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新知传播

启蒙的基础建制
——印刷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运动

申　爽

（郑州大学）

近代中国的启蒙浪潮中，新式印刷技术与出版业发展为知识的大众化、普及化提供关键动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印刷出版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试图通过国家语言规划和语文普及，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规训民众的政治目的。本文以1930年代国语运动中的印刷出版实践为线索，探究出版媒介在近代语文普及运动中的角色与影响，并试图从国家建构与社会再造的层面，揭示印刷出版产业如何构建大众启蒙的“基础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民初以来，西式机械印刷技术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等新观念之所以能够抵达地方社会的边角，印刷出版媒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三十年来已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深入发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学术界以“目光向下”（history from below）的新史学研究范式为基础，对于民国大众文化空间的关注，尤其是以“印刷—出版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开始聚焦1930年代新式印刷出版业与都市现代性的共生关系，较多讨论出版业以新都市空间（上海）为中心参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生产、构建“公共空间”的具体实践：20世纪80年代初林培瑞（Perry E.Link）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研究最早将文学生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解读，认为20世纪初印刷技术变革与出版业发展，对小说出版与近代报刊的推动作用促生了娱乐消闲小说为代表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的流行(1)；随后，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对报刊、杂志、画报构成的印刷文化与都市现代性论述最具代表性，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通过印刷出版传递出的新都市文化已经在上海发展至巅峰(2)；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等人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上海印刷资本主义的考察进一步揭示出都市现代性的技术与工业生产逻辑(3)；近年来中文世界的研究成果中，《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等研究陆续将1927至1937年间印刷出版业的历史状况纳入近代中国的都市化脉络中加以考察。(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十年，作为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其“摩登”面孔逐渐清晰，对出版业内部的研究更多关注大型出版机构作为文化产业机关的经营管理，或转而发掘小书局、小报、通俗刊物如何“俗世悲欢”，较多以某一刊物、出版团体的纵向实践为中心。(5)某种程度上，尽管出版是关乎文化的事业，对1930年代印刷出版业的研究正走向被“文化化”的趋势，我们较少看到出版业在国家建构的框架内如何自处、如何运作，与“文化”联结的“大众”往往与市民的、消闲的气质联系起来，指向近代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新兴中产阶层的出现，又或者尝试揭示左翼大众“阶级先锋性”背后同样的都市现代性驱动力。

实际上，1930年代国家政权和民间知识分子同时关注到了知识启蒙问题与现实状况的紧迫关联，认为这将是救济农村、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重要手段。从启蒙的根基——“扫盲”来看，1927至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集中推行“识字运动”，借助出版界的力量推行汉字注音符号，将国人的识字问题纳入国家建构的基础规划。相比于晚近以来新型报章杂志所构筑“言论界”的战斗檄文或驳杂新声，这些面向广大未受教育民众的扫盲运动、专为乡村民众和城市劳工编写的常识丛书、巡回于乡间水上的民众图书馆和针对无力受教育者的阅读自修指导，往往成为重塑民间社会文化面貌与日常秩序的物质动因。正如王东杰指出，当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报刊等媒体是怎样和其他（物质性和社会性）设施相互配合，以调度各类社会资源，从而推动历史的变化，并从最隐秘之处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智和情感结构的。”(6)这使得今天我们对1930年代出版界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新兴的都市现代性或“大众文化的泛政治化”，而是应当将出版业置于国家—社会视野中，发掘其作为知识普及“基础建制”的可能性。本文即是以1930年代国语运动中的印刷出版实践为例而展开的尝试。

二、1930年代语言文字普及的物质生产困境

近代启蒙的漫长历程中，“扫盲”被认为是“开启民智”最基础的工作。近代“扫盲”运动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展开的识字教育。伴随着启蒙者对“下等社会”扫盲的重视，汉字“繁难”、言文分离等问题凸显，促生了国语运动这一语言文字现代化革命。据1930年的官方统计，当时全国文盲率达80%，在世界上仅次于埃及和印度。(7)1928年后，民众识字教育逐渐系统地进入国家制度层面。在政治制度规划环节，国民政府1929年公布“训政”时期推行地方自治“七项运动”计划，其中“识字运动”排在首位；(8)在教育制度层面，1928年2月13日，教育部颁布《识字运动宣传大纲》，(9)将“扫盲”纳入民众教育范畴，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各地方民众教育行政系统扮演着重要的实践与监督角色。

语言文字是承载、传播意义的媒介。在印刷时代，符号系统通过印刷媒介的物质—技术形式呈现。晚近以来语文改革中的“言文一致”始终强调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用来摹写语言的，实质是要求“文”随“言”走，因而由此产生的新文体也被称为“语体文”。(10)这种“声音中心”导向以及由“言”到“文”的过程正是通过新式印刷技术来大规模完成、并不断将之标准化的。字（辞）典、普及教读本与报刊，共同构成了语文普及运动的“三位一体”。1930年代语言文字大众化实践的参与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将革新的符号系统与传播技术、物质力量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一时期对“大众语文”的探索依赖于印刷媒介来构建民族国家的（或阶级的）语言文字共同体，具体过程涉及象征系统的物质秩序（Material Order）建立，例如不同的新符号体系在编制、技术实践及大规模生产方面采取的工具与形式，它们被策略性地传播至大众之中时依赖的媒介平台。

拼音文字在中国滥觞于明末以来传教士在华创立的华语拼读方案。(11)1895年，江苏吴县的沈学受到人体解剖学的启发，自创切音简字十八笔字母，集成《沈氏音书》，(12)梁启超赞其“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13)。“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是近代以来语言文字革新运动的两大主旨，这表明语言文字的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近代以识字为基础的“高层次文化”向下扩散，打破了传统社会阶级的分野，形成专业劳动技术分工，促进了民族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生成。(14)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同样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离不开统一的标准化民族语言（Standard national language）以及识字能力的普及，在此过程中，印刷技术、识字率与公立教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5)晚近以来的国语运动既是为了知识与文化的全面普及，又是为了以统一的标准语凝聚民族国家意识。

和汉字反切不同，近代拼读记号是新创造的符号系统：切音字源于罗马字母的一种变形，王照的官话字母是仿日本假名再取汉字的一部分而造，章太炎设计记音字母则脱胎于古代篆文。如果使用铅活字凸版印刷，必须为每一套注音方案铸造全新的字模，且不论造价之大，方案草创成型初期，往往还需在实际投入使用后再行修改、完善。一旦有所改动，已铸字模将被淘汰，浪费尤甚。

