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钻专家导读 所有的不平等，都是文明进步的代价
苑举正[1]
一、写作背景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初版于1755年，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哲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之作。本书是卢梭第二次参加第戎科学院的征文时所作的，这两次参赛虽属偶然，却让卢梭的才华为世人所知，然而与名声一起到来的还有争议。在卢梭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征文出版后，他便遭受了非常多的批判，这也直接激发了他的第二次参赛。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本书，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卢梭的整体思想以及两篇论文的时代背景。
二、卢梭对于“启蒙”的反对
卢梭生于1712年，死于1778年，他的一生皆在18世纪，那个以“启蒙”为名，被誉为“光的世纪”。18世纪是人类在拥有科学后，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肯定科学的时代。因此，“启蒙”的意思，指的就是在科学的影响下，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关键是，科学改变什么呢？答案是科学所带动的新思维，即一股全新的、理性的力量。这种因科学而引发的理性，让当时的许多人，尤其贵族与知识分子，他们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甚至认为科学代表着未来时代。
对于启蒙时代中社会所洋溢的理性、进步以及乐观的氛围，卢梭抱持完全不认同的态度。他认为人的德行是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对于卢梭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带来道德上的败坏。
卢梭的这种想法在启蒙时代，在那些自诩有才、有知识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眼中是极为特殊的。然而，对社会大众而言，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欣赏科学的进步，却先遭到科学所导致的压迫与剥削的人而言，卢梭是很受欢迎的。因此，卢梭的思想得以影响许多人，而他也成为最早对科学理性提出批判并进行反省的先知之一。
三、卢梭的德行观
卢梭的想法与他的成长背景相关。他自幼寄人篱下，是在困难中成长的孤儿。虽然卢梭受尽苦难，但他却是一位才华横溢，几乎什么都会的天才。在各项才华中，卢梭的文字能力是最了不起的。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却能用犀利的文字，将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感动无数读者的同时，更被誉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
卢梭的浪漫主义是复古的，因为他的浪漫主义完全不同于18世纪因自然规律被发现而彻底拥抱科学的理性主义。卢梭坚持人应当返回古代，重新拥抱古希腊城邦的美德，尤其是斯巴达城邦那种懂得热爱祖国，崇尚德行，不讲物质、奢华、虚荣、享受等无用价值的追求。带着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情绪，在很偶然的机会，卢梭得到借文字发挥这些情绪的机会。
四、“第一论”的问世
1749—1754年，卢梭完成了《论科学与艺术》以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两篇比赛论文。先是《论科学与艺术》，一经问世即获得专家一致好评，斩获头奖，也使得卢梭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后世的卢梭研究者也极为重视这两篇论文，并常常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检视，所以惯用“第一论”与“第二论”分别指代两篇论文。1749年7月，卢梭步行前往范锡恩堡，探视在那儿坐牢的“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百科全书》是启蒙时代的代表作品，狄德罗是编辑之一，卢梭在《百科全书》中负责“音乐”与“政治经济”两个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因为《百科全书》涉及以人之理性取代宗教神性的观念，所以狄德罗被捕了。
当时是个炎热的夏天，卢梭在树下乘凉，无意间看到自己所带的《法国信使》中有征文比赛，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重建是否有助于风俗的净化？”根据卢梭自己的说法，从那一刹那开始，原本以抄写乐章为生的他，强烈感觉到生平所遭受的一切悲惨与不公，不由得悲从中来，他愤慨地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视为人生苦果的根源。
这种情绪促使他当时文思泉涌，立即写出论文大纲，而他也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成为哲学家卢梭。卢梭表示，如果依照征文比赛的题目作答，那么只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帮助”。但是，这个题目却隐含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我们的道德习性，追求科学将会出现什么必然的影响？”
