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一书是研究中国近代，由中国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国立大学与中国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著作。既有研究北洋大学自身的内容，也有研究北洋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内容，以试图真实地揭示大学建立对于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一

我国现代性质的大学起步较晚，而且是“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产物，因此潘懋元先生概括地称之为“后发外生型”。“后发”是说诞生的时间比欧美，甚至日本晚，“外生”即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延续，而是向中国之外的西方教育学习的结果。

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的大学就是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样式，走的是西方大学的道路，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适应民族发展的需要，走出了一条既有世界现代教育特征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学之道。

北洋大学建立于清末的1895年10月，是我国近代学习美国大学模式，由中国政府批准，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大学。北洋大学创办者盛宣怀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这一“兴学强国”的主张。随之在其后120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兴学强国”作为学校使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而且，这条道路（亦可称为大学功能）之于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共性的特征。在北洋大学建立120年后，2016年天津大学举办的校长论坛上，中国高教学会瞿振元会长说：“‘兴学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追求，是继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提出‘人才培养’，德国洪堡大学提出‘科学研究’之后，大学功能在中国的拓展与完善。随后，‘服务社会’这一功能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可以说，‘兴学强国’拓展了高等教育功能，提升了高等教育境界，彰显了中国大学的精神特质，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2

就教育来讲，“兴学强国”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就中国社会来讲，“兴学强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

教育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需求，不同类型的教育是与不同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是封建教育，重视科举取士，培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管理人才。农业社会对于科学技术需求的低下，没有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人才的市场，也就不需要现代大学。

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工业社会的前夜。现代大学出现在欧洲，11世纪，现代意义的“大学”在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出现，1158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1231年萨莱诺大学获得官方承认，从而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基地、欧洲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摇篮。

12世纪中叶，法国建立了巴黎大学。1257年，大学的第一个学院机构索邦学院成立，索邦（Sorbonne)成为大学的代称。法国大学兴起，为普鲁士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艺术和人才的支持。

1640年至1688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开始从农业国家转向工业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所实施高等工程教育的沃灵顿学院应运而生，这是第一所专业化的技术性学院。1828年又设立了大学学院，以学院为基础，1832年建立了达勒姆大学，1836年建立了伦敦大学。其后英国开展了“新大学运动”，促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输送了人才，为英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发挥了作用。19世纪中叶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是从德国发展起来的，德国教育部长、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提出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使命，强调科学研究的成果融入教学，创造了教学科研相长的新的大学功能。此时的德国大学在世界起到了引领作用，其后，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国家。黑格尔曾言：“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

在美国，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1636年建立了哈佛学院，1783年美国独立。17世纪中叶的哈佛大学，后来的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18世纪建立的大学，及《尼雷尔法案》后美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以上笼统的表述虽然不能够详细地说明大学的建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但是大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却是不争的事实。

西学东渐，进入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借船坚炮利之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输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天津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走私口岸和贸易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商贸的繁荣，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和工商业大城市。天津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是清政府所在地——北京的门户。为此，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了专职的“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此后，中国的外交中心由上海转移到天津，天津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骤然上升，成为洋务运动的北方中心、全国的第一重镇。

19世纪末，天津建立的许多工厂企业创造了中国之最，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从天津萌发。1867年天津开办机器局，1878年成立了运用西法采矿的开平矿务局，1880年成立了天津电报总局，1888年天津修筑了第一条铁路，1890年天津成立了“北洋官铁路局”，等等。其中，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等是举国闻名的大型工矿企业。此时还有许多外国企业在天津投资建厂，据统计1895年到1919年国外企业在天津建厂近60家，包括造船厂、机器厂、电灯厂、发电厂、面粉厂、化工厂等等。

此时的天津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1880年英国在天津开设了汇丰银行，1895年英国又在天津开设了麦加利银行，1896年俄国在天津开设了华俄道胜银行，1897年德国在天津开设了德华银行，1899年日本在天津开设了正金银行，等等。

为了拱卫京畿，清政府投入巨资在黄渤海成立了当时装备先进的北洋水师，设立了培养海战人才的天津水师学堂。同时，为培养新式陆军人才成立了天津武备学堂。

19世纪末的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工业、金融、商贸最发达的地区，又是政治、军事、文化重镇，繁荣而特殊的社会需要大量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才，这也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提供了市场。19世纪末的天津在中国率先具备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要素，相对发达的经济、文化，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营造了必要的环境。

