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疫情大考彰显道路自信
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疫情，猝不及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应对的一场“大考”。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震撼世界，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制度之优，更是中国道路无比正确性的世界检阅。在疫情面前，中国交出了世所罕见、令人敬佩的满意答卷，全方位展示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答卷。
庚子鼠年春节，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疫情，猝不及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应对的一场“大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这次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怎么应对，应对效果如何？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制度之优，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展示。在疫情面前，中国交出了世所罕见、令人敬佩的满意答卷，全方位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世界形象。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力量”何以源源不断？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叩问，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 枪炮 钢铁与病菌
关于不同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往的解释简单化：社会制度、武器装备、科学技术、流行病、语言文字，等等。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颇具开创性地谈到欧洲殖民者赖以征服新大陆的三大秘密武器。他把不同文明的征服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三个词语，那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1]
对于枪炮，中国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就是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事实上，枪炮的背后，有钢铁这类工业文明的代表支撑着，所以钢铁也是征服别人的一个利器。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过度迷信：工业化、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钢铁。为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各地各业保驾护航“钢铁元帅升大帐”。当时工业上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街头巷尾墙头标语都是：“以钢为纲，赶美超英”“倾家荡产，大炼钢铁”“让钢铁元帅升帐”……赶英超美，主要是钢铁产量的赶超。
前两个词语容易被世人理解，而病菌，可能容易被很多人忽视。戴蒙德深刻地剖析病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2]戴蒙德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并不是因为欧洲人用枪炮屠杀了他们，而是欧洲人带去的病菌几乎灭绝了他们。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美洲地区居住着大约500万名印第安人，其中有将近90%在16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死去。对此，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里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3]这颠覆了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不是哥伦布的勇敢、西方的枪炮征服了新大陆，而恰恰是病菌给新大陆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应该说，在所有灾害类型中，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与气候灾害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发生于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西方学者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并“标志中世纪的结束”。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许多学者把黑死病看作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更加光明的道路，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利了。黑死病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
历史反复证明，大灾、大疫、大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大考”。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已多次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二 中国力量
在很多人眼里，这场疫情让更多的人深谙中华民族能历经辉煌到衰落，又再次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连绵不绝，靠的就是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靠的就是国家的统一调度、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综合实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出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令世界动容。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站在人类福祸的高度，盛赞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了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举全国之力急驰支援湖北、支援武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疫区，19个省（区、市）对口定点支援，10天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来自出色的领导力。可以说，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没有各级党组织力量的发挥，这样的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整个防控防治疫情过程中，可以看到，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在这样广袤的国土上，14亿超大规模的人口，能有这样高效的组织应对效率，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实现。就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4]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最值得夸耀和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这个国家强大高效的执政能力，是执政者的高效迅速的反应能力。
过去西方对中国有三大忧虑：一是人口大国发展，会带来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必然对西方形成挑战；三是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所以按西方逻辑，中国发展必然会独霸世界。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希望的是永远将中国作为西方“薅羊毛”的地方，不希望中国强大。
西方的担心总有西方的理由，但是它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是最勤奋的，中国市场是最大的，中国政府是最有力量的。
外力既无法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18—20世纪，西方凭借种种机缘巧合赢得了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但是，回头看，西方的成功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导致西方国家的民众习惯于安逸的生活，并且缺少对自身文化断层的认识。
西方一直不承认自身的问题，认为遏制中国就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毛主席曾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5]。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一直在持续，但是中国的发展却也一直没有停滞，反而是不断在加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最多的人口，以及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坚忍的毅力和巨大韧性的民族。所以中国有着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以及强大无比的国力，而且地大物博，经济更是世界第二。这么庞大的力量，又有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完整的产业链，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围堵成功的，即使西方那也不可能，这是最核心的。
西方看到中国在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展示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战略布局以及涌现出的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深厚情怀，开始醒悟了。
在这次疫情面前，西方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中国政府一声令下，整个中国14亿多人一夜之间就待在家里，而且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调动能力、配合能力简直到了极致。
