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过去数十年，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点：自由市场——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流动不受任何监管的市场——是自由的基本形式，而自由本身也可以起到市场的作用。企业所有者的自由，出售自身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这些都是能让我们保持自由的市场机会，也让我们得以展现出社会一员的身份。这种狭隘、局促的看法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处处包围着我们。
然而，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世界观如今正在土崩瓦解。在这个政治动荡、不安全感泛滥、流行病肆虐的时期，人们渴望回到一个不受市场控制的世界。他们的渴求在政治上的声势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他们要求政府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并在各个方面压制有可能吞噬我们整个生活的市场。
这些政治要求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尘封许久，鲜有人记得。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在为摆脱市场、获得自由而奋斗。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汲取力量，得到经验教训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与自由市场的斗争尽管古老，最近也在我们周围重新蓬勃发展起来。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有一社交媒体账号短暂现身，即轻博客网站“汤博乐”（Tumblr）上一个题为“我们是99%的人”的页面，上面全都是经济如何困顿的故事。人们说出的头号问题，也是整个网站上随处可见的恐惧，来自助学贷款债务和医疗账单。把人们吸引到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是一个想法，他们希望有一个市场以外的空间，一个不受债务支配也不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受影响的空间1。后来，在市场之外得到生活必需品的渴望，在2016年和2020年的民主党初选中都成为热门议题。突然之间，关于免费上大学、关于单一支付者全民免费医疗的辩论满天飞。跟工作场所有关的陈旧议题也被重新翻了出来，其中就有劳苦大众为了在各州、各城市通过最低时薪15美元的规定而付出的诸般努力。以前的守门人希望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设想能对市场保持更友好的态度、采取渐进的措施，但如今他们看到，这些辩论越过他们，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即便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后，这股力量仍在蔓延，激励着全新的一代人竞选公职、改变政治辩论的局面。
在最近关于社会主义有多大吸引力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也反映了这股力量。其中一项民调的标题这样写道：《独家调查：美国年轻人越来越欢迎社会主义》。另一项民调的标题则是《相比“资本主义”，Z世代2更喜欢“社会主义”》。2019年初的一项民调发现，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将近50%的人“更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18岁到24岁的人群中，有61%对“社会主义”一词看法积极，而55岁以上人群中有同样看法的还不到29%，形成了鲜明对比。年轻人更有可能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全民医保，大学也应该免费就读，不过这些观点在这个年龄段以外也同样很受欢迎3。
保守派对这一发展的反应可谓预料之中，既如临大敌又十分鄙夷。然而，人们很容易忽略这股新的政治力量背后的推动力，以及由此激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这种态度的核心思想，就是拒绝历史学家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指出的“市场依赖”，即市场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伍德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在组织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方面扮演了史无前例的角色，人们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得到最基本的实现自我繁殖的条件”。这个时代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而市场依赖冲破试图遏制它的重重努力，站稳了脚跟4。
人们用市场来做交易、交换物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天跟历史有所不同的是，经济已经重组，我们对市场的依赖在扩大和加速，并已渗透社会的各个方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声称市场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但我们也同样对市场产生了依赖。伍德指出，决定了我们现在如何面对市场的，“不是机会，不是选择，而是强制”。我们生活的一应所需都被迫进入市场，我们只能听任私有、追求利润的商业摆布，只能靠自己的支付能力去获得这些必需品。我们的很多需求——从医疗保健到退休金，再到养育子女——都无法得到满足，或是市场所提供的远远满足不了，最后只能遭受越来越多的苦痛5。
如果我们懂得人们抵制的是对市场的依赖，那应该也能看到他们在阐述一种不同的自由理念。人们宣称医疗保健是一种人权时，就意味着站在反对市场依赖的立场上。从这个角度看，市场仍是存在的。医生和护士会拿到工资，核磁共振仪和绷带需要花钱购买，等等。但他们同样认为，不应仅仅根据市场这唯一的因素决定个人能得到什么样的医疗照护。医疗资源应该用于那些生病的人，而不仅是那些生了病还刚好有钱的人。必须遏制市场，支持由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6。工人要求满足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控制工作时长时，也是在声明自己并不仅仅是商品，命运只能根据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来决定，他们是鲜活的个体，理应享有超出这一水准的自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呼唤新的自由时，就是在说要对这种依赖性加以限制。要驾驭市场的这些新颖特征，而不是沦为其奴仆。
