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笔呼号：“民国才女”石评梅的创作生成

石评梅（1902—1928）是学界公认的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山西平定人，原名石汝壁，因喜爱梅花自号“评梅”。石评梅的一生是短暂的，仅活了二十六岁，但作为北京女高师作家群中的一分子，作为与早期革命者高君宇共同以笔呼号、建立了深厚情感的新文化运动战士，那些蕴含着她激情和思想的文字却使她永存，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放在晋域文学的视域内，无疑，她的文学创作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先声，也是晋域文学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种现代性表征。何以这样说呢？根源在于她是作为20世纪初从山西走出的新女性作家。

爱好文学的石评梅在家乡平定就已经有“才女”之称了。1902年9月20日，石评梅出生在素有“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衡繁第一州”之称的山西省平定县。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评梅小学时放学回来，“父亲仍要教她念‘四书’、《诗经》等，所以她的国学根底，比一般同学好”。31在童年旧友的眼中，年幼的评梅“罩着件红色的斗篷，戴着一个很大的绿丝线绣的荷包”，“里面装的不是针线纸张，全是香墨毛笔，她说她会念书，会写字”。她总是边浇花边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现在我接替了父亲的劳作，继承家训。”32故乡平定不仅滋养了石评梅的诗书气韵，还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挚爱之情。虽然赴京求学的石评梅在北京度过了生命中余下的六年时光，但是她的笔下时常流露出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的眷恋。她文字中古雅、清丽的气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故乡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情怀，像娘子关“裂帛溅珠”般的飞瀑，“水乳滴沥”“怪石狰狞”的冠山，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和清代学者张佩芳都曾流连忘返的“冠山书院”，“窑洞六十五眼，起脊房一百二十间”的石家大院，以及那座玲珑剔透的“石家花园”，都留下了石评梅成长的足迹，诚如她自己所说：“山中古庙钟音，松林残月，涧石泉声，处处都令人神思飞越而超脱，轻飘飘灵魂感到了自由；不像城市生活处处是虚伪，处处是桎梏，灵魂踞伏于黑暗的囚狱不能解脱。”33

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则是石评梅短暂的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北女高师对于石评梅的成长也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庐隐小说《象牙戒指》中对女高师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广场的对面就是一间雄伟庄严的大礼堂，四面都装着玻璃窗，由窗子外可以看见里面一排排的椅子和庄严的讲台。再看四面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哲士的肖像，正中那面悬着一块白底金字的大匾额，写的是：‘忠信笃敬’四个隶字，这是本校的校训。”34女高师的红楼与石评梅的故乡石家大院“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的古典民居建筑俨然不同，两个空间所传达出的“新”与“旧”的碰撞，无疑在石评梅的心中造成过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旧冲突中，从山城平定走来的“才女”成为了后来名动京华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乍一看石评梅文集，文字意象上似更多流露出传统的因素，很难看到像同时代的男性作家那样，对“自我”极度张扬的狂飙：“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便是我了！”35也不同于婉约一派女作家现代意味浓郁的“爱的哲思”：“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36她的作品在意境和语言风格上更多沿袭着古典诗词的旧调，特别是哀情的意味，如“一切轻笼着白纱，浅浅的雪遮着一堆一堆凸起的孤坟，遮着多少当年红颜皎美的少女，和英姿豪爽的英雄”37，“一轮皓月，照着梨花树叶”38，“曲水漂落花，悠悠地去了”39。但是，她真的只是旧时的闺阁才女，没沾染上一丝新女性的气息吗？其实不然。从石评梅的经历看，“五四”运动时期，她在山西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就已经积极投身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石评梅与一些进步学生“五四”期间常出校外活动，在校内也写些文章，贴在走廊上。1920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后，思想上也和时代更加贴合。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反传统、“人”的觉醒和“女性解放”等新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她发表在各大杂志的作品中。如1922年创作的剧本《这是谁的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剧”，剧中探讨了包办婚姻对青年男女的毒害，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她在创办的《妇女周刊》的发刊词上，更加鲜明地表达了愿为女界消沉负起责任的决心：“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40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她也在散文《血尸》中沉痛又不无希望地写道：“你放心的归去吧！我们将踏上你的尸身，执着你赠给我们的火把，去完成你的志愿，洗涤你的怨恨，创造未来的光明！”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蜕变的时代总是痛苦的，诞生于这蜕变阶段的中国人，生来也要比以前以后时代的人多受痛苦。”41在这蜕变的时代，新旧冲突体现在石评梅的作品中，一面是不断燃烧的“力”与“热”，一面是数不尽的“愁”与“泪”，前行与低回并存可以说贯穿了石评梅一生短暂的创作生涯。

