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恺撒的童年
他出身最高贵的尤利乌斯氏族，祖先血统可上溯到安喀塞斯和维纳斯——所有研究古代史的人都认可这种说法——他的外貌远远胜过其他所有公民。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公元1世纪初[1]
这个恺撒身上有许多个马略。
——苏拉[2]
按照现代的历法计算，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日期是确定无误的，年份则有一些疑问，因为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写的恺撒传记的开头部分都遗失了。有几位学者将他的出生年份定为公元前102年或前101年，但他们的论据不是很有说服力，普遍的意见仍然是公元前100年。根据罗马历法，恺撒出生于盖乌斯·马略和卢基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建城纪年”第654年，日期是罗马历5月的“月中日”之前的第三天。在罗马历中，每年是从3月开始的。后来在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他出生的这个月被更名为“尤利乌斯”（Julius）以示纪念，也就是现代的7月（July）。“月中日”是这个月的第15天，但是罗马人从某个日期往前或往后推算的时候，会把这一天也算在内，所以恺撒的出生日应该是13日。
在罗马，一个人的名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他的社会地位。恺撒拥有罗马公民所特有的完整的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个人名，其功能与现代的名差不多，用来区分一个家族内部具体的成员，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使用。大多数家族的一代代男性成员往往使用同一个名字。恺撒的父亲和祖父都叫盖乌斯，尤利乌斯家族许多代的长子可能都叫作盖乌斯。第二个名字是最重要的氏族名，因为它是这个人所属的“氏族”（由许多血缘相近的家族组成的集团）的称呼。第三个名字是家族名，说明这个人属于氏族的哪一个具体分支，但即便是许多贵族家庭也没有第三个名字。恺撒的主要对手格奈乌斯·庞培和他的副将马克·安东尼的家族都没有第三名。有些人会得到一个额外的、半正式的绰号，而且罗马人幽默感极强，所以这种绰号一般用来取笑其主人的外貌。庞培的父亲被称为“斯特拉波”，意思是“斜眼”；恺撒的一个远房亲戚叫作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恺撒始终没有得到一个额外的绰号。他是个男孩，所以得到了完整的三个名字，但假如他是个女孩，就只会有一个名字，即氏族名的阴性形式。恺撒的姑姑、姐妹们和女儿都被简单地称为“尤利娅”，尤利乌斯氏族的所有女性成员都叫这个名字。如果一个家庭有不止一个女儿，那么正式的场合里就在名字后加上数字，以示区分。男女名字的差异很能说明罗马世界的特点。只有男性可以参与政治，而在竞争激烈的政界，人们需要准确地知道谁是谁。女性没有政治角色可以扮演，因此不需要这样具体的标识。[3]
尤利乌斯氏族是贵族，而且是罗马最古老的贵族阶层的成员。在共和国早期，贵族曾垄断权力，统治着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平民。在共和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尤利乌斯氏族有大约十几位成员曾当选为高级行政长官，但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与更成功的贵族氏族（如费边氏族、曼利乌斯氏族）相比，尤利乌斯氏族似乎没能有效地记载和宣扬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好几个贵族世家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逐渐消失了，因为平民不断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富裕的平民家族也挤进了统治集团。从公元前342年起，每一年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是平民。到公元前2世纪末，元老院精英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名门世家大部分是平民出身。有一些荣誉仍然只有贵族才能享有，而贵族不可以担任平民保民官，但总的来讲，贵族和平民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家族即使拥有贵族身份，也未必一定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不存在建立新的贵族家族的程序，所以许多世纪以来，一些贵族家族由于绝后或者被人遗忘，逐渐消失了。尤利乌斯氏族生存了下来，但在政坛并没有什么突出地位。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有个叫尤利乌斯·恺撒的人当选为裁判官，他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拥有“恺撒”这个家族名的人。多年之后有个作家声称，这个人之所以采用了“恺撒”这个家族名，是因为他在战斗中杀死了敌人的一头战象，而“恺撒”在布匿语中就是大象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恺撒”意为“多毛”，因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以头发浓密而著称。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的。不过，似乎的确是在这个时期，尤利乌斯氏族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家族，但都叫“尤利乌斯·恺撒”，在普查中登记于不同的部落里。公元前157年，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当选执政官，他是公元前2世纪恺撒家族中唯一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人。他不是本书主人公的祖先，而是来自另一个略微更成功一些的恺撒家族。在公元前1世纪初，尤利乌斯·恺撒家族的一些成员开始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公元前91年，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担任执政官；前90年，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也当选执政官，他的弟弟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在同一年担任市政官。市政官是级别较低的行政长官，职责包括主持公共节日和娱乐活动。卢基乌斯和盖乌斯都来自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是本书主人公父亲的远房亲戚。斯特拉波是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享有盛誉。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有点神秘，我们不知道他来自家族的哪一个分支。他甚至有可能是本书主人公的叔伯，即他父亲盖乌斯的哥哥或弟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塞克斯图斯也有可能是盖乌斯的堂兄弟。[4]
