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上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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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

裘小龙

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讲的也是美的相对性,不同的人因为自身经验而形成的视角,做出关于美的不同定义。这里还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在内。不过,在大齐的眼里,为什么一定得是身穿部队制服的西施呢?

有时候,一个故事的开篇是如此精彩,你甚至会在私底下祈愿: “哦,多美呵——如果这一刻就是故事的结尾了!”还真像奥赛罗看到苔丝狄蒙娜的船只,在阳光灿烂的海面上向他驶近的一瞬间。可是,故事会继续下去,会朝着完全意料不到的方向发展。到头来,恐怕只剩下一件事你能做: 尽可能去打捞你自认为是最美的、最值得回想的记忆碎片。

对我来说,这故事的开始,是在上海,在1980年。

那年,就像一条鲤鱼晕头转向地跳过了龙门,我越级考上了上海的一家重点大学读硕,开始攻读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只是学校硕士生宿舍的住宿条件却令人失望。我们四个学生——大齐、小赵、老柯,还有我——要挤在只有15平方米的房间里。在两张各有上下铺的床中间,挤着两张桌子,还有用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架。余下的空间,刚够我们身体小心翼翼地移动。

不过,“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大伙儿都满怀信心和希望,对我们国家正翻开的新一页抱着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都相当刻苦地学习,尽管宿舍房间狭窄,挤得透不过气,尽管学生食堂的供应不尽如人意。

开学后才小半年,我们宿舍中的大齐,就开始同一个名叫咪咪的女孩子谈上了朋友。

咪咪是上海五角场一家部队医院的医生。才女,更是美女: 瓜子脸、杏仁眼、樱桃嘴,说起话来,甜得就像剥去皮的新鲜龙眼。她的来访,给闷热的宿舍吹来一股凉风,其中都闻到了水果的芳香。

“水果的甜美芳香令人陶醉,”小赵晚上回宿舍说,“秀色可餐呵。”

我哼起了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晶莹剔透的苹果花瓣,光彩夺目,宛如在梦中绽放,叶芝就为他终身爱恋的茅德·岗写过这样的话。”老柯一边说,一边又吞了一把安眠药。我们四个同学中,只有他成了家,妻子在徐州上班,离上海大约有五六百公里。

大齐好像在独自窃笑。虽说宿舍灯早已关了,但我们还是知道他在黑暗中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

白天一整天学习不轻松,晚上躺下不容易睡着。常常,我们会在熄了灯的宿舍里瞎聊,试着多少放松一下神经。聊天的话题中,最惬意的就是围绕着咪咪转。那些洋溢着“果园芳香”的赞美,都是我们宿舍夜话的产物。一部分原因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她父母在国营果园工作。更多却是因为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清新、甜美的气息。

那一年夏天很热。她常穿裙子来。她喜欢的裙子式样当时应该叫布拉吉,有时是无袖的,有时是裸肩的,系两根细细的吊带。每一次,都让我们目不暇接。

每一次她来宿舍才几分钟,我们都遵循上海话中讲的“识相”原则,不约而同地离开去图书馆,让大齐和咪咪俩在一起。

又一个周末的下午,她不让我们那么急着走开。“今天,我给你们都带了一件小东西。”

她脱下凉鞋,登上宿舍的长桌,从上铺拿起我的枕头,换上她自己做的一个新枕头套。伫立在桌子上,身材更显修长、苗条,涂着红指甲油的脚趾,宛如阳光下的玫瑰花瓣。她转身为大齐也换上新枕头套。她从桌子上轻盈地跳下,睡下铺的老柯就一把从她手中接过新枕头套,自己换好。小赵也连声道谢,脸红耳赤、手忙脚乱地换了。

离开宿舍前,小赵在我耳边低语说: 他禁不住要对她再看一眼。她脸色出水芙蓉般嫣红,白皙的长腿如湖中莲藕,圆润的脚趾像剥了皮的新鲜荔枝……

老柯也插了进来: “最难消受美人恩呵!”

