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张爱玲上海时期史料三则
《传奇》增订本与《飞影阁画报》
2021年5月，扬州广陵书社影印出版了《飞影阁画报》，一函线装六册。《飞影阁画报》与《点石斋画报》《舆论时事报》一起，被誉为晚清三大画报之一。1884年，晚清画家吴友如在上海主编《点石斋画报》，六年以后，吴友如又独立创办《飞影阁画报》。《飞影阁画报》先后刊出九百余幅图画，以流畅的线描形式，表现中外新闻、西学新知、都市风光、摩登时尚、文化百象、民俗信仰、家庭生活、奇珍异兽、古今掌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上海开埠早期由传统社会向近代都市社会的转变历程。《点石斋画报》1990年代以降已多次影印，几乎达到了研究近代文学、艺术的无人不晓的地步，但无论就稀缺性还是重要性而言，《飞影阁画报》丝毫不亚于《点石斋画报》，相反，其绘画技巧可能更为成熟。
那么，张爱玲与《飞影阁画报》有什么关系呢？她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传奇》1946年11月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增订本时，代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有如下一段很著名的话：
（《传奇》增订本）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传奇》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即1944年8月上海杂志社初版本、同年9月上海杂志社再版本和这个增订本。三个版本的封面各各不同，增订本封面尤其令人瞩目。上面这段话中，张爱玲透露了两点： 一、增订本封面图“是请炎樱设计的”；二、封面图“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对第一个说法，我一直有所怀疑。炎樱虽是张爱玲的闺蜜，但她毕竟是外国人，对晚清的时装仕女图那么熟悉，竟能从中挑选“借用”？似乎不大可能。可能性更大的是，封面图应是张爱玲自己选的，打了炎樱的招牌。对第二个说法，被“借用”的晚清时装仕女图到底来自何处？以前已有研究者指出过，可惜语焉不详。随着《飞影阁画报》的影印，这个疑难问题终于完全水落石出了。
《飞影阁画报》有不少专栏画，把“时妆士女”栏之第二十六号图与《传奇》增订本封面图相对照，就可发现此图即为封面图所依据的原图。此图题“以永今夕”，作者署“友如氏”。比对原图与封面图，明显的区别有如下三点： 一、原图左侧的拉扇女僮，睡榻和右侧墙上的照片及靠窗的拉扇等，封面图中均被删去。二、原图左侧的痰盂移花接木，被移到了封面图右侧下方。三、也是最重要的改动，封面图右侧窗下，增添了一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张爱玲对这个“现代人”做了说明。这个“现代人”我怀疑也出自张爱玲本人手笔。
经过如此的增删改造，《飞影阁画报》中的“时妆士女”原图变成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图。从中不仅可以研究张爱玲为何“借用”这幅图，更可了解近代绘画与现代文学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进行对接。这就是张爱玲与吴友如和《飞影阁画报》的因缘。
《传奇》增订本
《飞影阁画报》
齐甘评《十八春》
34年前，当我在上海《亦报》副刊发现张爱玲中篇小说《小艾》之后，曾应港台读者之请，又辑集了《亦报》上关于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十八春》（张爱玲后在美国修改并改书名为《半生缘》）的评论。后来又和别的研究者先后做过增补。不料，还有“漏网之鱼”。1950年4月18日上海《亦报》刊出齐甘的《〈十八春〉的声色和造型》，这是一篇精彩的《十八春》评论，先照录如下：
我给梁京的小说旧有的批语是“有声有色”四个字。自然他的作品不止这两点好处，但这两点是他的不可及处。有声同有色比起来，似乎是他在把握住有色之后再加进去的功夫，所以又是有色特别的不可及。从他的新作看起来，他保持了他的特长，而且发挥得更自然了。我希望《十八春》的看官们不要轻轻忽略了这方面的欣赏。我想像在梁京坐着写作的明窗下的净几之上，罗列着各种颜料，至少是应有的原色，和一只调色盘；他的右手的四指之间，夹着两三支笔，他写的是小说，却又是在作画。他又树起了他的耳朵，“录”着他的小说的背景上所发出来的“音”，他企图把音乐的成分按到字里行间去。
