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从而为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从党的十二大确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三大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再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渐进的过程，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体制保障。国内外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比较多，而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文献还比较少，尤其是国外文献对此基本上没有研究。现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变迁的衡量。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North, 1971）虽通过历史分析得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度量制度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刘元春（2003）、杜婷和庞东（2006）则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包含多方面的市场，樊纲（2003）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市场化进程的五个方面、23个分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构建市场化指数。金玉国（2001）、刘元春（2003）、杜婷和庞东（2006）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反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特征。收入分配制度和产权多元化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金玉国（2001）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收入分配格局，反映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利益中的分配关系，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产权多元化程度。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张建辉和靳涛（2011）引入政府干预程度作为衡量制度变革的重要指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二是经济波动的度量。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通过滤波法来分离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赫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Hodrick and Prescott, 1997）利用求增长成分的二次差分平方和（损失函数）最小值的方法将产出的周期成分与增长成分分离开，去掉增长成分从而得到经济周期成分。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and King, 1999）认为H-P滤波法只能够过滤掉低频周期成分从而保留剩下部分作为周期成分，而带通滤波法能够移去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不规则变化成分，保留主要的周期成分。克里斯蒂亚诺和菲茨杰拉德（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 2003）发展了最优有限样本近似法的带通滤波，与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and King, 1999）的带通滤波相比，最优近似的带通滤波能够更好地过滤数据随机游走的低频成分。

三是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活动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周期波动。制度改革会造成制度的不稳定，制度的不稳定又造成经济行为主体的短期行为倾向，从而阻碍我国经济摆脱制度周期（盛洪，1989；白重恩，2010）。张连城（2006）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企业软预算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机制以及企业和政府强烈的扩张动机和投资饥渴是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杜婷和庞东（2006）运用H-P滤波法对我国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制度变迁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深远的、持久性的影响，经济制度变革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而张建辉和靳涛（2011）则采用H-P滤波法来估算潜在GDP，将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产出缺口）作为周期成分，并利用我国1978—2008年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制度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显示制度变革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周期更长，同时具有递减效应和时滞效应。

从前文文献回顾来看，现有文献就制度变迁的度量、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局限性：①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加强对市场有效监管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有文献尚未能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和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四点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②正如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and King, 1999）指出的，H-P滤波法只能够过滤掉低频周期成分，因而存在测算偏误，且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容量较小，容易出现估计的偏误；③制度变迁的指标相对分散，尚未有一个综合指标可以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④现有文献还没有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为了比较全面、客观地考察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我们需要就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做更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拓展：第一，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和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四个方面来分析和阐述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第二，借鉴克里斯蒂亚诺和菲茨杰拉德（Christiano and Fitzgerald, 2003）的方法，采用CF滤波对我国30个省份1980—2012年的经济周期波动成分进行测算；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指标进行合成，测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第三，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以及比较1992年前后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