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出版文化（代序）

邹振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出版文化传统的国家，从唐朝起中国就与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在印刷技术、书籍编辑和出版流通等方面有着多种形式的广泛交流。传统学者对出版史的讨论，或以为可以上溯到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有关泥活字的记载，该书也记述了宋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诸国医药文化交流的史料。明清以后中国在出版物、出版人、出版机构和书坊等方面与日本、朝鲜和越南等有着越来越多的互动，通过出版传播，中华文化对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张静庐，他以一人之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8卷，被很多历史学者视为新中国最初30年中国出版史界独步一时的人物。其时上海正在酝酿推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计划，60年代上海出版局曾专门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负责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后来编纂有《近现代上海出版界印象记》的朱联保曾经参与过编辑所的资料整理工作。动乱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征集的不少资料陆续有散失，中国的出版史研究也陷于停顿，此一期间与海外出版史学者的交流亦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的状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出土了一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学者认为该经卷应该刻印于8世纪时的新罗王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进而提出印刷术起源于朝鲜半岛的假设。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雷德雅（Gari Ledyard）和美国汉学家兼印刷史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将此一重大发现公布于《纽约时报》，成为轰动当时世界的新闻。可惜直至1979年，中国著名的出版史研究者胡道静通过归国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才得晓此事，并在《书林》杂志上作了介绍。1980年的《书林》和《图书馆研究》相继发表了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富路特、韩国学者李弘植的相关论文的译文，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张秀民、钱存训、潘吉星等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庆州本《陀罗尼经》的刊刻地应该在中国。这一段中外学者有关《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讨论，提示着世界范围内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性。缺乏全球视野，意味着一旦出版史相关信息闭塞，研究的话语权就容易失落。

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出版史研究掀起热潮，并很快在中国大江南北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82年由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会长宋原放和吉少甫等老出版人推动出版史研究，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82年12月《出版史料》在上海问世；二是在北京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以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的名义，1989年在全国26个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在征集党史及近代革命出版传统资料的同时，组织近现代出版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新闻出版署还先后在湖南的大庸（张家界）、山西的太原等地召开了几次近现代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论文集问世的有《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和《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随着各省出版志开始纂修，各地也有相当力量致力于出版史志研究的开展，其间最有成绩的要数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推出的十余种“出版史志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以商务印书馆90周年纪念为契机，商务印书馆也以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展开资料整理和研究，先后问世的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等。中国出版史研究出现了第一个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典型个案研究，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规模性的出版史研究走向低谷，出版史研究演变为学者和部分出版机构的个别行为，其间标志性的出版物有叶再生主编的6期《出版史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从1999年开始为推动出版史研究不懈努力，如出版有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该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先后推出了邹振环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汪家熔的《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张志强的《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等。出版史研究也进入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如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等。综览上述研究，尽管在资料整理方面的成绩颇为可观，且在若干个案的研究上也有独到的见识，但总体研究上的不足非常明显，方法相对陈旧，对于海外的出版史成果的利用也非常有限。

为了推进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2008年11月8日—9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共同策划，联合在上海主办了以“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首届以出版文化交流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受到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挪威、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地的近百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之后笔者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负责人林丽成老师先后联系了中国香港的郑培凯、日本的沈国威和陶德民，以及北京的张西平等，共同策划了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的学术合作计划。2009年11月，郑培凯教授接续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了第二届题为“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又与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主办了第三届题为“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的国际研讨会；经与张西平教授商议，2011年11月又在首都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暨第四届出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为期五年的学术合作的最后一次会议，是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届国际学术会议和之后推出的五部厚重的学术论文集，由郑培凯、周振鹤、张西平、葛兆光等著名学者作序，首次将中国出版史研究放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以整体的面貌向学界展示了海内外中外出版交流史的研究力量。

2019年，随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址的选定和正式筹建，新一轮的出版史研究计划得以重启。2021年5月，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主办的“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研讨会在美丽的江南古镇朱家角举办。“新闻出版博物馆·研究”系列连续编辑出版了六部从33万至60万字不等篇幅的论文集，先后由百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由于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参与，已进入了快车道。近期出版史研究热点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呈现多点散发的趋势，如由浙江大学郝田虎、冯国栋，以及商务印书馆杜非等发起的“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工作坊”，致力于整合国内研究中西文献学与书籍史的研究力量，开展对话与交流，迄今已分别在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了五届。

中国出版史研究经历了若干年快速发展，给中国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出版史的研究涉及印刷技术、装裱艺术、纸张、雕版、流通、商贸等领域，更重要的还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既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纷纷介入出版史的研究，引入了其他领域如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书籍史、文化传播学、阅读史等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外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年鉴学派有关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如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研究了平面印刷在欧洲出现后的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它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态度，又如何造成了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等一系列问题，以出版为线索，联系到了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受年鉴学派直接影响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完成了《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一书，更以《百科全书》为线索，将其作为一个生意的运作过程和状况，研究了从启蒙时代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及文化思维的变迁。这些成果都多少启发了中国的出版史研究，也为出版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全球史的视野。