尽管尤利乌斯氏族对共和国历史的影响没有其他氏族那么大，但大家公认，他们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罗马的第三代国王图卢斯·霍斯提里乌斯攻占并摧毁邻近的城市阿尔巴朗格之后，尤利乌斯氏族就在罗马定居了。但他们与罗马早期历史的联系甚至更久远，因为他们自称得名自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特洛伊陷落后，埃涅阿斯率领一群特洛伊流亡者到意大利定居。而埃涅阿斯是凡人安喀塞斯与女神维纳斯之子，所以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是神祇。这时，这些早期神话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变成奥古斯都时代的那种形式。在奥古斯都时代，诗人维吉尔和历史学家李维会比较详细地讲述这些故事。即便是李维也承认关于埃涅阿斯及其后嗣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他不确定究竟是尤卢斯还是埃涅阿斯的另一个儿子建立了阿尔巴朗格，并成为其开国君主；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母亲雷娅·西尔维亚就出自这个王朝。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应该很少有罗马人知道尤利乌斯氏族和罗慕路斯之间可能有联系。而尤利乌斯氏族自称为维纳斯的后代是妇孺皆知的，应该不是近期才捏造出来的。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公元前69年，恺撒在自己姑姑的葬礼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我姑姑尤利娅的家族，母系祖先是国王，父系祖先是不朽的神祇。因为她母亲的氏族——马尔基乌斯·雷克斯氏族——是安库斯·马尔基乌斯[5]的后裔；我们家族属于尤利乌斯氏族，可以上溯到维纳斯。因此，我们的血统既有国王的神圣（他们在凡人中行使极大的权力），也与对神祇的尊崇相联系；即便是国王，也在神祇的统治之下。[6]
恺撒显然认为他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表达，不会感到意外。有学者指出，雷克斯（Rex，意思是“国王”）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共和国早期宗教仪式中的一个角色，而并非与君主制有关。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正确的，但在公元前1世纪，国王和祭司之间的区别也不是那么明确。
对于恺撒的祖父（也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可能曾担任裁判官。他的妻子马尔基娅是昆图斯·马尔基乌斯·雷克斯的女儿，后者曾在公元前144年担任裁判官。他们至少有两个孩子：恺撒的父亲盖乌斯和恺撒的姑姑尤利娅（后来嫁给了盖乌斯·马略）。上文已经讲到，盖乌斯和马尔基娅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塞克斯图斯，他于公元前91年登上了执政官的高峰。恺撒的父亲盖乌斯在政坛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儿子出生前不久或之后不久担任了财务官[7]。他的妻子也就是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出身于非常成功的平民望族。奥雷利娅的父亲和祖父分别在公元前119年和前144年担任执政官，她的三个堂兄弟[8]盖乌斯、马尔库斯和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后来都获得了这项荣誉。与奥雷利乌斯家族的联姻，很可能在盖乌斯·恺撒的仕途上给了他不少帮助。对他提携更大的是妹妹与马略的婚姻。前文已经讲到，前103年或前100年在萨图尔尼努斯对北非开启殖民运动以安置马略老兵的时候，盖乌斯就是负责监管此计划的十名专员之一。后来，盖乌斯晋升为裁判官，但具体是在哪一年，众说纷纭，从公元前92年至前85年不一，因此无法确定。在担任行政长官之后，他在亚细亚待了一段时间，担任行省总督，所以我们估计他担任裁判官的年份极有可能是公元前91年前后。盖乌斯在公元前84年英年早逝，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他活得更久，他那些显赫的亲戚们能不能帮他当上执政官。如果他的确是在公元前92年担任裁判官，那么他一定满足了竞选执政官的最低年龄要求。如果塞克斯图斯·恺撒的确是他的兄弟，那么塞克斯图斯于公元前91年的成功当选一定鼓舞了盖乌斯。但是，即便盖乌斯曾经参选执政官，也一定失败了。我们对恺撒家族的了解非常之少，而且证据都含糊不清，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任何东西。因而只能泛泛地总结说，他父亲的仕途尽管不是非常辉煌，但还算成功。盖乌斯自己及其家人对他的成就是否满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盖乌斯和奥雷利娅有三个孩子：恺撒和两个姐姐（都叫尤利娅）。盖乌斯和奥雷利娅很可能还有别的孩子，但都早早夭折了，因为罗马（以至整个古典世界）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即便贵族家庭也是如此。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据说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只有三个——提比略、盖乌斯和他们的姐姐塞姆普罗尼娅长大成人。这种情况或许很特殊，但元老家庭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算是正常情况了。当然也有例外。梅特卢斯家族是平民望族，非常富裕且颇具影响，似乎特别丰饶多产，因此他们家族在共和国历史的最后一百年中占据了许多高级行政长官的职位。[9]
幼年时代和教育状况
