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序 盘点我的美学思想

杨春时

我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的：从1979年入学，到1982年毕业共发表了四篇。如果从读研时算起，我从事美学研究已经四十多年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不逾之年，学术生涯临近尾声，可以盘点一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了。我的研究范围大体上在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思潮三个领域。在这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出版学术著作近三十部，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去那些一般化的论说，留下独创性的思想，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这样算起来，真正的学术建树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成果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我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已经大体上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这是我毕生思考的结晶。

我的美学体系在《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我认为，美学的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特别是本体论的问题。许多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但却缺乏哲学的基础，特别是缺乏本体论的依据，因此就缺乏可靠性。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重建存在论，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存在论美学。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者是实体论的（如古代哲学），或者是生存论的（如实存哲学），都没有真正建构存在论。因此，建筑于这些本体论之上的美学体系，就不可能揭示和论证审美的本质。我对存在概念做了新的定义，认为存在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具有同一性；存在是生存的根据，具有本真性。而现实生存是存在的异化形式，具有非本真的现实性和非同一的主客对立性。这样，就形成了三种生存方式：自然的（原始的）生存方式，现实的生存方式和自由的生存方式。它们分别取决于三种生产方式：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审美作为最充分的精神生产，成为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向存在的回归。这个回归的途径是通过审美的主体间性（审美体验达成的我与世界的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实现存在的同一性；通过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理想对现实的否定和提升），实现存在的本真性。因此，审美就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在这个存在论的基础上，才展开了美学的一系列问题，如审美范畴、审美时空等。我也在新的存在论的基础上重建了现象学和审美现象学。英伽登通过现象学方法来发现文学文本的意义，从而建立了现象学美学。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就是现象学还原，可以把握世界的意义，从而建立了审美现象学。但是，他把这种还原的“现象学剩余”确定为“灿烂的感性”，从而陷于自然主义。我认为，现象学与存在论是相通的，现象学还原就是现象的呈现和对存在意义的发现，而存在论则是对这个发现的证明。但因为存在不在场，不能被直观，存在的意义无法领会。因此，胡塞尔开创的、被海德格尔等改造的现象学不能使存在呈现为现象，不能直接把握，只能间接感知。这就是由于存在不在场而产生的缺失感和对存在的向往，导致对存在的想象。这就是“缺席现象学”，而不是充实的现象学。“缺席现象学”只能在对存在的想象中去推定存在，从而建立“推定存在论”。“缺席现象学”和“推定存在论”自有其意义，可以初步“确定”存在，作为哲学的逻辑起点，建立起一个逻辑体系。那么，还有真正的现象学还原吗？真正的现象学还原就是审美，审美体验（意识）作为超越性的意象意识，直接会通了世界，使其作为“现象”呈现。这就是说，充分的现象学直观只有在审美体验中才有可能。为什么审美具有现象性？因为审美不仅是自由的生存方式，也是超越的生存体验方式。三种生存方式也对应着三种生存体验方式：自然的生存方式对应着巫术的体验方式，现实的生存方式对应着现实的体验方式，自由的生存方式对应着超越的体验方式。审美是超越的体验方式，它领会了存在的意义，这个存在的意义就是自由。由此建立了审美现象学，它区别于以现象学方法发现美的本质的现象学美学，而把审美作为现象学直观，从而成为发现存在意义的途径；而美的本质就是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由。总之，美学是充实的现象学，也是本源的存在论。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就可以说美学具有本源性、基础性，美学是第一哲学。

