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最后的忠孝军
公元1234年，农历大年初一。
金朝虽然是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统治中原业已百年，受汉族的影响，礼俗文化早已汉化。
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礼仪，这一天，大臣会前往宫阙朝贺天子，外国的使臣也会来，包括南宋、西夏在内，金朝尽显“上国”威仪。
在13世纪初的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金朝已经取代宋朝的地位，成为“天朝”，南宋、西夏、高丽都对金朝表示臣服，称之为“上国”。西夏将金朝划给他们的土地称为“上国所赐”[1]；根据绍兴和议[2]，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在给金朝的表文中不仅要称金朝为“上国”，而且要自称“臣”[3]；即使金朝南迁开封之后，金宣宗遣人往谕高丽时，仍自称“使知兴兵非上国意”[4]。
然而，这一年却有些例外：金朝皇帝的宫殿不复威严，街市冷冷清清，也没有外国的使臣前来，甚至连金国臣子的朝贺都取消了。
南宋人倒是一如既往地来了，只是这次不在金朝接待使臣的馆驿里，而是在城外的军营里，杀气腾腾。
这个时候的金朝皇帝与统治中枢早已不在那个极尽繁华的中都（今北京）了，他们早在二十年前就放弃了中都，逃到了北宋旧都汴梁城，也就是金朝人口中的“南京”。
去年他们连南京也守不住了。一年多前，金朝皇帝完颜守绪放弃汴梁，逃到了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并在六个月后再次逃离，来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
现在蔡州也已经被围数月，从这一刻算起，金朝只剩下十天的寿命。幸或不幸的是，金哀宗完颜守绪此时并不知道这个结局。
四个月前的九月初十，尾随追击完颜守绪而来的蒙军抵达蔡州城下，挖沟筑垒，准备围城。那一天，完颜守绪让司天台管勾武祯之子武亢算了一卦。
司天台，也就是后来的钦天监，负责观测记录天文气象、制定颁发历法。因为业务过于专业，对个人的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司天台的官吏往往是家族世袭。武亢就是其中的翘楚，史载其“精于占候”[5]，所以完颜守绪专门吩咐人找到了他。
武亢告诉完颜守绪：今年十二月初三，蒙古人就会攻城。
进入腊月，城外不仅有蒙古大军，就连以前称臣纳贡的宋朝都派了兵马前来助战。十二月初三，蒙军果然发动了对蔡州城的攻击，武亢算准了。
完颜守绪又惊又喜，他派人召来武亢，让其再算一卦：“蔡州何日会解围？”
武亢低头掐算，回答道：“明年正月十三，城下就不再会有一兵一骑。”
完颜守绪大喜：四十天，他只需要坚守四十天便可以迎来胜利。于是他让有司衙门计算好城内的粮食，做长期打算，只要熬过这四十天，转机就到了。[6]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也就是第二十七天。这二十七天完颜守绪度日如年，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甚至几乎就没有好消息。守城战几乎耗尽了蔡州的一切，男丁早已经全部登城守御，甚至连壮实一些的女子也被勒令穿上男子服饰，负责给城上运送守城用的石料[7]。
其实此时金朝的处境已几成死局，死守蔡州不过是困兽之斗，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十二月初七，蒙军掘开了蔡州城外的练江；宋军也不甘人后，掘开了城南金军据守的柴潭，滔滔洪水注入汝河，金军措手不及。两天后，蔡州外城陷落。
不过，让完颜守绪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效命的将士仍然忠勇无双。
从十二月初蔡州攻防战开始，蒙军几乎昼夜攻城不歇，城内的金军想尽一切办法死死支撑，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忠孝军。现在城内的粮食不足，各处都发生了军士劫掠的事情。有司衙门细查之下，发现两名忠孝军的提控都统乱杀无辜，抢掠粮食[8]，于是报告给了完颜守绪。忠孝军劳苦功高有目共睹，完颜守绪也想宽恕两人，毕竟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结果忠孝军的首领王山儿义正词严，一口回绝了完颜守绪，理由很简单：杀人偿命。
忠孝军，金末最重要的军队力量之一，一度被认为有实力逆转金蒙战局。忠孝军组建的背景，是金朝常规军事力量的崩溃。
金朝的军队制度前后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变动。在建立之初，金朝确立的是猛安谋克六级军事编制。猛安谋克是女真语词汇，意为千户、百户，猛安谋克制也是金朝的基本军事制度。不过，随着金朝逐渐占领燕云地区，其后又迅速占据宋朝的黄河流域，金朝又按照北宋后期的军事制度组建了将、部、队三级的仿宋军编制。
金朝早期军队人数不多，据学者估计，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南下攻宋的十二万人已经是当时金朝的大部兵力[9]，这些军队中又包括渤海、契丹以及一部分汉人，真正的女真族军队更少。随着金朝国家制度的制定，女真军队逐渐腐化堕落，战斗力与金朝建国之初灭辽、灭宋时不可同日而语。渐渐地，猛安谋克军制就不再能作为军事作战单位使用。
金朝后期的职业军队勉强能维持住边防与地方的弹压，但是已经失去了大规模军事征伐的能力。金朝后期在每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鉴于作战兵力的缺乏，往往都要下令签军括马。
