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运输、通信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商品和资本的流通障碍减少导致了全球贸易和生产模式的变化——中间品贸易成为主流，同一产品不同生产工序跨多国分布成为常态，国际分工格局不断被打破重塑，进而导致国际分工模式的实质性变化——由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国际分工，到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内国际分工，最后到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产品价值生产工序片段化为分工节点，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即全球价值链分工。传统贸易模式下，物物交易涉及跨境的基本上是最终产品，产品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存在于一国境内。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被细分到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产品生产过程跨境共享，中间产品成为跨境贸易流的主要对象并迅速崛起，推动世界贸易从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向中间产品贸易转变，带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兴起与繁荣，大大促进了多次跨境行为的产生。

目前，全球贸易中超过2/3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生产共享网络覆盖范围更广、链条更复杂，生产至少跨越一个边界，通常是跨越多个边界，促使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运输和通信成本不断降低的贸易壁垒的减少促进了以中间产品频繁跨境流转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不断深化，相关贸易迅速增长并转化为参与国的显著的经济增长。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尤其是涉及多次跨境的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逐渐收缩，国际贸易格局和规则调整趋势愈加明显。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贸易壁垒的增加及隐形化、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区域合作不断强化等，都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贸易与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达国家构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引擎，更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以谋求更高位置的嵌入与向更高地位攀升的主要手段。与利用外资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不同，对外投资是一国或地区主动布局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举措。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化，并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链和价值链。然而，发达国家主导和发起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叠加疫情全球化的危机，“逆全球化”浪潮更甚，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下探。

相比于传统的以加工贸易方式承接生产组装等环节，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资本参与、并购或者组建子公司等投资方式接近技术发源地，靠近产品和人才市场，以获取技术外溢效应或者嵌入产业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通过主动有选择性地进行国别、区域、产业以及环节投资，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生产阶段的重构，深刻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行为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

但是，对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经济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至今仍存在很多争议。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比较优势的去国别化，这使得国家有可能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而不是创造自己的价值链来进行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某一环节，获得了进入全球生产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新的方式与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格局为：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各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雄厚的资本，在高端装备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储备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承担着高附加值的国际分工；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因其薄弱的发展基础和资本积累能力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其产品的附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价值洼地，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局面。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承担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环节，当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边际分工红利逐渐下降，而边际成本逐渐上升时，低端锁定陷阱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高获取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的能力，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路径，此时亟须突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影响母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如何提升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形式出发，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并聚焦于我国如何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理论论述、模型推导与实证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产品价值增加、技术水平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路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提升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的影响方向不一，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最后，本书聚焦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结论：首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能够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但是对后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表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且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是技术进步效应，即调整产业结构对于改变我国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作用会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延伸分析发现，我国对进口中间产品具有高度依赖性，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我国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转，因此可通过提高他国使用我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次数，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