而为了便于教识，在汉字旁添加相应注音后，势必需要重新调整汉字字符与注音字母的行间距，以免前后行的文字和注音混淆。这在写版时较易控制，而活字印刷则不同。现代印刷作业中，印版是由印刷部分和空白部分组成。根据原稿呈现的样貌，使用某种特定材料形成版面上的空白部分和印刷部分，即是印版的制作原理。铅活字凸版印刷的排版遵循“补白”原则，使用各种规格不同的“空铅”作“填空材料”（又称“衬垫材料”），一家印厂材料准备越齐全，排版效率越高，空铅的规格是以字号参数为标准、按比例制成的。(16)如有改动，则需重制材料。对于“汉字+注音”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而言，选择铅印意味着要为之重新建立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生产体系。更重要的是，此时所谓“国语”的标准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这使得注音字母印行存在很大的变动性。按照安德森的说法，“固定性”正是一门印刷语言形成的物质根基。

在注音字母方案多元、变动的时期，抄本、刻本和石印是投入规模较小、且便于印行的方式。尤其是石印本更精于图像和细节的清晰呈现，注音字母的推广者往往利用这一印刷优势，以绘图的形式增加文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王照等人创办的《官话注音字母报》每期编排必配以手绘插图，除静物、风景及会话场景之外，栏目标题前后均标有小一号图案，既为装饰，也是对文字的图解。正如芮哲非指出，早期传教士在华的印刷出版实践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相比更倾向于使用石印，同样是因为石印传教品中的精美插图更容易吸引文盲或半文盲的皈依者。(17)

铅印汉字注音符号印刷品生产的核心问题在于活字与字模铸造。20世纪初，民间印刷出版业对中文活字的铸造还处于探索改良的时期。19世纪中叶来华的传教士历经数十年研究中文活字铸造法，改良排字架，增加排印效率，(18)直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才引进了美国自动铸排机。铸造铅活字的金属材料也大多依赖进口，没有大量财力物力的投入难以做到中文铅活字印刷的大机器生产。1920年，图书馆学家杨昭悊主持筹办全国铁路职工教育计划，曾设想配合国语会自办铁路职工教育印刷局，承印职工普及教育印刷品。他提到当时出版界掌握注音铅字的情况：

本会（铁路职工教育会）印行书报，多用新格式，举其要端，即如注音一事，已非一般印刷局所能胜任，今国内印书局，稍能印新式书籍且具备注音字母铅字者，惟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耳……若托一般印刷局或铁路印刷局代印，徒增制铅字及新式标点等件，得其允肯，然无熟练之排字工以运用之，必至难讹错乱，不可纪极。(19)

诚如杨昭悊所言，除了铸字的成本问题，注音活字投入排印制版后还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首先是人力。除编辑之外，排、校两部分工作均要求工人同时熟练掌握注音符号和国语。和普通的排校工作不同，汉字注音的排校包括了多音字及非常用字的情况，甚至许多人名、地名中的某字另有特殊读法，这就要求排字工不仅要按照拼读检出对应的注音符号，还要能够正确标出四声。而当时大多数排字工的识字量仅够日常使用，拣字、排字工作主要依靠经验和器械的使用方法熟练进行，而非工人的文化水平，因此许多学徒是一边排字一边识字的。方师铎举例说，在这些没有学习过注音符号的排字工眼里，“处理”的“处”和“办事处”的“处”并无分别，因而曾有校对将校样标注好“第三声”发还修改，退回时排字工竟将原字改为了“第三声”三个字。故前期对排校人员的培训投入是不小的原始成本。其次在物力。1960年代，方师铎根据自己在台湾创办《国语日报》的经验指出，注音铅字要比普通铅字多一千六百多个多音字，且铅字旁边的注音符号比一般七号字还要小，这对印刷清晰度要求极高。和印刷普通报纸相比，注音印刷品在机器、胶滚、油墨和纸张的质量方面“非用最好不可”，不能有半点偷工减料。(20)

早在1920年，报人王博谦打算在上海办一份推行国语注音字母的报纸，他找到国语运动的主持者黎锦熙和《国语词典》主编之一汪怡（汪一庵）合办，报纸的资助人是五洲药房经理黄楚九。(21)因当时没有注音汉字铜模，想在汉字旁边加排注音符号十分困难，故而该报的排版中，“每天只能匀出一部分地方来排有注音的语体文”；1933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也试着编过一份《农民报》，全部用注音汉字，采取从左至右横行排列，仍用石印，仅出二十几期即停刊。(22)1928年后，《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及《注音符号本地同音常用字汇》均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为国音和国语确立了统一标准，注音汉字教材也开始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然而要将一种新的语言文字体系融入社会日常生活，除了诉诸教育之外，普及的媒介必须能够填充多样的应用场景，将语言变为无处不在的环境。随着时代变迁，印刷媒介环境不同往昔，在凸版铅印已经成为印刷出版产业最重要的技术支撑时，石印的生产效能已经不能满足报刊等定期印刷品的出产速率。按黎锦熙等人的设想，若将各大报纸标注汉字注音符号，使之完全通行于大众的文化、教育及日常生活，则必须依靠大机器生产的机械印刷技术才能实现。

三、铸字：汉字注音铜模的曲折诞生

（一）怎么铸、谁来铸：铸造汉字注音铜模的政策制定与实际进展

尽管国语会和注音符号推广者时常苦于没有注音铜模对出书办刊造成的种种繁难，早在1921年，商务印书馆已经率先自铸过一套四号汉字注音铜模，共九千五百余个铅字，注音不点声调，后交由国语会审核通过，商务因此得到嘉奖。(23)那么国语会为何还要呈文教育部、要求再铸铜模？

1921年商务自铸铜模拥有完整的专利权，无论是铅字还是铜模概不发售，仅对外承接代印业务，在第二套铜模铸出之前，市面上汉字注音出版物的印刷就牢牢掌握在商务手里。国语会在审核商务版铜模时，曾认为其规制清楚合用，本打算借给《晨报》试着用注音汉字印行数期以观效果，当时《晨报》副刊还登载出一篇通讯稿，颇为欣喜地向大众宣称“商务印书馆新造了一种字模，是汉字旁边注有字母的……或拟借与本刊印刷儿童世界的稿件，本刊也拟向商务印书馆另买一全份”(24)。但“商务馆恐其翻成纸模，没有允许”(25)。

“专利”的背后显现出知识普及与书商生意之间的悖论。不开放字模的商业贩售，固然能够使商务垄断注音读物印行业务，但同时也阻断了市场需求，在注音符号推行初期，这种需求是被多方制造、而非读者自发产生的。1925年，商务去函国语会，声明汉字注音铜模与铅字一律开放购用。对此黎锦熙有述：“当年商务印书馆所铸的，即有专利权，虽铅字亦不发售，以防翻制。后来该馆因注音汉字印品，社会需要无多，也就把专利权声明抛弃，以利提倡。”但此后国内政局动荡，“干戈扰攘，已经没有人注意了”。(26)

