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转型升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一、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

国外学者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界定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说明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在微观层面上，Humphrey和Schmitz（2000）认为，产业升级是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以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及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4］。Kaplinsky（2001）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制造出质量更好的产品，更加有效地制造产品，或从事需更多技能的活动［5］。在宏观层面上，为了体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Kuznets（1973）根据各产业的比重来度量产业升级，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各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占优势比重演进［6］。同时，Poon（2004）考察了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及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变化，将产业转型升级定义为生产经营者角色的转换过程，是从生产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转向生产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7］。

我国学者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和引进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刘志彪等（2000）基于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这一观点，把产业转型升级界定为产业内低效企业与高效企业间的资源转移［8］。张耀辉（2001）认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9］。潘悦（2002）认为产业升级过程如上阶梯状递进，即由伊始的“最终产品的加工”，经过“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和“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最终实现“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10］。金京等（2013）认为开放条件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实现产业发展的“从无到有”，即建立新产业。二是促进一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攀升，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以获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11］。刘颖（201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并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并非只是产业结构的改变，而是产业发展能力的改变与提升，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12］。高铂睿和李珊珊（2015）认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产业转型升级：宏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现状，通过特定政策措施，对现存的产业结构各个方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整，以使其达到一种更加优势的状态；而微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则是指在一个行业内，产业间资源存量的再配置，即将生产因素从衰退的产业转移到新兴产业［13］。何璇和张旭亮（2015）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分为产业横向升级和产业纵向升级两类：一类是产业横向升级，即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内及产业间比例的变化；另一类是产业纵向升级，即产业技术进步，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角色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角色转变，其核心内涵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14］。

总而言之，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是一个从关注微观经济到兼顾微观和宏观经济，并且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换、技术创新等纳入了产业转型的内涵之中。简而言之，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向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的“类型”，即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其基本特征是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破坏环境、消耗资源向环境友好、资源再生的方向转型；在发展动力上，是从资源拉动到资本拉动再到创新拉动的转变过程；在要素密集层面，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再到智能密集型转换的过程；在与环境关系上，是从破坏环境、耗竭资源向环境共生、资源再生转变的过程。

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配第-克拉克定理［15］

17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工业比农业的利润高，而商业的利润比工业更高。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首先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然后由工业转向商业。配第阐述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并得出不同产业之间的附加值也不同的结论，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定律）。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在其著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首次提出产业分类方法，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称之为第三产业。英国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在费希尔的基础上，基于国民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运用经验主义方法分析多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得出三次产业结构的依次交替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即最初主导经济增长的是第一产业；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经济增长的主导权转移到第二产业，相应的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人均国民收入大幅提高时，主导权转移到第三产业，劳动力也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这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影响的规律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证实了这种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存在。

2.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16］

在配第和克拉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突破了以往研究采用产业就业人口单一指标衡量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限制，通过分析不同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分布情况及三次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变化趋势，研究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得到了库兹涅茨法则，即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当农业生产力发展到相对稳定时，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随之降低；与农业不同，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水平的提高与投资的不断增加，在工业（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例不变或者略有上升，但是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不断上升的；与农业和工业都不同，第三产业的两个比值都是逐渐上升的。基于人均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趋势，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进行总结，指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如下特征：在数量方面，人口、产量及生产率呈现较高的增长率；在经济结构方面，变革速度很快，经济结构变化首先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继而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在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方面，经济增长是导致技术水平提高、社会制度变化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扩散方面，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国扩散，但是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均衡。

3.霍夫曼定理［17］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库兹涅茨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内部进行了更细致地划分，将工业分为消费产品工业和生产产品工业两个子产业，重点探索消费产品工业与生产产品工业之间的比例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趋势，其中消费产品工业净产值与生产产品工业净产值的比值被定义为霍夫曼比例。

