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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们之于社会,就像鲑鱼之于大海

我们人类也像鲑鱼一样,在父母身边长大,而后投身社会的洪流,学习,工作,交友,创造和体验自己的生活。

如果鲑鱼的洄游是悲壮激情的生命旅程,那么我们人类的洄游则是爱恨交织的心灵轮转。

我们之于社会,就像鲑鱼之于大海

鲑鱼,一种神奇的洄游生物。

它们在淡水中出生,长大后,顺流而下到大海里生活,待到生殖成熟期,又跋涉千里,溯游而上,回到出生的地方,产卵,然后死去,变成小鲑鱼的原初养料。将来有一天,受到神秘昭示的小鲑鱼,也会像先辈一样,义无反顾地重演那一切。

我们人类也像鲑鱼一样,在父母身边长大,而后投身社会的洪流,学习,工作,交友,创造和体验自己的生活。待到谈婚论嫁时,循着某种熟悉的味道,找到和父母相似的人,与之结婚,重温儿时原初的生命基调。

如果鲑鱼的洄游是悲壮激情的生命旅程,那么我们人类的洄游则是爱恨交织的心灵轮转。

生而为人,我们天生害怕孤独

关于人类为何天生“光溜溜”,一直有各种猜想,至今也没有定论。有人说这是因为人类喜欢没有体毛的伴侣,也有人说甩掉体毛是为了减少寄生虫,还有比较开脑洞的观点——历史上的人类曾经住在大海里,甩掉体毛是为了减少阻力。

“散热说”是目前公认最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早期人类需要长时间奔跑捕猎,所以甩掉体毛,增加汗腺,更有利于生存。

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人类之所以是如今的模样,都是因为我们有长成这样的必要性。经过百万年的进化——基于世代先祖的共同需要——如今我们拥有一副堪称奇迹、构造复杂、精巧灵敏的身体。我们灵魂居住的躯壳如此复杂,以至于有人想象我们并非进化而来,而是被某个神秘的力量设计而成。而在我看来,那所谓神秘的力量,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潜意识——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确实经过刻意的设计,只不过,那个设计师正是人类自己。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智慧,绝不会无缘无故呈现某个样貌。作为潜意识和隐喻解读专家,我认为体毛的脱落,象征着先祖们放弃一部分自我的防御,勇敢地袒露脆弱,以便与他人连接。这是人类为了强化群居生活而做出的最优选择。因为人越脆弱,就越恐惧落单,越渴望和他人聚居在一起,以共同应对外部危险。

人类族群正是因为脆弱,才逐渐壮大为地球的霸主。这是多么神奇的因果关系啊!

我们需要爱,渴望被拥抱,恐惧被抛弃,都是被写在基因代码里的。这恐怕就是我们天生喜欢人群,渴望被他人认同和喜爱的原因,也是我们不自觉地模仿别人——看见别人打呵欠,自己也想打,听到别人笑,自己也想笑,看到别人悲伤,自己也落泪,听说别人买房买车,自己也想买的原因。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不自觉地模仿他人的特性,是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细胞在发挥作用。镜像神经元是近些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目前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发现的部分,但科学家们的共识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模仿能力、共情能力都建立在镜像神经元的功能上,甚至有人认为,镜像神经元细胞之于心理学,就像DNA之于生物学。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我们的身心设计都是基于自身的需要,人类究竟为何需要镜像神经元?尤其是,模仿他人(和别人一样)的能力对人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把你的情绪装进我的心里

“讲完这些之后,你此刻的感觉是怎样的?身体如何?情绪如何?”

这是我在咨询中常问来访者的一句话。

来访者可能会说,他感到胸口发闷,或头疼头晕,或浑身流汗,或周身僵硬;他们还可能会说,此刻感到又伤心又委屈,还会有一些愤怒;但他们也可能会说,身体和心里都是一片空白,感觉不到什么东西。对于后者,我通常会聚焦一下自己的感觉,然后告诉他们,我倒是体验到了一些感觉,而我认为这可能与他有关。大部分时候,我对自己感觉的分享,都能令来访者有所触动,能让他们尝试去进入自己的感觉。

曾经有来访者惊奇地问:“我一直知道,我和我的心之间有一堵厚厚的墙,所以我感觉总是木木的。你是怎么穿透这个墙感受到我的呢?”我忘了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肯定没讲镜像神经元细胞如何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的非语言交流——态度、想法、情绪、情感、意图等,都是建立在镜像神经元的生物基础之上。

