇女聚集到麾下，终日操劳的主妇们听得如痴如醉，按捺不住心中的恨意与愤怒，连家务活都忘记了。一场一场随着她奔走，跟追星族一样。幻想自己当家作主的那一天，全然不知距离那天还有多么遥远。
这批女权活动家普遍家境殷实，会嫁给门当户对的男性，她们最痛恨男人三妻四妾。老公一旦纳妾，正室就可能沦为公开场合的摆设，家庭内部变成以小妾为中心。老公去世后，小妾堂而皇之地跟正室争财产，正室还要忍气吞声，因此强烈要求废除一夫多妻！随着女权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言语开始转为行动。
1871年，政府要求武士放弃传统的月代，改留西式发型，东京的女性闻风而起，成立了组织，也要留短发，呈现爽洁形象。政府马上予以取缔，还特意颁布法令，规定女性不得留短发，如果头发里长虱子，要向政府申请，批准后才能去理发。
歧视政策激起女性更多不满，男性也参与到呼吁男女平权的运动中，最典型的是植木枝盛。他眉目俊朗、身姿挺拔，作为自由民权运动急进派的代表，演说极富热情，鼓吹必须以血为代价去争取自由！而他的日常却是这样度过：
白天，他在各地举办演讲会，慷慨激昂地呼吁男女平权，支持女性参政，甚至提议禁娼，主张相当前卫。夜晚，他跑到妓馆嫖妓。
并非有人跟踪，不是刻意栽赃，是他自己承认。植木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写道：“明治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夜，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权论，召菊荣妓。”
此类事干多了，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批判他言行不一。可对植木来说，他的头脑中娼妓和女性是“不同人种”，前者根本不能成为“同权”对象。他还表示，将来的妻子必要是德才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
丈夫可以随意买春，却要求妻子德才兼备，这是当时的现实。
对植木来说，言行并不矛盾，这种思想也并非他独有。将其视为言行不一，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性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以后的事。
近代恋爱观
明治时期，虽然政府打压和无视女权运动，但男女平等毕竟是社会发展趋势，连西方的恋爱观也传入日本。
当时，知名女性刊物《女学杂志》（注解）发表近代恋爱观，提出“灵与肉分离”的观点，认为灵魂是恋爱不可缺少的要素，精神高于肉体，形成重视精神性的神圣恋爱观（恋爱至上主义）。
这对千百年来以生育为基础的爱情观，构成严峻挑战。众多风华正茂的青年受其影响。
1892年，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注解）在《厌世诗人与女性》文中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恋爱乃人生之秘钥，先有恋爱而后有人生……”这诗意的形容，短短数语，犹如大炮轰开心灵。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伦理桎梏，实现恋爱解放的呼声。
透谷否定封建家庭的夫妇关系和花街柳巷里的爱情，主张独立人格相互吸引产生的恋爱。然而，恋爱一旦走向婚姻，女性往往会转瞬间从美妙优雅的精灵变为人间俗世的代表。透谷本人热烈追求恋爱和自由，又因现实撞击而感到幻灭。他的人生，正是现实对理想主义者的戏弄。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前夕，政府发布了一连串歧视女性的法令，包括禁止妇女参加政治组织、政治集会、更不得发表演说，连旁听国会议事也不允许。
女性解放运动先驱清水紫琴、矢岛楫子嘲笑政府，不许女性旁听是因为男性精英了解自己行为不堪，怕被目睹。部分男性政治家和媒体也诉求不满，政府只好让步，准许女性旁听国会。
不过，即便是女权主义者的盟友，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大部分男性，也不太情愿女性参政，传统禁忌仍有巨大作用。
1889年，明治天皇将宪法授予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确立日本近代天皇制，日本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帝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得到有限承认。这部宪法有个最大缺陷：没有制衡军人的规定。表面上，天皇集大权于一身，可以指挥军队。但是，如果天皇缺乏驾驭能力或不愿行使这种权力，狂放不羁的军人便可以为所欲为。
1890年，日本举行首届国会选举，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选举人为25岁以上男性，缴纳直接国税15元以上者；被选举人为30岁以上男性，纳税规定相同。当时的日元比现在值钱得多，能缴纳规定赋税可以投票的男性，仅占日本总人口的1%。
那位亲手接过《帝国宪法》的黑田清隆，曾陷入殴杀妻子的传闻。他是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日本男人，很早便向政府提议让女性接受现代教育，岩仓使节团招收五名女孩赴美留学，正是他的提议。
然而，黑田嗜酒，他的妻子患有肺病。传言说，黑田醉酒后将病中的妻子殴杀。为此，警视总监川路利良掘开了其妻的坟墓，开棺验尸，确认为病死。时至今日，这仍是一桩谜案。
不论真假，留言本身就极不寻常。这突显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两面性，一个对妻子去世有嫌疑的人，照样可以出任首相，被授予帝国宪法，让他带头维护宪法秩序。
明治时代的政治，男性精英垄断权力，暗箱操作的特质明显，确实不太适合女性参与。
梧桐一叶落
在宪法压制下，部分女性团体仍继续争取女性参政权，但未有重大突破。女性的兴趣逐渐转移至教育和文学领域，社会活动也主要倾向于非政治性。
那时绝大多数日本女性以婚姻为“终身职业”，缺乏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阻碍了女性能力的发挥和地位提升。
正当此时，涌现出一位女性职业作家，她短暂的一生集中体现了明治时代女性的抗争与无奈。