对于恺撒的幼年，我们也知之甚少。但我们对当时罗马贵族的生活有一定了解，可以从中做一些推断。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在绝大多数社会里，婴儿都是在自己家中出生的。对元老家庭来说，婴儿诞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按照传统，必须有见证人。在孕妇快要分娩的时候，家人会通知亲属和政治盟友，他们通常会赶到家里来。传统上，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证明这个孩子的确是贵族家庭的一员，这种传统元素还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产妇由接生婆或许还有一些女性亲属陪伴。孩子的父亲和客人们当然都不会进入产妇分娩的房间。有些情况下会有一名男性医生到场，他是唯一一个和产妇待在同一房间的男性。虽然后来剖腹产（caesarean section）的医学术语用的是“恺撒”（Caesar）这个名字，但没有古代文献能证明恺撒是剖腹产出生的，尽管古典世界已经有了剖腹产术。事实上，恺撒基本上不可能是剖腹产出生的（一部晚近得多的史料称，恺撒的一位祖先是剖腹产出生的），因为这种手术在当时往往会造成产妇死亡，而奥雷利娅后来还活了几十年。事实上，没有任何史料能说明恺撒不是顺产出生的，因为臀位分娩或者其他分娩困难会被视为凶兆，并被记录在案；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尼禄皇帝。婴儿出生后，接生婆会将孩子平放在地上，检查是否有畸形或缺陷，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评估孩子生存下去的概率。在这之后，孩子的父母才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孩子并将其抚养成人。在法律上，这个决定由父亲做出，但要说母亲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是极不可能的，尤其是像奥雷利娅这样个性强悍的人。[10]
婴儿得到接纳之后，父母会在家中祭坛上点起火来。许多客人在返回自己家中后会举行同样的仪式。罗马人高度重视生日，一生中都会加以庆祝。男孩诞生之后的第九天，全家会举行正式的净化仪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如果是女孩，同样的仪式则在其出生后的第八天举行。净化的目的是保护婴儿免受出生时可能进入其身躯的恶灵或污染的侵害。净化的前夜，全家守夜，执行一系列仪式；次日施行献祭，观察飞鸟行迹，以预测孩子的未来。男婴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护身符，通常是黄金制成的。护身符被放在一个小皮囊中，系在男孩的脖子上。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家长为孩子取名，随后将名字正式登记入册。每一个罗马人，尤其是贵族，终其一生，每一个阶段都被仪式和宗教围绕。[11]
一般来讲，在孩子成长的早期岁月中，母亲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奥雷利娅不大可能亲自哺乳，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老加图的妻子亲自为孩子哺乳，就被看作不寻常的事情。这个故事以及其他一些故事告诉我们，贵族妇女一般不会亲自哺乳。[12]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贵族家庭——哪怕是恺撒家这样并不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会在豢养的大量奴隶中寻找一位乳母。母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选择乳母和其他奴隶来照顾婴儿，母亲会仔细监督这些奴隶，自己也会做许多工作。还有一个故事赞颂了加图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的重视：他的妻子李锡尼娅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场。这个故事暗示了在这种场合中，母亲是一定会在场的。孩子主要是由奴隶照料，但母亲并非不管不问，实际上其权威是相当大的。在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写作的塔西佗曾讨论母亲在抚养儿女过程中的作用，还把奥雷利娅视为典范：
在美好的往昔，所有人的儿子，只要是合法婚生的，都不是在雇佣乳娘的房间里长大，而是在母亲怀中和膝下成长。而母亲能够得到的最高颂扬就是：持家有方，全身心贡献给孩子……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任何人胆敢口出恶言或者胡作非为，都是极大的冒犯。她不仅要严格遵守宗教要求，勤勤恳恳地照料年幼的儿女，还要管理他们的娱乐和游戏。我们得知，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就是以这种精神培养自己的儿子的：这几位母亲就是这样养育了她们君王一般尊贵的孩子。[13]
奥雷利娅对儿子的影响力显然非常大，在他成年之后依然如此。奥雷利娅去世时，恺撒四十六岁，此时奥雷利娅已经寡居了三十年，这在贵族阶层不算稀奇，因为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长许多，尤其是在元老们为了政治原因缔结的第二段、第三段或第四段婚姻中。假如妻子在分娩的危险中存活下来，那么她很有可能活得比丈夫长久。因此一位元老在开始担任要职时，他的母亲一般都还在世，而父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了。母亲，尤其是奥雷利娅那样符合理想母亲形象的贤妻良母，非常得到罗马人的推崇。罗马人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伟大的将领科利奥兰纳斯受到政敌的迫害，叛逃到敌人那边，率领他们攻打罗马。在即将摧毁罗马的时候，他却撤军了，不是因为受到爱国心的感召，而是因为他母亲的呼吁。[14]
贵族子弟的教育是在家中进行的。许多罗马人对此引以为豪，并将其与很多希腊城邦中由国家强制规定的教育做对比。在罗马，中等收入家庭一般会把孩子送到收费的小学，孩子大约七岁入学。贵族则在家中受教育。至少是在最初阶段，男女学童一同接受教育，学习阅读、书写及基本的计算和数学。在恺撒的时代，元老的孩子绝大多数都从小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希腊语入门教师一般是一名希腊奴隶，他负责照管孩子。孩子还会学习许多宗教仪式、家族传统和罗马历史。罗马历史的课程当然要强调学童的祖先的功业。历史课宣扬这些祖先和其他伟人的事迹，教导孩子们做一个罗马人意味着什么。孩子们被教导去仰慕罗马人的品质，如尊严、虔敬和美德，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都比相对应的英文词要强有力得多。尊严是冷静庄重的仪态，公开地显示一个人的重要地位和责任感，因此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对任何罗马公民来说，尊严都是非常重要的；贵族对其特别看重，担任行政长官的人更是重视。虔敬不仅仅是对诸神的崇敬，还包括尊重家庭、父母，以及共和国的法律和传统。美德带有强烈的军事意味，不仅包括简单的蛮勇，还有军人和指挥官必需的自信、道德、勇气与技能。[15]