我们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细胞,主要用于储存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在看到、听到、想到别人的动作时,也本能地做出相似的反应。在镜像神经元细胞的活动下,我们可以对他人感同身受,只通过间接的体验——阅读、听音乐和看电影——就能被调动起相应的情绪和身体感觉(比如,明知道动画人物是虚构的,但你依然会为主人公的遭遇而流泪)。

因为镜像神经元细胞的作用,我们甚至会把别人的想法和情绪装进自己的心里,并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心理内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这样的心理现象——人们会替悲伤的父母流眼泪,会替焦虑的伴侣烦躁不安,也会通过抱怨父母或伴侣来“加强”情感上的联系——前者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后者则把自己的情绪丢给别人。通过这种情绪共享(感同身受)的方式,人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变成休戚与共的整体。

如果脱落浓密的皮毛,是为了加强族群连接,那么先祖们设计出镜像神经元细胞,也是一样的目的: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的层面,人类族群都天然地向往、擅长、依赖群体生活。镜像神经元细胞让我们快速而又准确地解读他人的意图和情绪,并调整自身的状态予以回应(心理创伤会损伤这个能力,带来一系列现实、心理和关系的困难),这有助于群体凝聚在一起,发展出深切亲近的情感联系,从而齐心协力地应对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这恐怕就是人类族群壮大至今的根本原因。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可是真相和想象,就像普通相机和美图秀秀的距离。我曾经说过“优点和缺点是孪生兄弟”的观点,那么镜像神经元细胞也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存在:它为我们提供与群体间生物、情感、社会的连接,但也为我们感知自己、成为自己、作出选择等带来诸多困难。

来自基因的“全民创伤”

虽说在身体的构造上,所有人都因镜像神经元细胞而能够进行非语言的交流,但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思维模式、处事风格、生活态度等方面,依然有着明显差异。往小一点说,我国疆域辽阔,造就的历史和文化丰富多样,因此,不同省份的人在性格特质、生活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也有诸多不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是一句俗语,还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语言等内涵。我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除了建基于生物基因,还深受地理环境,以及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人类的进化和历史,本质上就是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如果说农业社会的人们热爱土地,致力于各种农业生产,那么滨海地带的人们就热爱海洋,大力发展渔业、盐业、海洋交通和海外联系。在这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环境的人,自然也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思想、精神、规则乃至文字和语言。可以这么说,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让全世界的人拥有形态各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毋庸置疑的是,生产力越落后的地区,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就越弱,对集体和环境的依赖程度也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换种说法就是,人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并和环境趋同。或许这也可以解释,落后地区的人为何更在意别人的看法,更渴望“和别人一样”,更在意“面子”了。

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之后,我们早已走过了工业文明,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信息文明里,甚至已经能望见智能文明的大门。然而在思想和意识的层面,却有一种仍然生活在农业文明社会中的感觉。这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感觉,却让很多人难以尊重自己的独特性,极度渴望他人的认同,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和选择来寻找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价值感。就像一个成年人,某部分的记忆却停留在童年时期,绝对认同过去的经验和感觉,以致无法调动当下的能力和资源去创造自由自主的生活图景。

2020年初夏,我曾在一天之内接到两通电话,分别来自一位长辈和一个朋友。他们一会儿扮作三农专家口吻,一会儿又变身医疗专家,大谈国家的粮食政策和疫情势态,然后认真地建议我,赶快买一些大米囤起来。我对长辈表示了感谢,却跟朋友聊了一会儿。我问她,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说法。她大约是听出了我的质疑,静下来想了一会儿,情绪能量立刻降下大半。朋友告诉我,她先是被一个朋友“好心”提醒,然后就给父母打电话讲这件事,父母有些慌,放下电话就往超市跑,到超市一看,发现收银台很多人排队在买大米。父母转头又打电话给她,报告所见所闻。她立刻就神经紧张起来,认为事情是真的,就开始挨个儿给朋友们打电话,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人们被焦虑和不安全充满,会本能地渴望回到群体中,找到可信任和依赖的人,诉说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感受,以缓解那些难以忍受的情绪体验(出于自尊的需要,有些人会把求救包装成善意的建议)。当别人认同了我们的感觉,甚至通过眼神、表情和身体语言与我们的感觉同步,甚至模仿我们的行为,我们会感到自己被安抚。但是在这个讲述和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加入幻想的成分,导致情绪被夸大,严重脱离现实,让人们进入集体创伤的状态。

这种类似“全民创伤”的现象,一方面是镜像神经元细胞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基因被设计了模仿他人的程序),也受到后天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建基于农业文明),还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关。