多么美好的心地,多么动人的容貌,我们三个在宿舍门外都这样想着,差一点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

可大齐却不这么想。我们在门外面听到他跟她说的一句话,似乎感到有一阵寒潮袭来: “我让你穿部队制服来的,咪咪,怎么今天又忘了?”

这让人百思不解。大齐怎么能这样小家子气?盛夏,她穿布拉吉裙子的清凉模样,至多也就是让我们眼睛吃一小口冰淇淋而已。

晚上,小赵愤愤地开始责问: “你有病啊,大齐?你思想实在太封建了!你的花岗岩脑袋,难道真要让她像木乃伊似的从头裹到脚吗?”

“不,你全搞错了!”大齐回答道,“她穿上部队制服要漂亮得多。”

我坚定地站在小赵一边: “在你的梦里吧?”

老柯平素不爱多发表意见,也难得地加了进来: “匪夷所思!”

我们其实对人们穿不穿军装没有成见。我们只是想象不出,咪咪穿上了会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肥大的长裤,肥大的上衣,掩去了她全身优美的线条。

下一个星期六,她还真穿着一身部队制服来到了我们的宿舍,一如大齐坚持要求的那样。宿舍既无空调,也无风扇。军装贴在她汗滋滋的前胸后背上,皱巴巴的绿色再也打不起一点精神。

她乘公交车从五角场来我们在中山北路的校舍。车上准是拥挤不堪,闷热不堪。她红五星军帽下溜出的一绺黑发也湿漉漉的。

拿起桌上的一本文学杂志给自己扇风,她擦着汗说: “穿军装乘公交车过来,一路上都不能坐下喘口气。”

“为什么呀?”我问。

“每次,只要有老人或儿童上车,我就得起身让座,我是解放军嘛。我愿意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只是实在太热了,挤在汗流浃背的乘客中,感觉像罐头中的沙丁鱼。”

助人为乐、彻底无私的雷锋同志是60年代的共产主义标兵,我们对此都记忆犹新。

小赵摇摇头说:“可这样的酷暑,你为什么还非要穿着透不过气的军装!”

“可你今天那么美!”大齐是那样迷恋地望着她。

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讲的也是美的相对性,不同的人因为自身经验而形成的视角,做出关于美的不同定义。这里还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在内。不过,在大齐的眼里,为什么一定得是身穿部队制服的西施呢?

晚上,他带她去了外滩的“情人墙”。那个年代里,情侣们可去的场所不多,最爱去的是沿着黄浦江江边伸展开去的防波墙。尤其是在夏日的夜晚,恋人们俯身在防波墙上远眺,排成长长的、密密麻麻的一行,一对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间隔距离。江风徐来,外滩一栋栋雄伟又充满art deco风格的建筑,向江水投射着色彩绚丽、不停变换的霓虹灯图案。

下星期的一个晚上,大齐又带着身穿部队制服的咪咪去了上海音乐厅。听完交响乐团的演奏后,在曾被人们戏称为“破烂市粥棚”的“云南路美食街”上,两人分享了一份“鲜得来”排骨年糕,加上一碗面筋百页双档。近午夜时,大齐才独自踏进宿舍,手里提着一小盒“三黄鸡”。看到我们都还未睡,他加了一句: “咪咪要我给你们带的。”

也许是因为这盒三黄鸡,我们那夜很久睡不着。

我于是想好好教训大齐这混蛋一顿。干脆,就用他的生发剂做燃料,在小酒精炉上炒鸡蛋。这一段时间,他对早秃的可能性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床头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发剂。也真充满了讽刺意义,在读研究生的日子里,这盆炒鸡蛋居然是我吃过的菜中口味最佳的。小赵也跟着搞了些恶作剧。大齐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过了两三个星期后,大齐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多少算是解释吧。

“在70年代初,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梦遥远得像蓝天中的明月,但我在上面寄托了所有希望。那时候,一旦参军就意味着不用去上山下乡;退役后也会回到上海,在国营企业找到一份好工作。”

“这倒是真的。”老柯插进来说了一句。

我虽然比大齐小三四岁,也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在“文革”中参军当兵,就像是盖上了一枚“政治可靠”的图章。

