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仍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从整体经济形势来看，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多国经历负增长后经济复苏乏力，低增长成为主要特征，疫情防控与刺激经济复苏两种手段将长期并存。从区域经济来看，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与推动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动更加明显，但是受疫情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动能逐渐减弱，亟须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突破。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调整，新兴经济体谋求更高分工地位的愿望更趋强烈，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格局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下的价值创造与分配环节调整、发展中国家延伸全球价值链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局面，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分配矛盾凸显。从全球化趋势来看，分散化与集中化都在加强，全球化格局进一步扩大，逆全球化也进一步深化，疫情凸显全球价值链的近岸布局趋势，区域化与本土化可能在短期甚至中期引领产业链布局。从大国关系来看，全球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疫情凸显产业链全球化的脆弱性，各国增加了对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外资进入的安全审查，贸易摩擦影响更广。从增长动能来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创新引领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能。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差距，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机遇、更大的挑战与风险。
2021年1月，联合国发布了《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该报告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劳动力市场问题、持续的供应链挑战和通胀不断增加的压力，全球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在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后，2022年和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估将会降至4％和3.5％。同时，各国针对经济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开始触底，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在2021年年底明显减弱，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势大幅放缓。这一问题将随着疫情的持续与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深刻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世界经济格局将加速转型。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与调整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全球化的价值链导致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或工序上的优势，在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演变后，形成了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即全球价值链分工。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为：发达国家凭借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在全球配置资源，又集技术、创新、资源、品牌等优势于一体，成为全球价值链[1]的构建者，并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深化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从参与国际分工开始即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加工组装生产环节，沦为发达国家产品的低端供应商，被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不过，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意味着贸易利得并不总是平等地惠及所有参与国，发达国家攫取了大部分价值链分工带来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处于被分配的地位。在货物贸易主导的时代，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催生了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从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净进口不再是衡量国际贸易冲击对国内经济影响的适当尺度，如果按附加值计算，美国对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将大致削减一半。全球价值链导致的再分配效应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差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放缓。以机器人、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也开始重塑和进一步改造全球价值链。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主要发挥了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供需枢纽作用。在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的驱动与倒逼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谋求突破“低端锁定”的风险，改变处于“被俘获”地位的困境。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向产业链上游攀升面临自身创新能力不足与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阻挠，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面临大型跨国企业品牌优势不足与各国贸易壁垒的限制，在产业链中游提升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大国竞争回归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乏力，全球经贸格局出现以下几方面典型趋势：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此消彼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与发展乏力，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势崛起；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弱化，世界经济进入了“规则重塑期”。从全球经济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一是发展速度远超发达国家，2019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为1.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3.7％[2]；二是发展规模迅速提高，占世界经济比例由1998年的44.2％提升到2018年的59.2％[3]，美国这一数据由1998年的20.8％下降为2018年的15.2％，而中国这一数据由1998年的12％上升为2018年的18.7％。[4]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都存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成为支撑全球经济的关键，抗疫行动更是凸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体制优势。从国际贸易与投资来看，中美贸易数字差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由1997年的164.1亿美元增加为2018年的3232.7亿美元[5]，降低了美国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同时，经济发展乏力使得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更加敏感。全球经济发展表现为中国实力“长”而美国实力“消”，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使中美不断增强的经济相互依存变为一种充满紧张关系的共存，进而引发美国的敏感。
全球经贸格局继续朝多极化发展，削弱了美国自冷战以来建立的世界霸主地位。2020年美国海军报告《大国关系：大国定义及大国竞争之因》标志着美国正式重回大国竞争。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崛起力量、抗疫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典范，引领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全球化的支撑力量。大国竞争时代，将是深陷疫情衰退的资本主义发达大国——美国与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大国——中国两者加速竞跑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大国关系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深度调整期。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双重冲击促使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产业安全。大国竞争回归，竞争的本质发生变化，全球供应链安全决定了国家的产业安全，构建全产业链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从国内角度看，产业安全聚焦于全产业结构与国内市场：一方面，低端产业解决就业，中端产业确保发展，高端产业引领科技，全产业链是国家产业安全的唯一结构，[6]产业结构在国家内部形成区域梯度，并打通了流动的价值节点，形成完整的内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改变两头在外的局面关键之一就是增强国内市场规模的承载力与支撑力。从全球化角度看，产业安全聚焦于开放型经济环境下的供应链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平衡，既不受制于单一供应环节的断裂风险，又能兼顾安全与效率，价值链本土化、区域化趋势得到加强。通过主导价值链的构建与运行，主动布局适合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在区域内部形成小的循环体系后再参与全球大循环，是避免大国竞争背景下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的关键举措。
（三）国际投资环境更趋复杂
全球经济发展深刻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各国债务水平大幅提高，境外投资合作风险随之增加，全球投资合作难度加大。