我说的话,没表达我的心

30岁的任武讲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梦。

梦里他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年,正和爷爷在农田耕种。爷爷赶着牛,在前面拉犁,他扶着犁,在后面犁地。磨得铮亮的铁犁,翻出带着湿气的黑色泥土,肥沃的黑土地。这时候他一抬头,发现天上正在下诗,一片一片的诗,飘飘洒洒地落到他的头上,肩上,落到黑土地上,又被泥土卷裹到地里。

“我伸手接了几片诗,一个一个的文字!”他带着陶醉的神情,喃喃自语,仿佛又回到那神奇的梦境里。

人的梦境,除了和自身的潜意识有关(反映梦者的思想和内心体验),有时候还蕴含着集体潜意识的精华,偶尔还会有超出人类经验的内容。这是一个文学的梦,一个哲学的梦,也是一个集体潜意识的梦。

一片片来自远古的语言和文字,携带着祖先的精神基因,飘洒到头上,又种到黑土地里,成为粮食的肥料,化作精神的秧苗,最终入驻到我们的身体、心灵和思想的无意识中。这个梦境的主人公任武觉得,他是生活在语言和文字里的,他被祖先创造的语言和文字影响着,塑造着。在我看来,其他人也是一样。

在我们出生之前,山川湖海、大树花朵、鱼鸟蛇虫,都已在地球生活许久许久,作为一种古老的符号系统,人类使用语言和文字,也以歌谣、典故、书法、戏剧等形式流传了几千乃至上万年。当我们离开母亲的子宫,来到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游进了语言和文字的海洋,闻着气味,品着味道,辨认文字和语言的意义,学习和使用它们,和他人建立联系,找到在社会上的位置。

但整个过程远非文字所述的这么简单。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假若语言和文字能够承载一半的内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才有专门的修辞学、文法学等学科,好让我们学会更准确的表达)。法国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家拉康认为,我们说出的话,永远不可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甚至把语言视为“对物和人的杀戮”。

拉康认为,人类的语言文字和电脑病毒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有遗传、变异和进化的能力,都具有很强的传播性、隐蔽性和感染性,都有默默潜伏的特点,都会被某些偶然因素所激发,都对操作系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社会关于好坏、美丑、对错的规则,早在我们发展出自我意识之前,就已经通过语言和文字强行植入潜意识深处,它们代表的象征性概念、价值和意义,在不知不觉之中,对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感知系统形成控制力,筑起束缚思想和心灵的藩篱,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主权。古代的乡约、祖训、家规,对于男人和女人“应该怎样”的约定俗成,对于性的态度和观念,就属于这样一种存在。

由于深知语言和文字对自我潜意识的影响力,每当我听到来访者用某个语汇来形容自己,总会进一步追问,在他的理解里,那个词具体指的是什么。比如爱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爱情是对方为他付出金钱和时间,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些人认为,爱情是自己强烈地想要为对方付出一切,忘了自己,与对方合二为一;还有一些人理解的爱情则是对方向自己敞开心扉,信任他就像信任自己,无所保留地分享所思所想。

看起来和他人一样,让我觉得安全

1894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来到中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研究中国民族性的著作。在这本书里,表述了中国人的优点,但更多的是负面特性,比如麻木不仁、缺乏诚信、互相猜疑、没有同情心等等,据说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被这本书的观察和总结深深震动。辜鸿铭对此做出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

辜鸿铭所说的“不够深沉”,其实意指阿瑟·史密斯的片面性。他作为外来者,并不能理解中国人呈现某些行为和性格上特质的原因。19世纪末的中国底层人民在非常恶劣的政治、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过着朝不保夕、随时殒命的生活,所谓的麻木不仁,其实是求生本能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在身体殒灭和精神麻木之间,选择后者,起码能保障后代繁衍。

社会适应能力是现代社会评估一个人心理健康度的重要指标,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适应能力却是关乎生死的重要能力。

所有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调整自己,遵守固有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用社会许可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否则就可能失去社会身份(出轨可能会导致离婚),失去自由(犯罪会被关进监狱),乃至失去生命(危险驾驶可能致命)。

我们适应社会的方式还包括:

1.拥有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

2.呈现社会认可的素质品质;

3.懂得如何与他人交流和合作;

4.去做社会认为“对”和“好”的行为。

要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实现个人的目标和价值,上述几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做法。

这个适应社会的过程是我们被社会塑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们主动向社会靠拢的过程。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这个过程,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所谓的社会化,其实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古人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说过于武断,却也能从一个侧面道出人的天性中,就是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人。如果说古人排斥异族,是考虑到部族的人身安全,那么现代人排斥异己,则是为了心理上的安全。无论是生物基因的设计,还是社会期待的原因,人在潜意识里就是要和他人趋同。

