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生命 自由和财产：约翰·洛克

17世纪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最初的自由论者开始提出一个个议题，其中对天赋人权最有影响力的主张来自学者约翰·洛克的笔下。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激进的观点，即政府理应通过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为民众服务，政府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和制衡，政府形式应为代议制并实行法治。他谴责暴政，认为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权利，人们就可以合法反抗。这些观点在著名的《政府论（第二篇）》中得到了充分阐述，但由于太过激进，他不敢署名。（他在遗嘱里才承认自己是作者。）洛克的作品大大激发了美国革命的自由理想，同时也激励了整个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

托马斯·杰斐逊把洛克及其同仁阿尔杰农·西德尼列为最重要的自由思想家。洛克启发了托马斯·潘恩关于革命的激进思想，还启迪了乔治·梅森。从洛克出发，詹姆斯·麦迪逊得出了关于自由和执政的最基本原则。洛克的作品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学成才的过程中也发挥过作用，约翰·亚当斯认为男孩和女孩都应该了解洛克。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认为洛克是“具有最高智慧之人。他没有看明白的东西，我也无能为力”。

然而，洛克开始阐发自己思想的时候，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学者。他曾经有过短暂的外交生涯，但是以任务失败而告终；他还当过医生，但是缺乏传统的资质，因此只接待过一个病人。他的第一部作品直到57岁才出版。他还遭受过哮喘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困扰。

洛克貌不惊人，很难跟伟人搭上边。他个子高挑，身材瘦削。为他立传的莫里斯·克兰斯顿说，他长着“长脸，大鼻子，厚嘴唇，一双温和的眼睛透着忧郁”。他曾有过一次“为之失去理智的”风流韵事，但是直到去世都没有结婚。

然而，一些跟洛克同时代的名人都对他评价很高。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非常喜欢跟他相处。贵格会的威廉·佩恩成为政治逃犯时，洛克帮助他恢复了名誉，正如他过去是政治逃犯时佩恩从中斡旋才让他得以赦免一样。英国著名医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认为：“就其敏锐的智慧、稳定的判断力和单纯的天性，以及非凡的举止而言，我可以有信心地宣布，在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几乎没谁可以跟他相提并论，更不用说能出其右者。”

1632年8月29日，约翰·洛克出生在英格兰的萨默塞特郡。他是家中的长子，母亲阿格尼丝·基恩是镇上一位制革工人的女儿；老约翰·洛克是位贫穷的清教徒律师，在治安法官手下当职员。

洛克17岁时，议会绞死国王查理一世，迎来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1652年，洛克从大名鼎鼎的威斯敏斯特中学毕业，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并获得了奖学金。这个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神职人员。1665年11月，凭借在牛津大学的关系，洛克接受了一项外交任务，前往德国的勃兰登堡。这次经历让他颇感意外，因为勃兰登堡有一项包容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和路德会教徒的政策，因此这里一片安宁祥和。

1666年夏天，富裕而深具影响力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造访牛津。他在这里遇到了洛克，此时洛克正在攻读医学。库珀主张宗教宽容（天主教徒除外），当时正罹患肝囊肿，患部很可能因感染而肿大，于是他请洛克做他的私人医生。就这样，洛克搬到了库珀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埃克塞特府邸的一个房间，在伯爵的感染加重之前，洛克成功实施了手术。

沙夫茨伯里伯爵挽留洛克住了下来，探讨宽容、教育、贸易和其他相关问题，洛克还反对政府限制利率。伯爵做的每件事，洛克几乎都参与其中。伯爵组建了辉格党，洛克便与他通信联系，力求对议会选举施加影响。伯爵在伦敦塔被囚禁了一年，于1679年促成通过了《人身保护法》。它声明：政府未经正式指控就随意逮捕人是非法的，不能因有两次同一指控而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伯爵还推出了“排除法案”，目的是阻止国王的天主教兄弟继承王位。

