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家生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人沈敦和的生平与事功

整整一百年前的1920年7月5日下午五时，一代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创始人沈敦和在上海家中病逝。同日下午，由其一手筹备的红会时疫医院如期开幕，只是已不见沈敦和忙碌的身影。“闻者同深悲悼”，随后红十字同人为其举行追悼会，赞扬“他的精神永存，在中国红十字会运动中长存”。英文《字林西报》则称其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改革者。而一年前即1919年5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在为其离职而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发起为沈君立碑或制铜像以志纪念”，称赞他“办理会务十有余年，前后集款至二百余万元之巨，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君”。 时人称之为“当今之大慈善家也，办红十字会及公立医院，实心实力，名震寰区”。

那么从宁波鄞县走出去的沈敦和是如何成为清末民初大慈善家的？ 他又是如何从洋务官员转型为职业慈善家的？ 其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历史进程中又具有何种地位与作用？ 就让我们回到沈敦和生活的历史时代，回到其所作所为的活动现场一探究竟吧!

一

沈敦和(1857—1920)，字仲礼，出身于鄞县一个茶商世家，其父沈雄，则以文进入官府，曾充通商大臣崇厚文案，随之协助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见多识广的沈雄注重以新式教育培养子女，他延请英人为沈敦和进行家教，及长又使之游学美、英等国。1876年左右，沈敦和就学于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一年后因奔父丧而回国。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后的短暂休整后，即将进入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动荡时期，西方势力的大举入侵及其应对成为这个古老国度的时代主题。这无疑为既具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又有地域优势等社会资源的沈敦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舞台。

回国之初，沈敦和担任“上海会审公堂谳员陈君之译员”。不久各种机遇即纷至沓来，1881年，沈敦和因成功办理江宁美教士租地建房案，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赏识，从此进入仕途。先是参与铺设电报线路、办学，而后担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协助张之洞、刘坤一在宁、沪两地办理对外交涉、练兵等各项洋务，并先后参与1884年中法之战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后勤保障诸事，特别是因成功主持江南自强军编练而名噪一时。在其主持下，自强军成为一支以德国阵法编练而成的现代化军队，“自强军名闻中外”，沈敦和被誉为“兵家”。其间，他还编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各国概况与军事技术方面的书籍，成为清末西学东渐的重要人物。1899年8月，沈敦和被一贯排外的朝臣刚毅参劾去职，押往张家口军台戍边“赎罪”。不久，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排外主义甚嚣尘上。随后，八国联军占据京津地区，又挥师西向，锋指燕晋之地，举国震惊。时在张家口的沈敦和挺身而出，两次用计退敌。“自鸡鸣驿以至张家口，皆赖沈敦和坚忍劳苦，尽力周全，地方得以安谧。既止洋兵之西趋，又全万民之性命，是沈敦和保全之力，既非笔墨所能宣，而沈敦和专对之才，亦非寻常所可及。边民感戴，万口同声。”时人称为其“舌战联军保全千百万民命”。为此“商民夹道跪迎者约七里之遥”，“群称沈君为塞上福星，朔方生佛”。 为此沈敦和不仅很快官复原职，而且被委任为山西冀宁道、山西洋务局总办、山西大学堂监督等，力行山西新政而开晋中风气。其间，沈敦和由于精明能干，特别是精通洋务，善于处理当时极为棘手的教案等事件，被各地竞相重用。1902年后，又被委为矿路总局提调、上海记名海关道、沪宁铁路总办等，一时有“江南第一红道台”之称。

1903年后，鉴于宦海凶险莫测，沈敦和开始脱离仕途，转而从事企业活动与社会慈善事业。他先后创办和与人合办华安人寿险公司、四明银行、华商合群保险公司、同利制铁厂等企业，成为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开拓者，并连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先生不志为官，而专注于实业，惟实业足以救亡，是先生之卓见也。”但其间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与救国救民的志愿迫使他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乃至成为职业慈善家。他先后联络中外人士发起创办“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以及后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和黄浦救生善会、华洋义赈会等慈善团体，担任上海济良分所总董、上海天足会会长，成为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慈善界头面人物。他还长期担任四明公所董事，清末时与同乡虞洽卿、严信厚等参与领导四明公所抗法斗争。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时，他获得旅沪宁波同乡的一致拥戴，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成为当时旅沪宁波帮领袖人物，在旅沪宁波人中享有威望。沈敦和公余以书画自娱，亦喜作古诗词，尤擅长于细笔山水画，所作仿古瓷器多次获万国博览会大奖。

二

风云际会的沈敦和经历和参与了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事件与重大活动，诸如办理洋务、输入西方文化与对外交涉以及编练新兵、兴办新式企业与办学、女子放足、慈善赈济等等，不一而足，是一个有着多方面作为与成就的风云人物。时人称其“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家、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沈敦和着力最多并奠定其历史地位的当属他发起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推原创始之人，以前会长鄞县沈仲礼公讳敦和为最。”