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罗马的先人表现出了上述三种品质，且远远胜过任何其他民族。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墓葬雕塑上人的面容极其严峻，这些雕塑细致地刻画了死者生前的所有特质与不足，因此与古典希腊的理想化塑像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自豪与自信。罗马人自视甚高，教育自己的孩子不仅要相信，而且是刻骨铭心地牢记作为罗马人，他们是多么特殊。即便是最穷的公民，也因为自己罗马人的身份和共和国一分子的归属感而自豪；那些富甲天下、出身高贵的人更是无比骄傲。罗马元老们素来认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外国君主都更优越。年轻贵族们从小就被教育去铭记这一点，同时也坚信不疑，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恺撒的家族虽然没有多少祖先攀升到高位或者为共和国建立伟大功业，但无疑仍然有许多成就可以夸耀，并且可以宣扬自己家系的古老血脉，以及作为神祇后嗣的荣耀。与这种自傲如影随形的，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不辜负家族与共和国期望的使命感。孩子们接受了这样的教导，视自己与家族和罗马的过去息息相关。正如西塞罗后来宣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先人联系在一起，那还算是什么生命？”[16]
恺撒自幼受到的谆谆教导就是，他不是凡俗之人。这本身不算稀罕，但作为家庭的独子，要承担传承家业的重任，而且母亲又是个特别强悍和受人爱戴的角色，所以恺撒从一开始就自视极高，尽管或许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如此自傲。罗马的教育非常务实，目标就是帮助孩子做好准备，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对贵族子弟而言，这意味着从政、为家族赢得新的荣耀，以及有朝一日成为一家之主，承担抚育下一代人的责任。从大约七岁开始，男孩开始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父亲出门处理事务的时候，儿子也跟在身边。在同一阶段，女孩会跟在母亲身边，观察母亲掌管家务、监督奴隶；至少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母亲还会为全家织布。男孩们观察着父亲与其他元老会面、打招呼，并被允许坐在元老院议政厅敞开的门外，旁听辩论。他们开始了解到谁在元老院里的影响力最大，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男孩们从幼年起就亲眼看见如何处理共和国的重大事务，自然而然地会感到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到年龄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参与其中。将罗马社会维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称为恩主-门客机制。恩主享有财富、影响和权力，而不是那么富裕的人（即门客）前来寻求恩主的帮助；恩主可能会帮助门客获得一个官职或赢得一项合同，帮助处理其生意或法律纠纷，或者给门客提供礼物或三餐。作为回报，门客要以很多方式协助自己的恩主。每天早上，大多数门客都会来向恩主请安。一个人的门客越多，他的威望就越高，尤其如果这些门客本身的地位就很高，或者是稀罕的外国人的话。整个社区，包括意大利的大小城镇和整个行省，都可能是一位元老的门客。一位恩主或一位地位较低的元老，也可能是另一个更有权势的人的门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用“门客”这种说法。元老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接见自己的门客，为其提供帮助，以保证他们继续效忠自己，同时也确保门客们会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罗马政治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非正式场合进行的。[17]
与此同时，更为正式的教育也在继续进行。孩子可能会去二十多所传授语法的学校中的一所；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自己家中，或与其他孩子一起在亲戚家中接受类似的教育。恺撒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我们知道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的教师是一个叫作马克·安东尼·格尼弗的人。格尼弗来自希腊化的东方，在亚历山大港接受教育，曾经是个奴隶，后来被安东尼家族授予自由，可能是因为他对安东尼家的孩子教导有方，家长对其很满意。他是个传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学的名师，极受尊重。在教育的第二阶段，孩子会更细致地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练习修辞。文学是核心课程，贵族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买得起手稿抄本。在印刷机发明之前，手抄本是非常昂贵的。许多元老在自己家中设有藏品丰富的图书馆，他们的年轻亲属和朋友可以借阅。恺撒未来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拥有数量惊人的藏书，主要涉及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现代学者在赫库兰尼姆古城附近皮索的别墅遗址中发现了他的部分藏书。贵族们还常常在家中接待到访的学者与哲学家，这进一步增强了年轻贵族们成长环境的文化氛围。对恺撒及其他许多年轻贵族来说，仅仅饱读伟大文学著作还不够，还要亲自从事创作。苏埃托尼乌斯提到，幼年恺撒曾写过一首颂扬赫拉克勒斯的诗和一部悲剧《俄狄浦斯》。这些不成熟作品的文学价值或许不算很高（与其他后来成就大业的贵族的作品相比，不算好也不算差），后来被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皇帝查禁了。[18]
孩子们还要继续死记硬背地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十二铜表法》[19]，即罗马法律的基础。前92年的一道法令关闭了所有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理由是用希腊语教学更好，即使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用拉丁语演讲的能力。这项措施的部分目的可能是防止演讲术这项对政治生活非常有用的技能变得过于普及，因为这些学校很可能会从元老贵族阶层之外招生。在罗马的政治环境中，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本领仍然很关键，因此教育强调实用技能，而不是完全学术性的知识。比恺撒年长六岁的西塞罗回忆说，在前91年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天”都去聆听公民大会与法庭中优秀演说家们的精彩表演。他自称“孜孜不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争分夺秒地读、写、练习演讲，但并不满足于纯粹的修辞练习”，而是很快就开始观察当时一位卓越法学家的活动。恺撒似乎受到了亲戚恺撒·斯特拉波演讲风格的极大影响，他可能在现场听过斯特拉波的演讲。[20]
