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诠释哲学发展的阶段

诠释学的发展很重要，不管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必须考虑东西两大传统如何沟通与相互接纳及融合的问题。我们显然可以对中国诠释学的发展，提出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重要的文本如儒家五经进行实践性的了解，把我们已有的思维理解方式，用在对这个文本的认识上面。这是实践诠释传统的时代。此一时代的诠释方式是理念诠释，并以实用与实践为目标，体现在孔孟的著述之中。我们认识过去并不表明认识未来。怎样用过去来规范未来，这是实践的注释文本所必须强调的。事实上，除了儒家，道家与墨家，都有此一重视实践的整体的思想表述。

汉代则开始了另一阶段，一方面对早期经典进行重述或重建，另一方面则进行文字的或概念的注释或概括，前者如董仲舒，后者如郑康成。依此，早期中国诠释学的活动也可说是注释性的，主要是对已有的经典文字进行字解及句读，使注释经文的理解在面对现实时可用可行，形成可理解的诠释规范。长久以来，已进一步形成了以文字注释为主的经典诠释传统，但却忘却了实践的目标。

最后一个阶段则在清代，经文诠释经过长期的注释落入文字训诂与文物考证的活动之中。此一训诂诠释的结果，是经文已经离开实际的人生，变成生硬冷僻的文字符号了。总言之，中文典籍中原始的具有实践性的诠释，经过长期注释，最后落入到文字的注释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早期的占卜，其诠释充满了生命的焦虑与盼待，经过形式与仪式的发展，逐渐成了一个公式的解说，很难看到解说者的深知灼见。到今天，用计算机来卜卦或预测，只是一个聪明的或愚蠢的程式设计与应用而已。

对我而言，自然具有对于行为的规范作用，可以借自然之力，把历史现实转化成为更好的未来认知。对孔子而言，卜卦不仅仅在知来，也在求自我规范的德义。求其德义在怎样修己成为君子、成为圣贤，释卦具有未来指导的意义，就是指导实践。本体诠释学也具有此一求其德义的含义，如何明本知体以达用、实现人性之善德，就是理解本体诠释的道德含义。我想汤先生不会反对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