霍夫曼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霍夫曼比例的数值在工业化过程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逐步降低的。因此，按照霍夫曼比例数值划分，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消费品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品工业由于资金和劳动力短缺而发展缓慢，霍夫曼系数为5（±1）。第二阶段，投资方向和要素开始向资本品生产转移，增速开始加快，而消费品工业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增速开始下降或者保持不变，其增速已经落后于资本品的生产，净产值远高于资本品的生产，霍夫曼系数为2.5（±1）。第三阶段，随着二者增速的此消彼长，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规模逐步不相上下，霍夫曼系数为1（±0.5）。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逐步在工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资本品工业的规模最终超越消费品工业规模，此时工业化基本完成，霍夫曼系数为1以下。

4.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18］

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比重的变化，进而研究了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通过研究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探究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均国民收入、需求和投资率，手工业品和初级产品输出率的影响较小。在此基础上，钱纳里将工业化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达阶段。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划分，制造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产业、中期产业和后期产业，各产业分别对应不同时期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初期产业主要包括食品、纺织等部门；中期产业是指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重工业部门；服装和日用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则属于后期产业。

5.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19］

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认为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与一定的产业结构相对应，也就是说产业结构是构成经济增长阶段的重要标志。

罗斯托认为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分为六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阶段；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三是“起飞阶段”；四是“向成熟推进”阶段；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是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角度加以研究。为此，罗斯托从以下几方面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证。

新技术的吸收本来就是一个部门范畴里的过程。按罗斯托的说法，技术创新是具体的，它总是与某一特定部门中的经济问题相联系，也会遇到这个部门在制度上和社会上的所有问题。因此，技术创新能否出现和是否行之有效，是由特定部门中广泛的关系及其特点决定的。

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创新于某个部门之中，是一个与其他部门及整个经济的运转相联系的纵横交错的复杂过程。创新一旦在某一部门出现，通过与其他部门复杂的关联，将对产业结构转换产生猛烈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是由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强有力的、核心的引擎，因为这些具有新的生产函数的主导部门会发出各种扩散效应，从而使经济增长产生飞跃。在此过程中，当旧的主导部门减退时，新的主导部门便会诞生。因此，增长的完整序列就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了，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而这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史的历程。

（二）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变理论［20］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可以划分为两大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前者是非资本主义部门，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率低下，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后者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农业部门高，这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将国民经济发展与经济重心结构转移结合起来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成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是基于三个基本假设提出来的：一是传统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为零或者趋于零；二是由传统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的工资取决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水平；三是现代工业部门的利润储蓄倾向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因此，传统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零，且剩余劳动力成本比现代工业部门低，从而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得现代工业部门可以取得劳动力成本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巨额差额利润。此外，与传统农业部门相比，现代工业部门利润储蓄倾向更高，可以进一步吸收更多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并逐步累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逐步提高，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下降，当二者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达到平衡，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表明二元经济结构完成了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但这一模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不够重视农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无限的劳工供给与现实不符。

2.赫希曼不平衡增长理论［21］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的三大核心内容是“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该理论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投资资金不足，从而无法全面发展和投资所有部门。因此，投资需要有所选择，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特定行业，特定行业主要是指那些“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比较强的行业（部门），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外部经济逐步发展其他行业（部门）。但这一理论比较适用于资源稀缺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阶段不高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指导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间矛盾加剧，此时就要调整结构，尽量实现均衡增长。

（三）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产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周期性，并分析对产业发展具有影响的因素。

1.绝对优势理论［22］

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这一理论从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扩展到各国之间的分工，主张进行自由贸易。他认为，各国进行分工的标准是绝对成本的高低，原则是成本的绝对优势，由于每个国家都具有生产某些产品的绝对有利条件，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后再进行交换，就形成了绝对优势；受此影响，生产要素也必然会由生产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转移，进而使资源得到高效率的使用，产业得到发展。这是亚当·斯密第一次将国际贸易的相关内容融入产业结构的研究之中，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无法解释那些发生在完全不具有优势和具有各种优势的国家间的贸易行为。