体育训练的目标和文化学习一样，都是实用性的。在希腊化世界，体育方面的卓越被当作训练的目标本身，而并不是直接为了成年人的义务做准备。在体育馆中，体育锻炼是裸体进行的，许多城市的体育馆往往成为同性恋活动的场所。这两方面对罗马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在他们看来，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且有着强烈的军事意味。最常用的锻炼场地是战神广场（战神玛尔斯的训练场），在罗马还是座小城市的时候，军队就在这里集结。在战神广场，年轻贵族们学习跑步、在台伯河中游泳，以及使用兵器格斗，主要是剑和标枪。另外，他们还学习骑术。差不多与恺撒同时代的瓦罗自称一开始就不用马鞍，直接骑乘。传授大部分这些技能的教师应当是孩子的父亲或另一位男性亲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体育锻炼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年龄相仿的男孩们在将来会成为政坛的竞争者，如今在一起训练。即便在幼年，他们也可能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名望。恺撒身材瘦削，不是非常强壮，但他的顽强意志力足以弥补这些缺陷。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恺撒是个天生的好骑手。我们还读到，恺撒惯于将两手背在背后骑行，只用膝盖驾驭自己的马。后来，他的武艺也赢得了赞誉。罗马人相信，所有的优秀指挥官都应该既能熟练使用剑、标枪和盾牌，也能指挥整个军团。[21]
沉寂与风暴
前100年，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遭到血腥镇压，此后罗马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尽管马略率领共和国军队镇压了这两名政客，但他毕竟曾经与其往来甚密，因此马略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有传闻称，马略曾受到诱惑，打算加入萨图尔尼努斯一伙。有一个比较夸张的故事说，在最后冲突的前夜，马略在家中同时接待了激进派领导人和元老院的代表团，他将双方代表留在不同房间内，先是与其中一方商谈，然后假装腹泻发作，冲出屋去，和另一方讨价还价。但除了他在此事中值得商榷的行为之外，马略其实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军事荣耀。元老们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日常的结党营私上，每天要问候朋友和同盟者，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帮助，使其在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同时并不感到自卑。这些事情都不是马略所擅长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很少有人去寻求他的帮助，尽管他在广场附近为自己建造了新宅，并宣称这样访客们来找他就不用走远路。我们不知道，在前90年代，年轻的恺撒与声名显赫的姑父有过多少接触，但恺撒在元老院扩大影响的本领应该不是从马略那里学到的。[22]
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的立法激起了许多反对声音，但最终令这三位激进派保民官惨死的主要原因，却是人们害怕他们会凭借这些措施赢得权力与影响。说到底，罗马的精英们都宁愿让共和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获得莫大声望。但争端仍然遗留下来，其中许多涉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谁应当从帝国霸业的扩张中得利？如果一位行政长官提议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国家出资为城市贫民提供粮食，或者扩大骑士阶层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那么一定能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在前1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几位激进派保民官的成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惨死也表明，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犬牙交错，想要长期维系民心是多么困难。
获得意大利同盟者这个群体的支持对一位元老来说，不能带来多少直接的好处。提比略·格拉古招致了意大利贵族的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霸占了大片公共土地。这些人在罗马并没有直接的权力，但他们能够影响到数量足够多、影响力足够大的元老去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盖乌斯·格拉古希望通过向意大利人授予罗马公民权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但这样做又疏远了许多原本支持他的罗马人。罗马精英阶层不愿意有富裕的新公民来与他们竞争公职，而罗马的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则害怕大批意大利人在公共竞技和娱乐活动中分一杯羹，压倒自己并且减少自己在公民大会中投票的价值。意大利同盟者原先就对自己得到的待遇满腹怨言，因为任何一支罗马军队中至少一半的兵员都由意大利同盟者提供。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个比例有可能还在上涨，而且他们也蒙受了相应的伤亡，而到此时似乎并没有在扩张中分享到与损失程度相匹配的战利品。盖乌斯·格拉古立法的失败似乎更加深了意大利同盟者的不满。罗马的一些行政长官在与同盟者打交道时的傲慢举止更是令后者愤愤不平。前125年，弗雷格莱殖民地（拥有拉丁公民权，因此享有一定的特权）起兵反抗罗马，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意大利人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允许他们成为罗马公民，否则不接受罗马的统治。有些人来到了罗马，设法获得了公民身份，但在前1世纪初期，连续多位特别严格的监察官尽了很大努力去剔除这些冒牌罗马人。[23]