同时，卢梭也刻意忽略“重建”二字。原先题目设计的目的，在于歌颂法国国王在历经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重新提倡科学与艺术的丰功伟业。但是，卢梭不但无视国王的政绩，反而在“第一论”中，大肆赞扬希腊罗马时期的国王。不但如此，卢梭还将问题的焦点从追求科学知识的18世纪带回古典时代，重新开启有关“科学”与“德行”的争论。
卢梭对于“德行”的用法也很特别。卢梭所谓的德行，指的是公民的爱国心理完全融入祖国之中。简言之，个人德行只展现在与国家结合为一时，至于其他各种有关善恶的道德判断，不是这种德行定义的条件，而是它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在出版这两篇论文时卢梭都强调他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
卢梭以一个出人意料的否定命题：“科学与艺术无助于风俗的净化。”来回应这个征文题目。这个选择等同于否定整个启蒙时代。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选择却获得所有评审的一致青睐，他们将头奖颁发给了这位日内瓦人。
五、“第一论”与“第二论”的衔接
卢梭因为“第一论”反对科学启蒙的观点，引发了当时许多贵族及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且出身寒微的卢梭，面对如此庞大的批判声浪，并没有丝毫畏惧，依然将其出版。“第一论”出版所引起的讨论甚至比“第一论”本身更为精彩。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世的岳父——波兰逊王斯达尼斯拉斯一世。他指责卢梭弄错了对象，因为引起奢华与怠惰的原因是财富，而非科学。卢梭回击说科学与财富是共生的，其结果就是不平等。卢梭与王公贵族、知识分子的笔战，一直持续到第戎科学院提出“第二论”的征文题目。这个时候卢梭下定决心再次投稿参加比赛，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思想，即批判这个他认为完全迷恋科学的时代。“第二论”原先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卢梭针对这个题目作了两方面的修正。
首先，卢梭所论的“不平等”与原题目中的“不平等”不同，也与一般人所理解的“不平等”不同。对于卢梭而言，原题目所指的“不平等”只能算是“生理的不平等”，这是没有分析价值的，因为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卢梭认为，重点应该放在“人类统治关系上的不平等”，所以虽然卢梭把题目改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但他实际上论述的却是“人类统治关系的不平等”。
其次，对于卢梭来讲，原题目中所谓的“自然法”，根本“不自然”，而是因人而生的“道德法”，是用来规范人伦关系的。真正的“自然法”是规范所有生物的自然约束，人只是受约束对象中的某个部分。为求厘清问题，卢梭改用“基础”来说明，原题目中所隐含的“不平等是自然法所认可”的观念是错误的。
卢梭这两篇让贵族和知识分子“大吃一惊”的论文，却俘获了平民大众的心。他先以“批判社会”的方式，然后以“历史溯源”的方式，对人类自诩的文明成就提出最深刻的否定。这两篇论文之间的承接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这或许是因为卢梭过于超出自己所处时代来看待科学的发展，但这也正好说明卢梭的远见。
在“第一论”中，他不但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或重建无助于品行的净化，甚至认为现代人已经完全丧失古代那种择善固执的美德，取而代之的是虚荣、贪婪、物化、享受的风气，而科学的进步与艺术的精致加重了这种风气，让当时的法国人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卢梭并不反对科学的存在，他反对的是将科学视为全民教育的对象。他在“第一论”中，用希腊神话阐发他的理念。卢梭以普罗米修斯将火种给人类的寓言，说他反对全体人类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不约而同地学习科学，正如同这个预言所显示的那样，无论谁触摸火，都会灼烧到身体。卢梭指责的就是那些因为好奇，而不是因为才能，对科学知识着迷的人。
对于卢梭而言，科学不是不好，而是我们对科学有效性的认知过于薄弱，从而产生不实际的感觉，误认为每个人都有必要学习科学。事实上，科学只属于一小群大师级的人物，就像培根、牛顿、笛卡儿这种天才。其他没有这种才能的人，硬要学科学的结果只会导致社会德行的败坏，这个结果对卢梭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在“第一论”中，卢梭建立了一个“历史规则”：文明越发达，道德越败坏。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说明，德行的维持比文明(或知识)的发展重要。卢梭的主要目的，在于告诉世人，伴随启蒙时代而来的，是道德习性的败坏。由于促成启蒙思想的是科学的发扬，所以卢梭必须说明，为什么这个由科学所主导的启蒙思维，其实无助于德行的发扬，反而破坏了社会风气，造成普遍的堕落。
如果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只属于少数人，那么我们一般人应该期待什么呢？所有这些不能在文学与科学的道路上前进很远的人，他们早该在进入学术殿堂的入口处就遭到拒绝，转而投身到对社会有利的工艺中去。卢梭举例子说，某人穷其一生成为蹩脚诗人或次级几何学家，却忽略他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织布工人。
其次，卢梭必须解释为什么科学有害于德行的保持。究竟是原本善良人类的本质中即已包含“注定堕落”的因素，还是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污染了人类的心灵？对于这两个问题，卢梭在“第一论”中没有详细分析。在这个时候，虽然卢梭尚未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提出具体说明，但已经意识到不平等起源的问题。
