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社团流派的纷起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回味思索的东西，社团流派的兴盛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的新青年社、新潮社，到世纪中叶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其间总共活跃着多少文化、文学社团流派，也许至今仍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有资料显示，仅在“五四”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就有154个社团流派在各地涌现和活动。这些社团流派规模不等，生存时间长短不一，文化倾向、文学主张各不相同，影响力也有大有小，但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演进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力大军，织就了中国现代文化、文学丰富复杂、瑰丽多彩的画卷。正如贾植芳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所说：“它们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向披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为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新的道路，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1
社团流派的兴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对人的精神、欲望的激活，对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迫切要求，成为社团流派大量涌现的强劲动力。觉醒后的知识青年需要广阔的天地来展现他们的自由意志，展现他们对于时代、人生和自我的种种思考与探索，于是，各种团体应运而生，适时地成为他们一显身手的舞台。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繁重复杂，所提供的思想武器的庞杂多元，所造成的思想空气的自由开放，也规定、制约了社团流派的形态特征。“五四”青年思想的未定型、不成熟和志趣的活跃多变，表现在其生存形态上，就是社团流派松散随意、旋起旋落，代谢速度非常之快。在总体上对新文化、文学社团流派做一个粗略的观察，可以发现，就存在时间而言，从酝酿、形成到解体，社团流派的平均寿命不长；就组织形态而言，社团复合型的多，单纯型的少，松散型的多，紧密型的少。社团的宗旨或许含糊，社团之间的边界也欠清晰，同一社团成员的文化立场、文学倾向和艺术趣味常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在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缺乏社团的“有意为之”的流派，就更显得松散而随意。
社团流派是人类群体活动的一种方式，更准确地说，是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因了精神的相近和志趣的相似而走到一起，也因了精神、志趣的转移和多面而随时组织新的团体或成为多个性质、旨趣不同的团体的成员，这是文化史、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因了“五四”以后社会的风云激荡和“五四”青年的血气未定而显得更为突出，即使像文学研究会这样一个相对宗旨明确、章程严密、组织完善的社团也不例外。
在各个社团流派中，文学研究会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方面在于它鲜明地以“为人生的艺术”作为自己的旗帜，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传播新思想新学问、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以此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基石；另一方面在于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新文学社团的巨大号召力和包容性。从扩大新文学阵营的需要出发，文学研究会广泛吸收了在文化倾向、文学观念和艺术趣味等方面不尽一致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其成立宣言中所揭橥的“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的宗旨便证实了这一点。这种号召力固然使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五四”青年，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战斗中显得阵容庞大、声势豪壮，但由此而来的巨大包容性也加重了团体的松散性和随意性，使其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文学研究会固然有不少成员始终坚守在现实主义的阵地上，并且与文学研究会共始终，但也有不少成员同时或先后参加了不止一个的社团。一生从事历史考据研究的顾颉刚，1926年时便曾言他是20多个团体的成员。2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核心而形成的新的社团和流派也为数不少。建立于文学研究会成立同一年的民众戏剧社，其骨干成员汪仲贤、柯一岑、陈大悲、熊佛西、欧阳予倩等即为文学研究会会员；而周作人、孙伏园、顾颉刚、俞平伯等语丝社中坚也是从文学研究会分化出来的；至于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后来建立新月社，李金发成为象征诗派的代表诗人更是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事实。
其实不仅文学研究会如此，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新文学社团都是如此。文人自由结社的风气，团体成员志趣的相异和转移，以及团体在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变化，使得新文学社团始终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也使得社团只是相对地显示独立存在的标志，社团成员只是部分地具有共同意识。
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为了否定社团流派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而是提醒我们充分注意到社团流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为我们观察“五四”以后的社团流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即除了我们已经认定的社团流派而外，还有没有可以从社团流派的角度去认识的新文化、新文学群体？
社团由于有一个明显的组织结构而较易识别，相比起来，流派则更难于指认。这一方面由于流派的外在形态通常比社团更加松散，更加趋于无形无迹；另一方面，流派又常与社团纠结在一起，在成员、宗旨和倾向上或重合，或部分重合，或大于社团，或小于社团，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对那些与社团部分重合的流派，人们易于忽视他们的独特性而将他们淹没在社团的总体倾向之中。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流派又有比社团更加鲜明的特征。从内在本质上说，流派比社团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理想追求的志同道合，一种价值取向的共鸣默契和一种精神风貌的神似统一。流派的这种形式的共同性减弱而实质的同一性增强的现象，使我们有可能摆脱外在的束缚、忽略形式的羁绊而直指其精神内核。
