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引言
我十八岁那年夏天，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花了很多年才完全理解。
当时，她坐在我们二手车的驾驶座上，坚定地赞许道：“罗斯，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我们正开车穿过布鲁塞尔，去一个叫莫伦贝克的街区，我当时的男友住在那里。我还没有驾照，而我母亲，一位单身寡妇兼全职公司行政人员，声称很乐意在没有工作时开车送我去约会，把它当成一段高质量的亲子时光。在我父亲去世，两个姐姐离家上大学后的三年里，我和母亲成了彼此唯一的“室友”，变得愈加亲密。就像其他比利时人一样，“车上的陪伴”，对她来说是一份宽容且慷慨的礼物。而让她比较遗憾的是，大部分时候她是送我去比利时法语区参加篮球赛，那里是后工业化的瓦隆乡下人迹罕至的角落，像金属箱子一样的体育馆周边散落着悠闲吃草的奶牛，篮球弹跳的声音在田间回响，却无人注意到。
但今天，赛季结束了，我要去见这三年间分分合合的男友埃里克。他邀请朋友来庆祝他从父母家搬进他的第一间公寓。车开到一半时，我的诺基亚手机响了，一连串惊慌失措的语句从埃里克的来电中传来。
“我不会烹饪鸡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们一小时内就要到了！请人过来这个主意真是太愚蠢了！我不应该这么做！都是你的蠢主意！”
布鲁塞尔的灰色街道一闪而过。我安静地听着他的话，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画面：埃里克，一个相信如果不吃动物蛋白质就不能算正经吃饭的男人，买了鸡肉，准备做晚饭，然而他并不会做。而从八岁起就是素食主义者的我，显然也不会烹饪鸡肉。我很确定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他自己想做的事，但我没这么说。
“完全不用担心，肯定会没事的。等我到了，我可以烹饪鸡肉。这非常简单。你的冰箱里还有什么？你准备别的东西了吗？”我问。
“甜点。”他回答。这时，他平静了点。如果我感到愤怒，我不会让这种感受持续一纳秒。我应该给予他耐心、安慰和爱，而我也是这样表达的。
“太棒了！”我用轻快的语气说，“我超爱你做的甜点。好了，别担心其他的了。等我到了，我会做鸡肉，再做些配菜。我还带了香蒜酱，我们可以用它做点儿好吃的。”
他的情绪变了，我几乎能听到他情绪的转变。他现在完全平静下来了，不再恐慌，语速也变慢了，这说明他变得更放松、更快乐了。
“你还好吗？抱歉让你经历了恐慌。”我继续说，给我的工作一个安全的收尾，“我很快就到。”
他顺从地嘟囔，可能是在感谢。我说：“我等不及要见你了。”然后我按下按钮结束通话。
我把手机放到腿上，垂下肩，呼出一口气，卸下刚刚一直压抑的焦虑，同时为我的从容表现感到宽慰。我脑中甚至还没开始想该怎么烹饪晚餐。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生鸡肉，想象那种肉乎乎的粉色食材就已经足以令我反胃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让我男友重新感到愉快、冷静、镇定。我一接电话就知道，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哪怕事实上还没有真的得到控制，未来的具体烹饪活动则完全是次要的。
我看向我母亲。她笑了。我记得她当时说：“罗斯，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这件事你处理得很棒，让我印象很深刻。”
“男人管理者。”她说完，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从副驾座位上转身面向她。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也没意识到这是我应该追求的东西，更不可能意识到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但我感到她在夸我，她的话里有某种转变、某种认同，甚至是某种新形式的尊重。
我们的话题转向了怎么烹饪鸡肉，以及用香蒜酱能做什么。她教我烤鸡需要的时间和温度，甚至怎么切鸡肉。顺带一提，出于健康原因，我母亲也不吃肉，但她已学会怎样准备和烹饪肉类食品以取悦周围人的胃。
尽管听起来稀松平常，但我却难以忘记与母亲就香蒜酱、鸡肉和男人管理者而展开的交流。现在的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作为女性的我为男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情绪劳动，并且我首次因此获得肯定和褒奖。
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过了十年，我才在学术文本中读到“情绪劳动”和“情绪工作”这类词。还要过更久，“情绪劳动”才会进入大众视野，并被用来描述一种被忽视的工作形式，而我们理应在被它压垮前就认识到。但那天，我相信母亲说的那些话意义重大，因为事实上，这段简短的评价是我与母亲有过的最重要的母女谈话之一。这些话标志着我通过了一个从来没人告诉过我的秘密成人测试，我被接纳为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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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少数能明确意识到被上了这样一课的人之一，但世界各地的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管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感受，以对他人的感受产生积极影响。女性被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这会发生在家庭中，女性会被期待要不知疲倦地投入精力、努力和时间，为家庭打造愉快的情绪氛围，例如，默默地营造或重塑个人情感、归属感或彼此的联结感，或悄悄承担起那些没人想做却对大家有益的杂务劳动。这会发生在关系中，女性被训练要管理易变的情绪和脾气，并一直要将他人的感受、经历和欲望置于自己之前。这会发生在工作中，女性被迫扮演本职工作以外的角色，比如为取悦他人而扮演母亲或性感女郎，但很少能获得实际好处。这会发生在荧幕上，女性的才智、道德和人性取决于观众对这些女性的表情与表达方式的感受，而不是基于她们所说或所做的事情。这甚至会发生在大街上，女孩和女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陌生男性告知要微笑，最终，她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如果不笑，惩罚就可能随之而来。
