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急于甩掉包袱

195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卫戍区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电报。

电报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伪满各大臣，一起被引渡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电报，就引渡溥仪一事做了些具体指示和交代。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出访苏联。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来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跟以及战略角度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予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主席在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客观地说，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固然令苏联高兴，但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还存有不少疑虑和戒心，以致毛主席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这不仅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会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会主动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中国引渡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移交给谁，都将成为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大搞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在对华关系上，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这些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在苏联生活了5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移交给中国，既可令中方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一天，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对毛主席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主席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问。

毛主席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和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具体引渡方案在几个月后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