作为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除了关于本体论和现象学的考察外，还应该深入到审美意识和审美语言符号的领域。传统美学对审美意识的考察虽然多有成果，但由于没有建立意识的整体结构理论，阻碍了对审美意识的研究。我认为，对人类意识的研究，应该突破心理学的框架，建立一个意识哲学；它不仅考察现实意识，也考察超现实的意识，包括审美意识和哲学思维。我考察了意识结构和审美意识，建立了系统的意识和审美意识理论。人类意识分为表层的自觉意识（符号性、逻辑性）、中层的非自觉意识（意象性、直接性）以及深层的无意识（原始意象、原始逻辑）。意识还划分为感性（感性意象—表象）、知性（知性意象—概念）和超越性（审美意象—范畴）三种水平，意识还有认知和情意两方面的划分。这样就构成了立体化的意识结构。而审美意识属于超越性的非自觉意识，是自由的生存体验。哲学意识作为超越性的自觉意识，是审美意识的反思形式。审美意识克服了自觉意识与非自觉意识的对立，成为充分的意象意识。审美意识也克服了认知与情意的分离，实现了主客同一。审美意识还克服了无意识与意识的对立，成为自由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我论证了现实意识转化为审美意识的机制。语言符号和审美语言符号的结构与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结构对应，我据此建立了语言符号哲学和审美语言符号学。我论述了本源的语言符号的性质，是人与世界的充分对话，是对存在意义的揭示。现实语言符号具有异化性，包括能指与所指的分离，造成主体与世界的分离；感性语言符号与知性语言符号的有限性，造成对世界把握的局限性；语言符号的抽象性，导致世界图像的失真；认知语言符号与情感语言符号的分离，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等等。总之，现实语言符号不能揭示存在的意义。审美语言符号克服了现实语言符号的非本源性，恢复了语言符号的本源性，包括能指与所指同一，达成主体与世界的同一，以及意象性、知情合一等，从而显现了存在的意义。总之，审美语言符号是本源性的语言符号。在这个基础上，我论证了现实语言符号转化为审美语言符号的机制。

在当代美学领域，我在1993年首先发动了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大讨论，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期展开的，它以苏联美学为理论背景，结果产生了四个主要流派。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是在1980年代展开的，它以青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以及欧洲古典美学为理论背景，结果是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学派。第三次美学论争以现代美学思想为理论背景，结果是打破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美学的多元化。我开拓性地在整体上批判了实践美学，并且开创了后实践美学学派。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持续到2010年代，它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化，也成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性的里程碑。在文学理论方面，我较早地提出了文学的超越性和主体间性理论，从而超越了1980年代建立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1982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艺术的审美本质》中，我就已经提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超越性问题，以后一直坚持了这一观点。在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论论争中，我论证了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后来，我进一步把超越性建基于存在的本真性之上，认为文学艺术超越现实，回归存在。2000年代初我又超越了主体性理论，建立了文学的主体间性理论，从而彻底告别了实践美学。我的创造在于，改造了胡塞尔的认识论的主体间性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的主体间性理论，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胡塞尔是主体间性概念的肇始者，但这个概念是指不同认识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而不是指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概念。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交往关系，区别于互相利用的工具关系，而不是指主体与世界（包括人和其他对象）的关系，因此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所谓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是指自我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基于我与世界的共在即存在的同一性，只是在现实生存中主体间性被主体性化，仅有“残存的样式”。我进一步论证了审美包括文学的主体间性。我认为，审美和文学活动使得主体间性得到发扬，通过我与世界的互相理解和同情，超越了现实生存，克服了主客对立，达到了我与世界（文本）的同一，也就是恢复了存在的同一性。这一理论颠覆了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传统，包括反映论文论和主体性文论，提出了作者、读者与世界、文本的主体间性关系，从而切近了文学的本质，并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空间。