前91年，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又一次鼓吹向所有同盟者授予公民身份。这是一系列改革的核心部分，而这些改革令人回想起格拉古兄弟当年的改革，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德鲁苏斯的父亲曾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德鲁苏斯和格拉古兄弟一样，也来自影响力极大的名门望族，所以他在立法时胆子比较大，但也使人们害怕他会过于野心勃勃。德鲁苏斯的改革，尤其是扩大公民群体的计划，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在公民大会就扩大公民群体的立法进行投票表决之前，德鲁苏斯在自己家的门廊上向访客问候时，被人用皮匠的刀子刺死。凶手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楚，但现在很明显，他的法律永远不可能通过了。许多意大利贵族，其中有些是德鲁苏斯的亲密盟友，很快决定自己动手来处理这个局面。结果就是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人举兵反抗罗马，即所谓的“同盟者战争”。叛乱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首都设在科尔菲涅乌姆，参照罗马体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主要的行政长官是每年轮选的两名执政官和十二名裁判官。他们还铸造了自己的钱币，上面的图案是意大利的公牛用角戳死罗马的狼；迅速动员了一支大军，其装备、训练和战术思想与罗马军团如出一辙。到前91年底，双方已经爆发了激烈冲突，都有相当大的损失。斗争双方的内部关系极其复杂，在许多时候更像是一场内战，而不是叛乱。意大利的许多社区，包括几乎所有的拉丁城镇，都忠于罗马，而一些被俘的罗马士兵则愿意加入叛军，与自己的公民同胞作战。[24]
恺撒当时年纪太小，没有参加同盟者战争，但一些将在他的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特别是西塞罗和庞培，在这场冲突中首次尝到了战争滋味。恺撒的父亲可能也以某种身份参加了这场战争，但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如果他的确在前91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那么他就错过了战争的爆发，可能在战争结束前返回了意大利。在前90年担任执政官的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恺撒家族另外一个分支的成员）在平叛战争中表现平平。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上文说过，他可能是盖乌斯·恺撒的兄弟）在前91年担任执政官，也参加了同盟者战争。他以资深执政官的身份指挥军队时病逝。同盟者战争规模宏大，再加上多位行政长官阵亡，以及其他一些行政长官昏庸无能，所以许多经验丰富的元老都作为资深行政长官指挥作战。马略在战争第一年起了很大作用，打赢了一些小规模战役，最重要的是避免了失败。他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罗马人认为他年事已高，不适合继续作战，而且有人批评他的指挥过于谨慎。不知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他身体状况不佳，在前90年之后的战争中他就退居二线了。另外两名指挥官——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和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被认为是罗马最终取胜的主要功臣。但罗马人打赢同盟者战争不仅靠武力，也依赖外交手段与和解。从一开始，元老院就逐渐做出妥协，将意大利人以和平手段未能成功索取的那些权益赋予他们。保持忠诚的同盟者被授予公民地位，那些迅速投降的叛乱者也获得了公民身份，后来那些被打败的人也得到了公民地位。罗马人如此心甘情愿地向波河以南意大利的几乎所有自由人授予公民权，恰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毫无意义。妥协的方式也说明罗马人仍然不愿意改变罗马现有的政治平衡，因为新公民被集中在几个投票部落中，这样就可以尽量压制他们的影响力。[25]
苏拉在镇压叛军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到前89年底，他回到罗马，胜利当选了次年的执政官，被他打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就有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苏拉的政治生涯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恺撒将来的道路。苏拉和恺撒都出身贵族，但他们的家族都早已经衰败，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奋斗几乎和任何一位“新人”一样艰难。苏拉的政治生涯开始得比正常情况要晚。在努米底亚，他曾在马略麾下担任财务官，在使朱古达遭到背叛并落入罗马人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拉无时无刻不在吹嘘自己的这桩业绩，令他的老上司马略越来越妒火中烧。在针对辛布里人的战争中，苏拉起初在马略麾下服役，但很快就调到了另一位执政官的军中，此后苏拉和马略两人的关系始终不是很融洽。前88年，苏拉担任执政官，元老院将讨伐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使命交给了他。本都是东方的希腊化王国之一，在马其顿和塞琉古王朝衰落之后崛起。在罗马人被意大利的同盟者战争缠住手脚的时候，米特里达梯六世攻占了罗马的亚细亚行省，下令屠杀了该地区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此番得手之后，米特里达梯六世又率军入侵了希腊。对苏拉来说，这是个天赐良机，他可以在诸多富裕的东方名城南征北战，于是他开始筹备一支军队。招兵买马非常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东方的作战十分轻松，战利品又特别丰厚。[26]