大齐继续往下讲:“我一满十八岁,就立刻要求入伍。可因为家庭出身,我的申请表一递上去就被拒了。我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在那些年给打成了牛鬼蛇神。同学们也看不起我,说我是黑崽子。在我的梦中,绿色的军装仿佛成了沙漠中永远都无法走近的绿洲……”

“大齐,电话!”大齐说到一半就跑了出去,到宿舍楼走廊上去接咪咪的电话了。

我当时正在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想显摆、发挥一下。“咪咪身穿军装,挎起大齐的胳膊,仿佛也就实现了他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这一瞬间,以往岁月的羞辱都烟消云散了。这对早年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无意识中起到了补偿作用。”

“也许还不仅仅如此。”小赵想分析得更深刻一些,“这是一种反差: 她穿军装的外貌与小鸟依人的内心。还是古人说得好,女为悦己者容。”

老柯是我们中间最有做学问范儿的,抛出另一个问题: “这是美的移情作用。可要是咪咪一旦复员了,大齐他还会那样爱她吗?”

只是我们越来越忙了,顾不上这种种假设性的美学猜想。

时光就像我们宿舍外排水管中的流水,不停地在黑黝黝中流去。很快,我们就开始忙于论文和答辩。

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我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找到了工作。老柯出人意料,在一家名列500强的美中合资企业当上了主管。一个神秘的语言研究机构聘用了小赵。大齐留校在英文系任教。

大齐写信告诉我,他娶了咪咪。信中还夹了张照片,是他们俩早先在丽娃河畔照的,碧绿的柳枝在他们身后飘拂,远处还隐隐可以看到我们都曾那么熟悉的小桥。大齐换上了鳄鱼牌衬衣,咪咪还穿着那件汗涔涔的军装。他在照片背后附言: “我的法国名牌衬衣是假货,但她的军装百分之一百是真的。”

又过了不久,大齐去美国深造,咪咪陪读。他们在那里有了个儿子。

我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我也结婚了,并不是与一位像咪咪这样的女战士。倒不是说身穿戎装上街的女兵不再像先前这样令人艳羡,更多是因为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青年人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与机会。

几年后,我也决定去美国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大齐重新联系上了。他现在东部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任教。我给他打了好几通电话,没有一次是咪咪来接听的,问起她时,大齐也含含糊糊的。

到了春假,我打算去东部看大齐。我们在电话中多次谈到了要在异乡重聚。

可就在驱车去他那里的前一天,大齐打了个电话过来。

“咪咪与我不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大齐?”

“见面时再讲给你听,好吗?”

旅途比预想的要长得多,途中还迷路了好几次。我们这辆有15年车龄的马自达汽车熄火、重新起火声劈劈啪啪不断,与妻子的埋怨声一路上此起彼伏。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那里,停在大齐买下的老房子前,与他的大学不远。

“评判是容易的,但古人早已说过,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大齐在客厅里陪我们,喝着乌龙茶含蓄地说。也许是在暗示他的婚姻不如意。

“我明白。”我慢慢嚼着一片茶叶。什么都是可以想象的,但并不都可以原谅。然而,我至少不像几年前在上海时那样,那么急于要做出判断。

“这些年了,还不习惯美国的饮食。咪咪刚来的日子里,我们驱车去郊外,在草地上看到一大片荠菜。你知道荠菜在英文中叫什么?Shepherd’s purse——牧羊人的钱包,不是给人,而是给羊吃的。这个世上的事,搞不懂。”

下午,大齐在后园里招待我们吃烧烤。烤肉炉子据说是用二战时部队旧油桶改成的,涂了烧烤酱的牛排在炭火上面吱吱作响,让人食指大动。

过了一阵子,妻子端起盘子走回客厅,说要看她自己喜爱的一档电视节目。她知道我有话要跟大齐说。

大齐和我留在后园的一个角落里。周遭野草荒芜,烤肉炉中升起的烟雾和肉香笼罩着我们。蝉开始鸣唱,远远地,仿佛还是在我们学校宿舍旁的丽娃河畔。这肯定不是上海的蝉了。远处重峦叠嶂,一头野雁背驮西沉的落日,依然想把天际一角涂红,呈现给这不知感恩的世界。