这里要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流派。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并为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在文学研究会的演进过程中他们逐渐显露出自己的独特性，并且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也具有深远影响的流派。也许由于他们在文学研究会中的重要作用，过去人们总把他们认定为文学研究会作家，而未能充分注意并充分评价他们独具个性的文化主张和文学特质，致使这一流派的独特风采被掩盖而未能被人们所充分认识。
2. 一个独特的文化文学流派
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徐调孚、王伯祥、章锡琛等人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其中叶圣陶和郑振铎还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们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坚定地奉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战斗中冲锋陷阵，为建设民族新文学呕心沥血，从理论、创作到翻译为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无论是谁，在论及文学研究会的时候无法不提及他们。但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起，他们和匡互生、朱光潜、顾均正、宋云彬、方光焘、刘薰宇、刘叔琴、傅彬然、贾祖璋、周建人等人陆续会合在一起，依托《我们》《立达》《一般》《中学生》等杂志和我们社、立达学园、立达学会、开明书店等机构，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地耕耘，逐渐凸显出了文学研究会所无法包容涵括的特色，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其相当稳定的文化倾向和文化活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如果用一句简括的语言来表述，不妨称其为“开明派”。
提到这些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他们相似的文化背景。在他们中间，除了匡互生是湖南人、刘薰宇是贵州人、朱光潜是安徽人而外，其余均为江浙人，即历史上的吴越一带，也大致等同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江南” 3。郑振铎祖籍福建，但生在浙江，长在浙江。朱自清出生在苏北的东海，并且自称“我是扬州人”，但他祖籍本是绍兴，而且大学毕业后有五年时间在江浙一带教书，受到吴越文化的浓重熏染。何况按照人文地理的概念，作为淮左名都的扬州，与江南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从来都在江南文化圈之内。4除此而外，他们还有着同窗、同事和师生等多重关系。
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使他们之间很容易产生相似的文化心理和语言习惯，产生一种强大的亲和力。对此，开明书店老人吴觉农说得非常清楚：“开明的老一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的老关系，彼此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开明同乡多绍兴人（包括上虞、余姚等县），多杭州一师和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员（当时经亨颐老先生办的春晖中学集中了一批知名的教师如丰子恺、朱自清、李叔同等），大家把开明当作集体的事业，关心它的成长和发展。” 5他们从未刻意强调地域性，从未有依仗裙带和同乡关系而啸聚的意识，因而从无“某系”“某籍”的讥评，他们纯然因了同事、朋友、同窗和师生的缘故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进入开明书店的理由就是“因为开明里老朋友多，共同作事，兴趣好些” 6。自从20年代中叶开始聚合以后，他们办学校，编杂志，开书店，搞创作，意气相投，合作愉快，虽经历时代、社会和人生的风风雨雨也从此不再分开，他们中间甚至还成就了叶圣陶和夏丏尊、王伯祥和章锡琛两对儿女亲家。也许他们在形迹上分合不定，但在感情上始终相通，在文化立场上始终相互守望，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他们的聚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想追求的相似和文化气质的接近。他们尽管大多有着多重身份：作家、学者、教师、编辑、出版家、翻译家等等，却有一个基本点，即他们绝大多数是教师或曾经是教师，与教育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职业选择的背后，是他们对青年学生的热爱、对教育工作的赤诚和对文化启蒙的执着，正如叶圣陶所说：“我们一班朋友对于教育都有些兴趣，有些信念。” 7做教师的，固然一生都在讲台上耕耘，即使后来改行不做教师了，如叶圣陶、夏丏尊等，也仍以编辑教科书和杂志的方式，继续为青年学生贡献心血。
在教育工作中，他们不仅教给青年学生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由此形成了他们在教育上的基本思路，即特别强调人格教育和人格熏陶。从朱自清1924年说的“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 8，到1949年叶圣陶说的“进步的教育偏重在熏陶。熏陶就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地养成好思想，好习惯。见效虽不能怎么快，可是它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 9，这种“为学”与“做人”并重，且在“润物细无声”中体现“做人”的特点始终贯穿他们的教育活动。
与这种共同的教育思路相一致的是他们相近的文化气质。他们深受儒家传统“先器识而后文艺”观念的影响，讲究在作文之前先要做人，要人文一致，并且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他们自律极严，特别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提升，并且形成了认真而质朴的文化气质。他们崇尚质朴真诚、率真自然，喜怒哀乐纯然发乎性情。他们做事认真，强调实干，从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站好自己的岗位” 10的意识特别强烈。叶圣陶在《与佩弦》一文中对朱自清做什么事都认真，以至于认真得显出慌乱，永远是一副旅人的神态有着精彩的描绘。他们不求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也从不把自己看作国家的栋梁，而是以普通人自居，以青年的朋友自任。他们办的杂志以一般的读者为对象，甚至杂志名称也叫《一般》，这与《洪水》《警钟》《创造》《光明》之类唯恐别人不注意的响亮的名称大异其趣。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西式绅士睥睨一切的狂傲之态，听不到浪漫才子狂放不羁的风流韵事，东方名士的特立卓异、矜才使气，无聊文人的“相轻”“无行”也与他们相去甚远。他们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谦谦君子，却又并不乡愿，而是充满浩然之气。