关于文学的本质，传统文论认为文学有现成的、单一的本质，如反映现实或体现主体思想感情等；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文学没有确定的本质，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文学的意义不断被解构，或者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权利的建构。我认为，传统文学本质观建立在实体本体论的基础上，认为文学是对实体的认识，实体（如理念、上帝、主体等）就构成了文学的本质。实体论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概念，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文学也不具有实体性的本质。但是，实体观念被否定，不等于本体论不存在，代替实体本体论的是存在本体论，因而显示存在的意义成为文学的审美本质。这就是说，要建立存在论的文学本质观，代替实体论的文学本质观。在批判了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观以后，针对传统的单一性的文学本质观，我建立了多层次的文学本质观。我认为，文学是原型层面、现实层面和审美层面的复合，与这三个层面对应，文学就分别具有自然的维度和身体性以及消遣娱乐性功能，意识形态性以及教化功能，审美超越性和解放的功能。而且，文学的三重属性分别对应着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成为它们各自的主导性质。多层次的文学本质观切合了文学的现代分化实际，也可以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和中国现代美学史研究方面，我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文学现代性理论。首先是提出了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超越（包括审美）现代性的区分。我认为，感性、知性和反思—超越性三种现代性分别对应了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导致了三种文学形态的分化与发展。我在199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审美（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一思想源于我一贯坚持的审美（艺术）超越现实的理论。而到2002年，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才有中译本，这一思想才得到广泛承认。我还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阐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现象。由于现代性不是本土自发产生的，而是从西方传入的，因此它必然带有世界性（西化）的导向。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然要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从而带有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特点，它主导了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历史进程。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以后的革命运动之间具有了不同的取向，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优先而现代性的建设滞后的历史现象，也产生了改革开放运动重启现代性的历史运动。

我还用现代性理论来阐释文学思潮，建立了关于文学思潮的理论。我首先批判了苏联文论以“创作方法”来界定文学思潮的错误，认为不存在所谓固定的创作方法，也不能用创作方法来阐释文学思潮；不能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解释文学的历史。我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界定文学思潮，认为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映，或者说是文学现代性的运动方式。在历史发展中，文学思潮呈现为多种形态，包括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诉诸政治理性的新古典主义，争取现代性、诉诸启蒙理性的启蒙主义，反叛现代性、回归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揭露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诉诸人道主义理想的现实主义，以个体自由反叛现实、揭露现实的非理性的现代主义，解构理性和主体性、诉诸身体性和他者性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我提出启蒙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并且论证了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否定了所谓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定性。同时，我还论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或“两结合”是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思潮，因此是新古典主义的现代延续形式——革命古典主义。我也运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变。正是由于二者的冲突以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任务的急迫性，才导致五四启蒙主义的退潮以及其他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弱小，而革命文学思潮（革命古典主义）壮大并成为主流。我也论证了在基本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重新启动了现代性进程，导致新时期革命古典主义的终结和新启蒙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想主要体现于我的专著《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同时，对于中国现代美学思潮，也运用现代性理论进行了界定和划分。我认为，美学思潮是对现代性体验的反思，如启蒙主义美学是对理性、主体性的肯定，现代主义是对理性和主体性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对理性、主体性的解构。中国启蒙主义思潮包括五四文学艺术理论，以及新时期形成的实践美学和主体性文论等。现代主义思潮包括王国维开创的、朱光潜等延续的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1990年代形成的后实践美学和现代文论等。在2000年以后形成了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如反本质主义文论、身体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理论等。此外，还有苏联传入的唯物论（客观论）美学和反映论文论；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面向中国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文论等。

我对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也有所研究，并且也有自己的建树。我提出与西方形而上的美学与形而下的诗学区分不同，中国古代美学没有走西方形而上学的道路，而是具有诗学化特征。中国美学具有世间性和隐超越性，还具有现象学特性以及情感论、主体间性论等特性。还提出了中西美学、文论对话，以中国美学、文论的主体间性、直观性、情感性补充西方美学、文论的主体性、概念化和认识论特性等。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我的专著《中华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针对当代的国学思潮，以及李泽厚的“情本体”论，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新的定性。我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德，是以施恩、报恩建构人与世界特别是人与人的本原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的依附性的群体本位文化。恩德文化起源于平民性的世俗文化，它把神恩转化为人恩。恩德文化以家族伦理为基础，是家族伦理的扩大。从“孝”推广到社会关系的“义”，到政治关系的“忠”，到最广泛的“仁”，中国文化的基本范畴都以恩德为核心。我也论证了恩德文化的历史作用以及与现代性的冲突。关于中国恩德文化的研究，颠覆了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理论。这个研究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将要全面展开。

原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