1681年3月，查理二世解散了议会，而且人们很快就得知，他根本无意重新召集议会。因此，终结斯图亚特专制政体的唯一途径就是反抗。沙夫茨伯里是国王最危险的对手，洛克就在他身边。他准备抨击罗伯特·菲尔默的《父权制或者国王的自然权力》（1680），书中宣称国王的绝对权力是由上帝批准的。这次攻击非常冒险，很容易被视为攻击国王而被起诉。詹姆斯·蒂勒尔也曾在牛津见过洛克，他撰写的抨击菲尔默的小册子没有署名，但是内容充实，题为《父权制并非君主制》，里面只是隐约提到了民众拥有反对暴君的权利。

洛克利用参与政治行动的经验，在沙夫茨伯里埃克塞特府邸摆满书架的房间里工作。他写了一篇论文抨击菲尔默的学说，否认了《圣经》支持暴君、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权威的说法。接着，他写了第二篇论文，提出了关于自由和人们拥有反抗暴君的权利的伟大主张。他的原则主要来自蒂勒尔，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更为彻底的结论：明确攻击奴隶制，坚决维护革命。

随着查理二世加强对反对派的斗争，沙夫茨伯里于1682年11月逃往荷兰，两个月后弃世。1683年7月21日，洛克可能目睹了牛津大学在博德莱安图书馆院落焚烧危险书籍的一幕。这是英国最后一次焚书。洛克也有这类不法书籍，他担心自己的房间会被搜查，于是便把两篇论文的草稿交给了蒂勒尔。他搬离牛津，核实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乡下资产，于9月7日逃往鹿特丹。英国政府极力想引渡他回国受审，很可能会判处绞刑。他化名范·德尔·林登医生，在信件上的签名是“拉米”或者“林内医生”。因为料到政府会拦截信件，所以他便用数字或假名指代朋友，以便保护他们。

查理二世于1685年2月驾崩，他的弟弟成为詹姆斯二世。新国王开始在英国推行天主教。他用天主教徒替代了英国国教官僚，给军队配备了天主教军官。所有这一切都对英国民众构成了威胁，他们很期望从天主教国王和教皇那里获得的独立。

与此同时，仍然身处荷兰的洛克开始撰写他的哲学名著《人类理解论》，这本著作敦促人们把信仰建立在观察和理性之上。他还写了一封信，宣扬宗教宽容原则（但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徒除外，因为前者不愿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誓约，后者则忠实于外国势力）。

1688年6月，詹姆斯二世宣布有了男性继承人——突然之间，天主教将继续统治国家的恐怖笼罩全国。维护绝对王权的托利党人现在也开始支持辉格党人发动叛乱的想法。荷兰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同意承认议院的最高权力，于1688年11月5日渡过英吉利海峡，不到一个月，詹姆斯二世便逃往法国。这次光荣革命没有动用暴力就确保了新教派的继任权和议院的最高权力。

洛克回到了英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主要作品出版了。突然间，他声名鹊起。出版于1689年10月的《论宽容》反对迫害，呼吁宽容对待再洗礼派教徒、独立派、长老会和贵格会教徒。洛克宣称：“治安官不应该禁止在任何教堂里宣讲或者表达探索性的见解，因为这些见解跟公民权利毫不相干。即使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真的认为那是耶稣的身体（他化身为圣饼），也不会对自己的邻居造成伤害。即使一个犹太人坚持认为《新约》不是上帝之道，也不会对公民权利产生丝毫影响。即使一个异教徒全盘否定《新约》和《旧约》，也不能把他当作有害公民进行惩罚。”洛克的这本书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他在1690年和1692年又分别写了两篇。

洛克论政府的两篇论文于1689年10月出版（标题页上标的是1690年）。由于洛克的观点是建立在有关自然状态的陈旧观念之上的，因此后来的哲学家都没有把这两篇论文当回事儿，但是他的基本原理流传到了今天。洛克关注的是独断专权，“不管行使这种权力者是一人还是多人，都是暴政”。他维护自然法传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犹太人：由于道德法则适用于任何人，所以统治者不能合法地为所欲为。洛克宣称：“理性就是这一法则，它教导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没有谁能够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者财产。”洛克设想了这样一种法治：“有一种长期遵守的法则，由这个社会的立法机构制定，适用于全社会的人；在所有事务上，都有一种可以遵从自己意志的自由，而上述法则在这类事务上不做规定；不受他人多变、不定、未知、武断意志的约束。”