六、“第二论”的问世
卢梭从天真善良、独立自主的原始人开始，分析他们德行败坏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人类必须面对社会的出现。对卢梭而言，社会代表一种负面的价值，因为许多原先不存在的欲望，都是有了社会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欲望也会因为每一个人的天生才能或后天机缘，分别有不相同的满足情形，而社会就是为了维持这些不平等而存在的。
“不平等”的问题，渐渐在卢梭心中浮现，并逐渐转变为政治社会发展问题的起源。当然，这个观点也说明，当卢梭看到第戎科学院针对不平等所出的题目时，他除了再一次感到震惊之外，也已经知道如何用这个题目，补足所有在“第一论”以及后续批判中所留下的问题。
为什么德行会败坏呢？为什么人会堕落呢？为什么人会用社会制度这样的枷锁将人限制在交相争利的情境之中呢？是什么因素使得原先不懂欺骗的人，成为渴望博得称赞的人呢？在这时候，卢梭已经将目光聚焦到“不平等”上，但他并没有尝试探索“不平等”的起源，只是把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归为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心的安排，1753年11月的《法国信使》又举办征文比赛，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早就对这一问题跃跃欲试的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道：“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2]。”为了撰写这篇论文，卢梭在巴黎郊区圣日耳曼森林中待了一周，找寻原始社会的影像。
七、自然状态
这个孤独存在的原始森林的影像，充斥于整篇论文。代表自然的森林，是自由与幸福的地方，是逃离社会与其他人的地方。对于卢梭而言，自然与城市是对立的。在自然中，存在着健康的身体和自由的心灵。在那儿，他能够听到自己内心最深层与最自然的响应；在那儿，他能够在原始的天真无邪中感受到内心的震动。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自然呢？因为卢梭认为，不平等显现出人性中的恶，并具体地展现在社会制度中，尤其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但是，现代社会的恶来自何处呢？卢梭认为，基督教的原罪并不足以作为一个答案，因为神不曾出现在接受这个解释的人类面前。但是野蛮人如果像卢梭所述，是孤独、自主而且善良的话，那么人后来的恶来自何处呢？
卢梭的答案是来自破坏制度的人。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真又无辜的人变成了破坏制度的人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拒绝神启论的卢梭必须重建人类过去的历史。他用假设推理的方法，以现存的事实为结果，回溯人类最原始的状态。
在重建过去人类原始状态的同时，卢梭充分强调这是假设，并非事实。因为他在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目的并不在于获得最原始人类的生活事实，而在于透过假设推理，说明人类为什么活在当代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对卢梭而言，懂得使用文字语言的人类，已经是脱离自然状态的人类，他的目的在于说明人在自然状态中的善良与纯真。
卢梭认为，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压制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善良与纯真的历史。即便如此，卢梭在“第一论”中仍强调，历史从不曾真正地消灭过我们的善。这个长年受到坏制度统治的善，一直退居在人类的内心深处，从来也不满意于污染它的人类之恶。人因自然而善良，却在历史演变下，完全消弭在恶中，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
恶的历史不断地在拒绝、覆盖甚至超越善，却不能改变与摧毁善。这是为什么呢？卢梭认为对历史的探讨，无助于理解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而应当回归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卢梭坦言，这是一个实用的考虑，因为自然状态是一个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许未来也永远不会存在的状态。
然而，为了对现状做出有效判断，拥有这个状态的正确概念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缘故，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卢梭认为若要作有关自然状态的探讨，就必须用理性来作判断。理性告诉我们，人类今天所处的状态，必然是从最原始的状态演变而来。卢梭称此状态为自然状态，但这并不是卢梭个人的想法，而是许多政治哲学家的认知，其中最著名的是霍布斯。
八、对霍布斯的批判
卢梭犀利地批判霍布斯用政治社会发展以后的思考方式来描述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就是一个人人相互攻击的战争状态。卢梭指出，如果人在一开始就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状态，那么他们早就灭绝于那可怕的状态，更不必说存活至今天了。
霍布斯说，因为人天生是恶的，所以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会争斗逐利，压制他人，哪怕短暂地团结，目的依然是为了获利，这就是战争状态。卢梭认为，如果真如霍布斯所描述的，那么战争状态应当就是所有未与现代文明接触的人的生活状态。这样，霍布斯根本就无法解释，在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各种与自然状态极为类似的“前社会”。