在正常情况下，苏拉只需要率军东征，尽力为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即可。但是，一位叫作苏尔皮基乌斯的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东方的指挥权从苏拉手中夺走，交给了马略。这是苏尔皮基乌斯提议的一系列法律之一，他努力效仿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利用保民官的职位来开展涉及面极广的改革。他的另一项法案的目标是将新公民更平均地分到各个投票部落中去。马略乐于利用苏尔皮基乌斯，就像曾经利用萨图尔尼努斯一样；苏尔皮基乌斯也同样乐于从这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战争英雄身上沾光。但是，如果分道扬镳比联手合作更有利，这两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反目成仇，尤其是在他们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之后。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在罗马，政治斗争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而不是为了政党的利益。目前，马略显然已经清楚地决定，他需要再打一场战争，去赢回自己在击败朱古达和北方蛮族之后曾经享有的万丈荣光。苏尔皮基乌斯作为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为他提供赢得新辉煌的机遇。马略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自前100年以来不曾当选过行政长官；而苏拉成绩斐然，表明他非常精明强干，因此苏尔皮基乌斯没有理由违反传统的分配指挥权的方法。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公民大会可以就任何事务立法。群众同情苏拉，法律上的先例也支持苏拉，但苏尔皮基乌斯夺走其指挥权的做法在法律上是说得通的。苏尔皮基乌斯还利用一群暴徒来支持自己的法案，据说苏拉躲到了马略家中，才躲过了暴徒的追杀。[27]
苏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作为一位贵族、元老和执政官的尊严受到了极大侵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他做出的反应却令世人瞠目结舌。他离开了罗马，来到自己的军队中，告诉士兵们他在东方的指挥权被剥夺了，马略肯定会征募自己的军团去作战。他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呼吁军团士兵追随他进军罗马，从已经夺取政权的那群人手里解救共和国。在拥有元老身份的军官中，除了一个人之外，无人响应他的号召，但其他官兵的反应就不是这样了。不管是因为害怕丧失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机会，还是因为自己的统帅受到伤害而义愤填膺，军团跟随着苏拉，开进了罗马。这是第一次有一支罗马军队向罗马城开进。元老院派出两名裁判官去直面苏拉的军队，他们遭到了粗暴的对待，袍服被撕碎，侍从扛着的法西斯束棒[28]（象征裁判官拥有的军权）也被愤怒的军团士兵捣毁。后来，元老院派代表去请求执政官苏拉暂停进军，进行和平磋商；虽然得到了友好的接待，但依然被置之不理。苏拉的一支小部队企图进入罗马城，但被匆匆集结起来的忠于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的军队阻拦。苏拉的对策是派出了一支兵力更强大的军队，强行攻入街巷，还纵火焚烧了一些房屋。马略党人的反抗起初非常激烈，但由于他们的装备很差，所以很快就被打垮了。苏拉宣布反对派的十二名领导人（包括马略和他的儿子，以及苏尔皮基乌斯）不受法律保护，人人皆可诛之，可以拿着人头向苏拉领赏。苏尔皮基乌斯被自己的一名奴隶出卖，惨遭杀害（苏拉赏给这名奴隶自由，然后命人将他从塔尔皮娅悬崖[29]上扔下去摔死，以惩罚他对主人的不忠诚。如此严厉的姿态非常符合罗马人尊重法律和义务的传统）。其他反对派则逃脱保命、销声匿迹了。马略经历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冒险——后世的传说无疑对其添油加醋不少——最终抵达阿非利加，受到了在那里定居的努米底亚战争老兵们的欢迎。苏拉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常态，然后率军东征，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差不多五年之后才重返意大利。[30]
前87年的两名执政官很快闹翻，其中一名执政官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因企图撤销苏拉的立法，而被视为共和国公敌，遭到罢免和驱逐。秦纳效仿苏拉，逃到仍然在镇压意大利人叛乱余烬的一支军队那里，说服士兵们支持他。很快，马略也率领一支庞大的志愿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从阿非利加回国，与秦纳联手。马略麾下最臭名昭著的是巴蒂埃卫队。这是一群释奴[31]，担任马略的私人保镖，常常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快到年底的时候，马略和秦纳率军进逼罗马。执政官格奈乌斯·屋大维[32]是个原则性很强但才干平庸的人，无力抵抗他们。庞培·斯特拉波仍然统领着一支军队，他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再次当选执政官。他的态度非常暧昧，只能令局势愈加恶化。苏拉派遣昆图斯·庞培（前88年曾与苏拉一同担任执政官）去接管斯特拉波的军队。昆图斯和斯特拉波是远房亲戚，但我们可以肯定，斯特拉波指使自己的士兵杀害了昆图斯。斯特拉波可能在举棋不定，不确定应该加入冲突的哪一方，也有可能与双方都取得了联系。最终，他加入了屋大维那边，但没有有效地支援他，导致他们的军队被击败。斯特拉波不久之后就死去了，可能是病死的，也可能是被雷电劈死。
马略军队杀进城的时候，屋大维不肯逃离，而是端坐在雅尼库鲁姆山[33]官衙的椅子上，惨遭杀害。他的首级被送给秦纳。秦纳将屋大维的首级固定在广场的演讲台上。另外一些元老的首级很快也被悬挂在那里。在史料中，马略被斥责为随后一系列处决的元凶，但秦纳很可能也在这场厮杀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著名的演说家马克·安东尼（后来恺撒的副将马克·安东尼的祖父）被处决，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的父亲和兄长，以及卢基乌斯·恺撒和他的兄弟恺撒·斯特拉波也被杀害。有少数受害者经历了掩人耳目的作秀审判，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在被抓住的时候就惨遭杀害。苏拉的宅邸被彻底烧毁，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信号，因为一位元老的宅邸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场所，也是其重要地位的明显标志。马略党人到处搜捕苏拉的妻子和其他亲属，但他们躲过了抓捕，最终逃到希腊，与苏拉团聚。苏拉当年占领罗马的举动令人震惊，而马略占领罗马则更加残暴。马略和秦纳当选为前86年的执政官，但马略就职几周后就突然死去，享年七十岁。[34]
恺撒的父亲在这些事件中有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如果有，那么是何种角色，我们不得而知。城市几次遭到围攻的时候，年轻的恺撒在不在罗马城，他有没有目睹台伯河上漂浮着的死尸，以及演讲台悬挂着的人头，我们也没办法了解。年轻贵族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很多东西是通过观察长辈处理日常事务学习的。但在这些岁月里，政治生活如此混乱、如此血雨腥风，因此贵族子弟对共和国的印象不可避免地与前辈大相径庭。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1] Velleius Paterculus 2.41.1.