1930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二十五条，其中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七条规定与注音汉字印刷有关：

各省市县所有各书坊及印刷业，改铸铅字模，字旁一律加国音注音符号。

各省市县各新闻业，在尽可能范围内，将重要新闻改语体文，字旁一律加注音符号；或另开专栏，用语体文刊载供农工民众阅读的文字，（如民众文学，生活常识……）字旁都加注音符号。

各省市县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编辑通俗书报、民众用丛书和补充读物，一律用语体文，加注音符号。

总理遗嘱训词，及各省市县所编辑的《民众识字课本》，和关于用语体文的党义宣传印刷品，应当一律加注音符号。

此项《办法》的颁布，表面上规定了由印刷出版业承担铸造注音汉字字模的任务，但具体实施中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亦是继商务版字模后国语会需要考虑的：注音铜模以什么标准铸造？汉字和注音符号之大小比例如何？应如何排版？此外，教育部还试图兼顾国音和方言音：“凡加注音符号之字，应当在字右旁注国音，在可能范围内，并在左旁注方音”，且“凡中央及各省所发布加国音注音符号于文字右旁的一切文告读物，各市县于翻印披露时，都得加方音注音符号于左旁”。(27)这又关系到注音符号和汉字书写以怎样的体系呈现：如单独铸注音符号字模，固然能够拼写各地方音，对排字工的操作要求也更高，排印出错率难以控制；另一种方案是将每一个汉字和其对应的注音铸为一个活字，这无疑有助于稳固汉字与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若涵盖全国各地方音，则将为铸字增加难以计数的成本。故而1934年国语会要求再铸字模的目的是要打造出标准化、系统化，且能够打破“生意”垄断、普遍应用于各种语言环境的汉字注音铜模。

最初，国语会计划自办印刷机构并承担铸字模的任务。1930年1月国语会通过《专设国音书报印刷所案》，计划“把各（字）体国音字母和汉字带注音的铅字铜模铸造齐全”，但“迁延四五年，无力举办”。两年后，国语会诸人决定先铸字母铜模，专门注音四号汉字使用。在1934年1月国语会第29次委员会上，白涤洲重新提起“筹设国语印刷所案”，认为：

现在本会和各地的国语工作，进行上有一种很大的障碍，就是印刷困难。而所谓困难，是没有注音铅字，排印不方便；没有熟练工人，刻铸不方便。欲破除这种困难，非自行筹设印刷所不可。(28)

然而国语会此前使用的注音铅字，均委托民间印刷出版机构完成，该会作为行政机关，平时的工作以研究为主，几无经费可投入于耗资如此之大的铸字事业上。自1916年国语会成立以来，“国语运动”的实质进展历经数十年的艰难推动，黎锦熙深感单靠国语会诸人围着教育部打转，终究难以将铸字一事付诸行动，至于民间出版商，则是“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于是，他将国语的大众普及与“一切政制的改进”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互为因果。(29)这就将语文改革在物质生产层面落实到了国家建设上。在1934年11月国语会第三十九次常务委员会上，黎锦熙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来主导汉字注音铜模的制造。《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推行案》指出，只有铸造汉字注音铜模，才能够为民众识字创造上下一致的“用场”和环境。(30)1935年1月，教育部通过了黎锦熙等人的铸字议案，决定拨款委托商铸，并于3月5日第202次行政院会议通过：

拟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铸汉字注音铜模，并缮具合同草案，请准在本年度教育文化费第一预备费项下支二万元，俾资周转。(31)

如前所述，既已有商务铸字在先，中华书局何以能够重新承接这项盘桓数年的铸字项目？

（二）被选中的聚珍仿宋体：中华书局与汉字注音铜模前期筹划

在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符号印刷体式》之前，注音字母／符号的印刷书写标准已有一番变化。1922年，教育部公布了注音符号体式三种，包括印刷体一种，书写体楷体、草体两种，并对单行书写程式结构略以规定。这版印刷体特地未采取铅印件常用的宋体字，而是用了近似黑体字的等线字体。在字体和字符的内部结构上，教育部特别定明此款印刷体笔画的角度：

……各字母的笔画，粗细匀整，四到均齐，各笔画的转折处角度都有一定的标准，就是以90°（如ㄇ的第二画）60°（如ㄗ的第一画）45°（如ㄡ的第一画）三种角度为基本；再随正方体势而伸缩。(32)

黑体（Gothic Style）又称“方头体”。据1930年代中期的考证，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种印刷字体。最早它将建筑物的立体构造移植到字体上，笔画为方形，印刷效果立体、醒目，多用作标题和标语。实际上，英文黑体“哥特体”正是从手抄本转向早期印刷本时期被大量使用的字体之一。但黑体笔画粗重划一，并不适用于大面积印刷正文，故而在实际使用中，这一版印刷体注音字母只可单印，如果排列于汉字右侧注音，既不美观，也谈不上清晰。在此基础上，1922年版的印刷体注音字母不仅“专作印刷或雕饰图案之用”，还可用四种形体不同的若干小木板或厚纸片制成儿童玩具，用来教学和练习。(33)

根据黎锦熙的记录，当时市面上仅有商务版铜模符合教育部公布的书法体式，采用四号汉字，注音但未标四声。(34)实际上，当时的报纸杂志（尤其是报纸）已逐渐舍弃四号字、几乎全用五号字排印内文，出版者为了填充更多内容，甚至选用字号更小的新五号、新六号字。(35)因而这一套商务版四号汉字注音铜模并没有被广泛运用。

针对这一问题，1933年魏建功在国语会常务委员会上专门提出《制定注音符号印刷草体案》，认为应将原定楷体作为印刷楷体，再新定一版草体为印刷草体，原草体为书写草体，适用于横行，取“楷取直笔，草取曲笔”之意。单独印注音符号时，可用楷体，双行注音使用草体。国语会诸人经过讨论，认为楷体相差不远，更适宜专门用作汉字直行注音，决定以之代草体。国语会计划将该议案送教育部备案后，招商承办字旁注音铜模的铸造。假使这套铜模成功铸就，从此即可“令小学教科书及报纸新闻一律须用注音汉字印刷”(36)。