这本书想要说的是，真正的自由需要我们摆脱市场，远离其控制。在某些方面需要政府直接向全民提供关键服务，而不是让人民只能仰市场鼻息。这些关键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另一些方面则需要抑制市场的控制力，比如我们的工作时长，以及企业歧视客户的行为等。所采取的形式也许没有一定之规，取决于从技术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属于哪一方面等一切因素。但无论如何，市场依赖都是一种极为不自由的状态，而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对市场在社会中和我们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方式都加以限制和严格界定。
美国人一直都对市场和自由之间的利害关系心知肚明。直到最近，这种历史上一直都有的意识才在公众记忆里模糊起来。在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土地政策、免费大学、最长工作时间、公共日托等议题的政治斗争中，美国人已经明白，市场依赖可能会造成不自由的状态，需要加以限制。但近些年，我们的历史意识被油滑的自由主义幻想蒙上了一层阴影，后者认为在进步时代7和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前，政府在抑制市场方面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按照这个童话故事般的说法，资本主义本身并不需要国家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来打造，而在决定谁能从这个名义上的私有市场中受益时，政府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这一说法大错特错，我们需要找回真正的美国式自由的历史。我们忘了，争取自由的运动，摆脱市场控制的努力，都跟苹果派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美国货。
找回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当前的经济和政治之所以失灵，就是因为过于依赖市场。过去半个世纪，迫于无奈，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经济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那些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并没有坚持限制政府的立场，对于利用政府来让我们更加依赖市场，也毫无愧疚之心。在没有市场的地方，他们会创造出市场并强行推行。在存在限制的地方，他们会对限制拳打脚踢。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挖采社会，搞得我们因为政治斗争而精疲力竭身体掏空，急切盼望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此外，就像科里·罗宾（Corey Robin）和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等作者说的那样，自由派和左翼已丧失了一种原本可以帮助我们描述这一艰难处境的语言，把地盘拱手让给了保守派，即那些认为只有在市场中才有自由的人。他们的看法颇令人信服。但现在人们开始渴望一种新的自由理念，一种植根于公共项目，真正为人民服务、能降低市场依赖程度的理念。为了推动政治和生活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找回这段历史8。
要想自由就必须摆脱市场控制，这一看法跟现在盛行的自由观念截然不同。如今，经济自由，也就是在市场中买卖、在市场中存在的自由，被看成是唯一的自由。哲学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就曾对电影制作人、作家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这样说道：“今天要说平等和自由有什么含义，除了你在市场中能看到的含义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但市场本身就是个不平等的地方。这是个成王败寇的地方，而成败都是完全市场化的民主的自然结果。”9
至于说今天的市场自由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来自自由主义者，他们把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一个区别推到了极致。1958年，伯林让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广为人知，这两个概念通常是指“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和“做事情的自由”。消极自由的定义是你行动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妨碍你，而积极自由说的是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自由，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集体确定下来的10。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体两面，或是关于如何平衡自由和安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之辩的不同方面。然而伯林帮了倒忙，说这两个概念根本上就是互相抵触的。新一代自由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则把两个概念间的那堵墙筑得更加高大。在他们看来，消极自由不仅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也是唯一合理合法的目标。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无论是政策法规、税收、公共项目还是社会保障，都必然会伤害自由的理念11。
另一个故事则刚好发生在经济学家取得优势、占领政策制定高地的时候。关于监管和建构市场的恰当方式，经济学家，甚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都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只需要给人们钱就行了。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对比了平等主义思想的两种观点。第一种他称之为“特殊平等主义”，这种观点认为获得医疗和教育等特定商品的机会不应该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第二种观点叫“普遍平等主义”，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持此观点。普遍平等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监管来改变市场生产商品的方式，不应该直接提供教育这样的商品，也不应该像制定最低工资法那样来干预价格。如果政府真的关心平等，实际上就应该只给穷人现金，而对人们怎么花钱不闻不问。
对这种新近开始产生影响的观点，托宾有如下描述：“那些过度热心的外行一看到人们住得破破烂烂、有上顿没下顿，第一反应就是为他们提供广厦万间，让他们能吃饱穿暖。但是，经济学家对此第一反应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现金收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主义公平理论也开始体现这种观点，他们专注于将经济视为一场巨型拍卖会的思想实验。在这些论辩中，公平问题只关注每一类型的人在这些市场商品的竞标中应该得到多少钱，而不是商品应该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并送达有所需要的人12。
