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经济思想的演变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生态经济思想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经济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但他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经济思想。虽然生态经济学是在马克思逝世几十年后创立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中，有大量的与生态经济问题有关的精辟论述，为我们当前研究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思想于19世纪40年代形成并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发展，其中主要标志性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资本论》等，主要内容包含自然生产力思想、生态发展思想、生态科技思想和生态消费思想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产力思想

马克思给自然生产力下的定义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资源”［82］，如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水、土壤、森林、矿藏、各种动植物等。

马克思把生产力划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联合生产力和个人生产力等具体形式。从另一个角度，把生产力又划分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前者指自然物本身蕴藏着的有助于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后者指人类改造自然从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指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83］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自然资源变成财富，“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了它来进行资料的生产。”［84］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85］在《资本论》中，他也多次强调商品是自然物质[1]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同样数量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86］，而这些自然物质，如“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87］都来自自然界。显然，马克思肯定人本身的自然力与天然的自然力是社会生产的两个原始要素，这就是说，劳动力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天然的自然力协助人类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增加人类福利。人类在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中离不开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要充分利用和借助自然力。“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而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88］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既包括“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也包括“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周围的自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生产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科技思想

科学技术具有二重性，既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能实现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生态化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功能的著作，但在许多文本中论述了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功能。马克思描绘了很多因科技进步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的新举措。尤其是他对工业废物资源化的分析与思考，体现了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功能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很早就把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看作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是“科学劳动”，它也会“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科学劳动的首要内容就是认识自然，从“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产过程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的需要服务。恩格斯曾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由此可见，关注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来处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主张。

依靠科学技术进行废物利用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科技观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曾提到“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的形式上本来不能再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的性质。”“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成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苯素），近来甚至把它变为药品。”［8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依靠科学技术对工业原材料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某一种原材料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所形成的各种工业企业的合理配套和综合发展的问题。

依靠科学技术减少废物的产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科技观的又一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废料的减少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同时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90］比如，磨谷技术的极大改善，即按照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原理进行改造的磨谷技术，产生的废物显著减少；运用新发明的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加工亚麻，极大地减少了废物的产生，等等［91］。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发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术语，但在他们的许多著作当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生态化的思想和观念。随着全球生态化危机的日益加剧，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发展思想对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自身和后代的生存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否则将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2］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时指出：“在农业中（采矿业也是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9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依我说，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94］由此可见，那时马克思就认为，一味追求物质财富，不顾及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是有害的劳动，反对离开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谈劳动和生产力。此外，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95］这就指明了环境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都具有维持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这就是说，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自然再生产能力的强弱，关系到自然给社会再生产提供的资源数量上的多少和质量上的好坏，从而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论述了大量的关于工业废物资源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工业废物的再加工和再利用是减少环境污染和节约资源的有效手段，这与人们今天提出的循环经济的内涵非常相似。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句话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马克思提出了循环型的工业生产模式，打破了原料和垃圾的截然界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废物资源化的思想，实质就是要发展循环经济，减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59］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消费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消费思想体系由适度消费理念、循环消费思想和均衡消费理想三个有机部分构成。适度消费理念突出消费的生态理性、量的适度和质的提高；循环消费思想强调对消费品的循环利用；而均衡消费理想则重视消费在空间上和消费结构上的均衡［96］。

适度消费的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消费观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应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我们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然后进行适度消费，否则将“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住行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97］。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不得不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上的交换时，必须合理地调节自己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关系，以维护和充分实现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态环境价值。

循环消费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消费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马克思认识到资源浪费是污染的根源之一，强调在消费源头、消费过程、消费后的不同阶段注意减少环境污染，逐渐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消费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土壤。”［98］马克思提出，应使“生产废料再转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使“这些废料本身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9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不平衡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同时，也就包含均衡消费理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启幕的地方。而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0］。“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强调根据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合理需要进行均衡消费，一方面要求消费的欲望满足合理的物质需要，以及将其合理化为人的本质手段和动力；另一方面要求摆脱消费异化，实现人生存价值的回归。“消耗最小的力量”强调合理使用和配置资源，从而达到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经济思想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不断实践、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也逐渐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部文献来阐述生态经济思想，但毫无疑问的是生态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历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理论为指导，结合不同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的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提出了各个时期的生态环境建设策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101］。

（一）生态经济思想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经济思想不断丰富并发展，这些生态经济思想主要通过领导的讲话、会议、文件、报告等形式体现出来。