奥地利裔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这涉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语言的本质与极限的中心观点。

“这说来是个很长的故事。”大齐用国内带来的乌木长筷子翻转牛排,像是翻过了一页。

“当初,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我觉得自己已算够运气了。但是这小城中没有合适她的工作。她英语水平不够,通不过行医资格的考试。更糟的是,她甚至都不能对人提自己在国内部队医院的工作经历。一次次求职不利,她性子变得越来越急躁,像霜打过的枯枝,一下子就折成两截。她不再是我们在上海时所熟悉的那模样了。”

“不再是那身穿军装的姑娘,在酷热的夏天,为我们研究生宿舍带来一阵充满果园芳香的清风。”那些几乎已忘却了的话,差点脱口而出,但是我没说,也没多问他们离婚的具体细节。

烤肉后,我们分享着一罐糖浆中的荔枝。在中医理论中,这据说有助人体的阴阳平衡,但在美国超市中很少见到。不知这么一来,却又让我想到那难忘的一幕,她站在宿舍的长桌上,为我们几个同学换枕套……

我问大齐有没有咪咪的近照。他迟疑了片刻,回房间取出一本相册。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她在一家中餐馆打工的情景。

在她的眼角皱纹中我看到了岁月的无奈、疲惫,尽管还是楚楚动人。她身穿这家餐馆的制服——红色的无袖旗袍,两边的衩开得很高,隐现着她象牙般光滑、修长的大腿。在西方顾客的眼中,或许充满了东方的吸引力。

大齐轻轻地告诉我: “她在波士顿一家中餐馆找到了工作。儿子从那里给我带回这张照片。”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我一时冲动,低吟了韦庄《菩萨蛮》中的两句词。话才出口,我立刻就对自己的忘乎所以感到尴尬。时间和地点都错了。

大齐应了一句: “只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却依然无法回乡。”他其实也借用了《菩萨蛮》中的最后两句: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他又叹了口气,一把摘掉头上的假发套。我大吃一惊。他已全秃了,光溜溜的头顶像阳光下的鸡蛋。我又想起那个遥远的夏天,在学校宿舍里的恶作剧——用他的生发剂做燃料在酒精炉上炒鸡蛋。这一切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

在那小酒精炉上,记忆的火焰渐渐暗淡了。一旁,烧烤炉上的木炭也燃成了惨白的灰烬。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重逢。很可能,也不是他的。

回来后,我与大齐又失去了联络,虽然我知道他还是在那个大学里教书。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水长流,再次踏进去,已非原水,更不要说人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深夜,在红尘坊老家的阁楼中,一阵突如其来的噪声惊醒了我,似乎有一只小鸟在黑暗中拍翅,疯狂地撞击着老虎窗窗户。睁眼才知道,是小赵打来的一个电话。

“咪咪回上海了。21世纪的求职市场中,她早年在部队医院的工作经历都不算数了。她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很难找到工作。年龄也偏大了,脸上皱纹密布,就像干了的橙子。人瘦得活像竹竿,套着件部队的旧棉大衣。听说她去找过老柯。他现在是北京城的大款了,但没帮她。”

黑暗中打完电话,依然有些晕头转向,却再也睡不着了。我索性爬起来,在书堆里找叶芝的一本诗集。

我想起叶芝写过的一行诗,大意好像是说,人有时就像一件破外衣裹一根拐杖。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里,却找到了他另外两行诗: “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不过是/生活在身穿小丑彩衣场所中。”

也许是衣服穿出了我们,而不是相反,我们穿着衣服。还真有点像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样,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语言。

换一个角度说,在中文中,“制服”也可以是动词,制服了人。

于是,我只能尽力去回想那个遥远的夏季: 大齐穿着冒牌的鳄鱼衬衣,而咪咪身上是汗水湿透的军装。他们一起摆好姿势,在别人的镜头中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