1904年初，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辽东半岛展开厮杀，史称日俄战争。当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一时我东三省同胞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受尽磨难。激于义愤，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挺身而出，于当年3月3日，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当时《申报》称“普济善会，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

由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具有浓重的传统善堂色彩，其无法取得日俄交战双方的认可。认识到这一困境后，见多识广又精明强干的沈敦和立即改弦更张，转而寻求国际合作。他通过当时在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李提摩太，与英、德、美、法等四国驻上海领事、公共租界官员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支持，合办一个新的红十字会。1904年3月10日，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成立，不久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董事会由45名人员组成（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并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中方办事董事为沈敦和、施则敬以及后来增加的任锡汾，而以沈敦和的地位最为重要。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积极争取日俄双方的承认与朝野的支持，随后即开展救济工作，至当年6月已募款约20万两。与此同时，在东北的救济工作也逐渐展开。到1906年初该会设于东北的各分会结束时，各地先后被救济的难民总数达46万7000多人，其中受赈者20多万，受到中外舆论的广泛好评。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但当时该会仓促成立，为临时机构性质。日俄战争结束后，该会除了曾拨余款救济美国旧金山震灾外，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如何实现由临时机构向常规性机构过渡并由地方慈善团体向全国性的红十字会转变，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沈敦和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沈敦和即征集中外绅商为会员，募集捐款，又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派出救护队前往武汉、南京等地开展战地救护。上海独立后不久，沈敦和又在上海召开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大会、特别大会，紧锣密鼓地进行舆论宣传与筹建工作。其间，北京方面也着手组织红十字会，并先后任命盛宣怀、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力图将红十字会置于官办的范围之内。但沈敦和借助上海中外绅商的支持，顶住北京方面的压力，坚持民捐民办原则。同时，沈敦和积极进行国际承认工作，并在日本赤十字社支持下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12年5月，万国红十字大会第九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代表首次应邀与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参与国际会议，从此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大家庭的一员。

尽管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一直支持北京的红十字总会，但迫于社会的压力和沈敦和的强硬立场，最后北京方面只得妥协。1912年9月，南、北红十字会达成合并协议。

根据合并协议，当年9月29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据报载，与会人士达l300余人，充分显示了上海社会对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强大支持。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完成了从董事会向常议会制会内运作体制的转变，特别是通过了《京沪合并章程》，规定总会设于首都亦即北京，上海设总办事处，会长驻京，副会长驻沪，主持总办事处工作，红会具体事务由总办事处负责实施。

10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常议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选出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正副总裁，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趋丹为理事长。10月18日，北京政府公布正副会长人选，以表示政府对总会新人事安排的承认。10月30日，全国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北京政府外交、内务、海军和陆军等部以及副总统黎元洪、奉天都督赵尔巽、江苏都督程德全等官员都派代表出席，显示政府对红十字会合并的承认与支持。此次全国统一大会实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合并，讨论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该章程规定设立常议会，沈敦和同时担任常议会议长。该会有对红十字会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权，对分会章程的审核权，又可以召集临时全国大会。更重要的是该会掌握修改章程的权力，这使得常议会实质上成为总会决策机关，而上海方面从一开始便主导了常议会。沈敦和以副会长、常议会议长的双重身份，率领总办事处继续在上海主持会务，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北京总会实际上无可奈何，甚至在需要经费时还要向总办事处求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9年5月沈敦和被北京政府免职为止。

显然，沈敦和是缔造中国红十字会初期京（北京总会）、沪（上海总办事处）对立，正副会长各司其职这种二元结构的关键人物，也是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得以开展的主要推动者。他凭借个人能力、声望、人脉，凝聚海内外民间资源，奠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基础。其间，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会”到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会务实际主持人，沈敦和以恤兵博爱、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为己任，以上海为依托，积极开展会务活动，特别是组织实施各类卓有成效的赈济与救援工作，尤以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与国际救援四个方面的工作最为显著，取得了重要的人道主义效果，也有力地扩大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三

清末民初，沈敦和主持红十字会期间先后创办并主持上海时疫医院以及后来的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今上海华山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大力培养医护人才，参与疫病救治，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疫情与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1910年公共租界发生鼠疫，工部局在源昌路、阿拉巴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地强行挨户检查鼠疫，其后又公布检疫章程，引起居民强烈抗议与恐慌，酿成“检疫风潮”。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虽允可而迫于四日为限”。他为此公开演说募款，力言“治安不可扰，主权不可损，医院成立不可缓”，获得民众热烈的响应。“敦和爰大会士民，慷慨陈词，继以挥涕”。场面十分感人。当年11月23日，中国公立医院如期在英租界成立，10天检验完毕2400户华人，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就此检疫风潮平息，市面恢复正常。 而沈敦和创办于1908年的时疫医院至其去世当年的1920年，已历时13年之久。“每岁夏秋之交，捐资赁屋开办，专治急痧时疫，成效颇著。”时人称：“上海租界华人自立医院能得工部局之认可者，自时疫医院始。”数十年中，这家医院救治病人数以万计，得到各界交口称赞，“诚上海第一善举也”。1918年5月6日《新闻报》以《慈善可风》为题刊文盛赞沈敦和，认为“沪上热心公益创办慈善事业者首推沈仲礼君，若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公立医院等无不悉心筹划，成绩优美，久已有口皆碑”。

