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诗》

孔子以《诗》教人，《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注：“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盖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朱熹注：“《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孔子教儿子孔鲤学《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外交官，都用念《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不念《诗》，在外交上不能说话，念《诗》可以供外交上发言之用。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朱熹注：“《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说明孔子极看重《周南》《召南》。孔子所以看重二南，因为二南的诗，是接受周文王教化的。周文王的教化，是实行王道的。可见孔子讲《诗》，是从实行王道来的。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朱熹注：“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注：“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佞人，卑谄辩给之人。殆，危也。”《论语正义》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非谓郑诗皆是如此。”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朱熹注：“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孔子论“放郑声”“郑声淫”，《论语正义》以郑声指郑国之俗，而不以指郑国之诗，极善，是孔子非放逐郑诗也。孔子之正《雅》《颂》，是在《雅》《颂》放废以后。孔子不言四始，则司马迁论孔子言四始及弦歌三百五篇皆非其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