1.毛泽东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围绕我国生态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生态经济观，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02］。他对于生态经济或生态化的观点体现在考察、访谈等活动方面，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提到自然资源是重要因素；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节约生产促进增产、节约消费反对浪费；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水利是农业命脉等。

毛泽东认为，人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才能维持生存与发展，自然资源是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缺乏资源就难以从事生产活动。这说明毛泽东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曾说：“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103］他要求：“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力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104］毛泽东节约资源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当今生态经济理论的观念。在毛泽东看来，节约就是增产，他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105］毛泽东时期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和林业建设，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指出林业是一个大事业，每年为国家创造很多的财富。毛泽东认为，林业不仅对农业，对其他行业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他说：“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各方面都有利。”“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水利直接关系农业建设的成败，早在江西瑞金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著名论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农业依然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建设，因此，毛泽东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

毛泽东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和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生态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2.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进行了科学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实践，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本原意义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明确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逐步形成。邓小平生态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反对过量砍伐森林，倡导全民义务植树；走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化道路，并以法律和制度加以保障。邓小平生态经济思想对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也大力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了保障。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生态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106］。邓小平认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变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还倡导全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以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邓小平倡导全民义务植树，认为这样做可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邓小平深入思考了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他曾经指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则……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发展持续，有后续。”邓小平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持续的动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生态环境的法制建设也十分重要，认为“制度好可以使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07］［108］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对生态环境给予高度关注。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09］。

3.江泽民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结合中国国情对我党的生态经济思想进行了科学的继承，同时在内容、地位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扩充，标志着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的形成。归纳起来，这些思想主要包括：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高度，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构建更加科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通过国际合作来促进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江泽民积极地传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绿化祖国的思想。1999年江泽民在首都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时说：“只有全民动员，锲而不舍，年复一年把植树造林工作搞下去，才能有效地遏制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沙漠化，为人民造福。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个世纪和千秋万代的大事，必须充分重视，抓紧抓好。”［110］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以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11］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合作，共同探索生态环境建设之路。1994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讲道：“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是相互依存的，无一不需要开展合作。”［112］他认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既具有前瞻性，又有全局性，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思考的结晶［113］。

4.胡锦涛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实现了生态经济思想的纵深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思想；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张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在社会构建上，提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在文明形态上，提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14］。

2004年，胡锦涛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提道：“当前，尤其要坚持科学发展，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上，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村面貌有明显改善；加快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取得新进展。”［115］在2005年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指出当前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的要点之一，即“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116］。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17］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建设小康社会。

5.习近平领导时期的生态经济思想

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生态经济思想，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水土保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不能再走老路，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省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的生态经济思想由来已久，2000年习近平在《关于请求重点扶持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请示》中，作出重要批示：“搞好水土保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18］习近平认为，科学发展观首先还是要发展，其关键在于发展不能再走老路；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发展不能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因此，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119］。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120］。习近平指出：“生态省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搞生态建设，好比我们在治理一种社会生态病，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环境污染带来的‘外伤’，又有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的‘神经性症状’，还有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体力透支’。它是一种疑难杂症，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长期努力，精心调养［121］。”

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主持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2］。在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再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对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23］。在这里，习近平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脱离环境保护发展经济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其和谐统一地发展。2015年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青海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时反复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生态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生态优势就是最大的优势、绿色发展就是最大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正式地纳入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他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上强调，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他的生态自然观不仅结合了中国国情、党情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而且深刻把握住了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规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综上可以看到，习近平对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非常重视，他提出了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他的生态经济思想在考察过程、行为表现和讲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历史演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经济思想的不断演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强调“两条腿走路”“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再演化为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三个文明建设”，再演变为“四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起抓，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到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十八大报告总共有十二大部分，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单独一部分列入第八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正式地纳入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的特殊局势，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确立了物质文明建设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124］。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正式把社会主义文明概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明确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有效地防止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畸形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中提出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良好”“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等要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和“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中牢固树立”，从而使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增加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的共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在我国现代化深入发展，面对社会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借鉴世界各国生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目标［125］。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升华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格局开启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更高阶段演进的新里程，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经历了从“一个中心”到“五位一体”的历史演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正式地纳入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系列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探索、逐步深化到趋于完善的过程。这一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内在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优良品质。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的部署，全面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说明小康社会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到了要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励和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具有重大引领意义。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提到，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健全管理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