其间，中国战火到处蔓延，天灾人祸不断，沈敦和历尽艰辛，多方奔走呼吁，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兵燹救援与灾害赈济工作。如在武昌起义，宁沪、京津、直皖、直奉诸战役以及南北各省旱涝、风火、疫疠等灾变中，他都竭智尽力，积极组织救护工作，民众深受其益，誉之为“万家生佛”。其中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红十字会除了派遣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护之外，也与各地中外教会人士合作进行救护工作。总计武汉三镇战区治愈兵民3434人，南京战区救治伤兵约500余人。等到战事向北发展，上海红十字会又派留日医药团编队前往，加上各地传教士，从皖北到津浦铁路沿线，设立许多临时医院。总计前后救治伤病兵民约1万余人，掩埋尸体仅武汉、南京两地就有3000多具。

此外，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还以捐款捐物、派遣医疗队等形式，援助美、俄、日等国受灾的华侨与当地人民，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1919年4月底，北洋政府为加强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控制，利用美国红十字会对沈敦和的不满与猜忌，突然任命蔡廷干为副会长，这实际上剥夺了副会长沈敦和的权力。

沈敦和被免职，即将告别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其内心是不平静的。其实沈敦和并非贪名恋栈，此前他也曾请辞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可他终未离职而去，皆因其不忍心放下这一尽瘁多年的红十字事业以及那些亟须救护的伤兵病员、苦难灾民。正如他在辞副会长及议长函中所言：“敦和追随其际、无补时艰，衰朽余年，日荷重负，良心众志成城，不愿谢绝热心同志，独善其身;国无宁岁，更不忍抛弃无告穷民，坐视不救。”这无疑是他长期从事红会工作的自我总结，也是其为红十字事业奋斗不懈的真实心声。正缘于此，近20年他始终如一、呕心沥血地为红会工作力事奔走而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即便免职后，仍为上海突发时疫操劳，自谓此次疫情“关系沪上安危，未便以告休退老之身，遽置民命安危于不顾”，又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其中，终使疫情得到控制。随后又担任湖北义赈会会长，为赈济灾民而奔波。也许是过分刺激和劳累的缘故，在去职一年后即1920年7月5日，沈敦和因病在上海寓所去世，享年64岁。一颗伟大的慈爱之星就此陨落。

四

可以说，沈敦和为其一手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与精力。1919年7月他离职时，对此有过一段追述：“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多故，残贼人道，干犯天和，水旱疫疠，兵祸颠连，十年五乱，政争党争，南北背驰。本会应时势之需要，尽匹夫之责任，摈绝权利以尽义务，赤手空拳成此基础。与斯世水深火热之灾黎、断肢折胫之疮疫，争生存于旦夕，冒锋镝之凶，托沿门之钵，日处惊风怒浪之中，艰难之境，陨越堪虞。兹本缔盟万国，遍设分会，设医学以备人才，开医院以拯疾苦，集三万会员，劝二兆善款，国内国外天灾人祸，无役不从。”其间，各种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上海的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所谓函电交驰，应接不暇，而后者几乎都是有求必应，“无役不从”，被认为是“救苦救难之大元帅、救命军之大教主”，乃至成为黑暗中难得的光亮。由此，沈敦和也成为其间媒体“出镜率”最高的新闻人物之一。据笔者初步统计，1904年至其去世的1920年，其名字仅在《申报上》就出现5100余次。一时沈敦和几乎等同于中国红十字会，沈敦和就是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就是沈敦和。

沈敦和为中国红十字运动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也赢得了当时人们广泛的好评与崇敬。时人称：“沈副会长办理会务，前后十六年，集款二百数十万元，分会一百四十余处，连年天灾人患，胥赖红十字会拯恤，虽有各善士慷慨乐输，但非沈公任劳任怨，曷克臻此？ 中国向无红十字会，日俄之战，东省人民惨遭兵祸，若非沈公首肯任事，当时红会又何由成立？ 是中国之有红十字会，实创自沈公也。”所谓天道自在人心，无疑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对沈敦和历史功过的公正评价。

斯人虽逝，精神长存。显然，沈敦和是清末民初大动荡时代的建设者，是一个对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有大功的人，特别是他披荆斩棘，奋发有为，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主要缔造者。其博施济众、恫瘝在抱的人道主义精神更是光照寰宇，历久弥新。饮水思源，在中国红十字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沈敦和及其历史功绩，这不仅是对先驱者的纪念，更是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激励人们投身当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