赴日旅行的人会发现5000日元纸币上印着一位女性肖像，她就是樋口一叶。首位出现在钞票正面的女性。这位才华与男性比肩，却终身陷于穷困的女性，去世100余年后，变得极为“富有”。
一叶原本家境小康，自幼喜爱读书，十四岁时，父亲送她进私塾“荻之舍”，学习和歌、书法和古典日文。十六岁时，突遭连串家变，长兄病弱亡故，次兄离家出走，父亲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一病而逝。继而未婚夫毁约，家中陷入困顿。
一叶还有个妹妹，为维持生计，她被迫突破传统外出谋职，做过洗衣、缝补等诸多杂工，生活艰难。此时，她的女友田边花圃在报上发表一篇小说，获得丰厚收入。一叶受到启发，决定以笔养家。
1891年，一叶成为《朝日新闻》记者。作为明治时代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先驱，她投入旧派大众作家半井桃水门下，学习小说的写作技巧。随着交往加深，两人日久生情。但人言可畏，一叶听信了一个暗中传闻，加上对爱情的圣洁与生俱来的执念，这段师生恋无果而终。失去半井的协助，一叶的生活更加困顿。
1893年，一叶全家搬往贫民区，开了一间杂货铺，店铺靠近烟花柳巷，紧邻东京最大红灯区吉原。来店的人全是最底层贫民、妓女、穷孩子。这段时光，使她对下层民众的困苦有了深刻体会，对贫苦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切同情。
她了解到一些少女为生活被迫卖身，看到她们在“火坑”里仍坚强努力地生活，一叶深受触动。通过观察社会和自己的人生，她终于发现，不论地位和处境如何，只要身为女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束缚而不能自拔。
22岁，一叶重返故居，再次提笔创作，文风随之发生剧烈变化，惯有的脂粉气消失了，代之以简洁有力的肺腑之言。
然而，现实不容她有一丝幻想。母亲竟以一叶尚未写出的作品稿费为担保，四处借钱。为了糊口，她不得不抛却女性的矜持，硬着头皮去求一个江湖骗子、中年色鬼。当此人提出非分之想时，樋口一叶宁愿饿死，也不肯失去洁白之身，并毅然坚持创作。
1894年12月至1896年1月，短短十四个月内，她相继写出《青梅竹马》《大年夜》《浊流》《岔路》和《十三夜》等一系列佳作，轰动文坛！
她特别善于对女性复杂而细腻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控诉了女性无论顺从还是反抗，怎么也不行的生存困境，以及生为女人而产生的性和生存的悲哀。
然而，她即使成名也未能摆脱贫困。长年困苦生活和感情挫折令她身心交瘁。
“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1896年11月23日午后，樋口一叶因结核病过世，年仅二十四岁。
明治时期女性作家、翻译家辈出，出现过“闺秀文学时代”。创作数量仅次于平安王朝的女性文学。她们的共同点是出身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的作品与现实矛盾对抗的思想很弱。她们谁也没像樋口一叶那样，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辉后陡然陨落。
如果没有文学，她落叶一样的人生就这样过去了。一叶曾说：“我是为了抚慰世间女性们的病苦和失望而降生到这个世上的。”
女性原本是太阳
明治时期很多平民女性，她们被时代裹胁，终生劳作却什么也未换回，只留下无尽的感伤。
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日本近代工业发展，棉纺织业、缫丝业趁势崛起，资本家数量大增，日本被称为“亚洲工厂”。作为后进国家，出口产品要具竞争力，关键因素是可以招募到大批廉价劳工，主要是青少年女工。
她们大多来自入不敷出的农村家庭，许多地区收成一旦变差，女孩会被轻易变卖。在东北地区，村公所张贴提醒告示：“欢迎来村公所咨询，以免卖女儿时被不良商贩欺骗。”这还是人活的世界吗？由于教育程度低下，女权运动与她们无缘，接受更多的是官方“为国奉献”的灌输。
女工们翻山越岭来到工厂的沿途，厂方就教她们传唱歌谣：“翻转又翻转的生丝，纺动中连串成线，它是帝国的财源，出口价值超逾亿元……妇人贡献效果高，帝国自身两皆好，艰难辛苦不在乎。”
到工厂后，老板以各种爱国名义和严厉的赏罚制度，驱使她们加班加点拿命换钱，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工资却不及男工的一半，比同期的印度女工还要低得多。女性在恶劣环境下忍受残酷劳动，由于近代纺织机械产生大量粉尘，厂主又不给女工配发口罩。一些工厂女工肺结核患病率高达10%。一旦病重，便被老板无情辞退，她们再把病菌传回家乡。
工厂领导对女性的骚扰更令她们难以挣脱，其中容貌姣好者会成为资本家小妾，被同事羡慕，而她们的结局往往不幸。另一些女工索性离开工厂，走向色情业。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的娼妓人数仅次于纺织女工人数，合法妓女有5万多人，该职业成为很多失业妇女的无奈选择。
“女诗人如紫花，事务员即如杨柳。女教师如兰花，女工即如路边草。”这首女工自编的歌谣，饱含心酸与苦楚。其实，与底层女性相比，上层女性也不过是充当攀附权势、豪门联姻的工具。德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一经发表即引发极大关注，正是它戳中了现实中女性无论身份贵贱，都无法左右自身，听由天命的状态。富有戏剧性的是，小说中被歪曲的继母原型正是留美归来的山川舍松。
随着近代民权意识的觉醒，1910年至1930年间，日本出现了第一波女性解放运动，在女权主义者和民权运动家推动下，女性意识如萌芽生长。
这个阶段，刚好与“大正民主”时期（1912-1926）重合。相比明治天皇和昭和天皇，当中的大正天皇最没存在感。他曾因屡有“出格行为”被传患有“精神病”。在这位“不正常”天皇领导下，日本社会发展反倒是最正常的。
大正时期，涌现出颇具个性的女权运动领军人物平冢雷鸟，她气质高贵、五官清新，柔和中透着坚毅，整齐的衣冠加上适度修饰，体现出柔美的情调和魅力。大学毕业后，她从旅欧的文艺评论家那里，了解到欧洲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文学潮流，受到很大启迪。由内向的女性转变为积极行动的女性。