很难说是否由他们的文化气质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倾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倾向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内在的同一性。他们的文化倾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可以称为“开明”的文化倾向。
这里，“开明”一词有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含义，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作风；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原则；是一种处世之道，也是一种观世之道。
所谓开明精神，一是指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
他们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始终服膺并且秉持启蒙主义立场，他们坚持关注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坚持批判封建愚昧专制，在几次文化界反读经运动中冲锋陷阵，叶圣陶、周予同、胡愈之等人曾多次撰文批判读经运动。1926年，针对军阀孙传芳掀起的读经运动，周予同写下了《僵尸的出祟》一文，尖厉地嘲笑读经为“僵尸出祟”。此文引发了周予同钻研经学的学术兴趣，从而造就了他之成为现代经学大家。与此同时，他们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执着于开启民智，为建设民族新文化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他们之专注于教育和青年问题，其基本思路便源于这里。
开明精神的第二个含义是指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贯彻独立的精神”，“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11不求思想的一致而求精神的独立。他们在文化观念上采取一种平和宽容、与时共进的姿态，不保守也不激进。
这种开明精神，很自然地导向了他们的开明作风。
所谓开明作风是指一种开放民主的、稳健扎实的、思不出其位的作风，一种不想当领头羊、无意占领思想界制高点的作风。只要是进步的有益的，他们就支持就实行，用叶圣陶后来概括的说法就是“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 12。他们以文化教育出版为业，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发展新文化兢兢业业地工作，除此而外，他们始终保持相对低调的、超脱的做派，不介入任何文坛纷争，更不挑起攻讦，只是不事声张地埋头做自己的事。1936年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办十周年的时候，傅东华说过一段话：
“开明”的一个反面是“闭塞”，是“蒙昧”，是“固陋”，是人类孩提时代的一般现象。但“开明”的又一个反面是“蛮横”，那是人类到了十分长成之后也终于难免的。那怕“二十世纪”差不多就是“开明”的同义语，然而二十世纪的书是命令人的居多，启发人的难得，也可见“开明的书”之难能可贵了。13
这段话从反面恰恰概括了开明派所坚持的开明精神和开明作风。
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文化气质和文化倾向，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作品风格。
在文学基本特性的构成要素中，他们特别看重真实性，看重情感的真挚。朱自清专门著文谈文学的真实性14，叶圣陶把真挚动人看作一个艺术家是否具有“艺术良心”的标志，几乎以此作为他品评作品、臧否人物的唯一要素。
与此相联系，在文学样式的选择方面，他们也显出了明显的偏好。就总体而言，在想象、虚构等成分较多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等方面，他们的成就不高。宋云彬曾经尝试历史剧创作，但成绩平平。在小说创作方面，朱自清只在20年代初期写过两个短篇，但他对这两篇小说评价很低，认为“《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象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象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因此之故他再也不写小说了。他说：“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15夏丏尊写过一些小说，也不算多，而且在叶圣陶看来，他的小说完全可以当散文看，因为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事。叶圣陶这样评价夏丏尊的小说代表作《长闲》：“《长闲》是自己摄了日常生活的一张极好的照片，我最喜爱丏翁的这一篇。他住在白马湖的那些日子，大致就是这样。” 16“至于与丏翁熟识的人便觉《长闲》中间活活画出个丏翁自己。可以想见他的性情神思，声音笑貌。” 17叶至善在给他父亲的这一段话做注解的时候说：“《长闲》一般归入小说类，其实更像散文。归入小说类，因为日本有一种‘私の小说’，作者专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夏先生习惯于用第三人称‘他’，小说中的‘他’其实是夏先生自己；别人写起来也有径直用‘我’的。夏先生是个非常诚恳的人，他决不向读者隐瞒什么，夸耀什么；他写的倒是真正的‘写实文学’，当然，写的只是真实的自己的‘身边琐事’。” 18在他们中间，唯一称得上小说家的是叶圣陶，除了长篇《倪焕之》，他写过90多篇短篇小说，是“五四”以后有影响的小说家。但叶至善在编《叶圣陶短篇小说集》时却历数集中所收小说的材料出处，并指出：“要是没有甪直的那几年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人》、《饭》、《小铜匠》、《多收了三五斗》，还有好些别的短篇以及《倪焕之》的前半部，父亲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他不擅长凭空虚构。” 19
与在虚构文学中人丁不旺的情况相反，在非虚构文学如散文等方面他们却有着精深的造诣，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等都是一流散文大家名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散文创作方面，他们的写作题材广泛，其中，他们对儿童有着特殊的兴趣。
在他们看来，儿童是最纯朴真实、最少习染的，叶圣陶、朱自清都写过一些有关儿童的散文。在这方面，丰子恺更做出了在整个新文坛无出其右的贡献。与这种对儿童纯真的激赏相一致，他们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也是文坛少有的，叶圣陶作为新文坛第一个童话作家，写下了许多遐迩闻名的作品，徐调孚、顾均正、郑振铎等人则长期致力于外国童话和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
在散文风格上，他们的作品也丰富多彩。但相对而言，他们追求的也更擅长的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峭拔凌厉、嬉笑怒骂、刀刀见血的“匕首”与“投枪”，而是描写身边琐事的，袒露内心情感的，风格蕴藉质朴、英华内敛、温润腴厚的那一类。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的散文都是属于直抒胸臆、以自然取胜的，朱自清早期散文讲究谋篇布局、遣词炼句，进入30年代以后，他便豪华落尽，返璞归真，纯以情感的真挚饱满取胜。这前后期的不同风格，叶圣陶显然更欣赏后一种，曾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做过精彩的评论。