1935年初行政院关于铸造铜模的训令正式颁布前两个月，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收到了黎锦熙的来信，信中称中华书局极有可能成为承担铸字任务的商业出版机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拥有历史完备的“聚珍仿宋”字体。黎锦熙早已属意用聚珍仿宋铸汉字注音铜模，他认为聚珍仿宋和市面上普遍使用的明朝体相比更为调和，并用了“贯气”来形容这一诞生于民国初年的铅印字体。

“聚珍仿宋”由杭州丁氏兄弟所创。民国初年，正是西式机械活字印刷取代石印、广为流行的时期，丁善之在刊行先人遗稿时认为市面上所用宋体铅字过于呆板，不够雅观，于是便广征宋版书籍，精摹字体，耗费八道工序研制出适用于新式印刷的聚珍仿宋体。(37)后丁善之病逝，由长兄丁辅之接续其志，于1919年将全部聚珍仿宋活字创制完成，次年注册国民政府专利。(38)丁善之在创制聚珍仿宋活字之前已在经营印刷事业。1916年，他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发起聚珍仿宋书局，意欲为字体开发募集资金，在《聚珍仿宋印书局招股启》中，丁氏自述：

书籍贵古本，以其字剞劂皆精良也……年来铅字盛行，梓人一职，或几乎息顾，坊间所用铅字，多系来自日本，转制成肤廓之宋体，以云版本，殊不知不足登大雅之堂。因仿北宋古本书所称欧宋体字者，先刻木，次范蜡模铜，次铸铅，经种种手续，制成活字，以备好古者之采择。

“聚珍”即活字，而“仿宋”则是“仿古”的现代创造。丁氏提到的“欧体宋字”，指的是北宋刊本中使用的欧阳询风格的楷书，笔画整齐尖锐，易于运用雕刻的手法表现。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字体逐渐淡去手写体风格，转向方正整齐、横平竖直且横细竖粗的“高度样式化”的“宋体字”。(39)而机械活字印刷的铸字方法以及印刷中对明体字的大面积复制使用，则将活字雕刻风格进一步推向工业化。丁善之将欧体与宋体铅字杂糅合一的再创造，固然是为“好古者”采择，而民初掌故家柴小梵则认为，大小欧体字“间架波磔秾纤得中，而又充满，无跛踦肥矬之病”，但历时久远，欧体的传世也只余肤廓。近代好古之士的仿宋刻本之作，与其说是欧体的复现，毋宁是一种“反古”的效果。(40)从技术与美学的角度审视，聚珍仿宋之“仿古”遵循了机械活字的制造范式，在现代印刷工业的逻辑中对传统审美进行“再造”，无疑是以传统雕版时代的审美要素重新思考现代工业文化生产的具体尝试。

1921年，中华书局接手聚珍仿宋。由于读书人不善经营，丁辅之将聚珍仿宋书局出售给中华。(41)1924年，中华书局将原来的聚珍仿宋排字课改编为部门，独立设有营业、工务两部分对外业务。聚珍仿宋之于中华无异“如虎添翼”。(42)中华利用这套字体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重新排印、点校、精装，与商务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竞争市场，在1930年代初期，这是和《辞海》同等重要的出版项目。

当时商务印书馆除宋体铅字之外也制有仿古字体，商务用的楷体笔画较粗，如用于铸造汉字注音铜模，缩印时容易模糊不清。其余较有名气的印刷楷体则历史不如聚珍仿宋那么悠久，汉文正楷书局1932年才创立。如作汉字注音，必须将注音符号呈现清晰，较纤细的笔画较为合适。更实际的问题是，为了将来排印时节省版面空间，不至于篇幅增多、徒增书价，汉字与注音符号必须铸成一个活字字符。黎锦熙等人认为，铅字原本为正方，如将注音符号刻在汉字右侧，则汉字本身需要压缩、改长方形，这样加上注音符号才显得方正、协调。(43)聚珍仿宋的细长姿态十分得宜。也即是说，通过“铸字”，注音符号被嵌入汉字的主体，“注音+汉字”并没有脱离中文活字的单位生产形式，而是成为汉字视觉传达的新的组成部分。尽管注音符号推行之初被认为是通向汉字拼音化的工具，但黎锦熙等人对铅印汉字字体及其印刷形式的设计与考量，实则仍遵循着汉字本位的逻辑。

回到1920年代初教育部对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标准的厘定。如果说随后魏建功等国语会成员对印刷草体与楷体的重新讨论是在为汉字注音符号寻找一种介于手写体与印刷铅字之间的新体式，那么，诚如黎锦熙所言，聚珍仿宋的“调和、贯气”正满足了这一标准。并且它是由中国的书法雕刻家在机械活字铸造的技术脉络中创制而成的。

（三）铸造汉字注音铜模的筹划与探索

黎锦熙与舒新城都是湖南人。在各自的学术建树中，推行国语注音、铸造注音铜模是两人除家乡地域之外最重要的交集之一，其中，中华书局发挥了关键的聚合作用。舒新城收到铸字消息当天即将信的原件转寄给了总经理陆费逵，并在日记中写道：“并复邵西（黎锦熙），以为无大问题，盖教部不购亦须制也。”在黎、舒二人通信之前一个月，黎锦熙与国语会成员王怡安已专程去南京见教育部长王世杰商议铸字议案，随后二人代表国语会与上海的出版界人士略有接触。当时舒新城对注音铜模一事已表示赞同，但他认为，若计划在铜模铸好之后用来排印全文注音汉字的教科书，则“不适宜耳”(44)。

国民政府的“铸字”训令颁布不久，教育界意识到汉字注音铜模即将全面进入民众和儿童的知识生活，一些反对的声音重新出现。陈鹤琴在《又谈注音汉字之利弊问题》中即指出汉字注音在识字教育中的“喧宾夺主”效果或许将远远大于黎锦熙等人赋予它的工具性。(45)同为教育家的舒新城持相似看法。他以乐谱的简谱和正谱作类比，自近代教育改革以来，中小学校的音乐教学基本全用简谱，因而“种下一种简谱之因子”，等到数年后教育部欲推行正谱、明令禁止采用简谱时，已经很难改变实际的教学情况。如果初小教科书全部使用汉字注音排印，汉字教学极有可能重蹈覆辙。(46)

尽管如此，舒氏仍以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身份参与了铸字的筹划。这也促使他与黎锦熙之间的交往走向了普及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相联结的志趣，而非仅仅是编辑与作者。1935年2月14日，舒新城很快从黎锦熙那里得到了教育部对中华书局承担铸字任务的意见。总务司长雷震和部长王世杰“甚为赞成”，并定下由舒新城通过社会教育司司长张星舫和雷震进行接洽。但教育部仅拟拨款两万元，这让舒新城有所犹豫，他没有立即决定，而是转告印刷所所长王瑾士，速去电征求总经理陆费逵的意见。