签军，是一种临时征募的军队组建方式。《金史·兵志》记载，金朝遇到战事的时候会从民间签取军队，等战事结束就放还回家[10]。金朝初年，金朝曾强迫汉人剃头辫发，所以当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汉人签军又被南宋称之为“剃头签军”。签军是金军中地位最低贱者，往往只能担任步兵，在最前方冲锋陷阵，死伤最为惨重。
因此，金代的签军制度是一种扰民之恶政，紧接着签军令而来的，往往是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11]。所签之军本是强征而来的庄户民人，士气低落，又缺乏训练，战斗力极为低下，甚至都不足以称为一支军队。
括马，就是强制征用民间马匹。括马制度伴随了整个金朝，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为了南下伐宋，下令“大括天下骡马”，只有七品以上官员方准许留马一匹，民间骡马全部征调。括马活动中，免不了大量人畜的远距离紧急调动，劳民伤财不说，辛苦征集的马匹也往往在超负荷的载重运输中累死，以至尸体“狼藉于道”[12]，于是经常出现战争尚未开始而金朝战马资源便已大量损失的奇景。
随着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金蒙战事的全面升级，金朝丢失了草原上的官营马场，战马资源更加匮乏，括马也越来越频繁。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七月，金宣宗命人征集民间马匹驴骡，以资军用[13]。兴定元年（1217年），金朝再次下令括取民间马匹，并开出高价希望能得到更多隐匿于民间的马匹[14]；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单纯靠朝廷命令来括取，或者以金钱购买马骡等军用资源的方式已经无法见效，金朝不得不下达私藏马匹有罪的命令[15]。
不过，忠孝军与此不同。签军是被迫参战，忠孝军却是自愿从军，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指挥蒙军主力攻打金军重兵设防的抚州野狐岭（今河北张北县南），此役金军兵败如山倒，蒙军趁机掩杀，随后在浍河堡（今河北怀安旧城附近）决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史称“野狐岭之战”。
野狐岭之战以后，金国的中央机动兵力不复存在，北方边防门户洞开，蒙古人不断进行劫掠，如入无人之境。金宣宗刚继位的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蒙古大军兵分三路攻金，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山东[16]被蒙古的旋风战法抄掠一空，看似固若金汤的城墙与壕堑，在蒙军的黑色苏鲁锭[17]面前如同泥塑一般一触即碎，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近百府州只有十一座城池幸免于难。[18]金朝由此意识到，他们的首都正处于蒙古兵锋之上，不过他们非但未整军经武保卫中都，反而主动迁都到南京开封（今属河南），将华北拱手让出，希望能借助河北、河东之地作为屏障换取一丝喘息。
蒙军在北方占领区烧杀劫掠的暴行，导致漠南、河北大量民众南逃。尽管金朝统治下的河南同样残破不堪，但在朝不保夕的北方民众心中仍然是一片乐土，于是漠南、河北的民众纷纷渡河南下。金朝的新都南京开封府便是相当多南渡流民的目的地，有学者估计，在开封城最终陷落之前，挤在城内的人口达到了惊人的二百余万。[19]
南渡的难民中，并非只有汉人和女真人，也有回纥人、乃满人、羌人以及河湟一带的党项人[20]。乃满即乃蛮，在《金史》中被称为粘拔恩部，是蒙古草原上较早抛弃两属政策、向金朝表示效忠的部落，也是铁木真在统一草原过程中最后、最大的敌人。
金蒙开战前的泰和四年（1204年），铁木真率部西进击败乃蛮部，两年后在乃蛮北部兀鲁黑塔黑（今蒙古科布多地区）再次击败残余乃蛮势力，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随后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建立了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虽然民族、文化各异，但南渡百姓对蒙军都有着深入骨髓的仇恨，这是他们结成“抗蒙统一战线”的基础。
金朝在最后的几年，从这些由沦陷区逃回来的各民族人员（当时叫“归正人”）中选出精壮，不管有无战马，也不管会不会说汉语，统统重新组织起来，送去枢密院，给予相当于其他军队三倍的军饷，并按照金朝初年一兵二马的旧制给足装备，由此得到了一支上千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名为“忠孝军”[21]。忠孝军人数最多时达到七千余人。
失去家乡故土，让忠孝军无比渴望复仇，立场极其坚定，一贯强烈反对与蒙古议和。金朝后期与蒙古的议和便多次遭到他们的抵制与阻挠。更难得的是，忠孝军具有古代军队中罕见的军纪，金朝历史上每次战争都少不了官军戕害百姓，甚至杀良冒功的情况，但忠孝军严明的军纪成了金朝末期军队里亮丽的风景，这些面有悍色的粗人身上，却具有所谓“王师”应有的风采——秋毫无犯，甚至在过境之时，街道上趁火打劫的歹人都大为减少。[22]
凭借严格的纪律、优良的装备、高昂的斗志，忠孝军一度扭转了金军对蒙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在卫州、大昌原、倒回谷等战役多次获得大捷。金人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甚至一度认为有此一军，金朝复兴有望[23]。