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导致投资意愿下降、投资活动减少。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同一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邓宁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迅速上升提出的投资阶段理论指出，一国国际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同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并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每一阶段都存在人均GNP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一一对应的关系，即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GNP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呈现出典型的跟随趋势。根据《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数据，2020年，在全球经济萎缩4.3％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经济萎缩更甚，达到了5.6％，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萎缩幅度较小，为2.5％。由于经济停摆和疫情大流行的不断冲击，2020年美国经济萎缩3.5％（美国商务部数据），是美国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年度经济衰退。在大多数国家经济经历负增长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普遍受到国内经济衰退的约束，投资前景暗淡，跨境投资风险剧增，面临投资收益大幅下降、投资亏损的高水平风险，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更趋理性，投资能力大幅缩水，投资意愿也趋于下降。另一方面，疫情凸显了全球化中产业链的脆弱性与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进一步诱发跨境投资的收紧以及对外商投资的审查限制，跨境投资门槛的升高也进一步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合作的难度。各国债务水平大幅飙升，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激增，跨境投资面临东道国债务违约行为的风险也大增。《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绿地投资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疫情暴发以来，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重启经济发展，纷纷出台大额财政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债务负担“雪上加霜”。美国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IIF）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增加了24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达到世界生产总值的355％，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35个百分点，远高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10％的增幅（债务占GDP比值的增幅）。IIF预测，2021年，在全球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行业的借贷水平将再次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全球政府债务预计在2021年再增加10万亿美元，最终超过92万亿美元。[7]2021年全球经济或背负创纪录债务，拖累复苏前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1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4％，但是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增长前景仍然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受困于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缓慢。虽然2021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显示出全球投资已经在触底反弹，UNCTAD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预计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同比增加10％～15％，但是许多国家的经济产出预计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才能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因此，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水平整体上仍然会比2019年低25％左右。在疫情常态化趋势下，跨境人员流动限制也将长期存在，更是影响了全球对外投资合作。
全球经济面临的危机远未结束，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很可能是漫长、不均衡且高度不确定的，跨境投资也将深受影响。
（四）我国经济转型成效显著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恢复调整，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各国经济增长疲软，冲突更甚。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合作途径与方式，谋求更高层次的开放，并加大国内改革力度，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新的投资方向与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起步，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潜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也能迅速加大我国对外基建投资业务的开展力度，海外市场广阔的产业扩张前景将逐渐展开。2020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平稳开行，运送了大量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支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抗疫之战，发挥出“一带一路”倡议在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方面的价值。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立足于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依靠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技术创新能够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具有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特点。而我国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对外投资集中于原材料供给、产品加工制造以及商业销售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红利逐渐消失，一国能否继续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迈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能否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一特定环节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创新驱动作为中国经济提质增量的重大举措，不断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布局，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话语权。
在不断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大国国际竞争力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2020年，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将是唯一一个有望实现自2020年起连续三年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凸显。[9]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成为全球经济阴霾中的一抹亮色，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具有的极强稳定性与韧性。
二、问题的提出
疫情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加快了全球经贸格局的调整。开放经济环境中，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接近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也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技术来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愿望更强烈，在国内产业结构改革的倒逼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动机也更直接。此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即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深化，尤其是跨国公司并购和投资不断推进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融入全球供应链、生产链与价值链，全球生产跨境共享，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品生产过程按价值环节被分割，各国凭借不同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发达国家作为主导国家占据价值链分工的高附加值环节，即主要处于生产的上游环节；同时，生产的中低端环节如加工装配等被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种生产外包一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从事低端有形的生产活动促使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即主要处于生产的下游环节，面临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承担了全球跨境生产的加工组装环节。一方面，这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亟须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速度持续加快，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含第三地融资再投资），[10]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1330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排名第一，[11]中国对外投资开始成为更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值得重视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集中于原材料供给、产品加工制造以及商业销售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说明中国对外投资结构需要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沿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优化；另一方面，在国内产业转型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大背景下，产业如何实现成功转型，带动经济的转型发展，边际产业如何对外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布局中平衡好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投资亟待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陷入低谷，未来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各国基于供应链安全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加大了对外资的审查，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要重新梳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为我国对外投资指明新的方向；需要重新定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综合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成效，找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的问题，指导我国更好地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更需要找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以期引导新形势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并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实现价值链的向上攀升甚至构建新的区域价值链提供依据。
兼顾内外、内外联动才能更客观地评估改革开放的成效，才能更好地发挥改革成效。因此，基于加快“走出去”的现实，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下，研究如何推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为我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路径，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