1935年1月底，中华书局在试制打样时对每个字模的内部报价是：“制十划二号每个二角三分〇，三号二角二分，四号二角一分，五号二角；十划以上各减四分。”(47)从1937年商务印书馆刊登出的一则“赛铜字模”广告中可知，当时商务用琣珀代铜制造字模，二号、三号字全副售价为四百元，最常用的五号字全副售价二百八十元，广告称该价钱是市面上铜模的四分之一。(48)也即是说，单一字号的全副铜模售价应在一千至两千元，如购全部字号，则至少需要花费万元以上。这仅是对普通汉字铜模市场售价的粗略推算。如果加上汉字注音铜模的制造、人工、物料成本以及试错成本和时间投入，两万元并不能算一笔充裕的资金。

国语会对铸造铜模的具体方案是先铸造三号、四号注音汉字铜模两套，每套三千六百字。其中四号字用来排印教科书。根据国语会成员在上海印刷业实际调研的情况，铸注音汉字铜模还需要进口最新的制母模机，刻制铜版。如将三、四、五3号字体全部制成，需耗时三年，花费在十万元以上。此外，尽管黎锦熙赞赏聚珍仿宋体的独特、实用，有了商务的前车之鉴，国语会并不希望制成的铜模成为某一商家的获利来源，为“推广于全国出版界印刷界”计，即便拥有字体专利，国家将不会开放汉字注音铜模的专利。(49)

陆费逵在给舒新城的答复中认为，如果教育部能够借此将铜模在全国各省推行，增加销量，前期的资金投入尚可以负担。如提出由教育部以三套铜模的价钱制模两套，再介绍各省购五套、加送一套等。对于出版印刷同业，教育部虽不能强制购买，但可多作推荐。(50)如此计算，每套铜模造价可与划拨之二万元相差无几。当时，中华书局在初小教科书业务上占有很大市场，又和商务、世界、开明等联合承担教育部短期义务教育课本，制造注音汉字铜模在教科书和民众通俗读物生意上将有很大帮助。至2月26日，中华书局承铸汉字注音铜模契约草案大致拟定。3月5日，教育部委托铸字的文件下达；9日，中华书局方面与教育部签订合同，铸字一事已成定局。而注音汉字将铸多少、如何统一各字字体等问题又引发了新的论争。

1．注音字数及限制的讨论

1935年2月初，中华书局和教育部商讨铸字合约草案时，舒新城给黎锦熙寄去一封短信。从自己浸淫出版、教育领域多年的经验出发，他认为应对铸造铜模的字数加以限制：

小学用字，不过三千，常用字千余；中学用字亦只四千，常用字两千余。即就著作界言，除去特殊科学名此外，普通所用之字亦不过三四千。此项铜模，不论作何用途，弟亦以为五千字已足……现在即就平教会研究所得之基础，从事基本动作之分析，以厘定基本国语之字数，照弟之理想，若师基本英语之意，基本字不要一千；即放大言之，平教会之通用字三千四百廿字，亦尽够用。(51)

舒新城的信中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通过铸字，知识者能够对民众“常用字”数量与内容进行规划和整理，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读写教育塑造了不识字者的知识边界。从舒的叙述中可知，这是受到1920年代晏阳初在平民识字运动中推行《平民千字课》的影响。

标定“基本汉字”是平民识字运动的主要思路。(52)“五四”前后，晏阳初在法国开展旅法华工识字教育时，曾自编过一种六百字课通俗读本。他从每一课中各选取十个生字，连缀成生熟字，再造短句加以运用、解释。但这种选字方法和日常读写使用频率之间无太大联系，晏阳初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之后他找到专治乡村教育的傅葆琛重编识字教材，挑选出六百个笔画简略的汉字，编成押韵歌诀。晏阳初回国后，又将基本汉字的范围扩大，从字典、书信、尺牍等材料中择出平民日常应用必需的文字共千余个，编成千字课。1930年代，“扫盲”运动中的汉字“基本字”问题亦吸引了众多民众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傅葆琛将“基本字”定义为“人人必须识的最低限度的汉字”，在基本字范围之外的汉字可以不作要求，但基本字“无论什么人都必须识”。通俗读物、民众教育读本的编写应以基本字为字库，再根据大众的阅读需求和识字程度，酌情添加“补充字”。(53)

从城市到农村，晏阳初开展的区域识字教育试验证实了基本汉字在普及工作中的良好成效。(54)同为教育工作者，舒新城对此十分认可，他拿自己做例子，认为自己“只认得四千字，写文章用不到三千字”，因此信中虽说“铸五千足矣”，实则五千字作为铸字上限已是浪费之举。这表明，舒氏对基本汉字的看法与傅葆琛不同，他并非将基本字作为大众识字教育的最低限度，而是：

倘先生等于此时以注音汉字为限制用字数目之方法，事至便而功至伟。倘即照平教会之通用字铸铜模，则所费减去一半，教部负担减轻，工作可快，而其他商家亦可省去睡在铅板架上之闲钱，于推行上，便利甚多。(55)

丁善之在造第一批聚珍仿宋活字时，每副铅字铸有7 000个，其中常用字约1 000个，每字浇铸40个，非常用字铸6 000个，每字浇铸6个。每副共计活字7.6万个。(56)就印刷而言，字有上限是常识性的认识。舒新城希望通过汉字注音铜模的铸造来限制用字数目，在此基础上，编写注音通俗读本时可供使用的汉字总数即有所限制，这就从文本的编码环节解决了面向大众的问题。这些基本字，如遵照晏阳初等人的方式，大致是根据平民日常生活需要选定的，(57)因而用基本字编印民众读物，用词和行文必将向口语、日常用语倾斜，通俗文本构成的基本语言要素和句法结构便得到了固定。且舒新城还希望这套由基本字构成的注音汉字铜模日后能够成为经典通俗化的有力工具。(58)

黎锦熙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在回信中，他反而提出注音汉字铜模字数应当务求其多。确如舒氏所言，从铸字的实际进度出发，先挑选四五千字铸铜模用于小学及民众教育书报排印是具有可行性的先期工作，但黎锦熙指出，四五千字之外的汉字将来应当继续铸造。首先是为正音。譬如古典名篇《两京赋》《三都赋》，黎锦熙认为，“我辈当年亦有许多字读不出正音来”，不限制注音汉字数量有助于标定统一读音。其次是为阅读。注音、识字仅仅是知识启蒙的第一步，普及与提高之间往往一线之隔，倘若大众读者学会注音符号可以任意阅读书报，“他们要自由阅读《三都》《两京》，以何理由而限制之？”再次是为应用。对于初学识字者而言，基础汉字固然较易掌握使用，注音汉字普及之后，却不应该以基础字限制大众识字的上限，即便不求熟练书写，已掌握注音符号的读者亦可认字拼读。因此铸造基础字之外的注音汉字是十分必要的，届时大众“单用而注出口中之语亦可”。(59)