洛克表明，对于自由而言，私有财产绝不可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没有任何外人有权拥有这些财产，除了他自己。我们可以说，他身体的辛劳，他双手的劳动，都完全属于他自己……因此，人们组成国家和政府的最大和最主要目标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洛克认为，只要人们把劳动投入公共财产中去，改进了公共财产，就能合法地把公共财产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洛克坚持认为，拥有最高权力的不是统治者，而是人民。他这样写道，政府“不征得国民同意，就永远无权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据为己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会使他们丧失全部财产”。他甚至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更加清楚：统治者“未得人民的亲自同意或其代理人的同意，就不得提高征税”。然后，他申明了革命的明确权利：“无论何时，只要立法者试图夺走或毁掉人民的财产，或通过独断专权把人民沦为奴隶，他们就与人民进入了战争状态，于是人民便可以不再服从，他们可以寻求由上帝提供给所有人的用以避免武力和暴力的共同避难所。无论何时，只要立法机构违反了这一社会的基本法则——不管是由于野心、恐惧、愚蠢还是腐败，试图自己攫取或者交给他人一种凌驾于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之上的绝对权力，或者违反信托，用于截然相反的目的——他们就丧失了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人民将有权收回这一权力，他们有权恢复最初的自由。”

为了达到匿名目的，洛克通过一位朋友跟印刷商打交道。这位朋友名叫爱德华·克拉克，他可能是唯一知道作者身份的人。洛克否认自己就是作者，请求朋友们不要妄加猜测。詹姆斯·蒂勒尔等人对他是否是作者刨根问底，于是洛克便跟这些人断绝了联系。洛克毁掉了最初的手稿，对其他作品中所有提到这部作品之处也进行了处理。他只在离世前几个星期签署的遗嘱附件中才唯一一次通过文字承认自己是该书的作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篇论文在他生前几乎都没怎么引起反响。没有人对此展开抨击，就像洛克关于宗教的署名作品一样。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上署了名，这本书出版于1689年12月，奠定了他英国重要哲学家的地位。他并不赞同学问的全部就是阅读古代文本和吸收宗教教义的传统信条。他认为，了解世界需要观察。他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主张以理性为指导。这本书成了重印次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哲学著作之一。

1693年，洛克出版了《教育漫话》，其中的许多思想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革命性的。他宣称，教育就是为了自由。他认为，树立个人榜样是教授道德标准和基本技能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他推荐家庭教育。他反对政府开办学校，主张父母亲自培养每个子女的独特天赋。

晚年，洛克的朋友弗朗西斯·马沙姆夫妇邀请他前往北埃塞克斯的奥茨庄园生活，这里距离伦敦大约25英里。他有个底层房间，相邻的书房藏有近5000册图书。他坚持如下支付原则：每周花在用人和自己身上的支出是1英镑，外加花在马身上的1先令。洛克日益虚弱，1704年10月，他已经很难起床穿衣。10月28日，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他与马沙姆夫人坐在书房里时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被葬在海雷沃教堂墓地。

18世纪20年代，两个激进的英国作家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在《加图信札》中普及了洛克的政治思想，一系列文章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对美国思想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洛克的影响在《独立宣言》、宪法权力分割和《权利法案》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法国，批评宗教不宽容的伏尔泰在国内推广洛克的思想。孟德斯鸠男爵拓展了洛克关于权力分割的思想。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体现在了《人权宣言》之中，但是他的权力分割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却从未在法国扎根。

后来，洛克几乎从思想辩论中消失了。随着人们把关于自然权利的谈论跟反叛和拿破仑的战争联系起来，一种保守反应开始笼罩欧洲。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嘲讽自然权利，并提出公共政策应当根据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的原则来决定。但是，当政府以做好事为名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抢劫、监禁甚至谋害人时，保守派和功利派的智慧都被证明束手无策。

在20世纪，小说家兼哲学家安·兰德和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重新提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道德理由，主张基于自然权利的自由，并提出了一种决定法律是否公正的有意义的道德标准。他们鼓舞着数百万人发出战斗的呼喊：全世界的人生来就有平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他们都站在约翰·洛克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