1911年，平冢雷鸟经历了一段“殉情”之后，邀集五位女作家，共同创办了日本第一本女性杂志《青鞜》。刊名源自18世纪的欧洲，那时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沙龙里，蓝色长筒袜成为女性自我觉醒的象征。日语将其译为：“青鞜”，彰显新女性的自尊和决心。蓝色长筒袜穿在靴子里，并不轻易示人，也蕴含着内在爆发的力量。
青鞳社汇集了多位女作家和诗人，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与谢野晶子，以赞助会员身份参与其中。她赠送的赞辞，放在发刊词卷首，“群山震，红日升，所有沉睡的妇女如今将清醒，行动起来。”
平冢雷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重磅文章《女性原本是太阳》。
文章开头写道：“日本诞生之时，原始女性是太阳（日本古代有漫长的母系社会），是真正的人。现在的女性成了月亮，依靠别人生存，依靠别人的光才能发出光辉，是有着病人那样苍白面容的月亮。”
她充满信心地呼吁：“女性中潜藏着伟大的可能性。我们要冲破旧的封建社会非人性的束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隐没的太阳再次唤醒，毫不动摇地确立自我，重新夺回自由和尊严！”
雷鸟的发刊词作为最早出自女性的解放宣言，对日本男女平等思潮的萌发，起到划时代作用。
1916年，与谢野晶子和平冢雷鸟就“母性保护”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两人都肯定女性肩负“母亲”这一重要角色。但是，“母亲”角色属于个人还是国家？该由谁来保护“母性”？“女性独立”与“母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两人产生重大分歧。
与谢野晶子认为，母性应以“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为基础，生产、妊娠、养育子女等一系列与母亲相关的经济支持，不应该依赖男性和国家，应由女性自己承担。这样女性才能彻底实现经济独立。她同时强调，男女应同工同酬，女性不应为养育子女承担过度劳动，从而失去自身社会价值。怀孕和教育孩子是夫妻共同责任，鼓励女性通过经济独立和精神层面自主，保护自己的母性。
平冢雷鸟则主张，女性最优先的价值是“母亲”，母亲角色兼顾社会稳定、培养人才的重任，是超乎个人的重要职责。她存在于社会及国家层面之上，子女教育是国家的重要事业。所以，母性保护应成为一项社会权利，政府有责任担当。地方政府理应为女性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及优质社区服务，以抚慰她们的心灵。
她甚至认为，以当时条件，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完全是空想。女性独立和母亲角色，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养育子女完全依赖于男性的经济条件和国家的经济支持。
这种看似“私”与“公”的争论，折射出大正时期，日本向政党政治过渡的色彩，虽然没有成功，但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西方民主思潮泛起，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波及日本。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两大思潮相互撞击。
日本女性运动家，很早就意识到女性权益的实现与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相互关联。所以，争论超越女性权益本身，探讨扩及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也是日本女性运动的一大特点。
这场争论，从“女性”和“母性”两个不同维度，肯定并尊重母性的正当性，诠释各自的价值观和定义，扩展了女性权益的外延，提升了女性运动的影响力，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平冢雷鸟与小她5岁的画家奥村博史恋爱，但她拒绝随夫姓加入丈夫户籍，因而不办结婚登记。但这并未妨碍她抚育两个孩子和照顾患病的丈夫。
与谢野晶子嫁给了文学家与谢野铁干，创作之余，共生育十一个子女，在她的精心抚养下，儿孙人才辈出。
两人不仅宣扬女权理论，还充分践行了各自的主张。
《青鞜》逐渐由文学杂志，扩展成女性主义的旗刊，以妇女解放运动为主题，对堕胎，自由恋爱，卖淫和母性等话题进行广泛深入探讨，并增强了政治批判色彩，引起极大反响，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另一方面也遭到诽谤中伤。平冢雷鸟的老师津田梅子，犀利地批评她“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梅子认为，平冢是自私的新一代女性中的一个。她们受过良好教育，却忘记了自己的“位置”。梅子认为女性不应将自己置于社会的风口浪尖，如果女性能通过学识证明自身价值，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会到来。
津田梅子和下田歌子是同代人。两人曾一起共事，她们对培养“贤妻良母”并无根本分歧。梅子主张女性不应因为婚姻而失去独立性，要培养女性的自主精神，女性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不该受到限制，在此基础上成为贤妻良母。她的理念，在同代女性中已属超前。平冢雷鸟比她小一辈，时代毕竟在发展。
梅子告诫，真正的事业需要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然而，平冢她们采取什么激烈手段了吗？她们之中思想最激进的要属伊藤野枝（注解）。她和丈夫大杉荣却在关东大地震后被宪兵队捕杀，连他们六岁的外甥也未放过。
创刊五年后，《青鞳》被无限期停刊。强大的男权社会，冷酷无情地挡在了觉醒的女性面前。
君主立宪制初具规模，自由的萌芽便一个接一个陨落。日本现代文学重要流派，与女性主义者理念相通的白桦派作家和艺术家，创办的《白桦》杂志，也在关东大地震后停刊。
“白莲”事件
大正时期，也只有规避政治，不尖锐挑动社会神经的时尚杂志才能长期存活。创办于1905年的《妇人画报》，至今仍在发行。该刊1925年连载柳原白莲的自传体小说《荆棘的果实》，道出了令日本人津津乐道的“白莲”事件之原委。