黎与舒二人在铜模字数上的不同观点展现了知识的“普及与提高”问题在语文教育领域的两种思路。回到铸字，舒新城对铸造铜模与汉字数量关系的重视，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印刷出版中的制造环节能够对大众的知识结构及意义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我们讨论面向大众的通俗文本时，构成它的最基本的要素已经过了设计者与铸造者的精心筛选，并且，制造文字的经费、材料、技术等因素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进入1935年3月，教育部对舒新城关于铸造3 320个通用字注音铜模的提议十分赞成，雷震希望能在1935年底将铜模制成，以便赶上次年夏天用这套注音铜模为全国的小学印制教科书。(60)

2．选字与印刷标准的确定

a．选字与字汇

1935年4月，中华书局已通过《申报》告知读者，原本已编就一半内容的“民众文库”丛书本拟付印，但因教育部规定将来民众读物要一律加注音符号，现在汉字注音铜模正在本局积极进行，届时将用汉字注音铜模重新排印“民众文库”，特向读者预告。(61)这则广告显示了中华对注音汉字铜模的信心。但实质上，国语会直到当年10月才全部完成铸造字模的选字工作。

有黎舒二人讨论在先，教育界对选字方案的意见也大致集中在二者之间：第一种，主张将注音汉字用作限制字数的方法，划定1 100字左右的基本汉字范围；第二种，以实际使用情况为标准，先铸儿童、民众常用字三四千，再合计普通用字六七千左右，依次铸就；第三种则主张给所有汉字注音，并且越是不常用字越应确定读音并注音，以后校印古籍皆用注音汉字，可使人人能诵读。(62)

出于实际操作和经费的考虑，国语会通过了第二种方案，并整理汇总出12种字汇，和前次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一同交给国语会委员13人及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纂员6人。各人依自己的主观经验从中圈选，最后先计总票数，再分字合计，10票以上者定为最常用字，5票以上者为次常用字，5票以下者为备用字，无票之字不选。将票数逐字核对后，国语会再斟酌议定。这十二种字汇包括：

基于教育统计学视野，选字的来源包括了通俗读物、儿童读物、教科书与民众日用文牍，这可以算是文本（Texts）提供的经验材料。为了尽量做到科学统计与语言文字“工具必求其合理化”兼顾，国语会同人将文字的实际操作应用纳入选择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印刷用排字盘和中文打印机字位表代表了常用汉字文本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也即印刷媒介与文本之间不仅仅是工具与呈现的关系，二者之间既有重合，也存在一定差距。机械印刷逻辑始终贯穿于语言文字大众化方案之中，这是排字盘和字位表被纳入常用字汇考量的原因。

经过圈选计票的方式，国语会最终从12种字汇中选定6 788个字，决定分三批开始注音汉字铜模铸造：

b．公布注音汉字印刷体式

教育部重新修订并公布汉字注音符号印刷体式的时间略早于选字工作完成。1935年6月，先有黎锦熙、汪怡、赵元任代表教育部和中华书局签订了注音汉字样张合约，不久后，印刷体式正式公布，包括汉字旁注注音符号印刷规范和独立使用注音符号印刷规范两部分内容。尤其从前者中，我们大致能够看到铅活字排印技术与注音符号体式标准化互构的结果。

首先，印刷体式正式规定，汉字旁注法以一个正方形铅活字面积为最基本的表现单位，即“汉字+注音=标准铅活字面积”，因此凡汉字旁注（横行则上注）的注音符号，至多只得占所注汉字行间三分之一。这就使得注音符号不能像照相石印时仅按单个汉字等比例缩小的样式夹注、书写即可，而必须“略成正方形，亦得稍作狭长形（横行用者得稍作扁方形），面积约相当于所注汉字九分之一”。

其次，双拼的汉字在排印时须将两个铅字字母紧挨排列，并须于汉字字旁居中，上下塞空白铅条。“ー”母较为特殊，因为它原本占面积小且扁平，但在印刷中必须占一个字母位，因此“ー”母出现时，为使版面协调，也要塞空白铅条处理。

再次，四声符号须在注音符号右上角空白处标定，铸字时合铸为一体，不得临时增排或另占行间距。(63)

以金属活字为单位、模具化的构型为注音汉字奠定了基础，使得这一方案在日后的实际普及应用中以完全不同于日语假名和中文汉语拼音注音的视觉形式出现。至此，“注音+汉字”被铸造为全新的标准化汉字普及单位。尽管“国语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最初制定注音方案时，秉持的是废除汉字、发展拼写文字的愿景。对黎锦熙等人来说，注音符号仅仅是一项废除汉字的过渡方案。然而，通过铸字，注音符号被熔铸进汉字书写体系，巩固了汉字的主体地位，最终达到“1+1=1”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转载印刷标准体式公文时采用的不同印刷形式，透露出铸造注音汉字铜模所面临的中央—地方之间的现实落差。上海市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上转载的《注音符号印刷体式》，全文为铅字排印，版式一致；而这份公文到达河北滦县教育局时，因为当地没有注音符号活字，文中逐条解释各字母印刷样式的部分只能再用手写、石印，和铅印部分夹杂在一起。(64)故而，当注音铜模在上海铸造完毕，它的使用效力是否如黎锦熙等人所望，能够深入内地和广大农村、真正触及被启蒙的对象？

四、政治与生意：注音铜模投入应用

1935年9月第七卷《教育部公报》印行时，封面标题使用了正楷汉字注音。当月，教育部颁布了两项与注音汉字铜模有关的法案。9月26日，《订购注音汉字铜模须知》六条正式公开，对于铜模定价、订购方式等作详细规定。在这份定价单中，教育部称全套铜模将不会分开销售，除此之外，以每号每字价格乘总字数所得为该号铜模之实价，并且概不折扣：二号字每个二角三分五厘，三号字每个二角二分，四号字每个二角一分，五号字每个二角。这和中华书局打样时的内部报价几乎保持一致。而且，按照国语会不授予专利的意见，任何一家机构购满五套铜模后就可以自铸并销售铅字，但仿铸品必须经教育部审查备案。(65)

同时，教育部对使用标准铜模印制注音汉字印刷品再下新规定，这一政策信号促使各书局不得不早日订购字模。《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中指出：

