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存在依据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一、照搬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论的主要观点

部分学者教条地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套到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身上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应该以承担弥补“市场失灵”为界限，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数量很少，我国国有经济也不需要那么多。如王新新发表文章主张，“我们的所有制改革应这样进行：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而存在于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1]周淑莲曾明确表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要应该承担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所以国有企业不能太多。[2]何伟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因而属于社会安全和社会服务的领域，都应由国家来经营”。“既然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职能，而不是为了盈利，因而国营经济应从盈利性竞争领域退出来，经营一些不盈利非竞争性的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当国营经济从盈利性行业退出来，实现国退民进，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空间，这些行业和领域基本上应由民营经济来经营”。[3]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实际上是代替财政行使部分财政功能，从事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的享用与代价的不对称性决定了这种需要无法通过市场规则实现，而必须由政府投资进行生产以弥补市场缺陷，也决定了政府投资的非盈利性。因此，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临界值，仅仅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期的临时性目标，调整的最终目标是将国有经济集中到社会公共需要领域，而把一般性竞争行业让渡给市场经济竞争主体”。[4]许小年认为，如果遵循经济学原理，国有部门一定要收缩到最小，一定只做那些私人公司做了要赔钱的或者私人公司做不了的事情。国有部门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补上私人资本做不了的事。[5]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真正降低到10％以下，中国未来的10年才会充满希望，收入倍增计划才可以实现。[6]张文魁认为，“实际上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降到这样的水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得以确立”。因此，要“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7]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明确主张，“国有企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8]

二、反驳照搬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比重论的主要观点

针对照搬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论的观点，有众多学者发表文章进行了反驳。李成瑞反驳道，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但它们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发挥主导作用。它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主要对市场经济起补充作用，用于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它集中于公共产品领域，同时，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参与一些重要的资源开发或产品制造领域，如采煤、钢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从而对国民经济起到某种调节和引导作用”。[9]张晨、张宇发表文章认为，将国有经济的存在依据限定为补充“市场失灵”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不仅不符合世界各国国有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国情，更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国有经济的一贯方针，具有明显的私有化导向。从根本上说，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所谓的市场失灵和非竞争性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10]宗寒认为，中国建立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11]周新城反驳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实行国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有和私有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国家所有制才是全民所有制，才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国家所有制是国家按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占有生产资料、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其次，从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同我国的国有经济也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一些国有企业，它是作为私人企业的补充而存在的，是为保证私人企业更好地运转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任务被定位为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缺陷，在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我国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而一切应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国情办事。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根据保证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而不能照搬西方。[12]左大培认为，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企。没有这样的国企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企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企的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13]胡鞍钢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由本土大企业组成的“中国兵团”与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4]对于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卫兴华将其归结为七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必要的构成，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即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第二，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三，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缺点和市场失灵的物质手段；第四，国有经济是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如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国外政治动乱、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物质手段；第五，国有经济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科技兴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应对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第六，国有经济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第七，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15]程恩富、鄢杰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调整不能以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为依据。国有经济进与退的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为标准。[16]刘国光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因此，国有经济理应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绝对的控制力’”。[17]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

三、对国有经济存在依据论争的述评

我们认为，不能照搬西方国有经济比重理论，部分学者主张的国有经济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忽视了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忽视了市场经济可以有不同模式，既可以有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两种模式可以并行不悖、相互借鉴。每个国家选择哪一种模式，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而这些因素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选择哪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更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自己摸索出来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虽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我们不要忘了，真正发达的国家只是少数，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更多的是不发达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俄罗斯东欧经济衰退、停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2008年的严重危机陷入持续低迷，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认为照搬英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就可以自然地快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国家。尽管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信誉。我们要破除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模式的盲目崇拜，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式市场化之路。

另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可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要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比例来调整所有制结构是何等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