柳原白莲，大正至昭和时期女诗人，大正三美人之一。1885年，她生于皇族家庭。父亲受封伯爵，曾任驻清和驻俄公使。她的姑姑是大正天皇生母柳原爱子，她自然成为天皇的表妹。
但是，白莲三岁时，身为艺伎的母亲就病逝了。在继母的膝下，她受尽冷落。九岁那年，白莲被送往北小路子爵家中寄养。子爵夫人待她不错，亲自调教，引导她喜爱和歌，送她到贵族女子学校。白莲并不知道，养母真正的目的是要她长大后嫁给自己智障的儿子。
这一切都是家人安排，鉴于子爵夫人的“恩情”，白莲无奈答应下来。结婚后，白莲发现丈夫不但智障还崇尚武力，经常家暴。十六岁的白莲竟为这个很傻很暴力的男人生下儿子，隐忍五年后，白莲实在支撑不住，她给娘家写信，请求把自己接走。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兄长继承家业，这位后妈的儿子看出北小路家行将没落，让“珍贵的妹妹”荒废其中实在可惜，不如接回家另做打算。两人离婚后，白莲到女校学习西洋文化，开始和歌创作，在诗歌界逐渐打开局面。
白莲二十六岁时，兄长安排她下嫁九州首富，煤炭大王伊藤左右卫门。此人比白莲足足年长二十五岁。作为回报，伊藤在筑紫修建豪宅，下重金做聘礼，还答应资助其兄竞选国会议员。
结婚后，白莲发现五十岁的煤老板目不识丁且精力旺盛，不但要她与小妾同寝，还到外面乱搞。更荒唐的是，丈夫闹得如此之欢，却早被医生诊断无法生育。
然而，1921年，白莲怀孕了。这个孩子是谁的呢？
原来，三十四岁时，白莲遇到小她七岁的记者兼社会活动家宫崎龙介（父亲是改革家，孙中山挚友宫崎寅藏）。一不做、二不休。1921年，她在《朝日新闻》刊发与丈夫的分手信。其中写道：“你依仗自己的权势，却践踏女性的尊严……我珍爱自由与尊严，因此只能选择离开……”天皇表妹和一介平民冒着“通奸罪”的风险“因爱私奔”。瞬间成为轰动社会的事件。
白莲离婚后，兄长仍不死心，他对失去最大金主愤恨不已，竟将白莲软禁在财阀中野家。此时孩子已出生，宫崎仍无法与母子相见，急得整日前往住处附近守候。
最后，老天爷帮了忙。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野家墙倒屋塌、自顾不暇，再也无心收留白莲，允许宫崎将母子带走，一家三口终于团圆。白莲也被皇族除名，柳原家将她永远驱逐。
用行动改写命运，比发表100篇女权文章更起作用！在那个“离婚是女人耻辱”的年代，白莲靠写作维持生计，勇敢地摆脱了冰冷又虚伪的政治婚姻。
白莲和宫崎生有一儿一女，一度生活艰难。前夫伊藤听说后，派人将她的嫁妆、衣服首饰等财物送来。白莲留下娘家的嫁妆，坚持归还其它财物。她的儿子成年后被征入伍，在日本投降前四天，遇炸身亡。
二战后，白莲从事和平运动，曾三次到访中国。她与丈夫相濡以沫、相伴终生，享年八十一岁。
大正“新女性”
大正时期，争取女性权益的力量仍然凝聚。1920年，平冢雷鸟、市川房枝等人发起成立了“新妇人协会”，这是日本最早的女性运动机构，此后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团体陆续成立。“大正民主”前后，女性权益取得几项重大突破：
1909年，女性团体针对性病相关问题，要求政府整改。日本首次推出自制避孕套“heart美女”。
1920年，东京横滨地区的各公司女打字员，联合成立日本第一个女性事务员工会，要求增加薪水并与男雇员同等地位。
1922年，文部省首次出台条例，认可女性教职工和母亲享有产假，分别为产前2周，产后6周。
1924年，“妇人获得参政权同盟会”成立（争取女性参政权的联盟，1940年被迫解散）。
1928年，妇人消费组织联合协会成立。
避孕套、产假、女性工会、消费者组织，称得上引领亚洲女性风气之先。萌芽的声音，已在这个时代微弱而活泼地唱响。
1920年代后，随着日本商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更趋现代化，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啤酒屋和咖啡店成为休闲人士的新去处。
大正三年（1914年），对铁路沿线多元化开发独具慧眼的实业家小林一三，为给阪急电铁招揽乘客，开设了宝冢少女歌剧团，成员全是未婚女性，男女角色均由女性扮演，与男演员一统天下的歌舞伎正好相反，成立之初便吸引数十万民众观赏。剧团以“清纯、正直、美丽”为女性理想，通过“素人神格化”形成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美学意识与演剧文化。经过百年发展，“宝冢歌剧团”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演艺团体，在女性为主的观众中，尤以“男役”之名闻名于世。培养出大地真央、黑木瞳、天海祐希等一众明星。
大正时期，女性可选择的工作种类大幅拓宽。除了进工厂，高等小学毕业的女性可以到新兴的大型百货商场担任导购，或到新办的银行当会计。私营企业开始大量招聘女文员。尽管收入微博，但身穿制服并可以坐办公室，工作环境比纺织女工大为改善。
其中，最令男人着迷的是女服务员，她们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游走在咖啡屋、舞厅等地。她们并非娼妓，但装扮极具诱惑力，主要收入来自小费。老板鼓励她们勾搭客人，频送秋波，甚至与看上眼的客人发生关系。1929年，日本全国女服务员的数量达5万，比合法娼妓还多。
她们引领着流行风潮，社会对她们却抱有偏见。人们认为贫穷农家女沦为娼妓，主要受生活所迫。她们用赚来的钱供养父母，也是一种孝道。而女服务员追求的是个人享受。她们的做法是纵情肉欲，自甘堕落。
这个群体不能简单以好坏论评，它至少说明女性对身体的做主能力显著提高。伊藤野枝在《青鞳》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女性的身体属于她们自己，国家无权干涉她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然而，1929年至1930年代，日本政府多次发起“净化”运动，清理城市中的“红灯区”及“爵士世界”，被捕女服务员一律被控无照娼妓，政府还禁止学生进入有女服务员的咖啡厅。
在此期间，下层女性争取权益的主要诉求是过上“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她们只要求最小限度的自由，希望她们对家庭和国家所做的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
