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四个都柏林人——王尔德、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不愿轻易承认互相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其中有些属于史事。1883年，十八岁的叶芝慕名前去聆听王尔德的讲座；1902年，二十岁的乔伊斯初见叶芝，告诉诗人说他已经太老；1928年，二十二岁的贝克特经人介绍认识了乔伊斯，从此成为其好友，但谈不上亲密；两人的关系经历时间洗礼而深厚。王尔德和叶芝互相敬重并且评论彼此的作品，甚至间或探讨相同的主题。乔伊斯认为王尔德是英雄般的受害者，在他后期作品中不时引用或提及王尔德。贝克特对其他三个人的作品都很熟悉，尤其对乔伊斯的作品了如指掌，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将《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安娜·利维亚·普卢拉贝尔》部分翻译成了法文。

除了这些公开承认的文学上的紧密联系外，还有私人交往中的感人时刻。1888年，王尔德邀请叶芝共进圣诞晚餐，似乎是因为叶芝在伦敦没有亲人，便对他格外照顾。叶芝则在王尔德因猥亵行为被起诉时为他四处申诉，打抱不平。几年后，叶芝清晨起身，六点钟就到尤斯顿火车站接乔伊斯，请年轻人吃过早饭，又带他去伦敦各大编辑部找工作。另一个场景是贝克特因斗殴被刺伤住进医院，乔伊斯满怀同情地默默坐在他的病床旁边。贝克特和叶芝第一次见面时，叶芝就颇为欣赏地背诵贝克特诗作《婊子镜》（Whoroscope）中的句子，令贝克特既惊讶又高兴。

而我们是以其他方式把这四个人放在一起来说的。他们相继触及我们意识中的大部分领域。王尔德漫不经心地走向其厄运，途中还不断打趣我们，不如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富有魅力，又嘲笑法律毫无智慧。叶芝竭力通过想象丰富的激情来克服平庸，变革现实。乔伊斯以毫不妥协的积极态度将非英雄和仿英雄转变成英雄，将平凡写出诗意，将宗教和国家一笔勾销。贝克特怀着其他人所肯定的相同激情去否定，但有时又显露出与他们类似的滑稽和格格不入感。这四个人似乎都以现代作家的姿态，驱除并颠覆一切——除了真理。

也许可以说，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而他们自己所不曾察觉的相同之处开始显现：一样都是背井离乡、诙谐风趣、晦涩难解、言辞激烈。这几个都柏林人，出类拔萃、自鸣得意，即便自认潦倒之时也要摆足阔气，就像叶芝诗中的毕达哥拉斯，有着金股(1)。他们提出又挑战自己的假设，他们逡巡于艺术和反艺术、愉悦和恐惧、接受和放弃之间。他们都来自同一座城市，这一点说明不了什么，但他们和祖国一样，为独立而苦战，蔑视外部强权的占领，同时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些特质并非爱尔兰独有，但是在爱尔兰得以集中体现。凭借这四个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这个曾经被迫归属于帝国的城市重获力量，以另一种统治权，即艺术的统治权，影响整个世界。

理查德·艾尔曼

于埃默里大学

1985年6月27日

(1)　指叶芝《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的诗句：“举世闻名的金股毕达哥拉斯。”（World-famous golden-thighed Pythagoras.）——本书注释皆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