不过，蔡州城内的忠孝军已经是这支军队最后的残余，其大部队与其他数支金军一起葬送在了两年前。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金军主力与铁木真之子窝阔台、拖雷率领的蒙军在河南钧州三峰山决战，全军覆没，史称“三峰山之战”。
注释：
[1] 《金史》卷九十五《粘割斡特剌传》：“夏人报言，结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杀之，祁安城本上国所赐旧积石地，发兵修筑以备他盗耳。”
[2] 南宋与金在1141年订立的和约，和约约定：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元旦，宋均须遣使祝贺；双方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向金割让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属河南）二州及商州（今陕西商洛）、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3] 《金史》卷七十七《完颜宗弼传》：“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
[4] 《金史》卷十五《宣宗本纪中》。
[5] [金]王鹗《汝南遗事》卷二：“右丞仲德奏前司天台管勾武祯男亢，习父之业，精于占候，宜召赴行在，以备咨访。”
[6]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方伎传·武亢》：“天兴二年九月，蔡州被围，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问曰：“解围当在何日？’对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围解有期，日但密计粮草，使可给至其日不阙者。”
[7] 《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纪下》：“尽籍民丁防守，括妇人壮捷者假男子衣冠，运大石。”
[8] [金]王鹗《汝南遗事》卷四：“俄城中有巨劫七八人，屠人之家而夺其食。事觉连系，有忠孝军提控都统二人。”
[9] 王曾瑜《金朝军制》第四章。
[10]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11] [金]刘祁《归潜志》卷七：“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然。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
[12]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佞幸传·李通》：“于是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等而上之。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
[13] 《金史》卷十四《《宣宗本纪上》：“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
[14]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又遣官括市民马，立赏格以示劝。”
[15] 《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纪下》：“定进马迁赏格，又定括马罪格。”
[16] 当时黄河夺淮入海，山东全境位于黄河以北。
[17] 蒙语意为“矛”，蒙古的象征、战神的标志，又译为“苏勒德”。一般分黑白两色，分别叫“哈喇苏鲁锭”和“查干苏鲁锭”，即“黑”和“白”的意思，黑色象征战争和力量，白色象征和平与权威。
[18]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19]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20]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忠义传三·完颜陈和尚》：“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
[21]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复取河朔诸路归正人，不问鞍马有无、译语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得千余人，岁时犒燕，名曰忠孝军。”
[22]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忠义传三·完颜陈和尚》：“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
[23]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自正大改立马军，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至于军士精锐、器仗坚整，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兴之期为有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