2.相对优势理论［23］

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优势理论，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的模型，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得商品的相对成本也不尽相同。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技术差别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别，一国应集中生产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决定了生产要素在这些部门的相对集中，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构成。1817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对该理论进行了表述。这一理论从劳动生产率差异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发生，虽然至今还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但并没有对导致各国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

3.要素禀赋论［24］

俄林一方面继承了赫克歇尔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提出了要素禀赋论，其代表作为1933年出版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该理论提出，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时，产生贸易的原因是要素禀赋本身的结构差异和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这一理论建立在一定的假定条件基础上，即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不会因为生产要素的转移而改变。但实践证明，贸易大多发生在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之间，后来里昂惕夫以美国的国际贸易情况为依据，提出了与这一结论相悖的观点。

4.雁行发展理论［25］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理论。他在对日本棉纱、棉布和纺织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日本某个产业的发展“通常依次经过进口、生产和出口等各个时期，据此我们可将某一产业的进口、生产和出口的雁行发展定式化”，这被认为是这一理论最初的表达形式。他的学生小岛清将这一理论定位为后发国家“追赶型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成熟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过程，主张将动态和静态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在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实施动态的产业转移及分工的垂直化，即产业梯次传递。在1956年，他通过对国内机械仪表工业的实证分析，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与说明。雁行发展模式对日本乃至东亚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后期，日本由于创新不足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雁行发展模式走向衰落。

5.循环发展模式［26］

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Vernon R）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他进一步提出了产品循环发展模式，认为工业先行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式要与国际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产品循环发展的顺序：①研究开发新产品，逐渐占领国内市场；②产业技术成熟，开始出口，扩大国际市场销售；③从产品出口转向资本和技术出口；④在工业后期国家组织生产和销售，进口该产品满足国内市场；⑤研制生产更高技术的新产品……经过这样的循环发展，带动一国的工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占主导的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占主导的产业转变，进而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演进，最终实现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产业转型的方法，1990年后，研究产业转型升级新的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分析法。它是从全球的角度，研究国际分工、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Gereffi（1999）是较早从产业转型升级的层次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产业转型升级被他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产业内部间、地方产业间、国家内部产业间和国际领域上产业的转型升级［27］。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二是产品升级，三是功能升级，四是链条升级［28］。Kaplinsky和Morris（2002）通过研究大量实际案例，发现大多产业在升级过程中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即优先实现产业内升级，当产业内升级到一定的高度后，再转移到另一个产业，实现产业间升级［29］。同时，大量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将产业集群升级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研究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所起的作用，如Humphrey和Schmitz（2004）认为，通过学习各种类价值链和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可以实现价值增值，并且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和治理模式的影响，研究产业重组和升级的机制及方法［30］。蒋兴明（2014）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由产业链转型升级、价值链转型升级、创新链转型升级、生产要素组合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有机整体［31］。李永红和张淑雯（2019）提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要素，为传统产业的发展带来正向效应，解决当前传统产业成本高、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数据化能够驱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成为传统产业发展的方向［32］。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模式，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认为需以科技创新园区为载体，构建适应区域发展的区域性跨国技术转移创新服务网络体系，推进区域主导企业、创新要素向核心园区集聚，打造若干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特色突出的产业集聚区，积极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33］。Cylnn（2000）研究了韩国电子产业的转型升级，发现韩国电子产业的转型升级归因于较高的技术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34］。Kaplinsky和Morris（2002）还提出在全球价值链下，发展中国家本土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要想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可有四种序贯式升级模式，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35］。Schmitz（2004）认为，要想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需解决所需资源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36］。Lange等（2009）提出，从产业演进角度来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途径来看，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嫁接”或“裂变”，或者两种方法融合是重要的途径［37］。樊杰（1993）指出，产业结构单一是导致煤炭区域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38］。张米尔（2003）提出了产业转型的三种模式：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和复合模式［39］。王德鲁（2005）通过分析国内外衰退产业转型实例，将衰退产业转型划分为企业能力再造、产业区位转移、产业延伸和产业创新四种模式［40］。叶蔓（2010）认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要依靠新型产业的植入，彻底改变资源地区对资源的依赖［41］。刘语轩（2009）就资源型产业转型的路径，从政府与市场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42］。曹贤忠和曾刚（2014）运用熵权TOPSIS法对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进行分析和选择，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模式中综合指数较高的是整合集群模式，其次是价值链攀升模式，行业转型模式综合指数最低［43］。周璞（2017）从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瓶颈分析出发，重点剖析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制度调整等影响要素与作用机理，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并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制度层面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44］。罗序斌（2019）提出要促进“互联网＋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新型化’”，在制造技术和研发等方面达到先进水平［45］。