连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国家都发出感叹，这样的动员闻所未闻，一辈子也没见过……因此，西方彻底明白，为何中国是西方无法撼动的。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14亿多人的团结”。别说14亿多人了，就是几千万人的国家，如果能团结一致，那也是不可撼动的，更何况中国那是14亿多人的团结。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14亿多人对政府的信任、对国家的支持、为国家的牺牲，这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中华文明能成为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因为中华民族越是在极端苦难中，越是会日益强大、日益发展。有14亿多人支持政府，听从调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什么艰难困苦不可能克服。有了这种团结，没有什么奇迹不可能创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罗素在谈到中华文明为什么历史悠久时说：“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6]
三 中国何以能
这场疫情大考，中国答卷让世界惊叹，更让世界瞩目。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处处彰显出中国非凡的全民动员能力，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在中国，有最能凝聚全国力量和最有办法把人力、财力、物力切实有效地集中运用到疫情防控工作上的制度体系与社会环境——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中国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令人肃然起敬。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力量”。这就是国家能力。
所谓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绝非易事。
霍布斯看得很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7]他的意思很明白：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孟德斯鸠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国家如果治理得不好，在彼岸世界就难以幸福。[8]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这五件大事都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更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息息相关。
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都差不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起初的增长提速并不明显。不过，西欧那些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就逐渐加快了。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慢，甚至是负数。
流行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斯密最关注的是秩序、好政府与个人自由安全。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罗马帝国时期很富裕的欧洲，变得极贫乏、极野蛮。即使最坚定的斯密学派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19世纪的经济关系同万能的自由经济毫无关系。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才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而并非自由放任。因为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因为战争与强权造就了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强大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蒂利说，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强化战争。
国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国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以创造一个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内部环境，更好地发展自身产业。对外，国家能力可以用来做两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
反观近代中国，按照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的解释，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更可能是中了市场的“魔咒”，而不是西方流行的说辞——门户不开放，闭关锁国。加州学派的彭慕兰、戈德斯通和弗兰克也坚持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即使不比英国更为资本主义化，至少也同英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清代政府更倾向于对市场实行自由放任政策。18世纪的中国缺乏财政支持，没有国家银行，缺少稳定的国家贷款，生产更趋于分散，很少见到生产者的联合。因此，无政府主义和混乱无序才是近代中国的真正威胁。[9]
同样，回首过往，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是源于自己的理论，即新自由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太过于推崇万能的市场化。这套理论本来是准备误导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果西方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用中国理论，走好自己的道路。这个理论就是强调核心力量，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有机结合和辩证法。由此，中国发展不断突出重围，道路越走越宽广。正如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里科·马西尼所说，在这场战“疫”中，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10]因此，疫情“大考”只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缩影。
四 中国经济不会因为疫情“雨打风吹去”
2020年2月起，中国疫情防控防治形势积极向好，各地开始有序复工复产，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抓生产、稳就业、促发展，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也打响了经济保卫战。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损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潜力，相反，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劲与活力令世界印象深刻。总体上看，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不可低估，但这种冲击和影响是短期的、总体可控的，不会阻断和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
中国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优势是中国经济对抗风险、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出台多项新举措，努力把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短期限，为恢复经济社会秩序、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10天内建成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到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再到多方联动缓解口罩等医疗物资供应紧张，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令世界惊叹。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高效的执行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疫情汹汹，各地企业普遍延迟开工，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千方百计纾解企业困难，制定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惠企利民政策。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医保费，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人民银行等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一系列举措稳定了市场，更稳定了人心。
2020年2月起，中国开始实施差异化的县城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措施。除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外，各地按照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进行分区分级，开展差异化精准防控，为复工复产按下了“快进键”。石油石化、通信、电网、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目前已超过95%，有的甚至达到了100%。同时，有关方面有序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已经做好了再出发的准备。
中国应对举措系统有力，丰富的政策工具支撑中国经济释放出更大发展潜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当经济面临冲击和挑战时，不会无所作为，政府必将加强宏观调控。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明确启动和推出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下一步正在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有机结合，推出一系列“组合拳”，上下联动形成更大合力，以足够的力度和恰当的节奏“对冲”疫情影响。