这就是情绪劳动。这种训练很早就开始了，女人和女孩要修饰她们对情绪的表达，以迎合和提升他人的情绪体验。四十年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首先提出了这一术语。在服务业大爆发并缓慢替代制造业的时代背景下，这个词被用来描述美国工人必须具备的技能。她指出，工作的关键不再只是体力劳动、智力劳动甚至创造性劳动了，情绪劳动显然也包括在内。员工被期待改变情绪外显方式以影响顾客、消费者、乘客、债务人或病人的情绪。[1]霍克希尔德将这种工作与一个等效的、女性化的“情绪工作”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早已习惯女性在私人领域无偿地承担这种工作，和承担其他无薪工作一样。[2]她当时写道：“由于缺少其他资源，女性将感受作为资源，并将其作为礼物提供给男性，以换取她们所缺的其他资源。”[3]
自“情绪劳动”这一术语首次提出以来，对情绪劳动的研究和理解始终局限在学术界。这一事实非常不利于针对这种持续存在且有害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对话，而这种对话是整个社会迫切需要的。通过持续的以情绪为中心的行为，女性在职业和私下环境中的角色在世界上被固定下来：照顾者、劝解者、倾听者、共情者、从属者。表达同情很糟糕吗？不。用情绪帮助他人很糟糕吗？不。但期待女性应该主要负担这种角色的行为应该停止。女性的情绪账户已透支，但要在社会上生存与前行，却需要继续做这些不被重视的工作。这种期待指向一种习以为常、令人不安却持续已久的权力分配。这些期待不只是生存在男权社会的后果，也是我们依旧在男权社会中的重要原因，我将在这本书中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过去一百年，美国等地的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1920年，美国女性取得了投票权。这一进步最初的受益者是白人女性，最终，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将这一权利赋予所有美国女性。自1950年至今，女性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一提高至近一半。[4]截至2019年，女性占本科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一半。自1974年起，女性申请贷款或信用卡不再需要丈夫或男性家庭成员签名。[5]1972年，所有人都可以合法避孕了。1973年，堕胎合法，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也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进程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但最后一项权利只保持了五十年。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联邦堕胎权，突然剥夺了数百万人的自决权和身体自主权。基本权利的倒退是如何发生的？性别平等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其实并没有。我们生活在性别平等已实现的幻觉中，只要环顾四周，就能发现有非常多的迹象指向相反的结论。事实上，父权制在今天仍然盛行。这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事实。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富裕和民主国家的人，很可能已习惯了政府和相关机构批评其他社会文化中的不平等现象，却很少自我反思。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与母亲和祖母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和选择，而承认和感激父母的牺牲是第一代移民子女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们的女儿。白种人被提醒，与有色姐妹相比，白人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黑人女性被迫目睹社会对她们的黑人兄弟进行系统性打压，这会让她们忽视自己面临的困境。
指出这些相对优势是公平且必要的。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女性仍被置于男性之下，女性的痕迹经常因男性的利益而被削弱、被擦去，且性别权力分配的基础仍未改变。
男性仍被视为一家之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就会被视为不完整、有缺陷的。[6]人们仍期待女性婚后使用男性伴侣的姓氏。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7]（但仍是少数）[8]选择保留自己的姓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仍是将姓氏传给后代的人，这意味着家族的名字属于男性，至少在名义上，女性的贡献被一代又一代地抹去了。