霍布斯宣称自己在描述野蛮人，然而实际上他描述的已经是启蒙后的文明人。那么，野蛮人没有道德吗？对于卢梭而言，野蛮人根本就不知道何为道德。因为无知，所以野蛮人不知道如何运用理性，所以也不知道如何滥用他的能力。在不知好坏的情况下，野蛮人的天真与善良，就是自然的。
因此，野蛮人不坏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好。野蛮人并不是因为启蒙的发展，也不是因为法律的限制，而是因为情感中的安宁，以及对于恶的无知，使他们不做坏事。卢梭认为，野蛮人在理性发展前只具有情感，其中包含的两项自然天性——自保与怜悯，使得自然状态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衡与稳定的状态之中。
为求自保，野蛮人必须以力相争维持生存所需，但也仅限于满足自保这个在竞争中的最低需求。因此，虽然在我们眼中，野蛮人的行为处处显得粗鲁，但他们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即使他们发生冲突，也会随着眼前争夺分出的胜负而结束，没有记恨与报复。
所有人，包括动物，天生即具备怜悯心。它使得人不会因为见到别人痛苦而感到快乐。这也使得处于弱势的人，不用担心强者的伤害与剥削，因为自然提供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条件，强者与弱者一样也活在自保与怜悯交杂的状态中。
所以，活在这个前社会状态中的野蛮人，处在好的状态中，因为他们是自足的。他们与外在环境维持了一个均衡，使得人与人之间享受了自由与平等。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在物质的、心理的以及人际的需求上，都能够独立地被满足。他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自然的不平等不带有任何侵占与剥削的动作。
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好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其中没有表里不一。如果他粗暴，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精致；如果他诚实，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欺骗。在这里，卢梭想要褒扬野蛮人，贬抑文明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野蛮人不但自由平等，还因为无知于好坏，而比文明人幸福。
九、人之自由意志
在有关人的天性中，卢梭提出一种“求好”的本能，这种本能会使人在自然环境中，追求比较好的生活空间。若是自然环境能够维持满足自保的条件，野蛮人是不会主动“求好”的。但是，无可避免的是，自然环境会改变。当人口增加了，物质缺乏了，气候不规律时，人会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而随之调整生存方式。
“求好”的本能是人所独有的，其他种类的动物只能受到本能的控制。比如食草的动物，它们没有办法吃肉；食肉的动物，宁可饿死，也没有办法吃草。卢梭认为，“求好”的本能，是在人心灵中的，是自由意志的展现。
这代表原先自给自足的条件会因为人的需要而改变，实际上这就是对自然的破坏，接踵而至的就是一系列复杂的生活状态，其中包含依赖、分工、比较、奖惩等。人类不断发展自由的结果是：类似于追求强过他人的，虚荣的“自尊”之情从野蛮人的原始性格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动力。
十、社会价值的出现
原先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具有价值意义的不平等，现在开始在竞争环境下快速成长。那些比较强壮、比较聪明、比较敏捷、比较美丽、比较大胆的人，就会注意到自身的才能，并会想尽办法让这些长处在竞争环境中发挥最大的价值。这是发生在野蛮人中的重大转变。
原先那种不具道德意义的不平等，变成有社会价值的不平等。人的行为与内心，也不再合二为一，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做出任何行动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想要行动，而是为了受到别人的肯定与赞扬。卢梭举例说明，人们原先习惯于聚集在茅屋前，或是大树边唱歌与跳舞，当作闲暇的消遣，但现在却变质了。
最先发生社会价值不平等的原因很自然。例如，休闲群聚中有男女青年，他们基于生理的因素想要配对，并相互追求，成功者获得愉悦；受心仪对象不待见的人，只有失望，甚至埋怨与哀叹。这时候，每个人开始看到别人的成果，也开始想要被他人看到自己的成果，以获得公开赞扬。唱得与跳得最好的人，就是最美、最强、最灵巧的人，也就变成最受瞩目的人。
这就是朝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朝向恶的第一步。从这最初的男女偏好，一方面发展出虚荣与蔑视，另一方面发展出羞耻与嫉妒。这些新的因素所发展出来的结果，对原先活在幸福与天真状态的野蛮人有致命的伤害，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
人堕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无须多久，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不但发生在外表与心智上，也发生在财富与权力上。总之，只要是能够赢得万众瞩目的品质与才能，都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对象。追求社会价值，成为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因为高贵与低贱的区别，完全来自社会价值的累积。