以上粗略的鸟瞰，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文化、文学流派的模糊身影。但要真正确认这一群人和他们的活动已经构成了一个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文学流派，并不是一件易事。这正如朱德发在论述文学流派时所说：“要辨识每个文学流派的美学形态和艺术风貌并从而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的和开发性的研究，首先碰到的是文学流派构成要素的把握、范围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的概括。这既是识别文学流派的美学尺度，又是研究文学流派的逻辑起点。” 20
构成要素的把握、范围的界定和基本特征的概括之于流派研究的意义，对文学流派是如此，对范围更加宽广、内容更加丰富的文化流派来说，更是如此。
3. 开明派未被认识之原因
至此，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特点相当鲜明的文化、文学流派长期以来默默无闻，从未被人们提起和认识？是人们的嗅觉出了问题，还是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流派，仅仅是笔者一厢情愿，强作解人？
在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流派的被认定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自我认定。一个团体通过其章程和刊物宗旨显示他们与众不同的主张，因而被人视为流派，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派”和创造社的“浪漫派”。二是被同时代人认定。一群人并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流派，甚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坚决否认这一事实，但在文化、文学论战中显示出共同的特色而被视为流派，新月派就属于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情况最为普遍，鸳鸯蝴蝶派、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战国策派、京派、海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等等，莫不如是。三是被后人认定。尽管一个流派在他们活动的时候没有被认定，但后人经过研究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共同的特色，是一种流派现象，如新感觉派、九叶派等等。不管怎么说，流派被后人认定是一种通常现象，正如郁达夫所说：“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添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 21
如前所述，开明派同人因了共同的兴趣和志向而聚集到一起，但从目前留存的文献来判断，他们主观上并没有产生建立一个团体或流派的企图，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意识地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22或者就某一事件某一文化热点呼朋引类，慷慨陈言，在文坛上造起声势。在开明派历史上，除了对封建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他们发出众口一词的声讨外，在文化界和文坛的各种纷争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论战中，他们统统采取低调的超然的态度。由此可见，上述流派认定的三种情况，开明派显然不属于前两种。
至于第三种情况，即被后人认定，不能认为这项工作至今毫无基础。事实上，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批文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和他们不同于别人的特色，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概念。
早在1981年，台湾诗人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的《序言》中就提出了白马湖派散文的观点，并且认为夏丏尊和朱自清是这一散文流派的领袖。也许是受其启发，朱惠民著文《红树青山白马湖》对这一散文流派做了具体论证，认为“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刊物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二十年代中后期，宁波分会（按指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作家群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格的散文流派。由于那些散文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得如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作家此时都生活在上虞白马湖畔，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 23。朱惠民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编选了《白马湖散文十三家》24的作品集。而刘增人在《叶圣陶传》中，则从文人群体的角度对这一群人做了论述。他说：“正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编辑出版事业中，他（按指叶圣陶）结识了一大批气类相近、情趣相同、意识与作风有着颇多一致性的知识者，互相影响和促进，互相支持与砥砺，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中国现代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人群体，在文化积累和张扬正气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及这一群体所显示的独特个性气质，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就其大体而言，应该说是萌蘖于商务，发展于立达，成熟于开明。” 25此外，钱理群等人也有着“立达派”散文的概念，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便将丰子恺、叶圣陶称为“立达派”的散文家。26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修订版中，钱理群等则又改称他们为“开明派”的散文家。不过，无论是“立达派”还是“开明派”，钱理群等人并未进行论证。1996年台湾学者张堂锜又对这一问题展开析论。他说：“这些作家主要的依托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他们和北方的语丝社的美文系统合流，形成以周作人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因此，若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周作人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较适切。既为派下分支，再称之为‘白马湖派’并不妥，不如以‘群’称之较无争议。” 27