迄今为止，美国只有男性国家元首。2022年1月，美国国会女性议员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49名女性拥有席位，占全部国会成员的26.9%[9]，但也只刚过四分之一。截至2022年2月，《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只有31位女性，占总数的6.2%，比例极低。[10]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十个人都是白人男性。[11]另一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也更可能成为低收入工作者，其中黑人和拉丁裔女性比例最高。[12]
是的。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这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女性被期待承担情绪劳动的重任并非偶然。
坦率而言，女性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经济学家报告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几年里，女性的辞职率是男性的两倍。[13]2022年初，男性基本恢复就业岗位，但女性就业人数仍比两年前少100万。据说，在这短短几年间，女性取得的经济进步倒退了一代。[14]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女性更多集中在疫情前线低薪、与人接触频繁的服务岗位上[15]，也因为女性可能承担了疫情期间加重的育儿和看护责任。
这场危机只加重了长期以来的隐性不平等。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如果为2019年美国女性在家中提供的无偿工作支付最低工资，那么其价值可达1.5万亿美元。[16]同年，乐施会的一篇文章称，女性的无偿照顾工作每年至少为全球经济创造10.8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数字是科技产业的三倍，相当于《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大的五十家公司的收入总和。[17]
该报告陈述：“这一数字虽然巨大，但仍被低估了。由于数据可用性，这里使用的是最低工资而非生活工资，并且没有考虑到照护工作对社会的广泛价值，也没有考虑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为性别权力而斗争，并取得了关键进展，但仍被隐形、不平等的情绪劳动困扰。女性虽然可以与男性并肩进入正式的工作场所，但她们依然首先被期待承担那些维持经济运转却低薪或无薪的支持性工作，其中包括照护儿童和老人、家务和家庭工作、维护人际关系，以及保持社团活跃与联系的社群工作。人类需要吃饭、穿衣、居住、教育、被爱，感到价值感、归属感和联结感被满足，才能更好地建设经济。
即便经常被低估和忽视，这种支持性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且必不可少的。而我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工作是女性化的，以至于女性成为可以被剥削的对象。用激进女权主义者海蒂·哈特曼的话说，“父权制的物质基础的根基建立在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上”。[18]父权制最精明的伎俩之一，是将所有被视为女性的工作扭曲为女性固有特质、无意识的表达——无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努力和技能。维持一个让女性几乎没有报酬却为他人（尤其是男性）利益服务的系统的最好方式，就是让社会相信她们根本没在工作。
这一系统的核心就在于情绪劳动。这是女性被期待承担的最无形、最阴险的隐蔽工作形式，并且为了男性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而被剥削。
情绪劳动并非涉及所有的支持性工作，但它对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它是独立的存在，也是许多无薪工作得以维持的动力和原因。将他人感受放在首位，构筑人与人间深厚的情绪联结，是照顾、抚养子女和社区联络工作的重要一环。但将他人感受放在首位也导致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任务和责任，超越单纯情绪的范畴。例如，周末开车送孩子上补习班，拒绝晋升，选择兼职，指导亲戚设置新款手机，熬夜洗衣服。
情绪劳动依赖一个基本理解，即女性应该优先考虑其他人的感受。情绪劳动是当某人想要迎合其他人的情绪体验，让自己的情绪去为那个人工作时发生的事。在这种仅要求女性而不是男性提供情绪劳动的工作分配下，存在一种底层逻辑，即相比女性，更优先保护男性的存在。这是一个男性的生活质量明显更重要，而让女性为此服务的系统。这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两性间的等级差异。