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指出，这种世界观的逻辑结论是，用提供基本收入（例如负所得税）的方式来代替所有公共项目。在1978年的一系列演讲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这在经济中创造了一种特定关系。支持基本收入的人认为，这是“在不破坏经济的情况下对社会最有效的做法”，而且也意味着“把社会作为整体理应向所有成员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的想法束之高阁”。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会完全集中在最贫困人群的绝对贫困上，这一群体跟社会其他阶层在精神上可能都是互相隔绝的13。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一个世界意味着除了对赤贫者，“允许……竞争机制和企业活动……对社会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市场依赖会成为大部分人的生存规则，因为“一旦超过这个门槛，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和家人而变成自负盈亏的企业单位”。（在基本收入提案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金油方案提出时，很多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就是因为背离了更宽泛的平等主义议题。）平等主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确保市场依赖会持续下去，很多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这一观点也越来越成为主流14。
本书是一部人们对市场依赖的抗争史，也是他们由此关于自由的观点和斗争理由如何形成的故事。至于说为什么想要自由就必须摆脱市场控制，数百年来，美国人清晰地阐述了范围广泛并有一定重叠的五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最为直接：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分配跟我们的自由生活所需并不匹配。健康、教育和时间是行使我们的自由权必需的部分条件，因此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大致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这些商品的分配，不应以谁出得起钱为基础15。
第二个理由，就这些生活必需品来说，市场并不能提供可靠的供应。有时候跟社会需求相比，公司没办法生产出足够的商品。人们需要免费的公立大学，因为很明显，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只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无意提供大众教育。保险公司只想预先把那些会从保险中得到最大收益的人排除在外。仅仅补贴那些私营公司，指望他们做好分内之事，只会让这些公司更加拼命去获取这些资源，而不是去提供社会所需的商品。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与此相反，能降低成本，也能确保人们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此外，尽管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单独来看都有无法满足社会所需的可能，但如果看到所有这些市场加在一起也会在经济衰退和大萧条期间失灵，就知道问题实际上更加复杂。需求不足会造成失业率长期高企、产出长期低迷，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市场未能协调好自身的所有活动而已。人们需要受到保护、摆脱市场控制的重要原因，是为了抵消经济周期带来的破坏，而这种痛苦不是哪个人咎由自取，也不是光靠他们自己就能抵挡的。会以这种方式崩塌的市场，不适合我们自由理念的核心要素16。
第三个理由，自由意味着不受专制权力的支配，也不为他人意志左右。美国人认为，如果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反复无常地干涉你的生活，你就谈不上是自由的。市场是一个专制权力极大、控制能力也极强的所在。这一点在劳动合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纸上谈兵的经济学看来，工人只是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老板买入，就跟买卖口香糖差不多。但工作场所一直是如何定义自由的政治战场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人将自己置于工作市场的老板面前，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管这些老板叫“私人政府”，而这种关系跟任何政府权力一样，亦有可能掠夺成性、极力剥削。虽说工人也许可以选择离开，但很多人并没有一走了之，要么是因为在经济大环境中没什么现实可行的选择，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合同条款。老板始终占有优势，因为存在市场依赖，工人需要工作才能生存，才能有继续活下去所需的资源17。
腐败、专制的权力不只存在于劳动合同中，而在所有市场上都广泛存在。想想安然公司怎么操纵能源价格，制药行业的投资人怎么把罕见的救命药物攥在手里，把价格哄抬上天，让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想想那些被欺骗性的金融产品夺走了房屋资产的家庭，在其中有色人种受到的打击尤为深重。美国哲学家德布拉·萨茨（Debra Satz）把这种交易描述为“有毒的市场”。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市场都会带来贻害无穷的后果。在这样的市场上，充斥着其中一方利用另一方在信息和能力上的不对称、利用另一方不堪一击的处境来谋取自身利益的例子。为了维护他们的自由，人们一直在与这种市场抗争18。
第四个理由，随着市场扩大到整个社会，所有东西都变成商品，而不能成为商品的东西就无法得到任何报偿。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土地、劳动力和金钱这样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商品，而是作为“虚构的商品”起作用。土地并不是由谁生产出来的，天生就一直在那里。金钱不是因为谁努力工作而出现的，而是来自银行和政府，是一种记账的方法。波兰尼写道：“劳动力只是人类一种活动的别名，这种人类活动伴随着生命本身，生命本身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现的。这种人类活动既不能跟生命的其他方面剥离开，也无法储存、无法调动。”社会坚决反对将这些要素变成商品。在整个19世纪，也就是波兰尼之前的那个世纪，美国人在跟土地、工作时长和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吵得脸红脖子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些东西完全由市场决定，就是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自由19。