潘懋元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中，朱国仁教授的文章提道：“中国近代大学是在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1895年盛宣怀主持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是其标志。”4

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学》中进一步肯定：“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其教学内容完全不同于以‘儒学’为主课的旧式学校。它除了‘中学’之外，特别注意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并以外语和先进的科技为主课。该学堂的开办是由盛宣怀奏议、光绪帝亲自批准，由国家举办。学校经费由国家拨款，学生一切费用也是由国家负担。因此，天津中西学堂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学。”5

潘懋元先生所说的“天津中西学堂”是盛宣怀草拟办学章程时使用的名称，光绪皇帝批准后，开办时称为“北洋大学堂”。从世界来看，各国现代大学的开办都深刻、多方面地影响着社会的变革，那么“我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学”的开办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实际问题。

尤其是在当今，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国际的新的社会发展格局，大学发展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与贡献的研究，更显得格外重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6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研究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少，更缺少对于中国第一所大学和标志性大学与社会变革关联的研究。因此，关于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就愈加重要和可贵。

二

此书是《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第1辑），标志着尝试将一所大学放到中国社会中研究的开始，为了这个开始，前期我们做了大量且长时间的准备和积累。

早在1983年，我们就开始校史的研究和撰写，其后将近40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百年办学回顾”丛书，《天津大学简史》《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志》等史志编研成果；出版了《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学府探赜：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学府史集》《学府史论：中国近代大学校史研究论文选编》《中外大学史教程》等高等教育问题性研究成果；还出版了《文化记忆》《实事求是 日新又新——天津大学文化研究》《大学文化讲演集》《木铎金声——天津大学校长寄语集》《小语微言：大学文化学术报告自选集》等大学文化研究成果。更直接的是自2016年起，连续五年，由天津大学发起、组织、承办了五届“北洋大学与天津”恳谈会，每届参会者都有一两百人，为天津市文史、教育等各界学者和研究人员，并连续出版了《北洋大学与天津》研究成果五辑。尤其是第四、五届会议，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参加，客观上突破了“北洋大学与天津”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范围。

《北洋大学与天津》第一至五辑收录研究成果近百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北洋大学历史和办学特点的研究。如《刍议北洋（天津）大学堂之初创》《创办北洋大学堂的历史背景和创办过程》《天津大学创建早期有关校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洋学潮概述——学生校长学制之争》《北洋大学堂“庶务官”之庶务提调考》等等，此类研究成果充实了校史研究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内容。

二是对于北洋大学人物的研究。如《中西交通史学家张星烺》《严复与王修植的交往》《抗战忠烈房阴枢生平考略》《1921年至1923年北洋大学及著名校友王宠惠、钟世铭等的活动》《一生致力公共卫生事业的刘瑞恒》等等。这部分所占篇幅较多，有50余篇。由于北洋大学的教师和毕业学生在不同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写人的同时就涉及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近代中国法学第一人、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民国外长和总理的王宠惠，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师昌绪，“中国奥运之父”“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发起人王正廷，音韵学大师、词学家陈荫杭，矿冶专家、材料学家王宠佑，等等。清末北洋大学毕业生中有近150人被清政府赏予进士出身，这在各个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人不仅仅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许多领域的开创者，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三是对于北洋大学与社会关联性问题的研究。如《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早期西式体育在近代天津的传播》《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与北洋大学堂》《九·一八之后北洋大学的反日活动》《五四运动中的北洋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北洋大学学生运动略考》等等，直接研究北洋大学与社会事件的关联。当然，还有北洋大学与中国近代工业建设的研究，如北洋大学与中国第一家水泥公司“启新公司”，北洋大学与中国最大的现代煤矿“开滦煤矿”，北洋大学与中国第一个民族碱业“红三角”纯碱，北洋大学与中国第一座现代大桥“钱塘江大桥”，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题中之义。

综上所述，开展“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研究是有历史、有基础、有内容、有价值的。《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第1辑）仅仅是一个尝试性的开端，今后要长期、深入地做下去，期望能够达到揭示大学与社会变革之目的。

三

“北洋大学与天津”得以拓展为“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得益于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此队伍包括有“北洋大学与天津”专项研究员、研究指导和研究顾问30余人，有天津文史界的众多热心支持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打造了“北洋大学与天津”这个平台，同时吸纳了上海、武汉、唐山、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研究学者，在天津大学领导的长期支持下，以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为支持基地，扩展为“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平台。我们相信随着《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会在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今后这个研究平台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会产生更多、更有质量的成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王杰

202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