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层面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论是先发国家抑或是后发国家，大都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以下简称SNA）之后，各国纷纷拥护和接受该体系，GNP与GDP指标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衡量经济总量或社会福利最重要的标尺，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对GDP的推崇也几近成为时尚。诚然，GDP体系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此处毋庸赘言。然而，随着发展实践历程的变迁流转，GDP体系的负面性日益显现，且直接冲击了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平衡，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情景也令世人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开始尝试寻求解决之路径。除政策制定者之外，在学术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也随之开始研讨，以求获得更好的衡量及核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新标尺，尝试发展出足以补充GDP体系，并可以评价社会福利与发展的新指标体系。于是，对幸福的探寻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总体而言，幸福研究在西方的再度兴起肇始于20世纪中期之后，当时西方总体上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物质成就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人们一度沉迷于物质的享受之中，并误以为物质成功就是人生存在的目的之所在。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恢宏的经济建设成就带来的却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的失落寡欢，对幸福和人文关怀的呼声渐起。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与幸福相关的研究首先是对“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探讨，其始于加尔布雷斯(1965)对其在所撰写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提出的“公共污秽”(public squalor)造成的巨大危害的反思，个中已多少暗含对将GDP/GNP及其增长率作为衡量社会幸福与进步指标的质疑。之后，在某些文献中，“生活质量”与“幸福”这两个术语几乎是等同的。进入21世纪，国际上的幸福研究日益呈现多元综合态势，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将幸福研究推向高潮。危机令各国民众普遍意识到，“唯GDP”的发展路径中存在着不小的隐患，因为危机使得世界沦落为“战后一个最差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期”，环境危机也迫在眉睫。在此情形下，出于对既有GDP经济发展衡量体系的不满，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可以衡量社会进步的综合指标。2008年，萨科齐召集组建“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MEPSP，也称作“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09年发布了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以下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提出，经济发展测量体系应逐步实现从“生产导向”(production-oriented)到“幸福导向”(well-being-oriented)的转变，即应聚焦于未来福祉和社会进步测量方面的思考，因为进步并不只是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进步更意味着苦难减少和幸福增加。财富（物本）是幸福（人本）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幸福除了（基于收入或财富的）“福利”因素，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教育机会、职业发展、家庭关系、民意表达与善治等）。该报告还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关于幸福测定的8个维度与12条建议。幸福议题也随之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理论热点。

（二）国内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相应的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引发了社会对幸福观的热烈讨论。

以2010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例，其已经透露出在发展方面要淡化GDP崇拜、立足为人民谋幸福的信息，而到了“十二五”开局之年2011年的两会，对“民生、尊严与幸福”的讨论得以展开，有关幸福社会的舆情方兴未艾。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兴国”的理念与奋斗目标，这是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文化在战略层面的意义凸显标志着中央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文化能为人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必须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这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根本遵循，强调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广东省较早由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全身心投入“幸福广东”的建设事业之中。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有幸参与了上述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建设“幸福广东”的有关调研与研究，并承接了具体研究项目。本书即是基于以上国内外关于幸福研究的理论热点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委托的“广东幸福文化政策研究”课题，以社会学知识为主体，综合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公共政策学等学科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与经验，对文化和幸福之间的联系进行细化探析，即聚焦于文化及其向度是如何影响幸福达致的以及这种影响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治理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幸福研究的新视野为主要汲取源，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式，努力去实现解释性范式与实证范式之间的统合，就文化及其向度对于幸福达致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综合的分析。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问题

关于幸福达致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及“伊斯特林悖论/幸福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解答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经济学的论述多是围绕经济变量（收入、失业率、通货膨胀）而展开，心理学的论述多是围绕人口特质而展开。出于社会学研究取向的考虑，本书认为，在幸福达致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若要较为准确且全面地认识与理解幸福与“伊斯特林悖论”之间的关系，采取文化定向研究路径也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

因而，本书的研究问题主要关涉三个层面：其一是在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中，探析影响幸福达致的因素除经济变量外还有哪些其他变量，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机制如何，即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非经济因素的分析阐释，并进行类别化归纳（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主要经由文献综述部分加以完成）。其二是在“文化强国”战略大背景下，在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发展趋势变迁中，除却继续关注经济建设，如何从实际的文化层面去诠释幸福这一因变量，主要是如何使人们身心舒畅，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关于这一点，本书的论证主要是基于珠三角西岸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对这一改革开放先行地、经济相对富裕地区影响居民幸福的文化定向分析，力求为“幸福广东”建设拓展理论讨论的空间。其三，针对研究中所得结论，就如何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双转型实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如注重从需求方角度制定事关幸福达致的文化定向发展的政策建议，探讨如何经由政府政策的制定落实去提升民众的幸福水平。一言以蔽之，关于本书内容，可概括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经由对经济学“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反思以及发生于珠三角西岸城市顺德的“幸福悖论”现象的实地考察，以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思想导线，探析文化及其向度如何影响幸福达致以及这种影响蕴含的社会治理意义。

（二）研究意义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幸福应当是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在肯定经济学关于幸福研究的若干成果的基础上与之展开对话，努力将精神信仰与道德信任、社团价值与公民参与等文化要素与现行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研究相结合，以求在事关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幸福社会的探讨中更好地融入和谐、均衡、利他等理念。之所以有此论，以笔者管窥蠡测之见，方兴未艾的幸福研究的核心依然从属于发展议题范畴，其本意还是在于寻求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间的均衡。至于社会发展，不妨视为此二者之间的“桥梁”。生产消费、物质财富乃至环境保护等大抵属于物质发展层面。安全、归属感、信任以及公平正义等良性社会资本的孕育营造则属于社会发展层面。不过，发展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对幸福的追求。人人都希冀拥有幸福，尽管其具体的内涵与方式有所差异。

自1974年“伊斯特林悖论”被提出以来，这一“悖论”已经引起了诸多学科研究者的兴趣。显然，如何进一步对收入与幸福之间的这种关系进行有效诠释仍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理论意义彰著。再则，就研究的现实意义而言，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本书对“伊斯特林悖论”进行以（经济）社会学为主的多元诠释具有相当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部分研究结论可能有助于关注“民生、尊严与幸福”的社会建设与“文化兴国”战略布局的实施，有助于保持社会发展活力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