鹿鸣馆时代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女性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一战后，日本报纸刊出讽刺“恐妻家”（怕老婆的男人）的漫画。画面上一位身穿洋装的男人，背着孩子，胳膊上挂着两个女士挎包，还帮妻子打着洋伞。更令保守人士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剪着短发、身穿洋装、脚踩高跟鞋的时尚女性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夜店等公共场所，和绅士们搭讪、喝酒了。
早在1883年，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井上馨的大力推动下，东京日比谷建立了一栋沙龙会馆——鹿鸣馆。这座独具英国韵味的二层砖式洋楼，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白色的砖墙内有舞厅、餐厅、音乐厅、台球室，以及为来访者准备的精致套房。
极富诗意的名字取自《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鹿鸣馆是日本上流人士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实行会员制，专门招待欧美高级官员，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间有势力的人，交谈仅限英语，以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日本政治家有意将上层女性充做外交工具。首相及大臣们慷慨地贡献出他们的妻女，贵妇们依照最新巴黎时尚打扮自己，夜以继日举办各种舞会、夜宴、戏剧表演，日本女性帽插羽毛、身拖长裙，招引那些欧美外交官前来。馆内鼓乐喧天，彻夜狂欢。
鹿鸣馆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名媛。已是大山岩伯爵夫人的山川舍松，负责培训西方礼仪和舞姿。“明治四大美女”中的三位，陆奥宗光的妻子陆奥亮子，岩仓具视之女户田极子，日本东洋妇人会会长锅岛荣子，都是这里常客。她们在舞厅中翩翩起舞，与外国嘉宾乐聚一堂，讨外国人欢心，陪使节们吃喝玩乐，被誉为“鹿鸣馆之花”。
1887年4月，伊藤博文专门在此举办了一场四百人参加的大型化妆舞会，将欧化之风推向极致。
明治元勋，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女儿，穿着欧洲落魄贵族的衣服，挎着一个破筐，打扮成欧洲的卖花姑娘，涩泽荣一的千金出演蝴蝶之舞。日本大名与“自由女神”跳波尔卡（一种源于捷克，当时流行欧美的舞蹈）。列席的西方使节、外国淑媛喜笑颜开，说日本人虽短躯黄面，但交际手法还算清新。这一时期称为“鹿鸣馆时代”，很多重要政策出自于此。
然而，日本社会对西方的态度已出现分化。1880年代中期，要求保存并振兴传统精神价值的运动兴起，与西化派执政者形成对冲之势。除了到场嘉宾，许多无缘参加者对这场舞会充满厌恶。媒体对舞会极尽嘲讽和挖苦，认为这是不顾颜面、一味模仿西方的奴性体现。这个夜晚被视作日本与西方文化拥抱的高潮，也是走向下坡的开端。
日本高官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想让西方使节看到日本人已有和他们比肩的文明程度，有利于改订此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结果令日本人大失所望，日本真正与列强改订条约，是凭借武力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后，才得以实现。
今天，来访东京的游人，再也寻不到那座欧式建筑，因为它早已不复存在。
1941年，鹿鸣馆被拆毁。所谓“文明开化”的殿堂，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上流社会的风雅韵事，飘散在风中。
这一年，天地一片昏黄！日军偷袭珍珠港，日本人选择与曾经学习并推崇的西方文明，公然决裂！
一夜付东流
经过近百年的追赶，日本虽然表面接受了欧美文明，其实只是出于“师夷长技”，才做的权益之变。
政府真正倡导的是“和魂洋才”，大和魂是不能变的！日本的封建伦理道德，经过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和国家宣传，反而千百倍的得以发扬和巩固。
明治政府对西方法律政治制度的模仿和“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决心，绝不意味其同样尊崇西方思想道德文化。
1930年代后，法西斯军部（注解）日益猖獗，逐渐控制了国家的主导权。军部凭借帷幄上奏之权，甩开内阁和议会，直通天皇。形成了“没有幕府的幕府统治”。其中一批右翼青年将校，俨然成为不受羁绊的狂放势力。“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他们把矛头指向民选政治家，以恐怖手段清除异己。
上世纪20至30年代，三位首相遇刺身亡，通过政党政治上台的两任首相接连毙命。内阁重臣和财阀领袖被杀者达十余位。政界、财界噤若寒蝉。
上层反对声音消失后，又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只要大学教授们敢发表反抗武力的言论，就被视为共产党，知识阶层也屈服了。
官员、议员和知识分子都被震慑住，哪还有女性说话的份。
此前多年，统治层对社会长期的“神道教”意识形态灌输，潜移默化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加之恐怖主义威胁。像给一个巨型炸药包，不断填装火药，它点燃之前隐藏完好。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便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侵华战争，特别是日美开战，一切文明消耗殆尽。日本近代女性运动被军国主义中断，数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941），文部省教育局发表了《臣民之道》，作为“家庭教育指导手册”推广，其中写道：
“妻子嫁到丈夫家里，不只是为了结婚。她要明白自己在家族里的身份：作为妻子，要对丈夫尊重顺从；作为母亲，要传宗接代，培养出能为国奉献的国民……”这种教育深深刻在了男性的脑海里，影响波及战后。