尽管如此，作为从晋域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女性，石评梅当之无愧地代表着现代以来这一方土地最早的女性文学写作，并冲在中国“五四”时代女性解放思潮的最前沿。概而言之，所据如下：一是她作为现代初期从山西走出的新女性，处于北京“五四”新思潮潮头，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她先是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1920—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在毕业后任北师大附中女生部主任兼体育教师，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她结识了冯沅君、苏雪林、庐隐、陆晶清等新女性，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发出时代之音；二是她参与编辑了《妇女周刊》《蔷薇周刊》，并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等现代报刊上刊文，成为新思想的传播者；三是其作品显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表达了新女性对爱情、真理、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四是她许多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来自故乡生活或山西军人的故事。纵观石评梅的创作，涉猎广泛，包括了诗歌、散文、游记、小说、戏剧文本、评论等，以新诗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而一般认为其成就尤在散文。小说创作则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在她去世后，其作品由庐隐、陆晶清等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今《石评梅精品文集》选编了石评梅作品的大部分，基本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对于“五四”青年们思想上的冲击可以说是空前的。无论是时代最强音“人”的觉醒，还是以白话代文言的“文学革命”，都对新一代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由现代女子高等教育兴起诞生的女高师，地处代表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半开放的校园又让女学生们不但有机会接受新旧兼顾的教育，更能身临文化风潮的第一现场，这些都对“女高师作家群”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林语堂所言，作家“他是一个人，他的个人情感、爱和恨、想法和偏见从笔端流露出来。归根到底，文学的力量只是一群对生活和时代做出反应的个体精神的力量和生命力”42。因此，“女高师作家群”在创作上都普遍反映了时代，但也存在着个体的差异。相较于庐隐的“悲哀”，冯沅君“爱情的大胆”，抑或是苏雪林“托育在母爱”或“沉醉在自然”里43，石评梅在精神上无疑是“五四”的，然而对“传统的因袭”也成为她终其一生都无法卸下的重担。“新”与“旧”的冲突体现在她的创作中往往是“力”与“热”的燃烧和“血”与“泪”的流淌。除此之外，相较于毕业之后就风流云散的同学们，石评梅短暂的一生都坚守在北京，因此，无论是“三一八”惨案，还是李大钊遇害等历史事件都能在她的笔下找到浸满血泪的忧愤之词。可以这样说，石评梅一生的创作轨迹正可作为“五四”近十年来浪潮起落的注脚。

虽然石评梅的创作生涯只有短短七年，但是在这七年中她完成了从一名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转变。在她饱含深情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表现新旧时代夹缝之中“情”“智”冲突的文字。“女性意识的觉醒”让“五四”一代的女作家勇敢地反抗“旧礼教”“旧道德”，追求爱情的平等与自由。然而，黑暗的现实与沉重的历史却并没有给予她们足够的空间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因此，她们总是在坚持“爱情神圣”与维护传统道德观念之间游移不定，在进退两难的延宕中，“游戏人间”又成了不少新女性的无奈之选。石评梅的女性言说就恰恰同时具有“情”“智”冲突与“游戏人间”的双重性。与此同时，她的矛盾、痛苦与无法排解的愁绪都被她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了笔端，永远封存在了现代初期女性文学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