鲁南先生感到《十八春》里写“翻日历”的手法有点别致，又特别赞美写“红手套的心情”的细腻。我还佩服他所造的人物的形象。叔惠大概只是个陪客，但作者没有疏于交待这个陪客的性格，随时来同世钧做对照；即使只为了情节上要把叔惠支开，他还要写出他是同朋友赌东道赢了吃西餐去的。赌东道，吃西餐，这些也是有助于这个浮浅的少年的性格之刻画的。祝鸿才大概只是更不重要的登场人物，但作者除了在他出场之前先从孩子口中介绍他的“不笑像鼠一笑像猫”的讨厌相，又从曼桢的目中看见他是： “瘦长身材，削肩细颈，穿着一件中装大衣，叉着腰站在门口。”这个人的讨厌相就写足了，你只要闭目想一想这幅吞头势好了！换个人写，会写他飞机头上搽点雪花膏斜睨着小眼睛的吧，那就不但不是大家，简直不是及格的小说家了。
《十八春》还只读了它的十八分之一吧，像好戏听了一段就叫起好来似的写了这许多，说实在话，一则可以充一天“亦文章”，二则想给《亦报》多拉几个长期定户。
不过对眼睛有福的读者总归是好心好意的。
齐甘是徐淦的笔名。徐淦与周作人同乡，忘年交，也是当时上海《亦报》《大报》的重要作者。我1980年代初因研究周作人与其通过信，惜不知他也喜欢张爱玲的作品，未与他讨论张爱玲。他在《亦报》写张爱玲的文字，我先已辑录1950年9月11日《亦报》刊《〈十八春〉事件》，这是他写的评张第二篇。
张爱玲的《十八春》1950年3月25日起在《亦报》连载，徐淦发表这篇短评时刚连载了廿四天，还未入佳境。但徐淦已经在他的专栏“亦文章”中赞不绝口。他认为张爱玲小说最不可及处是“有声有色”，特别是她“写的是小说，却又是在作画”。张爱玲“文中有画”这个观点早在七年前柯灵即已提出，他在1943年8月《万象》第三年第二期的“编辑室”中说： 张爱玲也“擅长绘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泽鲜明的特色”。但“有声”却是徐淦的发明，指出张爱玲“企图把音乐的成分按到字里行间去”，说得真好。不过，徐淦虽然称赞张爱玲写祝鸿才出场把他的“讨厌相就写足了”（“吞头势”是上海话，形容鬼模鬼样），但推测“祝鸿才大概只是更不重要的登场人物”就错了，在《十八春》和以后的《半生缘》中祝鸿才都不可或缺。
齐甘评《十八春》
齐甘再评《十八春》
介绍了徐淦的《〈十八春〉的声色和造型》以后，原以为这次打捞张爱玲《十八春》评论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不料还有新的惊喜。1951年1月26日《亦报》副刊又发表署名“齐甘”即徐淦的《挂断的电话》，也是读《十八春》的札记，仍照录如下：
梁京同志（免得称女士小姐也）写女性心理入微，算它没有什么稀奇，但写男性心理有更加刻骨之处，委实不由人不佩服。《十八春》中在十八年后，世钧忽接曼桢电话，呆了半天，那还容易描摹；二九七天世钧去打电话给曼桢，等了半天，听见电话中小孩的哭声，又矛盾起来，终于把电话挂断了走掉，这是很难揣测的。虽然是“半辈子已经过去了”的男子之常情，正因其是常情，连一般男性的小说家也极少写得出来。
上面一段欣赏论不是我说的，乃是一位朋友所发，原来这位朋友好不容易得到了他的十多年不见的爱人家里的电话号码，照他说，他从此每次手接触到电话机，就一定有一种意图，要把这个号码拨出来或者叫过去，而且，他几乎十次有九次照着他的意图拨了或者叫了，但是一到他听见了对面的电话铃响，他一定又剧烈心跳用战栗的手把听筒搁了上去。其中只有一回，他有了勇气听到对面一个似是而非的声音问了一句“喂，哪儿？”那一回，结果他竟慌忙说了一声 “哦，对不起”，表示打错了号码，又把电话挂断了。
至于我，对这种已经过去了半辈子的情事是如此之无动于中了，所以我对这位朋友的教训是： “如果我是你那位爱人的丈夫，发现家里的电话，时不时闹这种鬼花样，准把电话机拆了，甚至把家搬了。我的意思是，就连这样的不知抑制，其实也犯了破坏家庭罪（他家和自家）。无结果的深情到了某种地步，只能让它如死水，如化石；不然便非爱你的爱人之道。除非她恰巧是曼桢，你又无翠芝和儿女。”
话虽如此，要是小说家的梁京安排得好，就令世钧曼桢重圆，我也是从心底里拥护的。
这篇《挂断的电话》从标题看，当然与张爱玲完全无关，因此也沉睡了那么多年，而今终于出土。
此文开头称“梁京同志（免得称女士小姐也）”，既有时代特色，其实也在暗示“梁京”是女作家。文中揭橥“梁京”（张爱玲）文笔之妙，不仅擅写女性心理，对男性心理的描绘也探微烛幽。徐淦抓住《十八春》男主人公沈世钧在阔别18年之后与女主人公顾曼桢互相致电这个细节，并引述“一位朋友”的现身说法，对这个细节大加赞赏，“连一般男性的小说家也极少写得出来”。只是他“拥护”沈世钧与顾曼桢能够阔别“重圆”，张爱玲《十八春》结尾的安排还是让他的希望落了空。
这样，加上我以前发现的《〈十八春〉事件》，《亦报》刊登的徐淦评张爱玲《十八春》的专栏文字就达三篇之多了，而这个发现前后竟延续了34年，不禁令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