女性要将自己保持得像一张白纸般嫁到夫家，由对方的家族涂上颜色。男人想要的妻子是，服侍丈夫温顺，做事缜密又勤劳，丝毫没有违背丈夫的意愿，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几年如一日。如此这般，温顺又缺乏主见的女性最受欢迎。
官方从不提倡女性主义。妇女运动可能会突破社会界限，逾越女性规范内的本分及行为，这种恐惧早就存在于统治层。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一旦掌握文化知识，一旦跟男人有了同等权力，国家就会不和谐，社会就要分裂。
战争爆发时，日本举国陷入“为战争狂欢的漩涡”，军国主义思潮同样浸染着女性的头脑。对以顺服为美德的日本女性来说，几千年历史培养起来的情感基础上的天皇制，比女权主义更容易被接受。越来越多的女性陷入盲从。像长谷川照子（注解）那样勇敢地投身中国抗战事业的女性反而被视为异类。少数坚持反战立场的男性被打成“卖国者”投进监狱，他们的妻女遭受的煎熬与屈辱，就像山田洋次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电影《母亲》里呈现的那样。
1937年，日本的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三。对天皇效忠，为天皇而战，上升为国家主体意识。以温柔贤淑著称的日本女性，以妻子、母亲的身份，鼓励丈夫和儿子，忘我的投身到侵略战争当中。
这些女性没有客观的价值观，更喜欢用感情、肉体去考虑事情。
染血的新娘
最典型就是千代子的“事迹”，当时的日本女性无人不知。
千代子是日军大阪第四师团中尉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九一八”事变后，井上清一接到军队的复原令。可他此时正与新娘如胶似漆，难舍难离，流露出厌战情绪。
熟悉军史的人知道，第四师团是有名的“窝囊废”师团，该师团成员主要来自大阪的小商贩，这些人对做买卖情有独钟，严重缺乏尚武精神。
其他部队临别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这支部队的人互作道别时说：保命要紧！这是一支人性尚存的部队，可千代子却看在眼里，急上心头。她娇小柔美，性情温润，苦劝丈夫多日收效甚微。如何才能激励丈夫为天皇尽忠呢？她内心筹划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
出征前夜，趁丈夫睡熟，21岁的千代子悄悄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动作不熟，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时分才默默谢世，榻榻米染成了红色。
井上醒来后，在神龛前发现了一封遗书。
信中写道：我的夫君啊！我现在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夫君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让你从此后不再对我有一丝牵挂。我不能为你送行了，请你尽力为国效劳。
千代子的事迹，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为日本军部的宣传导向提供了绝佳素材。军部极力美化自杀过程，遗书经人润色，改成上万字。
她成为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写入教科书。极短时间内，军部将千代子的事迹拍成电影，再将电影拷贝运至日军所在各处战场。
“没有后顾之忧”的井上清一前往中国东北，参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平顶山惨案。一个柔美的妻子，把一个柔情的丈夫，从人性的边缘拉回，“激励”成为冷血杀手！
很显然，日本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视！军部乃至政府，计划推动日本女性的思想向极端化发展。
日本史上最大规模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大阪成立，并迅速蔓延全国。该组织发起者，正是千代子和井上的媒婆安田夫人。
“国防妇人会”网罗了广大平民女性，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束袖带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圣女”的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切肮脏都被遮蔽。与此同时，中产以上女性加入“爱国妇人会”，全体女性被一网打尽，但她们付出的辛劳程度仍有差别。
更为可叹的是，多数女权运动团体出现意识转向，将女性参与战时体制与女性解放等同起来，甚至认为支持战争也是发挥女性价值，幻想以此获得妇女权益。
白衣飘飘，举国若狂！完全不问她们的男人，参与什么性质的战争。
1937年10月，日本出现了名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的组织，要求国民“废除享受”。培养服务战争的“军国之母”和“军国之妻”成为女子教育的主要目标。同时专门设立对付思想犯罪的“思想警察”，可随意搜查嫌疑人住所。到1940年，又进一步管头管脚，要求女性废除烫发。
日本侵华战争早期，尽管精神上不自由，但上层女性的生活方式未受太大波及。1930年代，东京的“摩登女郎”，形成一道新生的靓丽风景，成为热门话题。女郎们普遍有一份独立薪水，支持女性参政，大胆结交男友。当她们手执纸伞，脚踏木屐，身穿轻便窈窕的改良和服，漫步在银座街头，散发的精神气质，俨然与已步入战争的国度，格格不入。
当战争还算顺利，部分女性仍可超脱于战事之外。受欧美女性和好莱坞电影明星影响，烫发流行开来。贵族小姐们将乌云般的黑发染成褐色，烫成卷曲。
到1939年，东京市内有850多家美容室，面向青年女性推出两种发型，面向主妇推出四种“贞淑型”发型，每次烫发10日元，属于高档消费。
但是，随着战事吃紧，政府指责美容院污染女性的纯洁，要求立即废止烫发，美容行业则采取拖延战术，把“烫发”改称“淑发”，一边打仗，一边继续装扮淑女。这时候，摩登女郎走在大街上就没那么轻松了，“国防妇人会”的大妈们会拦住去路，劝说她们的穿着要符合战争需要，把手上的金戒指捐出来，响应“奢侈品扑灭运动”。如果碰上警察就更不会客气。