对这样至关重要的工作形式视而不见，并将其甩给女性，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因为其中关键的情绪劳动不仅被忽视，还被贬低，进而又贬低了承担这些工作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涉及性别的情绪劳动描述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与20世纪伟大的黑人知识分子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有相似性，包括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的概念，弗朗茨·法农对“白面具”的描述，拉尔夫·埃利森对“剥夺可见性”的解释。作为一种更性别化的负担，情绪劳动在女性所写的虚构作品中得到了多次清晰描述——无论是托妮·莫里森所写的小说《秀拉》，还是梅格·沃利策所写的《贤妻》，后者被改编为格伦·克洛斯主演的电影。但“情绪劳动”这一术语还是新的，进行这种命名也是必要的。
本书揭露并挑战了父权制的这些顽固根源（它们与白人至上主义和阶级偏见相纠缠），揭示了这些体系支撑的一种特殊的情绪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指出了情绪劳动不平等且不公平的分配、系统性低估，以及优先保护男性经验和优势群体，忽视女性经验和非优势群体的后果。
虽然论述是交叉的，但在这本书中，我重点是将性别作为一个类别。确切而言，我关心的是女性持续面对的，对人生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却只得到了社会大众轻微的关注。这似乎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应当安于所得，而其余的无论多残酷，都只是固有的副产品，或者是某种我们应该出于感激而忍受的东西。其实，我们无须再忍。
这种宿命论的想法不仅妨碍取得令人兴奋的进步，而且有误。正如本书将会探讨的那样，如果对情绪劳动在家庭、社区、工作环境、大小荧幕上运作的方式有所了解，就会清楚，这是一种被强加于弱者的隐蔽工作，然后又被用来禁锢她们。这是一种与女性气质联系如此紧密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已经麻木，无法感受女性长久以来如何被强迫服从，并被恶意地维系在这种状态中。但这也是一种深刻、深远、毫无疑问具有价值，而且值得被看到、被重视的工作，只是还需要更平等地进行分配。事实上，放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下，这种工作形式无异于要求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共同的道德原则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
本书是历经七年调查的产物，其中五年花在大量阅读、研究、反省和反抗上。调查过程中，我进行了几百个面对面、电话或邮件采访。采访对象跨越了社会阶层、人种、经济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大多数采访在美国进行，主要关注密歇根、密西西比和纽约的声音，因为我在这些地方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受访者大多匿名，并且自己选择了昵称，除非他们坚持公布全名，且不会有风险。[19]本项目有幸分享了少部分人的故事，我选取的案例尽可能反映了美国的多样性。但就一本书而言，并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受访者的种族，并不意味他们是白人，只是意味在他们分享的经历中，种族不是重点，例如，与同种族伴侣有关的故事。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些故事和信息，供读者分享与反思。我希望它能鼓励读者面对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将引导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和自己内心的世界。我是位记者，所以我在这里以最真实、最纯粹的形式分享这些故事。但我也形成了有说服力且有据可依的观点，我有时会公开、坦率地表达这些观点。
与母亲那次难忘的驾车谈话已经过去近二十年，有更多事情继续塑造着我。我原是个长在比利时的英国孩子，后前往伦敦上学，然后又去了罗马。在罗马，我迈出了作为美联社记者的第一步。十二年前，我跟着一个男人到了美国，这个人后来短暂地做过我的丈夫。这是决定了我人生的一次迁移，这次迁移帮我坚定了女性主义，并使我定居美国。在这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在观察，另一方面感觉好像回到了家园，与英国历史在我身上的延续做斗争。情绪劳动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其在美国的复现，可以溯源到旧时殖民者带到这个国家的父权制和白人至上主义。这正是这本书的声音所在，也是通过新闻工作和生活经历，让我相信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的急迫性。
这本书是对一种持续未解决的不平等形式的探索。这本书是女性被期待做出牺牲时的愤怒审视，她们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刀刃上，而她们却常常被要求在离开时道歉或微笑。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相信女性的能动性和女性化工作形式与特质的力量，它对关怀、同情与爱的力量充满希望。这些力量可以引导我们前进，召唤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注释
[1]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3rd ed.,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
[2]Arlie Russell Hochschild,“Emotion Work,Feeling Rules,and Social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no.3 (1979):551-75.