财政部出台社保费用减免政策，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扩大贴息资金规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动力充足，救助企业积极性较高，纾困举措更加多样化。创造更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逆回购利率和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设立8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增加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支持疫区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发行债券融资；为医药卫生类股权私募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备案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到期贷款放宽限期、无还本续贷、线上智能金融服务、加大收费减免力度等举措，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和复工复产等。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回暖和全球供应链的恢复，从而为稳定全球经济做出新的贡献。有理由相信，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将释放出更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有强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支撑其积极向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抗疫阻击战，也是一场经济保卫战。随着战“疫”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再开“经济发展”新战线。中国“两条线作战”，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释放了正面预期。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还是世界研发基地和创投中心，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从贡献率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达10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中国成为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依存度看，2007—2017年，全球经济对中国依存度从0.7上升到1.2，而中国经济对全球依存度则从0.9下降到0.6，世界经济更需要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联合国500多种工业产品分类目录中，中国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品类超过40%。中国拥有结构最健全的供应链集群、数量最庞大的产业工人、服务最完善的销售及物流体系，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量、经济地位以及全球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有充足的动力，数字经济有望支撑中国继续领跑全球经济。在这场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无疑会承受一定压力和影响，但数字经济的良好发展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疫情的负面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5.4%，数字经济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经济正在由“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升级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11]
换言之，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更多地取决于数字经济的稳定增长。现在中国零售业多达35.3%的业务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很高，且仍在不断上升；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所有城市均已实现全光网覆盖，固定宽带人口普及率达32.4%，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4G用户达12.7亿人，处于全球首位。中国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中的占比达34.0%，居全球首位。5G已覆盖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文化传播等十余个领域，形成了上百个创新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的稳定发展，形成了战“疫”成功的强大后盾。一方面，疫情强化了数字经济的用户基础。疫情期间，中国8.6亿名网民行为被重塑，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上娱乐等成为被动选择，这一现象有望助推中国加速建设数字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疫情创造了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历史之鉴，“黑天鹅”背后往往蕴藏着巨大机会，疫情带来的更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预示着更多的创新动力和发展契机。
中国经济有强大的实力去对抗风险。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狂风骤雨只能掀翻小池塘，不能掀翻整片大海。在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应对方案有效化解了来势汹汹的疫情，既控制了疫情，又实现了经济增长，粉碎了当时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预测“谣言”。
今日中国经济实力较十多年前已有大幅提升，应对疫情有更加充足的底气和实力。2003年，中国暴发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时，GDP总量是1.7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而2019年中国的GDP是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超过16%。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市场、9亿多劳动力、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近2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有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庞大消费群体、巨大内需潜力，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恢复和振兴的有利条件。
拥有这些优势，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必然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不畏浮云遮望眼”，若只看到中国经济眼下承压，而不去关注它正为未来积蓄能量，无疑有失偏颇。抵抗疫情虽有困难、有麻烦，但中国人历来就有攻坚克难的传统。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并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改变，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空间也都还在。风雨过后，阳光更灿烂。
五 疫情大考给世界的启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目眩、让人着迷、引人思考，这一世界级的现象具有多重意义——它意味着剥削全人类、主导全球秩序长达五百多年的西方的衰落，意味着后殖民时代南方国家的整体发展，更意味着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蛰伏已久的伟大文明的苏醒。
（一）警惕西方意识形态偏见
西方不希望看到一个发展的中国，而是奢望“历史的终结”。西方无法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不断预言着中国会出现倒退或崩溃。西方社会唱衰中国的论调从未间断。唱衰也好，捧杀也罢，中国经济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下去，并且愈加行稳致远。西方预言的破产，是西方偏见的必然结果。西方要做的不应是“唱衰中国”，而应是与中国携手发展、实现共赢。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性传染病疫情，又让那些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看到了希望。现在一些西方大国不断借疫情污名化中国，发表种种险恶言论来贬低、攻击中国。一些国家甚至按捺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公然声称疫情之下“中国所失可能是自己所得”，企图再次唱衰中国经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种种险恶用心一再暴露出西方某些人士的傲慢、偏见与无知。要看到西方的巅峰时代早已过去，西方应摒弃笃信自身文明优越的潜意识，放弃对中国的偏见。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时刻，把“锅”甩给某个国家，以戴着“有色眼镜”的恶毒目光来打量乃至发表仇视言论，不仅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还会恶化不同国家及地区间人民的关系，起到比病毒更坏的作用。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到处都有人对他们的对手表示怀疑和不信任，这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前身”，“如果一种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现状不符，这种思想就是乌托邦”。[12]现在来看，西方意识形态不但变成了乌托邦，而且正在演变成新的“病毒”——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病毒”。[13]过去，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人造病毒”主要攻击目标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在，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病毒”则是借疫情将中国经济前景“妖魔化”。时间和事实将证明，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带来的“政治病毒”危害更大，消灭起来也更加困难。看待中国经济，西方不但要擦亮眼睛，更要不时给那些错误认识“消消毒”。
在人类的所有幻想中，政治幻想是最危险的。世界兴起的“中国热”正是中国经验得到认可的最佳体现，向东方看齐正成为世界主流方向，因此意识形态偏见是经济发展的大敌。实践证明，中国不是独善其身的“专车”，而是世界发展的“顺风车”，更是人类进步的“快车”。不可否认，疫情肯定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定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与西方展开尽可能广泛的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综合2021年上半年的全球经济运行情况来看，中国全面恢复生产的步伐可能会比西方普遍预料得要更快。如果西方任由意识形态偏见像病毒一样流行，长期扭曲对中国的全面正确认识，更可能威胁和危及的是西方自身的经济安全，而这种威胁是无法借助口罩或护目镜来消除的。
（二）警惕逆全球化逆潮流