一、民众学校课本及短期小学课本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汉字。

二、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生字表完全用注音汉字。

三、初级小学之社会、自然（或常识）、高级小学之国语、社会（或地理历史）、自然、卫生课本应完全用注音汉字。

……

五、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起凡新编之小学及民众教科图书须一律遵照本办法办理。

……

八、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起，凡编辑儿童及民众读物者，一律须用注音汉字印刷。

九、由本部及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劝令各新闻纸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用注音汉字印刷。(66)

这份政令的颁布将直接影响1936年民众与儿童读物以及教科书市场的走向。当时教育部在已经和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开明、北新等几家签定民众教育课本合同的前提下规定，如不购买铜模，民众课本合同将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北新、开明、大东都没有铜模，能否取得印行权尚是问题。(67)铜模只能向中华或教育部购买，不买铜模就没有生意。至此，“铸字”似乎已经超出了一般“官督商办”的范畴。作为最关键的生产工具，注音铜模在确保国语注音以制度化形式普及全国的过程中，转化为由政治因素参与的强制性市场调节。

根据教育部的订购条例，购买铜模须先支付六百元定金，等每号字完成时再付完全款。简单算一笔账，每个商家购入一套铜模的价钱约为5 871.62元，如要取得仿制资格，则要花将近三万元，这还不包括花在浇铸铅字上的成本。从一个月后教育部再次出台的规定中，我们可以推测，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经多少出现了自行仿制或私售的注音铜模，因为该文件申令各印刷公司、书局等务必遵照订购注音汉字铜模须知办理，违者将予查禁：

查各界需用注音铜模，须按照订购注音汉字铜模须知内各条规定，备价来部或向上海中华书局订购，业经令饬该局转行知照在案。按照须知第六条，该项铜模，在未售满五套以前，凡有依式仿铸，或铸售铅字，以及未将字模呈部审定，径行铸行者，皆在禁止之列，意义本极明显，诚恐各印刷公司商店等，未能明白体会，违反规定，致于查禁，仰转饬该市各印刷公司书局一体知照，是为至要，此令，等因奉此，合亟通告，仰本市各印刷公司书局一体知照。(68)

查《申报》可知，上文通告发出的时间是1935年10月底，《推行办法》规定1936年1月起民众、儿童读物必须用注音汉字印刷。然而，就在教育部为此做了如此细致严密的规定时，中华书局的二至五号铜模根本没有铸好。1937年3月，《大公报》的记者专程为注音铜模铸造进度采访了舒新城，得到的消息是三号、二号字模分别在1936年的2月和6月完工，至于四号和五号铜模预计于1937年暑期中交货。(69)按规定，1936年起汉字注音铜模应当正式进入出版物市场，但直到当年6月二号、三号字铜模才完工，因此除了按规定印制教科书和注音教学材料之外，这套铜模实际上无法如预期地广泛使用。教育部提前近半年的时间开放预售并以此改变教科书出版规则，的确能够迅速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市面上出现仿制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而原本定好的民众教本项目交由商、中、世、大东、正中、开明等联合印行后，因为各家分成比例及定价问题争执不定导致迟迟未开始，又碰上订购铜模的困难，直到1936年10月中旬才将草约议定。(70)现在所见汉字注音版四册无图《实验民众读本》是1937年1月由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编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见图2）。

显然，尽管1937年前可用来排印教科读本的三号聚珍仿宋注音汉字铜模已经制成，商务并没有用这套铜模排印《实验民众读本》。1936年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初级小学教科书中，旁注注音符号的汉字还是正楷。

事实上，连舒新城和陆费逵亦对聚珍仿宋注音汉字的实际排印效果不太满意，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仿宋“笔画太细”，三号字用来排印高级小学教科书“已不能看”。在1930年代竞争激烈的教科书市场中，“不便阅读”是最致命之处，尽管聚珍仿宋是被教育部选定的注音汉字标准体，中华书局也因此而获得承铸铜模的机会，但此时他们不得不准备选其他字体另造三号注音铜模，专门排印教科书。其他注音读本的出版也并不多见。1935年8月，黎锦熙曾写信来与舒新城商议出版民众文艺小说类读物二百册，届时全用注音汉字排印，但因其中有部分汉字无法注音，此事便没有下文。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号字仍没有正式推出。当时舒新城和陆费逵都认为五号字加注音过小，有损儿童视力，几次写信给张星舫说明最好不再制作。(71)

至于1935年4月中华书局登报预告的汉字注音版《民众文库》，直到1937年上海沦陷之前仍没有新的动向。

五、余论

1958年，《文字改革》杂志正式介绍了试制成功的“注音汉字铜模”。文章写道，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实验排铸工场和新华字模制造所的合作下，注音汉字铜模的铸造成功克服了以往汉字和拼音字母对照排版时的手续繁杂问题，做到每个汉字上都有现成的拼音，都标有声调，汉字跟拼音固定在一起，不必在汉字上另排拼音字母。遇到一个汉字有几种读音或几种声调的，就做几个不同的铜模。(72)

这提示了1949年前后两次国家语言规划中技术与物质生产发挥作用的相似性，以及统一的语言文字普及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从方案设计到铸字，“启蒙”被纳入一条标准化、制度化的生产线，在这个意义上，它摆脱了自身的“无序”状态，遵循着机器印刷的现代性逻辑。1930年代语言文字的大众化进程对晚近以来的“言文一致”改革进行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现代规划。由国家主导的汉字注音铜模铸造过程体现出印刷现代性在国家—社会维度上进一步展开的复杂样态，这是行政职权、民间技术资本与知识分子的普及教育价值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王尔敏将近代以来的知识普及化趋势归因于大时代的“自觉”，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后对传统思想观念与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与自我怀疑，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崩溃，知识普及化从近代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制度及思想进行自救的冲动中产生，(73)民众普遍的知识提升被置于关乎民族与国家存亡的中心位置。晚清最后十年的下层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种种“走向大众”运动的先河。李孝悌指出，“这个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在这一阶段，来自社会和民间的自发性努力是推动这场“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在民众间蔓延的主要力量。在媒介形式和社会组织层面，白话与启蒙观念的传播为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部分基础。(74)从清末到“五四”，“走向大众”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中间阶层”“民间社会”发展与“国家再造”的努力先后施与民众日常生活，并在1928年后逐步刷新启蒙的面貌。