他们各人或受限于眼光，论证未必得当；或局囿于角度，叙述侧重不同；或受制于体例，缺乏必要的说明。因此，尽管他们已经注意到这群人的独特之处，但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们并未做出严密有力的论证。
但这种局面近来有了较大的改变。2002年，笔者在《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28一文中，提出了“开明文学、文化流派”的观点，主张应该从文学、文化流派的角度去研究这群人。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尤其是浙江学界的重视。2004年，绍兴文理学院召集对相关研究有兴趣有基础的学者（以浙江学者为主），在上虞召开了“白马湖文学”研讨会，专门就本研究涉及的问题展开研讨，会后还出版了专题论文集《“白马湖文学”研究》 29。不过，正如该研讨会标题所暗示的，浙江学者更多的是从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总结地域文化传统的角度着眼，因此把这群人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范围限定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和白马湖时期。
目前，王嘉良、陈星、王晓初等一众浙江学者，基本都持“作家群”的观点。王嘉良在《辉煌“浙军”的历史聚合：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整体透视》一书的第三章《“白马湖”作家群》中，对这个作家群做了比较完整的论述，陈星的《白马湖作家群》、《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与朱晓江合著）30等，则以专书的形式对这个作家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后一本书，在研究中吸收了本人的观点，把研究视野从白马湖时期扩展到上海时期。王晓初的《论“白马湖文学”现象》、唐惠华的《莲荷风骨 清隽文章——论白马湖散文作家群》、傅红英的《论白马湖作家群形成的文化渊源》、李红霞的《白马湖作家群面对的三种张力——兼谈该群体在艺术教育方面的独特贡献》、吕晓英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出版活动》、马亚娟的《一方净土守护下的纯真童心——谈白马湖作家群对“儿童本位论”的倡导和推动作用》、孟年珩的《略谈“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风格》等浙江学者的论文31尽管论题各异，但均将论述前提定位于作家群。
上述论者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同一群人的存在，并对他们从作家群的角度做了颇有价值的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囿于浙江地方文化视野而论述偏于一隅，或受制于资料只注意其文学活动而忽视其文化活动，尚未能充分揭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全貌和独特意义，也未能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界定这一群体的文化、文学活动，更未能展现他们文化、文学活动的内涵、特质和价值。
之所以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困难，在我看来，有着主观和客观、自身和时代的多种原因。
第一，这与开明派文人的气质和志趣有关。他们以普通人自居，以青年的朋友自任，从事的是普通人所做的也是面向普通人的文化启蒙工作。他们从不把自己当作思想家或社会导师，不求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也无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他们主要是实干家而不是文章家，追求稳健踏实的作风，强调实干而不愿声张，只求通过自己切切实实的努力，能为社会进步添砖加瓦，贡献一点自己的微薄力量。叶圣陶说过：“但是大哲以外还有所谓‘常人’。常人的生活方式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是不被收纳入人生哲学的，似乎他们的人生根本不成其为人生。假如有一类著作，并不夸大，指出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流衍久远的影响，把所谓大哲也者暂且搁在一边，只从民众方面着手，我想，可能比较有用处。……这对于现在人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寻求适合的途径，颇有用处。” 32他们自己所做的就是这种“常人”的工作，是一种“拾遗补阙”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较之于热衷开具救治社会病症的“大哲”，较之于动辄自我标榜、开宗立派的文坛先进，显然要低调谨敛得多，自然不可能引起社会的瞩目或成为社会的兴奋点。
第二，这与开明派的宗旨、性质有关。一方面，他们秉承“五四”启蒙主义的观念，坚持开明民主的立场，这种进步却并不激进的主张，在各种思潮、主义、学说层出不穷的20年代和越来越激进的30年代，显然并不处于思想界的前沿阵地，较之两个极端的红色和白色，也更多地呈中间状态的灰色，不可能引起瞩目。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民族危机深重的30 — 40年代，整个社会早已淹没在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巨大声浪中，启蒙的声音就显得过于微弱了。
另一方面，他们强调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主张一种开放的宽容的精神，充分尊重各人的“兴味”和“自由意志”。这种立场使开明派同人始终保持着和谐的气氛，但同时也造成开明派成员的思想倾向不求一致，行为风格也有明显差异。他们常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并在实际上形成一种呼应关系，但他们从不追求这种呼应关系以呼朋引类扩大声势，相反是更多地强调他们个人的独立见解。譬如读了朱自清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叶圣陶便写了《国故研究者》与之商榷；譬如胡愈之、周予同、叶圣陶就知识分子问题展开讨论的一组文字《学问易主论》《学问赎罪论》《学问无用论》，各自申说自己的观点，并不强求一致。
他们中，有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如匡互生，有的受佛教影响，如夏丏尊、丰子恺。他们中，有的以全副的热情献身理想，有的以调侃的冷眼打量世界。前者如匡互生。匡互生在从1925年到1933年病逝的八年间，为立达学园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号，忘我投入，殚精竭虑，劳形苦心，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体现了开明派的宗旨。后者如章克标。章克标曾经是立达学会的热心会员，他不仅曾在立达学园任教，而且在方光焘担任《一般》主编的时候协助方光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一般》发表了许多杂文，是当时有影响的杂文家。在杂文中他谈吃穿嫖赌、妓女乞丐，谈茶馆、香烟、老酒、女人，多从反面立论，对种种社会黑暗进行冷嘲热讽。但他缺乏社会责任感，对有价值与无价值的东西一律采取一种调侃的态度，显出为文的轻薄。时人称他的文章“句句刻毒，冷苦异常”，“是一种凝视人生的刻薄文章”。33比如在对青年的态度上，他不管在1927年之后大批青年学生遭国民党屠杀的现实，而将所有青年学生一棍子打死，称青年学生为向社会索取的“特殊阶级”，是超出“当官的”“军人”“工商”“财产家”的“当今顶出风头的人”。34当然，他的这种倾向与开明派同人始终热情扶持青年、做青年朋友的宗旨，与开明派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的，1935年以后也就从开明派中逐渐淡出了。尽管这只是开明派中极个别的特例，无法代表开明派的整体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但也说明了开明派的面目纯度不够，亮度不够，力度不够。
