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留里克帝国
1 欧亚大陆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柏林，1927年
——《熔炉报》摘录，莫斯科，1922年
1921年，欧亚和欧亚主义这两个概念成为政治和科学词语。俄国一群流亡在外的青年研究者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东方出口》。作者中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他们都是革命和内战、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亲历者，这些事件令人想起俄国17世纪所经历的“动乱时代”。“俄国满目疮痍。强壮的身躯四分五裂。灵魂动荡不安，受到毒害和冲击……”[9]所以，重获希望才最重要。欧亚主义者新瓶装旧酒，建议重提那个著名的理论，为俄国寻求一条特殊的道路，以履行其使命。俄国横跨欧亚两洲，只是它既无法认同欧洲，又无法认同亚洲，却又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在《东方出口》的作者看来，俄国乃是第三极，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毋庸置疑，这些论点和“第三罗马”的说辞很像。此外，在欧亚主义宣言出版的那一年，宣扬无须和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理论家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出现在了第三国际，有可能是想实现第三罗马这一俄国理念。
欧亚主义者和其先驱一样，也在鼓吹反对西方和“拉丁文明”，坚持认为俄国必须在两个大洲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只是，这条道路并不会从正中央穿过。事实上，欧亚主义者很明显是倾向于东方的。他们那本文集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十月革命让他们觉得，俄国选择西方道路已经失败，现在有迹象表明必须转向东方。首都从转向西方的圣彼得堡重新回到莫斯科，这一做法似乎表明该国的欧亚主义本质已为人洞察。1920年，由共产国际组织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宣布要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再次表明了欧亚主义特质。莫斯科的代表说：“尽管强敌环伺，苏维埃俄国却仍然能为俄国工农厉兵秣马，但这么做同样也是为了印度人、波斯人、阿纳托利亚人，引领他们同仇敌忾，共同迈向胜利。”[10]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千年以来，欧亚民众始终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不定，所以革命才会造成灾难。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断言：“整个欧亚史就是进行种种尝试来创建统一的欧亚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四面八方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斯基泰人、匈人、哈扎尔人、突厥—蒙古人、斯拉夫—俄罗斯人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在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中，胜利终将回到斯拉夫—俄罗斯人的手中。”[11]
从传统上来看，俄国历史学家按照某某王公或沙皇的统治期，以及首都在哪座城市（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标准，将过去划分成了不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划分，以阶级观念为基础。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则认为“欧亚”编年史需以俄国历史上大草原和森林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划分。维尔纳茨基从这一历史进程的源起处看到了种种想要统一大草原和森林的尝试，他赋予了大草原和森林这两个概念以价值，但不是地理学或植物学上的价值，而是纯粹的文化价值。这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南方和东方为求平衡而向北方/东北方移动的过程。统合森林和大草原才是最终目标，换言之，俄国的扩张将直达欧亚的自然极限。
在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所描述的欧亚空间内的历史进程之中，有一点需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统一的欧亚国”这一概念。统一方能确保强大，在欧亚主义历史学家眼中乃是绝对条件，是必须达成的伟大目标。
面对后革命时期这一条俄国历史上新的道路，欧亚主义者又重新回到了俄国永恒的传统问题上：是东方还是西方？是专制还是民主？当然，转向东方，未来肯定会一片光明，但也许涅槃重生的俄国还有新的模式可以选择。
19世纪末的哲学家、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强烈支持东正教和天主教走到一起，他眼见时下对“东方”的痴迷，便质问俄国：“你想成为哪个东方？是薛西斯的东方还是基督的东方？”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欧亚主义者的回答是：俄国的上方弥漫着“统一欧亚的成吉思汗的阴影”。欧亚主义者摒弃传统的拜占庭模式，而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蒙古帝国为榜样，这是异教的专制帝国，所有臣民均需服从国家利益。
俄国历史上的欧亚观因危机而诞生。每一次，俄国失去了西方的领土，就希望转向东方来恢复健康，集中力量来恢复以前的疆域。这是一片被自然边界划定的疆域，东方是太平洋，南方是荒漠，西方则是波罗的海。