社会价值的累积，完全决定了人的价值，个人本身变成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在这一情况下，真实与表面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因为个人自身的感觉根本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外在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我们只能争取它，却无法真正拥有。因为判断社会价值的好坏，依据的都是外在的标准，是人的内心所无法置喙的。
因为在乎有没有社会价值，所以人在争取的过程中会使出各种伎俩，发展出惊人的吹嘘本领、迷惑人的计谋，并由此产生所有附带的恶行。慢慢地，原先在自然状态中，那并不真正带来悲惨与不幸的心智与生理的不平等，逐渐转换成社会价值累积的结果。社会价值的代表就是财产，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逐渐扩大，形成阶级、主仆，最终导向政治剥削。
财产的累积，最初导致富人与穷人之间阶级的不平等，然后是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不平等，最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然而，无论是哪种不平等，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结果都一样。就是利用天生的不平等，博得自身最大的利益，并造成他人的损失。这不是单纯的压制，而是集体的堕落。
后天的、人为的不平等，不但促使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攫取最大的利益，也会深深地改变原先善良且天真的我们，使得占优势者与居弱势者一起堕落。因为富人的霸占，导致弱势的穷人必须抢劫，从而衍生出各种无节制的行为，并展现出人的吝啬、野心与恶毒，最终使自然怜悯心偕同那微弱的正义之声一起消失。
无论是优势的获利者，还是弱势的抢劫者，在“先占为主”的权利与“强者为主”的权力之间，不停地发生争端。结果非常惨烈，只要看到对方还不是处在最悲惨的环境之中，另一方就必须用尽心机，迫使其走投无路。可以想象的是，争端的结果就是无止境的战争与谋杀。卢梭认为，这时候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出现了。
卢梭在论及战争状态时表现出他对于当代社会最严厉的批判：契约论。穷人应当注意富人为什么会与自己订立契约。当人人赞扬现代法治社会之稳定奠基于契约理论时，卢梭却认为契约是富人对穷人“不安好心”的建议。因为富人发现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战争，不但持续发生，而且几乎耗尽他累积的财富，也让他处在永远的不安之中。
为数众多的穷人虽然更惨，但还是选择处处与富人拼命，彼此相互威胁，这对于富人而言，终非长久之计。因此，富人在面对无止境战争的逼迫下，最后在脑中浮现出人类从来不曾想过的最周详的计划：与穷人订立契约关系。富人对穷人说，与其让我们自己用武力攻击自己，不如让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一起维持在一个永久的契约中，聚集成一个最高的权力组织。这个权力组织会订立明智的法律，并且依照这个法律，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治理、保护所有组织成员，并且防御所有外来攻击，驱逐敌人。
这就是现代国家的起源，也是霍布斯认为终结战争状态的办法，通过契约制定法律。然而，卢梭对此不但不认可，甚至认为这个契约的订立，会破坏原先自然权利所赋予人们的公平与和谐。现在这个建立国家的契约，使社会永久地由自然状态转换为公民社会，这个转换反而让穷人变成富人利益的保卫者。
卢梭认为在这个契约中，天真的穷人以为终于受到公平的待遇了，殊不知法治社会的起源，永不回头地破坏了自然的自由，将财产的不平等固定成为法律。现在，为了少数人的野心，将多数人置于工作、奴役与悲惨的境地之中，原先非常精致的掠夺，变成无可挽回的“权利”。问题是，这不是“自然权利”，而是“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存在于公民社会中，不但用来约制公民个人，其实也还隐而不彰地合法化那原来因霸占而出现的不平等。合法化来自一种使人与人对立的制度，它不但不鼓励发展人与生具备的怜悯性情，反而加以压制，将个人权利的基础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制度之上。
十一、不平等的三个阶段
如果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变动中跟随不平等的发展，我们将会发现，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建立是第一阶段；执政制度的建立是第二阶段；然后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是将合法权力变成专断权力。相对而言，第一阶段允许贫富状态的出现；第二阶段允许强弱状态的出现；第三阶段允许主仆状态的出现，这也是不平等的最后阶段。
卢梭的两篇论文反映出一种历史悲观论。人脱离了自然状态，并成为政治社会动物的过程，不但是人的宿命，也是人无法挽回的事实，这个历史悲观论与当时追求启蒙的乐观主义完全相反。
卢梭所关心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理想要实现，也有现实要面对。目前，人无法处在幸福的状态之中，因为他应当享有的一切，都已经被摧毁，不复存在了。卢梭要做的，是向众人提出警语，告诉他们，目前的状态是人为的，所以是不平等的。
[1]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译有卢梭《德行堕落与不平等的起源》，联经出版社，2015年。
[2] 引自《忏悔录》，范希衡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