那么,在趋同社会和自我需求之间,人们是如何找到平衡的呢?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详尽描述了中国人如何用两套不同的标准对待外人和自己人,在两套标准之间切换得灵活自如,在繁杂的人情世故中左右逢源,既没有挑战社会规则,又满足了个人小欲望,真是一种神奇的本领!在行文表达中,孙隆基对此隐约表达了否定的态度,甚至透出某种深恶痛绝的意味。但在我看来,作为没有长时间在祖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他确实无法理解,那其实是一种精妙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表现。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会感觉更加自如,因为他熟练掌握了社会所需的技能——除了谋生技能,还有人际技能,顺应社会标准的技能,调动和使用社会资源的技能。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思潮融汇在一起,导致我们对同一个现象总有截然相反却又逻辑自洽的观点。比如,“人心隔肚皮”和“日久见人心”,“金钱不是万能的”和“有钱能使鬼推磨”,“好马不吃回头草”和“浪子回头金不换”等等。如此复杂的社会规则,不但要能准确理解,还要能举一反三,随时整合变化,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大部分中国人却能很好地掌握和使用,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力。

然而,物极必反。

当一个人过于适应社会,可能就会弄丢了自己。这也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的原因。当我们忙着追求社会认为“好”和“对”的东西,忙着把自己变得和他人一样,确实会不知不觉中忘了自己是谁,失去了和自我内心的联系。这是很多人总是那么焦虑,那么急匆匆,无法安于当下的根本原因。

个人习惯PK群体习俗

有一天傍晚,我和八岁的儿子在河边散步。他忽然问我:“为什么我和爸爸姓何,你姓肖?是不是如果生了男孩,就随爸爸的姓,生了女孩,就随妈妈的姓?”

我答道:“也有人随妈妈的姓,但那是少数人。大部分人,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随爸爸的姓。”

“为什么?”他停下脚步,天真地看着我。

“这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习惯。在古代的时候,所有孩子都随爸爸的姓,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什么呢?”

“古代的社会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男人是女人的领导,在一个团队里,肯定是领导说了算嘛。男人作为领导,就规定有了孩子,得跟男人的姓。”

孩子扑闪着眼睛看我,似乎认定我还有更多答案。我想了想,又补充道:“现在的社会,男人早就不是女人的领导了,男人和女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大家觉得没必要去改一个延续几千年的习惯。一方面是改变习惯很麻烦,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无论孩子随谁的姓,都不影响爸爸妈妈爱他啊!”

他终于感到满意,蹦蹦跳跳往前跑去。

习惯这个东西,确实很有意思。一件事做久了,就成了习惯,一个规矩执行久了,就成了习俗。习惯属于个人,习俗属于群体。哪怕并不理解某个习俗的意义,人们也还是会循着惯性去执行它,就像潜意识里镌刻了内置程序一般。也许有些人并没细想过“为何随父姓”的问题,但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取名字时,就自然地冠以父姓。

我们如此认同习惯和习俗,是因为这能给我们带来秩序感,而秩序可以提供稳定感和安全感。用习惯和习俗构成的秩序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纵观人类的历史进程,无论古今中外,文明总是兴起于秩序井然,毁灭于战争乱世。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和无序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人类努力发明用以改造环境的技术,以便找到和规范尽量多的秩序。

我们为天地自然命名,区分春夏秋冬,发明了时间的概念,研究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地理,我们还规定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形象,发明了婚姻和家庭的概念,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社会、生物、心理等各个层面,为人们指引思考和行为的方向,我们甚至通过考古去探索世界的发展规律。我们用各种方式,把生活简化成习惯(冬天要穿棉衣御寒)和习俗(春节用来走亲访友),这不但让我们感到稳定和安全,还能节约时间和精力(有了习惯和习俗,无须思考试错,就能顺利应对很多事),用于发展和创造。

任何事物都有一体两面的特性。

习惯和习俗,为我们创造了秩序,却同时又成为束缚我们的无形枷锁。我们会从法律法规和道德风俗上感受到束缚,因为那是社会加诸给我们的东西。然而我们很少能感觉到,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习惯——尤其是潜意识的习惯——如何束缚了自己的心智和眼睛,让我们变成无意识的代理人,而不是拥有自主意志的个体。我们尤其不容易感觉到,身为普通人,对社会高度依赖的普通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或被动或主动——受到社会的影响,以及,当社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时,我们如何沉浮其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选择,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