第三，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如果对现代文学史上流派的涌现做一个时间上的分析，可以发现20年代尤其是上半叶是流派生长的黄金年代。作为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人们头脑中的各种禁锢枷锁，激发起人的创造欲望和探索精神，造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为社团流派的涌现提供了合适的背景。正是这种大背景，才有了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组织我们社的办刊结社冲动，才有了像立达学会这样的产物。所以茅盾说，“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 35。但从20年代的下半叶起，确切地说是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起，随着一批激进作家和充满政治意味的文学主张的登台亮相，文坛出现了对话语权的争夺。为此，甚至像鲁迅这样的启蒙思想家都受到了非常狂暴的批判。这次革命文学论战为确立无产阶级对文艺界的领导权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那就是百家争鸣局面的逐渐丧失，缤纷的色彩逐渐被红白两色所替代。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社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文坛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对话语权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文坛的各种论战中政治始终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左联”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战固然如此，即使“左联”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的相对和缓的论战，政治也成为一个始终笼罩的巨大背影。在这种非此即彼、非红即白的线性思维模式下，文坛被迅速地划分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像叶圣陶这样政治色彩不很明显、“组织观念一向不是很强” 36的作家，就陷入了一种“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 37的难以言说的尴尬境地，以至于遭到革命作家的批判。1928年1月，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称叶圣陶“是中华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尽管叶圣陶给自己取了个并不存在的斋名“未厌斋”并把自己的一部小说集取名为《未厌集》以示对这种批评的不认可，但这种微弱的不满并不能改变革命作家对叶圣陶的政治定性。所以三年后，叶圣陶被“左联”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茅盾回忆说：“我刚参加‘左联’，就发现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心中纳闷。后来问冯雪峰，他说，因为多数人不赞成，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又说，圣陶我已经去做过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我表示不赞成这种‘关门’的做法。” 38
对这种时代氛围的变化，朱自清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把“五四”以后的十年变化概括为从自我解放到阶级斗争，或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前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前者“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而后者“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而“个人—自我—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39在这样的时代，他自然觉得“无话可说”，甚至非常感伤地称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因为“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40
面对这种氛围，要想保持话语权，就必须让自己政治化，否则，唯一的办法就是交出话语权，以沉默甚至失语来抵拒30年代文坛强烈的政治化倾向。41朱自清在进入30年代之后的文字就竭力避免“我”的出现，他在《欧游杂记》的《序》中明确表示：“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 42
这种新的时代氛围，从客观上彻底消除了他们确立流派的可能性，他们即使原来有结社或形成流派的企图，此时也必然打消了这种念头。其实，他们并不是一定要拒绝流派，他们几乎就有了一个流派所常有的外形，白马湖春晖中学时期的我们社和随后上海时期的立达学会，都具备了准流派的性质。如果3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能与20年代上半叶一样富于蓬勃的朝气和开放的精神，他们也许有一天会有意无意地确立一个流派的。当然，这只能是假设。
第四，这也与他们原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背景有关。他们的主要成员都曾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站在文学研究会的立场上，他们的许多文学活动和创作业绩，颇能体现文学研究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因而他们早期的许多活动，往往被习惯性地纳入对文学研究会的期待视野和言说框架之中。当他们作为一个个体或者作为文学研究会一分子而存在的时候，研究者对他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层出不穷的学术论著证实了这一点。而当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独特个性的流派自足体而存在的时候，学术界却显出了些许的迟钝木讷。
上述这些有关这个流派的自身特点和时代的原因，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作用于开明派，使开明派的流派特质处于一种分散的潜隐的状态，很难清晰地表现出来。这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为后人的认定带来了困难。而既定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惯性也使人们忽略他们足以与他人相区别的精神实质，常在这个流派的边上滑门而过。