[3]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163.今天，随着这一概念进入主流，非学术领域中已经不再区分工作场合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和私人领域中的“情绪工作”了——两者都被称为“情绪劳动”。这种合并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我会使用“情绪劳动”这个词——不仅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减少读者的困惑，而且因为对私人和公共领域中完全相同的努力进行区分，只会起到将悄悄进行的压榨合理化的作用。而本书的重点就是识别和制止这种压榨。
[4]Mitra Toossi and Teresa L.Morisi,“Women in the Workforce Before,During,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July 2017,21.
[5]Brian Kreiswirth and Anna-Marie Tabor,“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 and How It Can Help You:Why It Was Passed and What It Is,”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October 31,2016,accessed June 19,2020, help-you-why-it-was-passed-and-what-it/.
[6]Luke Rosiak,“Fathers Disappear from Households Across America,”The Washington Times,December 25,2012,accessed July 6,2020, across-america/
[7]“Name Keeping,on the Rise,”The New York Times,June 26,2015,
[8]Jillian Berman,“Why So Many Women Still Take Their Husband's Last Name,”MarketWatch,December 27,2017,accessed June 16,2020, name-2017-11-30
[9]Women in Congress:Statistics and Brief Overview,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pdated January 31,2022,accessed February 7,2022,
[10]“Women CEOs of the S&P 500 (List),”Catalyst,March 25,2022,
[11]Karry A.Dolan (ed.),Chase Peterson-Withorn (deputy ed.),and Jennifer Wang (deputy ed.),“The Forbes 400 2021,”Forbes,accessed February 7,2022,
[12]“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2016,”BLS Reports,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July 2018,accessed June 16,2020,
[13]“The Great Resignation:Why People Are Leaving Their Jobs in Growing Numbers,”NPR.org,October 22,2021,accessed February 12,2022, leaving-their-jobs-in-growing-numbers.
[14]“Men Have Now Recouped Their Pandemic-Related Labor Force Losses While Women Lag Behind,”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February 4,2022,accessed February 12,2022, losses-women-lag-behind/
[15]“Low-Paid Women Workers on the Front Lines of COVID-19 Are at High Risk of Living in Poverty,Even When Working Full-Time,”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April 2,2022,accessed February 13,2022, 19-are-at-high-risk-of-living-in-poverty-even-when-working-full-time/.
[16]Gus Wezerek and Kristen R.Ghodsee,“Women's Unpaid Labor Is Worth $10,900,000,000,000,”The New York Times,March 5,2020,
[17]Clare Coffey et al.,“Time to Care:Unpaid and Underpaid Care Work and the Global Inequality Crisis,”Oxfam,January 20,2020, .21201/2020.5419.
[18]Heidi I.Hartmann,“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 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Capital&Class 3,no.2 (July 1,1979):33.
[19]在假名选择上有个奇异的趋势。我注意到女人倾向于选择让她们听上去在人种和民族上区分度更低的名字或更像白人的名字。我尊重她们的选择，但要注意，不是所有名字听起来像白人的女人都是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