维持人类生命所需要的资源，市场无法保证供给。那些没有能力工作的人，无论因为年老、年幼还是残疾，也都需要生存。完全依赖市场的社会不可能以运作良好的机制繁衍生息，因为所有社会都必须有用于照护的基础设施才能让自己得到补给。人不是电池，不是去工厂里充充电就行了。他们是人，需要关怀、爱和保护才能发挥作用。社会需要抚养和照顾孩童的资源，而这些工作并不要求从社会上得到任何收入。这种有利于社会繁衍生息的照护工作恰恰是市场不会买单的工作，市场只能举债，直到因此出现的赤字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20。
为什么想要自由就必须压制市场，人们给出了最后一个理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相反，市场是一种政治投射，是展现国家权力的一种政府形式。只要想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运作的，就会觉得消极自由的概念无足轻重。就像我们会讨论政府的行动究竟是有助于自由还是会妨碍自由一样，政府对市场采取的措施也需要民主讨论。要拥有市场，没有不偏不倚的道路，任何一个选择都关系重大，尤其是涉及我们有多大自由的时候。19世纪末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尽管那时经济和政府间的界限还没有通过法律清晰划分出来。经济自由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契约权利的想法，那时候还没有人提出过。
金钱和财产是我们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工具。这种关系有政府支持，最后也是由政府来执行所有契约。比如，假设我们有一栋房子。你拥有这栋房子是因为你可以阻止其他人未经你允许就住进来或用来干别的什么事情。你和房子之间并不是你和什么物理实体之间的垂直关系，房子没心没肺，不会知道你和它之间有什么合法契约。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如果你跑到别人家门廊上睡觉，他们可能会叫警察来把你带走。在现代经济中更是如此，因为政府构建了资本和财产的申领制度，这样就能易于资本和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从公司股份到知识产权，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其成分很多都没有反映实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代表了追索利润和收入的权力，这种权力最后都会落入政府手中。一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财产，就会明白我们只能将其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意在管控调节的一种干预形式，再无其他21。
自由社会在某些领域提供最重要的商品，而在另一些领域压制市场。有时候这些通过法律法规和委托授权来实现，有时候则需要以政府直接提供商品的形式。自由社会还致力抑制市场的控制权：让工人在工作场所拥有发言权，而不是只能用脚投票；积极压制商家欺行霸市的行为；确保在市场之外完成的工作会有人去完成，也能得到报偿。所有这些政治目标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既利用市场的创新和活力，同时又降低我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这个更自由的社会是我们要做出的选择。
讲述自由和市场的故事有很多方式。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因为这些斗争经常被呈现为抽象的学术之争，但历史能让你看到血淋淋的斗争现场。如果我们只利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工具来理解这些问题，最终会把一切都归因于市场的自然属性，那样丢失的东西就太多了。如果我们只关注市场如何失灵、政府如何应对，往往会认为市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应该主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利用当前的哲学工具来查验市场扩张到生活中的情形，多半会在精心排练过的关于什么该拿来卖什么不该拿来卖的辩论中歧路亡羊，而忽略普通人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市场威胁。人们会为性工作是否有辱人格唇枪舌剑，但不会有人对带薪工作本身是否有辱人格发表半句评论。关于是否应允许买卖人体器官和非法药物存在大量争议，但很少有人会说，有人因为买不起胰岛素而丧命的社会是不公平的。
历史也给了我们很多故事以资借鉴。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别讨论了土地、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将这些对象理解为商品有多么虚幻。免费宅地、工作时长上限和社会保障的支持者在试图让生活的这些方面摆脱市场的单方面控制时，都遇到了极大阻力。第四章聚焦于罗斯福新政，以及社会保障和《全国劳资关系法》（“瓦格纳法案”）如何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新基准，以应对极端的可能性。
第五章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托中心这一引人注目的案例。军方想要的是轰炸机飞行员而不是卷宗文件，因此他们为女性工作者提供了日托服务，而且不像慈善机构和针对穷人的项目那样经常让受到帮助的女性感到羞辱。战争结束后，妇女们发起了政治运动，希望日托继续开放。第六章讲述了联邦官员如何与民权活动人士和黑人医疗专家联手，利用新鲜出炉的医疗保险计划来推翻吉姆·克劳法22，破除南方医院中的种族隔离。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能够以市场无法自行解决的方式消灭不公平，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七章和第八章讲述了故事另一个方向上的异动，即我们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如何扩大影响，如何把市场当成一种政治武器。第七章关注的是“天下为公”的概念如何从公开上市公司、公共领域和公用事业中被剥离和消失，这是一个迅速展开的重大变化，公共义务的概念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是私有财产”的理念。第八章则聚焦于一百多年来早已成为定规的免费大学转变为学生需要贷款才能上学的过程。意识形态的这一转变以强迫年轻学生在金融市场上变身小企业为基础，法律无中生有，凭空创造了这样的市场依赖。
关于市场和人类的自由扮演的角色，那些过去年代的思想家和活动人士建成了思想和概念的学术弹药库，相比之下，现如今的这些概念看起来无比单薄。实际上，让我们忘记以前我们的认识有所不同，正是这个市场依赖性拉满的时代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古老的传统等着我们去重新找回。眼前极为渺茫的可能性也许会让我们一败涂地、精疲力竭，也无法确定我们究竟能改变什么。这种虚无主义会让我们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但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成功的机会总是渺茫，但人们也总是在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有时，胜利属于人民。
1 Konczal, “Parsing the Data and Ideology of the We Are 99% Tumblr”;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84-87.