当前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当今世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任何灾难面前，没有人可以成为局外人。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还是产业链停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已显露出疲软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更是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用“中国行动”和“中国节奏”践行着全球化的使命与担当，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此次疫情让整个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稳定更加离不开中国。随着疫情拐点的到来和中国各行各业有序推进复工，世界将会看到疫情后中国经济有序快速增长，中国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时代，抗击疫情早已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在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冲击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世界造不出西方所期盼的“挪亚方舟”，各国唯有携手共进、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更是让西方看到中国力量和治理全球化问题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一度盛行的“逆全球化”呼声暂时性“失语”。
回望近些年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黑天鹅”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不足，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难以尽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讨论甚嚣尘上；贸易战与逆全球化主义，让世界经济前景更加不明朗。人们担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性蔓延会让全球经济面临更大挑战。大疫如大考，互信互助才是解题之道。在抗击疫情时，全球展现的彼此团结与互帮互助，让更多人看到了全球一体化治理的曙光。因此，疫情后各国携手并进，持续推进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成为当今的重要课题。
从当前形势来看，疫情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概率却不低，那就是贸易战。刚刚有所缓和的贸易战，会不会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下重新抬头，无疑是当前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发动贸易战争，不仅无助于本国经济，反而会加速全球经济危机。早在八十多年前，美国就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关税法》引发他国报复，上演了一场全球贸易大战，全球贸易额大幅萎缩，最终加速了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萧条。
当前这场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智慧也是一个考验。如今的美国政府似乎正在重复历史错误。贸易保护主义的“病毒”正在折磨着美国，并且传播到了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旦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并渗透全球，比起新冠病毒，可能更加无药可救。为此，世界“免疫系统”必须战胜它，以恢复开放贸易和重获商业健康。只有全球携手合作，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真正出路。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国际社会看到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中国，看到顽强不屈、逆境奋进的中国，看到迅速出击、蹄疾步稳的中国，看到担当有为、守护世界的中国。这是以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这是以行动践行阻止疫情蔓延的大国担当！
过去几年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各国过于侧重经贸的分工协作以及政治力量的抗衡，却忽略病毒也随全球化而散播及肆虐，以至今天尝到苦果。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人类社会今后的进程，必须更重视平衡与共生的智慧。
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很好地提出了建议：应该正视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已经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担当起符合其地位的责任，正在书写自己命运的篇章，也在协同书写世界命运的篇章。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因为中国人民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价值观。
这个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就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好。依照西方价值观，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一个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既不侵占领土，也不对他国进行政治军事的介入，这样的大国是怎样在国际上立足的，又会如何越来越稳定？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即使在将来，中国也不会立志于成为帝国，更不会遵循“霸道”和“王道”，而是行大道，奉天下为公。对此，早在18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已给出过答案，他说，一般地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存自己。不过，每一个国家各自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中国的目标是安定。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西方也不再是过去的西方。西方要想对中国有更多了解，就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因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在全球化浪潮中，再没有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换句话说，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
现在世界已进入21世纪，新世纪有一个公式，就是学会分享。早年，天主教教会在世俗化运动中看到自己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因而感到无可奈何。西方要解决好自己的世纪难题，就要从现在起，从今天起，学会分享。因为全球分享已现端倪。
这场疫情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们：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这场“战争”还将继续下去。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带给世界重要启示，这就是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病毒无国界。人类是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与疫情较量，谁也不可能成为局外人，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这场战“疫”再次提醒人们，要真正构建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仍然任重而道远。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中国从未缺席，中国一直在奋力前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密切、利益交融，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土壤。世界好，中国会更好；中国好，世界也会更好。即使现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此次疫情带给世界的最大启示，必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主导全球化五百多年的历史已证明：“西方标榜的共同利益不过是一个修饰性的比喻而已，失去共同目的和共同的利益，我们就失去了共同的准则、共同的思想和世界概念，世界已分裂成为无数原子式的个体和集团的碎片。”[14]在“碎片化”的新格局下，如何做好全球产业链分工及自身的“防御”“愈合”，需要长期不断探索。当下解决现实中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的深层问题，不可能依靠割裂早已形成的全球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唯有各国之间开展更加深入务实的合作，维护和扩大共同利益，才能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2016年已达到80%，它们日益拥有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发达国家应该乐见这些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并让它们发挥建设性作用。面对疫情“大考”，各国应当坚定信心、协商合作，保证全球供应链安全，构建顺畅贸易通道，同时防止各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发生，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平稳向前发展。
注释
[1]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2]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3]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66页。
[4]《国际社会点赞中国动员能力》，《解放军报》2020年3月11日。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6]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第294页。
[7]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5页。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2页。
[9]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苗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0]《中国树立了世界防疫的典范》，《人民日报》2020年2月25日。
[1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2020年7月10日（2021年3月10日），
[12]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9页。
[1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4页。
[14]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