16至19世纪是全球化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成为全球化历史的推动者。如何从中国出版史来观照整个亚洲和世界，揭示中国出版史在全球背景下的各个侧面，展现其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较所具有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有助于重新理解世界其他区域出版近代化不同的驱动力。全球史视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非“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因此“交流”和“互动”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二是关注世界大范围的整体运动，这些年随着域外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引进，社会文化史、书籍史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正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出版交流史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空间上的拓展；三是重估出版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古代中外出版交流史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东亚世界的中国，近代的重点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且西方又主要指西欧部分地区，研究所强调的多是“单向关系”。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中国和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关系，在15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的交流；不是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从16世纪开始，中外交往和互动交流的过程又具有全球性。因此，这种出版交流不能将终端停留在古代的东亚和近世的中西。中国出版文化史“整体史观”的建立，离不开“全球化”的历史方法。明清以来以长时段的时空发展为周期，处于东西方海洋活动连接的时代，也正是世界开始进入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中国出版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的叙述需要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即使其中个体的生存与活动，如人物、书籍和机构的生命史的历史细节，也离不开变动中的宏大背景。

本次“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学术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主办，是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又一个崭新的开端，在选题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如《世界书局教科书的两次竞争与现代教科书市场的型塑》，即属于老书局论题的新解读，将《澳门新闻纸》和《西国近事汇编》作为以官方阅读为主的翻译类文摘报刊来研讨，从近代出版与社会性别的重构来分析商务印书馆老期刊《妇女杂志》，均属于此类研究；也有新论题的开掘，如《上海伊文思书店考略》，考察作为印书馆的灵修院——香港纳匝肋之家等，都是属于填补空白之作。运用报刊新材料是本届研讨会论文的突出特点，如《博医会报》《清议报》《现代》、《证交》半月刊，以及东北沦陷时期《明明》杂志、北平日文报刊史料钩沉；细节研究亦呈现出史无前例的丰富，如《政法类典》《华商行名簿册》以及近代徐家汇出版的教材，等等；对文本及其意义亦已有了破天荒的深入，如《中华百科辞典》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从《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中译德文书籍目录》探究近代东西学书目中的科技类译著分类法，到科学传播与文化传承的角度研讨陈遵妫译的《宇宙壮观》，这些论文呈现出与其他学科的互涉与渗透，都有了空前活跃的实况。

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来讨论，如东西方军事、蚕学知识的引入，一方面注意这些知识在其发源地的变化，一方面注意这些知识在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异，如加拿大史蒂芬·李科克（Stephen Leacock, 1869—1944），其幽默文学虽然没有狄更斯、马克·吐温那样有名，但他却在20世纪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成了全球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幽默作家。以《字林西报》和《大陆报》为代表的近代在华早期英文报刊，在此一时段内对其进行了集中报道并追踪了他在西方世界最热门的新作品和创作动向，印证了李科克幽默文学为30年代以降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幽默文学，提供了溯源的线索。近代以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仿效西方脚注，这一书写形式最初可能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后来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印刷媒介、阅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得以扎根。脚注也可被视为近代知识社会变迁的一则注脚，通过追溯脚注等新的知识形式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得以还原晚清民国知识生产和社会变迁的部分历史场景。脚注以及附录、索引、参考文献等在对西方知识文化和其书写习惯的模仿中诞生，同样也是近代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交融的知识环境的产物。徐家汇印书馆推出的法国人夏之时（Richard Louis, 1868—1948）的《法文中国北方坤舆详志》《法文中国坤舆志略》，很快由爱尔兰耶稣会士甘沛澍（Martin Kennelly, 1859—1926）于1908年译成英文，并对之增补修订，而《华英文中国府厅州县名合表》这一部地理类资料性工具书，正是翻译完成《英文中国坤舆详志》的副产品，颇获中外学界好评。中国学者许彬兼顾科学研究性与文学可读性的《斐洲游记》，呈现出文本形制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风貌，呼应了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博物学兴起，及其与旅行书写相结合的潮流。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一书指出：“（欧洲人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换言之，来自西方科学的解释力量，把这些非欧洲区域都纳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的知识框架中，认为由之生产的旅行话语可以创造一种“不需要诉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而其目的则是着眼于“欧洲殖民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这一论断实在有进一步放到全球史框架下解读的空间。

上述这些新成果都是以往出版史研究者比较忽略的面向。相信中国出版史和中国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将会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本次会议作为该课题系列会议的新一届，预示着这一国际性研究的平台，可以放到全球史视野下来拓展。

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苏亚雷斯（Michael F.Suarez S.J.）和伍德胡森（H.R.Woudhuysen）编的《全球书籍史》（The Book:A Global History），以“区域性”“本土性”和“国际性”三个不同的维度，细致入微地讲述欧洲各国出版史，尤其对欧洲印刷业崛起的近现代出版史的叙述十分详赡；该书详于欧洲人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但对西方文明之外其他世界古代文明在书籍出版方面所取得的灿烂成就，则一笔带过，甚至说了若干外行话。这些都说明，摒弃出版史研究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仍任重而道远。十多年前我提出“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的学术合作计划，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出版史研究正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即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的出版史，借鉴域外出版史、书籍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站在人类整体文明演进的高度，积极融入全球学术语境，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写出具有全球胸襟的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应当把中国出版史和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放在一个全球视野下来拓展。全球史视野并非各国历史的简单相加，还包括各国、各地区在历史上的沟通交往与相互影响，这是防止研究碎片化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研究者需要以世界史“他者”视角和国别史不同视界的全球眼光，把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强调地区、文明、国家之间的丰富联系与互动，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重获新的书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