2 Z世代（Generation Z）是美国及欧洲流行用语，指出生于1995—2009年间的人，中文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千禧世代等，受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影响极大。——译者
3 Kight, “Exclusive Poll: Young Americans Are Embracing Socialism”; Salmon, “Gen Z Prefers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4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2; Wood, “The Politics of Capitalism.”
5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6-7.
6 关于如何恰当分配医疗服务资源，把生病的人包括进来，见Williams, “The Idea of Equality”。
7 进步时代是指1890—1920年间，美国历史上一个大幅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现代化的时代。这段时期的美国政府由共和党长期执政，在36年间主政达28年之久。进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以揭露及削弱政治豪强及其利益集团的方式净化美国政府内部的腐败，同时进一步建立直接民主的参政方式。进步派也试图通过反垄断法监管拥有垄断权力的托拉斯集团，以促进公平竞争及保障消费者权益。——译者
8 Robin, “Reclaiming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Robin, “The New Socialists”;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9 Taylor, Democracy May Not Exist, but We'll Miss It When It's Gone, 33.
10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1 关于伯林的贡献对论辩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更让人云里雾里，见Pettit, Republicanism, 17-20。关于伯林与罗斯福新政，见Cohen,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171-172。
12 Tobin, “On Limiting the Domain of Inequality”; Satz, Why Some Things Should Not Be for Sale: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63-66.关于这段时间经济学家的势力日渐增长，见Appelbaum, The Economists' Hour。关于拍卖会中的公平公正，见Dworkin, “What Is Equality? Part 2：Equality of Resources”。关于与右翼势力上升相伴随的关于拍卖会的政治观点，见Forrester, 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208-214。
13 关于负所得税，见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0-195;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203-204。
14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206.完整讨论关于基本收入的政治观点超出了本书引言的讨论范围。如欲了解与基本收入有关的更多细节，可参阅Lowrey, Give People Money和Hughes, Fair Shot。对基本收入的相关批评、评论，见Gourevitch, “The Limits of a Basic Income: Means and Ends of Workplace Democracy”以及Bergmann, “A Swedish-Style Welfare State or Basic Income: Which Should Have Priority?”。
15 关于商品与社会意义，见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Rahman, “Losing and Gaining Public Goods”。
16 关于提供者缺乏弹性的情况以及由政府来提供上述服务，参见Mason, “Public Options”。更一般的讨论见Sitaraman and Alstott, The Public Option。
17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来自共和国的自由传统，尽管总的来说，这种传统最近的复兴并没有对市场加以严格限制。见Pettit, “Freedom in the Market”。有一种行之有效的纠正方法，见Gourevitch, “Labor and Republican Liberty”。也曾有人试图将共和政体的统治理论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这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复兴，参见Gourevitch, From Slavery to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以及Roberts, Marx's Inferno。
18 Satz, Why Some Things Should Not Be for Sale: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94-98.
19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0 Fraser,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21 Fried, The Progressive Assault on Laissez Faire: Robert Hale and the First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51-53; Cohen, “Freedom and Money”; Pistor, The Code of Capital, 3.
22 吉姆·克劳法：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要求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