[2] Suetonius，Caesar 1.3.
[3] 关于罗马姓名的意义，见B.Salway，‘What’s in a Name？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JRS 84（1994），pp.124-145，esp.124-131。
[4] 关于这个名字起源的故事，见Historia Augusta，Aelius Verus 2；关于恺撒的家族，见M.Gelzer，Caesar （1968），p.19，C.Meier，Caesar （1996），pp.51-55，and 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p.75-76。
[5] 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四代国王（约前642年～前617年在位），执政时与拉丁人发生了战争，扩大了罗马的疆土。
[6] Suetonius Caesar 6.1；关于埃涅阿斯纪及其儿子的故事的不确定性，见Livy 1.3。
[7] 财务官（Quaestors）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民选官员，负责监督国家的国库与财政事务，以及军队和官吏。该项职务可以回溯至罗马的王政时代。大约前420年之后，由百人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选出每个年度的四位财务官，而在前267年之后，增至十位。一些财务官被指派在罗马城中工作，也有的被指派为将领或行省总督的副手。不过其职责仍为监督军中财务。
[8] 也是她的同母异父兄弟，因为他们的母亲先后嫁给了兄弟俩。
[9] 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 1.
[10] Historia Augusta，Aelius Verus 2.
[11] 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esp.pp.99-113；关于古代对剖腹产的知识，见p.99 with references.See also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B.Rawson （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Ancient Rome （1991）。
[12] Plutarch，Cato the Elder 20.3.对这个主题更详细的讨论见K.Bradley，‘Wet-nursing at Rome：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B.Rawson，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1986），pp.201-229。
[13] Tacitus，Dialogues 28.6［Loeb translation by Sir W.Peterson，revised M.Winterbottom （1970），p.307］.
[14] Plutarch，Coriolanus 33-36，Livy 2.40.
[15] See H.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pp.229-291，A.Gwynn，Roman Education：From Cicero to Guintilian（1926），esp.1-32；Cicero，de Re Publica 4.3.
[16] Cicero，Orator 120.
[17] 关于门客制度，见R.Saller，Personal Patronage inthe Early Empire （1982）；关于男童伴随父亲处理事务，见Gellius，NA 1.23.4，Pliny，Epistulae 8.14.4-5；关于孩子七岁起受到父亲的影响，见Quintilian 2.2.4；相关评论见Marrou （1956），pp.231-233。
[18] 关于恺撒的早期作品，见Rawson （2003），pp.153-157；Suetonius，Grammaticis et rhetoribus 7 for Gnipho；Suetonius Caesar 56.7。
[19]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这是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共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贵族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
[20] Cicero，Brutus 305，Suetonius，Caesar 55.2.
[21] Plutarch，Caesar 17，Suetonius，Caesar 57，61.
[22] Plutarch，Marius 30，32.
[23] 关于盟友的问题，见E.Gabba，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the Allies （trans.P.Cuff） （1976），P.Brunt，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1971），pp.101-104，A.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 （1973），pp.119-149.
[24] 对这场战争记录最完整的古代史料是Appian，BC 1.34-53，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3.117.3；现代学者的解读见E.Gabba，‘Rome and Italy：The Social War’，in CAH2 （1994），pp.104-128。
[25] Appian，BC 1.4046，Plutarch，Marius 33，Sulla 6.
[26] 关于苏拉的完整生平，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1-63。
[27] Plutarch，Marius 34-35，Sulla 7-8，Appian BC 1.55-57，and 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56-77.
[28] 束棒（fasces），音译“法西斯”，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束棒是一根斧头，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着。在官方场合下，高级官员的卫兵在他的前面持束棒来代表到来的官员的级别和权力。按官员级别的不同，束棒的数量也不等。
[29] 塔尔皮娅悬崖是古罗马城俯瞰广场的一座悬崖，高约25米，用来处决谋杀犯、叛徒、伪证者和盗窃的奴隶。得名自曾背叛罗马人的维斯塔贞女塔尔皮娅。
[30] Plutarch，Sulla 9-10，Marius 35-40，Appian，BC 1.57-59.
[31] 在古罗马，被主人授予自由的奴隶可以成为公民，享有全部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原主人则成为他的恩主和保护者。释奴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担任国家祭司，不能成为元老。但后来释奴也能成为高官。释奴在获得自由后生的孩子生来自由，享有全部公民权。一些释奴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甚至成为巨富。
[32] 与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是远亲。
[33] 雅尼库鲁姆山，今天的意大利语名字是贾尼科洛山，是罗马西部的一座山丘。它是现代罗马的第二高山丘（仅次于马里奥山），但并不是古罗马七座山丘之一，因为它位于台伯河以西，在古代城市的城墙以外。
[34] Appian，BC 1.63-75；Plutarch，Marius 41-46，Sulla 22，Pompey 3，Velleius［Paterculus 2.20.1-23.3，and also R.Seager，Pompey （2002），pp.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