4. 本研究的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文化、文学流派，数量众多，形态各异，活动范围有大小之分，影响时间有长短之别，但不论如何，它们都是“五四”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各自角度、各自层面上参与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这些文化、文学流派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评价，尤其注意发掘那些过去不大被注意的或相对隐性的文化、文学流派的历史作用，不仅意味着对新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种种丰富性、复杂性的关注和尊重，更体现着对这一历史进程理解把握的深入。
基于上述动机，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是，从文化、文学流派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范围界定和特征概括等方面入手，借助于大量原始文本和相关资料，在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多种方法的基础上，以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重的方法，通过对围绕在立达学会和开明书店周围的一批文化教育工作者和新文学作家的文化、文学活动的勾勒梳理，在历史的、逻辑的与审美的统一中，揭示他们作为一个文化、文学流派的现实存在，并通过对这个流派的观念和实践的细致梳理，通过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入发掘，来揭示他们为民族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所做的独特工作、独特贡献和呈现的独特价值，借此从一个侧面更深刻地了解“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和精神内蕴。
由此，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我们要描述开明派从酝酿、成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回答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因何种缘故而聚集，作为流派存在的大致时期和大致地域，文化、文学活动的基本领域和文化、文学实践的基本面貌，这个流派从酝酿到消亡的发展阶段，这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等等，我们还需要从内涵与外延上对这个流派做出概念的界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特征和时代任务，充分认识活动于其间的各种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联，在对当时历史语境的深度还原中，细致客观地描述这个流派的清晰面貌。上述这些，构成了我们研究开明派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者逻辑前提。
第二，我们要梳理开明派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思路。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学说、主义的广泛输入和亡国灭种的现实恐惧，从正反两方面推动着中国人探求民族复兴之路，于是，各种主义诸如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包括国粹主义等竞相登台，这些主义各有其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实际上揭示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揭示了各自对社会现状的认知、对时代任务的理解和奠基其上的对民族复兴道路的设计。在这种众声喧哗之中，也包括了开明派所信奉并坚守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思路。因此，我们需要在广阔的时代语境中，回答开明派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去选择他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思路的，这种立场和思路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其出发点与最终旨归是什么，对于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解决方案、解决路径，它与强调阶级对抗的时代潮流有着怎样的关系，等等。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而言，这是它作为一个文化流派的最核心的、构成其立身之本的元素。
第三，我们要挖掘、展现开明派奠基于这种文化立场、文化思路的文化观念。在新文化的开创时期，文化观念的清理、更新、再造任务是极其艰巨繁重的，一切无法适应现实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陈腐观念必须清除，一切来自于西方的观念能否适应中国的土壤、能否满足民族新文化的建设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筛选，而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这些工作都无法在从容的状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不过，正因为如此，新文化建设者们的工作才显出格外的意义。对于开明派而言，他们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若干理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具有怎样的内涵、特色和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一个文化流派研究的主体内容。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泛泛而谈，而是对围绕他们的教育观、语言观、政治观、文学观等文化理论中最突出、最有特色的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四，我们要梳理开明派奠基于其文化理念上的文化实践活动。开明派不是一个耽于理念世界的思想流派，而是一个一直强调并始终追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流派。在某种意义上，实践性，或者更清晰地说，坚定的实践偏好和超强的实践能力，构成了它们相异于众多流派的最显著特征。只有进入实践的空间，才能更真切地探究到其文化主张的肌理和质地；也只有充分地把握其实践活动，才能更完整地揭示开明派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开明派在文化实践方面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并且在实践的方向、理路和价值等方面形成了自己最显著的特征。这里，我们将围绕其办学、办刊、教材编写和出版等方面，着力探讨其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定位和价值追求。
第五，在一般的文化实践活动而外，我们要专门总结开明派的文学实践活动。在开明派成员的多重文化身份中，“新文学作家”是他们一个最显著的标识。他们都是与“五四”新文学共同成长的，其中不少人与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渊源深厚，许多人在20年代初就投入了新文学创作，并以极有特点的作品在新文坛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开明派的文学实践是多维展开的，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文学活动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本研究将围绕小品散文、儿童文学、科学小品等几个最具流派色彩的专题展开。