直到1943年，她们再也“拖延”不下去，因为电力严重紧张，烫发被彻底叫停。上层女性只好乖乖在家卷发。
战争让全体女性遭殃，不要说头发，就连体型也要管。女性的审美标准，不能由女性决定，要由政府说了算。官方鼓吹女人要壮硕！最好的身材是腰粗臀肥的“卫生美人”，这明显有利于生育。政府大力提倡“增员”，要求女性穿着一种毫无审美可言的劳动裤（扎起裤脚），只为更好的从事后勤服务。
姬百合挽歌
战争末期，由于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为填补劳动力空缺，政府下令16岁至25岁未婚女子均需接受政府指派的工作。女性甚至直接被派送到战场上。
在冲绳主岛的最南端，耸立着一座“姬百合之塔”。与其说是塔，不如说是一座白色纪念碑。洁白的碑面上镶嵌着一块黑色石板，刻着许多姓名，旁边雕刻着巨大的百合枝叶。
塔的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大海，塔的旁边是纪念馆。这座塔在日本家喻户晓，人们把它当成一曲挽歌。
冲绳战役中，日军男性损失近10万，也未见一处纪念馆有这等规模。姬百合之塔，为何如此隆重？
因为这里殉难的都是冲绳的花季少女！
冲绳列岛是美军唯一进行过登陆作战的地方。这片土地见证了战争结束前，日本本土最惨烈的一仗。
姬百合之塔所在位置，就是当年冲绳战役日军最后的战地医院，
塔下有一个深坑（伊原第三外科壕遗址）。坑边裸露着冲绳特有的石灰岩。
1945年3月23日，美军登陆冲绳，战况甚为激烈。日军由于兵力不足，采取洞壕战术，大量日军埋伏在挖好的坑洞里。那也经不起美军的轮番轰炸，伤亡激增。
当时，日军强令来自冲绳师范女子部和县立第一女高的222名女生，到野战医院充当护士。
她们年龄大都在15-18岁。编成一支救护队，起名：姬百合（两校校刊一个叫《乙姬》，一个叫《白百合》）。配属陆军第三战地医院。
这些天真烂漫的女生，根本不知战争为何物。刚开始没把这事看得太重。很多人的包里还带着梳子、文具和课本，以为是暂时任务。到了才发现，所谓战地医院，就是地上挖的战壕坑。
更令她们意想不到的是，要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得片刻休息。随着美军南下，日军不断后撤，一直退到临近海边，最后的战壕坑。
姬百合之塔前方就是战壕入口，直径只有两三米，但下面很宽，深达十几米，里面黑乎乎的。女生们不但要忍受洞内的潮湿，还被迫担当运送粮食和传递情报的任务，有9名女生在出洞执行任务时被炮击身亡。
幸存者回忆，当时洞内医疗条件极差，士兵眼见无药可治，医生就强迫女生把含有氰化物的牛奶端给伤员。伤员喝后痛苦异常，知道已被下毒，对女生破口大骂：“你还是人吗？”
坑道内，一些还是少年的日本兵央求护士：“让我在临死前看一眼你的乳房。”有的女生出于怜悯，解开了自己的衣衫。
在美军火焰喷射器的洗礼下，顽抗的日军终于支撑不住。
6月18日夜，随着美军向南逼近。再无退路的日军突然下达命令：“姬百合救护队解散！”
女生们顿时被抛弃在四面包围的战场，不知何去何从，怎样面对洞外凶猛的炮火。解散头两天就有100多人死亡。有的死于炮弹的攻击，有的用手榴弹结束了生命。学生们惊慌彷徨的样子呈现在美军拍摄的影像中。
姬百合纪念馆里，有这支救护队的详细资料。从女生们所在的学校成立，到她们在校的活动，再到校园逐渐军事化，以及她们被征召的过程。有大量照片和战场发掘的女生们携带的各种物品。多用途大厅里，播放着冲绳战役的纪录片和幸存女生的证言。
安魂室内，所有能找到的女生照片都在里面，一张张排列着。是那些原本天真活泼的少女，曾经活着的证明。
纪念馆资料上，有姬百合幸存者留下的话语：
事情至今，战场上的惨状，却常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个时代的教育要人们毫不迟疑地投入战场，这种教育的恐怖，令我们永生难忘。
当日本女性支持正义的时候，她们是牺牲者的形象，当她们支持非正义时，仍然是这个形象，甚至更加悲壮。
妇女从来都是反战主力军。然而，却很少听到日本妇女发出正义的呼声。因为她们很容易被群体的善恶观左右，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陷入所谓“集体无意识”。
纵然少数女性反对战争，也不得不隐藏真实的内心。有的人为了获取一份安全的“归属感”，变本加厉的服从群体的疯狂。一些女性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白天仍山呼万岁，夜里却和家人抱头痛哭，这种生存哲学的本质是伪善。甚至日本女性发嗲的笑声也是装出来的，音调完全变化。
在扭曲的武士道精神熏陶下，她们温柔但不善良，就像彬彬有礼并不代表文明。旧传统下的日本女性，许多其实比男性更阴险狡诈。她们的温柔更多是一份献媚雄性的伪装，用极尽卑下、屈从逢迎的姿态以求自保。
到了法西斯时期，她们所有的“美德”与人类分道扬镳，再也伪装不下去。
日本投降时，滞留中国曾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日本女性，身份不同命运迥异。出生辽宁，认了中国养父的李香兰。她为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美化侵略的“国策”电影，1944年更以一首《夜来香》红遍上海。“二战”后，她拿出是日本人的证据，免予“汉奸罪”起诉。被她称为“哥哥”的金碧辉则正相反，作为清朝铁帽子王善耆第十四女，六岁时过继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成了川岛芳子。1948年，这位对扶植伪“满洲国”最具利用价值的中国籍女子，大概率逃过一劫（据传，川岛芳子被友人搭救，行刑前找了名叫刘凤玲的女子做替身，她则改称“方姥”隐居长春近郊，直至1978年去世）。
放下屠刀，百万残兵尚可归国，日本政府却不允许流落异乡的派遣妓女归国，要她们留在当地。
上海光复后，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卷着金银珠宝，不知路在何方。据说，有个妓女打了辆黄包车，任凭车夫拉着在上海滩大街上四处游荡，直至夜深人静，车夫筋疲力尽，女人脑海里依旧茫茫一片。
车夫最后问：“您到底要去哪？”女人回答：“我已无家可归，只求您收留。”车夫活在大上海的最底层，绝大多数是光棍。同是天涯沦落人，竟然抱得美人归！于是，双双钻进黄浦江边搭的茅草棚。
失败归根到底是男人的责任，那些为帝国大业付出青春和肉体的女性，却被无情抛弃。