因此，从“铸字”起，我们能够看到1930年代的国家政权、普及教育者和出版人共同将注意力放在挑选字体，改良排印方案，印刷识字读本、字词典，创办语文报刊等环节上。根据方师铎后来的补述，由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铸就的铜模在上海沦陷后没能抵达重庆大后方，之后便极少见于扫盲读物之中。1935年教育部委托中华铸造铜模后，商务也自行铸造了二号和三号赛铜注音字模各一套。抗战爆发后，定县平教会把这两套字模带去长沙，又辗转带至重庆，在大后方，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所编的注音读物全是用这副赛铜字模铸字印刷的。抗战胜利后，这两套铜模被借调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作推行国语之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对岸的“国语运动”中发挥着作用。(75)

减少文盲、普及教育是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的主要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印刷出版致力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为知识的大众普及构造“下层建筑”，为民族国家政权建构铸造起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基础工程”，使得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通过对出版商业的规划与强制性调节逐渐向民间渗透，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通过“以出版为志业”的方式曲折展开。无数像舒新城和黎锦熙这样的出版人、教育家投身于面向大众的文化事业，他们深信印刷机、油墨与纸张的转动与“唤醒”的事业息息相关。当我们把1930年代印刷出版与知识普及议题还原到国家—社会框架中进行考察，媒介发挥的建构功能及其在“启蒙”议题上对现代化远景的回应便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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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Perry E.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　参见〔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3)　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UBC Press，2004.

(4)　参见陈昌文：《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　这些成果较多集中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现代文学报刊研究，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连玲玲：《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等。

(6)　王东杰：《作为近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报刊》，《史林》2020年第5期。

(7)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0页。

(8)　“七项运动”为识字、造铁路、保甲、合作、提倡国货、造林、卫生运动。这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基层下级工作运动办法。参见《训政时期的七项运动》，《七项运动》1930年第2期；《下级工作运动办法》，《申报》1929年2月1日。

(9)　《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1卷第3期。

(10)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11)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简史》，时代出版社1948年版。

(12)　王尔敏：《近代科学与民主先驱：沈学之短促生命光华（1873—1900）》，《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5年第33期。

(13)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时务报》1896年第4期。

(14)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1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6)　“空铅”也称“司配斯”，即英文Space的音译。在印刷作业中，各种空铅一般按照铅字号数的分数或倍数计算，如字号二分之一的叫对开空铅、三分之一为“三开”，比铅字大一倍的叫双连空铅、大两倍的叫“三连”等。此外还有一种空心空铅，用于填满页前或页尾空白。见〔苏〕巴里索夫等著，钟元昭译：《印刷作业》，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9—20页。

(17)　〔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郭晶校：《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1页。

(18)　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2018年版。

(19)　杨昭悊：《杨昭悊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121页。

(20)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国语日报社1969年版，第210—211页。

(21)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七一号》，《浙江教育》1920年第3卷第2期。

(22)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第204—206页。

(23)　黎锦熙：《注音汉字》，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3页。

(24)　《小杂谈四则》，《晨报副刊》1924年6月26日。

(25)　徐俊德主编：《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6)　徐俊德主编：《北京档案史料》，第42页。

(27)　以上均见《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教育部公报》1930年第2卷第38期。

(28)　白涤洲：《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七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的议决案》，《国语周刊》1934年第5卷。

(29)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2页。

(30)　黎锦熙：《注音汉字》，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

(31)　《国民政府训令第二八四号（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公报》1935年第1706期。

(32)　《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图表）》，《浙江教育界》1922年第1卷第3期。

(33)　汪乃昌：《中外字体之检讨》，《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第1卷第12期。

(3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2页。

(35)　《二十年前的新闻界（六）：四号字到五号字》，《立报》1935年10月7日。

(36)　魏建功：《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七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案》，《国语周刊》1933年第5期。

(37)　郑逸梅：《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

(38)　《内务部批第六三五号（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政府公报》1902年第1631期。

(39)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40)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第二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668页。

(41)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259页。

(42)　参见孙明远、李冰湜、黄莹：《易木为铅——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周边》，《装饰》2015年第9期。

(43)　《在沪调查铸造铜模情况》，《申报》1935年2月12日。

(44)　以上均见《舒新城日记（第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3页。

(45)　陈鹤琴：《又谈注音汉字之利弊问题》，《申报》1935年4月11日。

(46)　舒新城：《注音字数及限制的讨论》，《文化与教育旬刊》1935年第47期。

(47)　《舒新城日记（第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48)　《商务印书馆“赛铜字模”广告》，《申报》1937年6月10日。

(49)　《国语教育促进会建设讯》，《申报》1935年1月20日。

(50)　《舒新城日记（第六册）》，第46页。

(51)　舒新城：《注音字数及限制的讨论》，《文化与教育旬刊》1935年第47期。

(52)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三问题解答》中提出扫盲的三个作用：（1）使学生认识千余基本汉字；（2）输入千余汉字所能代表的基本常识；（3）引起学生读书兴趣，进而继续求学。参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1919—1936）》，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0页。

(53)　傅葆琛：《汉字基本字研究的初步》，《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2卷第2期。

(54)　根据平教会在定县扫盲成果统计，1927至1929年间全县文盲率下降了16%，女子识字率也有迅速提升。见汤茂如编：《定县农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式教育部1932年版，第27、447页。

(55)　舒新城：《注音字数及限制的讨论》，《文化与教育旬刊》1935年第47期。

(56)　这项工程持续在1916至1918年完成，耗时30个月。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第258页。

(57)　洪深：《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法》，《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4期。

(58)　舒新城：《注音字数及限制的讨论》，《文化与教育旬刊》1935年第47期。

(59)　《黎锦熙复信》，《文化与教育旬刊》1935年第47期。

(60)　《舒新城日记（第六册）》，第61、86页。

(61)　《中华书局民众文库出版预告》，《申报》1935年4月6日。

(62)　黎锦熙：《注音汉字之选字工作》，《国语周刊》1935年第210期。

(63)　《注音符号印刷体式》，《上海党声》1935年第1卷第27期。

(64)　《注音符号印刷体式》，《河北省滦县教育公报》1935年第20期。

(65)　《教育部办法订购注音汉字铜模须知》，《教育与民众》1935年第7卷第3期。

(66)　《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教育部公报》1935年第7卷第37—38期。

(67)　《舒新城日记（第七册）》，第365页。

(68)　《上海市教育局通告第37533号》，《申报》1935年10月27日。

(69)　《中华书局制注音符号铜模经过两年大半告成》，《大公报》1937年3月7日。

(70)　《舒新城日记（第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

(71)　参见《舒新城日记（第六—十册）》。

(72)　《介绍最近试制成功的注音汉字铜模》，《文字改革》1958年第13期。

(73)　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7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75)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