第六，我们要从人的自我精神发展和文化建构的角度对开明派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做进一步的规范，去探寻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文化元素，去提取他们的文化基因。他们的文化观念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源于家庭、学校、师友、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大而言之，有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激烈碰撞；小而言之，有着各自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其间，还有一个地方特有的水土风尚所起的潜移默化的熏染。因此，我们的论述，将根据他们的人生成长方式和成长道路，聚焦于对他们起关键作用的儒家文化、江南文化、佛家文化等几个方面。当然，我们不仅需要仔细剔剖他们身上这些文化元素各自的构成和表现，更需要考量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又是如何综合地作用于他们的。这种论述的目的，在于从人格理想、精神底蕴、文化基调等方面，进一步揭示这个流派的特征和价值。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化、文学呈复合状态的流派，但上述研究框架提示我们，本研究将主要在文化领域展开，而兼及文学领域。这样一种安排的设想是：相较于他们文学形象的较多社会认知，他们的文化形象，他们在文化工作方面的基本内涵、特质更多地处于混沌状态；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复合型的流派，完整性、丰富性显然是更重要的，在论述顺序上，具有逻辑的优先性。
1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 见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6月版。
3 按照历史地理的概念，广义的江南，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沿江南岸地区；狭义的江南则主要指长江下游沿江南岸地区，主要包括江苏南部从南京到苏州一带，兼及安徽的一部分、江西的一部分和浙江西部的一部分。
4 春秋时代扬州初属吴，后归越，此后的六朝、隋、唐、宋、明、清，扬州在历代文人心目中一直是江南风流胜地。
5 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82 — 83页。
6 叶圣陶：《略叙》，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7 叶圣陶：《〈进步青年〉发刊辞》，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8 朱自清：《教育的信仰》，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9 叶圣陶：《〈进步青年〉发刊辞》，第245页。
10 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多次使用这类语言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承诺。
11 互生、仲九：《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立达季刊》第1期，1925年6月。
12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碑辞》，《我与开明》，插页。
13 傅东华：《我们需要开明的书》，《申报》1936年8月1日。
14 朱自清有论文《文艺的真实性》，收入《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92 — 101页。
15 朱自清：《背影·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16 转引自叶至善：《非常难得的一本〈平屋杂文〉》，叶至善：《父亲的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17 叶圣陶：《谈丏翁的〈长闲〉》，《叶圣陶集》第6卷，第215页。
18 叶至善：《非常难得的一本〈平屋杂文〉》，第128页。
19 叶至善：《为了纪念——〈叶圣陶短篇小说集〉前言》，《父亲的希望》，第287页。
20 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 月版，第12页。
22 叶至善对笔者说：“他们并不是冲着‘开明派’而到一起来的，他们是自然而然聚集到一起来的，气味相投。他们不像过去的东林党，不像南社，有一个组织。”见笔者《叶至善先生访问记》（未刊稿）。
23 见朱惠民选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4 “十三家”分别为王世颖、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刘延陵、朱光潜、朱自清、李叔同、郑振铎、张孟闻、俞平伯、夏丏尊、徐蔚南。
25 刘增人：《商务·立达·开明——〈叶圣陶传〉选载》，《新文学史料》1994 年第3期。
26 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
27 张堂锜：《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氏著《从黄遵宪到白马湖——近现代文学散论》，正中书局1996年版，第176页。
28 姜建：《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9 王建华、王晓初主编：《“白马湖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30 陈星：《白马湖作家群》，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31 上述论文均见王建华、王晓初主编：《“白马湖文学”研究》。
32 叶圣陶：《江绍原君的工作》，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33 如真：《章克标印象记》，《读书顾问》季刊第2期，1934年7月。
34 章克标：《当今社会顶出风头的人》，氏著《风凉话》，开明书店1929年8月初版，第19页。
35 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87 — 88页。
36 叶至善1985年6月2日给商金林的信中语，转引自商金林：《“革命的普洛文学底友军和源泉”——叶圣陶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七年》，《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3期。
37 鲁迅：《330603致曹聚仁》，氏著《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38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39 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230页。
40 朱自清：《论无话可说》，《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160 — 162页。
41 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叶圣陶、朱自清等人都不再保持“灰色”的中间立场而明显地向“左”转。当然，这已是后话。
42 朱自清：《欧游杂记·序》，《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