侥幸回国的妓女，也像电影《望乡》中的阿崎婆，在周围人鄙夷的目光中，孤苦的走完余生。
注解：
唐群英：中国女权运动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1871年生于武将门第，10岁起学习剑法，抵制缠足。成年后能文善诗，好骑马击剑。她出嫁后，结识秋瑾、葛健豪，被誉为“潇湘三女杰”。她曾言道：“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她东渡日本留学，成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武昌起义爆发后，唐群英率女子北伐队助攻南京玄武门，她手使双枪带领全体女兵迎面冲击，迫使两江总督出逃，南京光复。1912年，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写入男女平等条文，她率同多位女同盟会员极力争取，情绪异常激烈。据说，她曾因国民党新党纲中未恢复“男女平权”，掌掴宋教仁。1912年至1930年，她先后创办近十所女子学校，为之负债累累。晚年生活凄苦，南京国民政府给予救济。1937年，唐群英于家乡病逝。
戊辰战争：一场决定明治政府命运的内战。1868年1月，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德川庆喜则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非法。战争随即爆发，天皇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展开激战，德川庆喜败走。天皇军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的最后据点五棱郭。戊辰战争为日本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奠定基础。
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政权内部发生分化，遭受排挤的政治势力退出政府后，掀起了反对专制体制、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政治及社会运动。包括开设议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租、地方自治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等。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后，运动仍延续。自由民权运动是对明治政府的政治性鞭策，目的是促进政治体制改良。运动对日本近代党派的出现和思想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女学杂志：日本近代最早期的女性教育启蒙刊物。日本近代文化人，明治女校发起者岩本善治主持编纂。主张通过传统美德和西方教养的融合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该杂志聚集了一批崇尚自由的文化人，广泛报道国内外妇女相关话题，积极介绍国外女性的生活动态，对促进日本女性的思想解放有突出作用。
北村透谷：日本明治时代浪漫主义诗人、文艺评论家。1868年出生，少年时代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脱离政治，决心通过文学实现内在生命的解放。1889年，他以故友的口吻创作自由体长诗《楚囚之歌》。1891年发表诗剧《蓬莱曲》，在日本近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1893年，发起创立《文学界》杂志，聚集一批向往人生春天的青年作家。他与石坂美奈的热恋，激情迸发轰轰烈烈，冲破重重阻碍结合，但婚后生活堕入贫乏的琐碎。有了这番体验，他和学生斋藤冬子的忍恋，只能隐而不发。因对诗人的自由和理想世界的破灭，1893年岁末，他在自家阳台用短刀刺破喉咙自杀未遂。1894年5月15日夜，他在自家院内自缢身亡。
伊藤野枝：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作家及女权主义者。1895年出生于贵族家庭，在女子学校就读时热爱文学。1915年，伊藤加入《青鞳》社，发表小说和评论宣传女性权利。杂志后期成为总编辑，使刊物在思想上更加激进。她与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恋爱时，后者已有妻室，女权活动家神近市子是其情人。大杉荣认为，自己同时爱着三个人，不必选最重要的，但三个女人均不同意。1916年，伊藤与大杉荣在公园散步时，牵手并亲吻他，当时是很出格的举动。大杉荣告诉了市子，在三人外出旅行时，市子将大杉荣刺伤。他在住院时又失去了妻子。之后，伊藤和大杉荣在一起，但两人未正式结婚。他们一起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日本国体发起挑战，被当局视为政治上的异议者。1923年9月16日，她和大杉荣连同外甥，同日被宪兵队捕杀。
军部：日本明治维新后伴随近代军事化组建起来的，对外发动战争的军事指挥枢纽。包括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等。上世纪30年代后，日本军部逐渐脱离政府掌控，1945年因日本战败解体。
长谷川照子：世界语学者和作家，支援中国抗战的日本女性。1912年出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加左翼文化活动。1936年，她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恋爱并结婚，被日本媒体称为“赤色之恋”。1937年，两人回到中国，她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武汉外围展开激战，长谷川照子来到汉口设立电台，用流利的日语向日军广播。武汉沦陷后，她来到香港继续反战广播，此后辗转到东北，为杂志编写反战文章。1947年1月，她因绝育手术意外去世，不久刘仁也因病去世。两人被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她在中国用笔名：绿川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