关于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周振华（1999）指出，技术创新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收益的影响，间接地作用于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随之发展为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进而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直至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46］。丁焕峰（2006）提出，产业内技术创新带来的对新产品的需求，会导致生产要素向该产业流动，进而促进该产业发展与升级，并且创新引起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导致不同部门的收缩和扩张，从而促进产业有序发展［47］。洪银兴（2013）解释技术创新的内生推动机制，就是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提高了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内生性增长［48］。杜传忠和许冰（2017）基于我国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引入交互项进一步说明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条件下，需在追求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就业增长［49］。陈昌兵（2018）指出，我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已转换到创新上，创新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创新驱动下转型升级主要表现为：一是服务业升级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二是深度城市化和技术创新［50］。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评价方面，国外的一些学者主要从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两个维度建立评价体系。在产业内部主要通过测度劳动生产率、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等因素的变动来度量产业升级。在产业之间则分别形成了多种评价方法，其中，单指标法利用产业结构层级系数、结构效益系数等对产业升级进行分析；对比评价法是将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以确定本国的产业结构高度。例如，国外学者Kuznets（1973）和Kaldor（1961）提出的用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来描述转型升级是最简单的方法，即Lilien指数模型。他们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然后转移到第三产业，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全面提高［51-52］。随后，Aleksandra（2009）利用Lilien指数测度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研究结果更加全面细致［53］。20世纪80年代，More（1987）首次将空间向量原理引入产业转型升级分析，即More值测定法［54］，更好地反映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过程。我国的一些学者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评价也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马涛（2004）采用了技术密集型集约化程度指标来反映产业从劳动、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进的程度［55］。邬义钧（2006）认为产业附加值增量的变化反映了产业升级现象，产业升级应为产业的高附加值化［56］。唐德才（2009）、百林（2010）、龚轶等（2015）、杨立勋和高瑜（2016）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全面评价［57-58］，把霍夫曼系数、产业高加工度系数、智力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等指标引入评价体系，使评价方法更加科学［59-60］。徐杰芳等（2018）基于生态效率指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路径展开研究［61］。潘为华等（2019）构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认为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和信息技术［62］。

在青海省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方面，王建军、刘守跃、束燕霞（2008）就青海省产业结构演变中的技术选择进行研究，认为技术选择是青海省产业结构升级演变的内生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带动渗透和填补作用［63］。陈晓玲（2011）基于循环经济理论，采用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再利用、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等指标对青海省资源型产业技术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价［64］。王丽娜（2013）在其学位论文中，对青海资源型产业进行分类，并分析了青海资源型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65］。迮晓明（2013）对青海资源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评价结果显示，青海资源型产业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偏低，尤其是资源供给能力呈下降趋势［66］。戴鹏（2017）分析了产业转型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动力，以及青海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和基本路径［67］。

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诸学者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然而，就形成完备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体系而言，现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可探讨之处。在研究内容上，没有真正体现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全部内涵。现有对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出效率，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但忽视了产业发展模式演化这个基本前提。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究其原因是现有的研究缺乏对产业转型升级基本内涵的准确挖掘和把握，未形成完备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注重理论分析，缺乏长效性实证分析，既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重在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然而，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如果忽视了具体条件的变化，那么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效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就会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